我那时正在想别的事……您大概会觉得奇怪……那时候我正要和妻子离婚……

突然有人来了，发了通知书，还说，车子已经在下面等着了。就像是特别的“沃伦诺克”，就像一九三七年……夜里把人带走。从床上，从暖和的被窝里。后来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因为妻子们不开门或者就扯谎，说丈夫们在出差，在度假，在乡下父母家。他们想发通知书，但她们不接。于是他们开始在班上，在街上，午饭时间在工厂的食堂抓人。就像一九三七年……

当时，妻子背叛了我，别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坐进“沃伦诺克”……带我的两个人身穿便装，但一副军人做派，他们走在旁边，显然是怕我逃跑。我坐进汽车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美国登月宇航员，其中一个后来当了神甫，另一个似乎发了疯？我看过报道，说他们似乎在哪里看到了城市的残骸，某种人类的痕迹。我的记忆中掠过报纸上的片段：我们的核电站绝对安全，可以建在红场上，建在克里姆林宫旁边，比茶炊还安全。它们就像繁星，我们用它们“点亮”整个地球。可是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这个……我好几次想自杀，吞下药片不想醒来。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这么跟您说吧……对作家而言，那里没什么英雄事迹可写。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现在又不是在打仗，为什么别人跟我老婆睡觉的时候，我就得去冒险？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坦白地说，我在那里没见过英雄。我见过不要命的疯子，但那全是争强好胜，一点儿用也没有。我也得到了奖状和感谢信……但这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无所谓！这甚至是一条出路。还会得到厚葬……国家出钱……

在那里就像置身奇幻世界，是世界末日和石器时代的结合。我的内心赤裸裸的，对一切都十分敏感……我们搭帐篷住在距反应堆二十公里的树林里，就像在打游击。这群“游击队员”是一些临时召集起来参加军训的人，年龄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岁，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我，我是一个历史教师。没发冲锋枪，却给我们发了铁锹。我们要掩埋垃圾场和菜园子。村里的女人盯着我们看，在胸前划十字。烈日灼人，我们却戴着手套、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活像外星人……我们像魔鬼一样来到他们的菜园子里。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挖掉他们的田垄，拔掉他们的大蒜和卷心菜。那些不就是大蒜和卷心菜吗？婆娘们一边画十字，一边大声问：“兵娃子，怎么回事啊，世界末日了吗？”

农舍里炉火正旺，炖着肥猪膘。你用辐射测量仪一量：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堆。“请坐吧，孩子们，坐到桌前来吧，”他们招呼我们，我们只能谢绝。他们又说：“我们还有二两酒的，请坐吧，说说话。”说什么呢？消防员在反应堆踩着软化了的燃料，它们在发光，可他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又上哪里去知道？

我们是以班为单位走过去的，一个班只有一台辐射剂量检测仪。但是不同的位置辐射强度不同：我们中有人在两伦琴的地方工作，另一些人在十伦琴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像囚徒一样没有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害怕，很疑惑。但我不害怕，我只是冷眼旁观……

专家小组坐直升飞机来了。他们穿着特制的橡胶服装，高筒靴，戴着防护眼镜，像宇航员……一位农妇走到一个人跟前：“你是谁？”“我是专家。”“呵呵，你是专家啊！看看你包成什么样了，还戴着面具。可我们呢？”她举着棍子追他。我脑海里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学者都会被一网打尽，就像中世纪巫医被人抓去溺死一样，要不就是架在火堆上烧死。

我见过一个人，人们当着他的面埋了他的房子……（站起身，走向窗口）只剩下一个土堆……露着大椽子。我们填了井，毁掉了园子……（沉默）我们掩埋了土地……把它切成碎块，裹在大塑料布里……我跟您说过的，什么英雄事迹也没有……

我们晚上很晚才回来，因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也没有休息日，休息只能在半夜。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装甲车里，看到有个人走在空落落的村子里，开近了一看，原来是个肩上扛着地毯的年轻人，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日古利”轿车……我们停了车。他的后备厢里塞满电视机和揪下来的电话。装甲车掉过头一撞，“日古利”就像罐头瓶一样被挤扁了。所有人都没说话……

我们埋葬了树林……把树干锯成一米半长短的木桩，用塑料薄膜包上，抛入掩埋坑。晚上我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扭动、翻滚……像是一种动物……在地球的生物圈中，有甲虫、蜘蛛、蚯蚓……我一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就知道是甲虫、蜘蛛、蚯蚓。它们有大有小，有黄有黑，颜色各异。我读过一位诗人的诗，说动物是另一种人类。我杀了它们，有数十，数百，数千只，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我毁掉了它们的家园，它们的秘密。我们埋呀，埋呀……

我喜欢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则关于拉撒路的寓言。他望了一眼不该看的魔鬼，结果他就成了一个陌生人，他再也不能成为人群中的自己人了，虽然是基督让他复活的……

也许，这就足够了？我知道，你们没有去过，所以总是好奇。有一种切尔诺贝利在明斯克，另一种在隔离区，第三种则在欧洲的某个地方。隔离区内的漠然令人震惊，人们就是那样谈论着灾难。我们在一片死寂的村里遇见一个鳏居的老头。我问他：“你不害怕吗？”他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人不能总沉浸在恐惧中，不能这样，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普通人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男人喝伏特加、打牌、追女人，很多人谈着钱。但是人们不是为了钱而在那里工作，很少有人是为了钱。工作只是工作而已。让他们去工作，他们就去工作，问也不问。他们会幻想着升职，会干点儿偷奸耍滑、顺手牵羊的事，希望得到承诺中的优惠：不用排队就能得到住房，搬出简易房，安顿孩子上幼儿园，买汽车。我们中有个人胆怯了，害怕走出帐篷，还穿着自己缝制的橡胶衣睡觉。胆小鬼！他被开除出党时喊道：“我要活命！”什么人都有……我在那里还见过一些自愿来的女人。但她们遭到了拒绝，他们对她们解释说，这里需要的是司机、钳工、消防员，可她们还是来了。什么人都有……有成千的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分队和用特殊的“沃伦诺克”送来整晚看守预备役的人。人们为灾区捐助物资，汇款给受难者基金会，数百人无偿捐献血液和骨髓……但在那个时候，什么都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奖状、假条……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辐射检测专家分队送来一箱伏特加，希望不要把他的村子写进疏散名单里；另一位也送来了一箱伏特加，想让他的农庄迁走，因为有人已经承诺给他一套明斯克的三居室住房。没有人相信辐射测量结果。这是司空见惯的俄罗斯式的混乱。我们就这样生活……某件物品被注销了，实则是被卖掉了……一方面，这些事情很让人厌恶；另一方面……他妈的，你们都去死吧！

上面派来了大学生，让他们拔田里的野滨藜，割麦秸。其中有几对小两口，年纪轻得很，他们走路还牵手呢。这可不应该让我们看见。这些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壮美！正是因为它漂亮，这就更可怕了。他们应该马上从这儿离开，像凶手那样逃跑，像罪犯那样逃跑。

每天我们会收到报纸。我只看标题：“切尔诺贝利——建功之地”，“反应堆被战胜了”，“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有副政委，他组织了政治学习。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会取得胜利。战胜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对我们而言，胜利不是事件，而是过程。生活就是斗争。这就是我们酷爱洪水、火灾、地震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用武之地，以便“表现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以便对着旗帜宣誓。副政委读了报纸上“关于高度的觉悟和精准的组织性”的简讯，上面说灾难仅四天后，红旗就已经飘扬在四号反应堆的上空了。但反应堆一直在燃烧，几个月后高强度辐射便吞噬了红旗。之后旗帜重新竖起，再后来又是新的……他们把旧旗子撕碎了留作纪念，塞进呢子大衣里贴着心脏的地方，然后送回家……骄傲地拿给孩子看……再把它埋起来……英雄主义的疯狂！可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想象着士兵登上反应堆的屋顶……那些抱定必死信念的人。可是他们心中充满了情感……第一是责任感，第二是爱国之情。试问，这是“苏联教”吗？那时候如果交到我手里一面旗帜，我也会爬上去。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当然，这也不是我当时不怕死的唯一原因……老婆甚至没给我寄过信。半年没有一封信……（他停下了）

您想听个笑话吗？有个犯人越狱了，藏在距离反应堆三十公里的区域内。他被抓住了，带到辐射检测员那里。检测仪的指示灯爆闪，结果他既不能回监牢，也不能去医院，更不能见人了。（笑）我们那里喜欢幽默，黑色幽默。

我到那里的时候，小鸟还在窝里，离开的时候，苹果已经落在雪地里。我们来不及掩埋一切……我们以土埋土，里面还带着甲虫、蜘蛛、蠕虫……带着这些“另一种人类”，还有它们的世界。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个……它们那里的世界……

我跟您什么也没讲……都是些片段……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还写过一个故事：耶路撒冷有个人，从关押基督的那间房子经过时，看见了一切，也听到一切，可是那时他牙疼。他眼看着基督背十字架的时候跌倒并大声喊叫，他看到了这一切，可是他牙疼，他没有跑到街上去。两天后他的牙不疼了，有人告诉他基督复活了，他就想：“要知道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我牙疼来着。”

难道事情历来如此？人总是配不上大事件，它从不使人胜任。我父亲在1942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直到数十年之后，他才从书里、从电影中理解他所参与的事。而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射击。爆炸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卫生员们把半死的人拖出来。”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

就是那时候，妻子抛弃了我。

——阿尔卡季·菲林，淸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