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看到耶稣倒下就牙疼的证人

我那时正在想别的事……您大概会觉得奇怪……那时候我正要和妻子离婚……

突然有人来了,发了通知书,还说,车子已经在下面等着了。就像是特别的“沃伦诺克”,就像一九三七年……夜里把人带走。从床上,从暖和的被窝里。后来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因为妻子们不开门或者就扯谎,说丈夫们在出差,在度假,在乡下父母家。他们想发通知书,但她们不接。于是他们开始在班上,在街上,午饭时间在工厂的食堂抓人。就像一九三七年……

当时,妻子背叛了我,别的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坐进“沃伦诺克”……带我的两个人身穿便装,但一副军人做派,他们走在旁边,显然是怕我逃跑。我坐进汽车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美国登月宇航员,其中一个后来当了神甫,另一个似乎发了疯?我看过报道,说他们似乎在哪里看到了城市的残骸,某种人类的痕迹。我的记忆中掠过报纸上的片段:我们的核电站绝对安全,可以建在红场上,建在克里姆林宫旁边,比茶炊还安全。它们就像繁星,我们用它们“点亮”整个地球。可是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这个……我好几次想自杀,吞下药片不想醒来。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幼儿园,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这么跟您说吧……对作家而言,那里没什么英雄事迹可写。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现在又不是在打仗,为什么别人跟我老婆睡觉的时候,我就得去冒险?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坦白地说,我在那里没见过英雄。我见过不要命的疯子,但那全是争强好胜,一点儿用也没有。我也得到了奖状和感谢信……但这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无所谓!这甚至是一条出路。还会得到厚葬……国家出钱……

在那里就像置身奇幻世界,是世界末日和石器时代的结合。我的内心赤裸裸的,对一切都十分敏感……我们搭帐篷住在距反应堆二十公里的树林里,就像在打游击。这群“游击队员”是一些临时召集起来参加军训的人,年龄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岁,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我,我是一个历史教师。没发冲锋枪,却给我们发了铁锹。我们要掩埋垃圾场和菜园子。村里的女人盯着我们看,在胸前划十字。烈日灼人,我们却戴着手套、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活像外星人……我们像魔鬼一样来到他们的菜园子里。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挖掉他们的田垄,拔掉他们的大蒜和卷心菜。那些不就是大蒜和卷心菜吗?婆娘们一边画十字,一边大声问:“兵娃子,怎么回事啊,世界末日了吗?”

农舍里炉火正旺,炖着肥猪膘。你用辐射测量仪一量: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堆。“请坐吧,孩子们,坐到桌前来吧,”他们招呼我们,我们只能谢绝。他们又说:“我们还有二两酒的,请坐吧,说说话。”说什么呢?消防员在反应堆踩着软化了的燃料,它们在发光,可他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又上哪里去知道?

我们是以班为单位走过去的,一个班只有一台辐射剂量检测仪。但是不同的位置辐射强度不同:我们中有人在两伦琴的地方工作,另一些人在十伦琴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像囚徒一样没有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害怕,很疑惑。但我不害怕,我只是冷眼旁观……

专家小组坐直升飞机来了。他们穿着特制的橡胶服装,高筒靴,戴着防护眼镜,像宇航员……一位农妇走到一个人跟前:“你是谁?”“我是专家。”“呵呵,你是专家啊!看看你包成什么样了,还戴着面具。可我们呢?”她举着棍子追他。我脑海里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学者都会被一网打尽,就像中世纪巫医被人抓去溺死一样,要不就是架在火堆上烧死。

我见过一个人,人们当着他的面埋了他的房子……(站起身,走向窗口)只剩下一个土堆……露着大椽子。我们填了井,毁掉了园子……(沉默)我们掩埋了土地……把它切成碎块,裹在大塑料布里……我跟您说过的,什么英雄事迹也没有……

我们晚上很晚才回来,因为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也没有休息日,休息只能在半夜。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装甲车里,看到有个人走在空落落的村子里,开近了一看,原来是个肩上扛着地毯的年轻人,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日古利”轿车……我们停了车。他的后备厢里塞满电视机和揪下来的电话。装甲车掉过头一撞,“日古利”就像罐头瓶一样被挤扁了。所有人都没说话……

我们埋葬了树林……把树干锯成一米半长短的木桩,用塑料薄膜包上,抛入掩埋坑。晚上我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扭动、翻滚……像是一种动物……在地球的生物圈中,有甲虫、蜘蛛、蚯蚓……我一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就知道是甲虫、蜘蛛、蚯蚓。它们有大有小,有黄有黑,颜色各异。我读过一位诗人的诗,说动物是另一种人类。我杀了它们,有数十,数百,数千只,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我毁掉了它们的家园,它们的秘密。我们埋呀,埋呀……

我喜欢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则关于拉撒路的寓言。他望了一眼不该看的魔鬼,结果他就成了一个陌生人,他再也不能成为人群中的自己人了,虽然是基督让他复活的……

也许,这就足够了?我知道,你们没有去过,所以总是好奇。有一种切尔诺贝利在明斯克,另一种在隔离区,第三种则在欧洲的某个地方。隔离区内的漠然令人震惊,人们就是那样谈论着灾难。我们在一片死寂的村里遇见一个鳏居的老头。我问他:“你不害怕吗?”他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人不能总沉浸在恐惧中,不能这样,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普通人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男人喝伏特加、打牌、追女人,很多人谈着钱。但是人们不是为了钱而在那里工作,很少有人是为了钱。工作只是工作而已。让他们去工作,他们就去工作,问也不问。他们会幻想着升职,会干点儿偷奸耍滑、顺手牵羊的事,希望得到承诺中的优惠:不用排队就能得到住房,搬出简易房,安顿孩子上幼儿园,买汽车。我们中有个人胆怯了,害怕走出帐篷,还穿着自己缝制的橡胶衣睡觉。胆小鬼!他被开除出党时喊道:“我要活命!”什么人都有……我在那里还见过一些自愿来的女人。但她们遭到了拒绝,他们对她们解释说,这里需要的是司机、钳工、消防员,可她们还是来了。什么人都有……有成千的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分队和用特殊的“沃伦诺克”送来整晚看守预备役的人。人们为灾区捐助物资,汇款给受难者基金会,数百人无偿捐献血液和骨髓……但在那个时候,什么都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奖状、假条……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辐射检测专家分队送来一箱伏特加,希望不要把他的村子写进疏散名单里;另一位也送来了一箱伏特加,想让他的农庄迁走,因为有人已经承诺给他一套明斯克的三居室住房。没有人相信辐射测量结果。这是司空见惯的俄罗斯式的混乱。我们就这样生活……某件物品被注销了,实则是被卖掉了……一方面,这些事情很让人厌恶;另一方面……他妈的,你们都去死吧!

上面派来了大学生,让他们拔田里的野滨藜,割麦秸。其中有几对小两口,年纪轻得很,他们走路还牵手呢。这可不应该让我们看见。这些地方那么漂亮!那么壮美!正是因为它漂亮,这就更可怕了。他们应该马上从这儿离开,像凶手那样逃跑,像罪犯那样逃跑。

每天我们会收到报纸。我只看标题:“切尔诺贝利——建功之地”,“反应堆被战胜了”,“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有副政委,他组织了政治学习。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会取得胜利。战胜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对我们而言,胜利不是事件,而是过程。生活就是斗争。这就是我们酷爱洪水、火灾、地震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用武之地,以便“表现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以便对着旗帜宣誓。副政委读了报纸上“关于高度的觉悟和精准的组织性”的简讯,上面说灾难仅四天后,红旗就已经飘扬在四号反应堆的上空了。但反应堆一直在燃烧,几个月后高强度辐射便吞噬了红旗。之后旗帜重新竖起,再后来又是新的……他们把旧旗子撕碎了留作纪念,塞进呢子大衣里贴着心脏的地方,然后送回家……骄傲地拿给孩子看……再把它埋起来……英雄主义的疯狂!可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想象着士兵登上反应堆的屋顶……那些抱定必死信念的人。可是他们心中充满了情感……第一是责任感,第二是爱国之情。试问,这是“苏联教”吗?那时候如果交到我手里一面旗帜,我也会爬上去。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当然,这也不是我当时不怕死的唯一原因……老婆甚至没给我寄过信。半年没有一封信……(他停下了)

您想听个笑话吗?有个犯人越狱了,藏在距离反应堆三十公里的区域内。他被抓住了,带到辐射检测员那里。检测仪的指示灯爆闪,结果他既不能回监牢,也不能去医院,更不能见人了。(笑)我们那里喜欢幽默,黑色幽默。

我到那里的时候,小鸟还在窝里,离开的时候,苹果已经落在雪地里。我们来不及掩埋一切……我们以土埋土,里面还带着甲虫、蜘蛛、蠕虫……带着这些“另一种人类”,还有它们的世界。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个……它们那里的世界……

我跟您什么也没讲……都是些片段……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还写过一个故事:耶路撒冷有个人,从关押基督的那间房子经过时,看见了一切,也听到一切,可是那时他牙疼。他眼看着基督背十字架的时候跌倒并大声喊叫,他看到了这一切,可是他牙疼,他没有跑到街上去。两天后他的牙不疼了,有人告诉他基督复活了,他就想:“要知道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我牙疼来着。”

难道事情历来如此?人总是配不上大事件,它从不使人胜任。我父亲在1942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直到数十年之后,他才从书里、从电影中理解他所参与的事。而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射击。爆炸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卫生员们把半死的人拖出来。”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

就是那时候,妻子抛弃了我。

——阿尔卡季·菲林,淸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