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两种声音——男人的和女人

尼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教师一家。他是劳动学教师,她教文学。

她:

我就这样经常想到死亡的事,我不想再看它。您听过孩子们谈论死亡吗?

我就听过……他们上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争论和讨论了:死亡这事可怕不可怕?如果以前小孩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他们现在担心的就是:核战争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不再喜欢经典文学,我可以背诵普希金的作品,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双双冷漠、躲闪、空洞的眼睛……他们身处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他们读科幻小说,这个吸引他们,在那里人脱离了地球,使用太空时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恐惧死亡,比如我,死亡反而像某种奇妙的东西令他们激动不已……

我在思考……我常想起这个问题……周遭的死亡让我想了很多。我教孩子们俄罗斯文学,但他们不像十年前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会看到那些熟悉的人,房屋和树木……看着一切都被埋葬……这些孩子排队的时候,会昏厥倒地,他们站上十五到二十分钟,就会流鼻血。没有什么事令他们惊奇,也没有什么事让他们高兴。他们总是萎靡不振,疲惫不堪,面色苍白、灰暗。他们不玩耍也不嬉闹。假如他们打架或者不小心打破了窗户,老师们反而会觉得庆幸。更不会责骂他们,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孩子。他们就这样慢慢长大。你在课堂上让他们重复什么,他们也做不到,甚至你说一个句子,让他跟着念他都记不住。“你在听课吗?你在想什么呢?”你去扯他。我一直在想……我想了很多……就像在玻璃上用水画画,只有我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别人谁也看不见,谁也猜不到……谁也不能想象……

我们的生活只围绕着一件事旋转,那就是切尔诺贝利……当时你在哪儿,你住得离反应堆多远?你看见什么了?谁死了?谁走了?去了哪里?我记得头几个月餐厅又热闹起来,晚会又喧闹起来:“人就这么一辈子”,“要死就死在音乐里”。士兵和军官也来了。如今,切尔诺贝利不留我们了……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没有诊断,就连解剖学家的诊断也没有。小女孩上了吊……五年级的女生……死得不明不白。父母都疯了。万事只有一个说法——切尔诺贝利,不管出了什么事,大家都说是切尔诺贝利。有人指责我们说:“你们生病是因为害怕,因为恐惧,这是辐射恐惧症。”但是为什么小孩子也会生病和死去呢?他们不知道恐惧,他们还不懂呢。

我记得那些天……咽喉灼痛,难受,全身都难受。“您神经过敏,”医生说,“您现在神经过敏,是因为切尔诺贝利出事了。”什么神经过敏啊!全身都在痛啊!我浑身没劲。我和丈夫彼此羞于承认,但是我们的双腿都开始发麻。身边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你走在路上,似乎突然就会倒下,倒下就会睡着。学生趴在课桌上,上课的时候睡觉。所有人都变得很不快乐,面色阴郁,一整天你也见不到一张和善的脸,谁都不笑。孩子们从早八点到晚九点都待在学校,严禁上街玩耍。学校给学生们发了校服:女孩们是裙子和短衫,男孩们是西服套装,可是他们穿着这身衣服回家后,在哪里还穿过这身衣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按照学校发的“注意事项”,妈妈们应该每天洗衣服,让孩子从头到脚干干净净地上学。但是,首先,校服只发了一套,比如一件短衫和一条裙子,换洗的没给;其次,妈妈们忙于家里的活儿——鸡、牛、小猪仔,她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天天洗。对她们来说,脏东西就是墨水、泥土、油点,而不是某种具有半衰期的放射性同位素。我试着给学生家长解释,可在他们看来,我就像非洲部落来的巫师一样,难以理解。“辐射是什么?它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的钱不够,总是捉襟见肘。没等到发工资就不够用了,发工资之前三天,我们只能靠牛奶和土豆过日子。”妈妈摆摆手。可牛奶不能喝,土豆也不能吃。商店进了中国的肉罐头和荞麦,可是拿什么买呢?丧葬费——就是对我们还住在这里的补偿,但没几个钱,只够买两听罐头……我们寄望于有文化的人,寄望于特定日常文化的规则。但是它并不存在!我们没有可以遵守规则的人民。除此之外,给每个人解释人体贝克和伦琴的区别也并不容易。还有小剂量理论……

在我看来……这只能用我们的宿命论来解释,如此这般的、微不足道的宿命论。比如说菜园子里第一年长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吃,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还会储藏起来。这些菜都长势极好!你试着告诉他们黄瓜不能吃……还有西红柿也不能吃。他们说:什么叫不能吃?味道正常啊。他吃了,肚子也不疼,在黑暗中也不会“发光”……我们的邻居那年铺了用当地产的木材制造的地板,他们测过了,辐射超过标准一百倍。但谁也没有拆掉地板,他们就这样过日子。他们说,一切都会解决,顺其自然,总会好起来的,不需要他们掺和。开始还有人还将某些食品送交辐射检测员,一检测,超标好几十倍。后来他们就不送检了。“眼不见为净。去他的吧,都是科学家编的!”一切照旧:翻地、下种、收获……尽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可是人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家菜园子里的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要严重。孩子们整个夏天都关在学校里,军人用特殊的“洗衣粉”清洗学校,还铲走了学校四周的表层土……可秋天呢?秋天学校就打发学生去收红菜头,还把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带到田里去。所有人都被轰过去了。切尔诺贝利并不那么可怕,比不上田里那些没收获的土豆……

这是谁的过错?呵呵,除了我们自己,还能是谁的错?

我们从前没有在意自己身边的世界,它就像天空,就像空气,就像某人将它永远赐予我们的,它不依赖我们而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我以前喜欢躺在树林里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觉得太美好了,太惬意了,舒服得都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可现在呢?树林依然美丽,长满蓝莓,可是谁也不会采摘。秋天的树林里,难得听到人声。恐怖渗入内心,进入了潜意识层面……现在我们只有电视和书籍,还有想象……孩子们在房子里长大,没有森林与河流……只能隔窗而望。这完全是另外一群孩子。我走近他们,念起普希金的诗:“忧郁的季节。迷人的眼神……”这是永恒的经典。我偶尔会有亵渎的想法:我们的文化突然变成了一只装着旧手稿的箱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所爱的……

他:

出现了另一种敌人……敌人在我们面前换了一种面目……

我们受过军事教育,都有军事思维。我们学会了防范和清理核弹打击,我们应该能够对付化学战、生物战以及核战争。但是我们没学过怎么将放射性核素从身体里去除,我们清理不掉铯和锶……切尔诺贝利与战争无法类比,这么比不准确,可大家都在类比。我小时候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困,那没法跟这类比。我们在那里就像生活在前线,子弹在不停地扫射。还有饥荒,连续几年的饥荒,那时人已经沦落到只剩动物本能,无异于禽兽。可是这里呢,请便吧,走出去,院子里万物生长!生长!田野里什么都没有改变,树林里也是一样。两者无法相比!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不起来了……啊,对了……敌军开始扫射的时候,老天开恩!你可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死去,而是现在就死,当场就死。冬季的列宁格勒,人们焚烧家具取暖,我们把家里的所有木制品都烧了,书也都烧了,我记得,甚至把旧衣服也拿来生火了。有的人走在街上,就地坐了下来。你第二天出去,看到他还坐着,那就说明他冻死了,他就在那里坐一星期甚至坐到春天,坐到天暖和了。谁也不能将他从冰上搬开。要是谁在街上跌倒,偶尔还会有人走过来帮忙。多数时候人们都是擦身而过,或者擦身爬过。我记得,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他们是在那里非常缓慢地移动。没有什么事能和这相比!

反应堆爆炸的时候,妈妈……我妈妈还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咱们经历了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围困,不可能有更可怕的事情了。”她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做好了战争准备,包括发生核战争的准备,我们修建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像躲避弹片那样躲避原子,但它无所不在……在面包里,在盐里……我们呼吸辐射,我们吃着辐射……饥饿的时候你可能吃不到面包和盐,但你还可以吃其他东西,甚至水煮皮带,就算不吃,闻闻也觉得饱——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是这个我不理解:所有的东西都有毒……我们该怎么活?搞清楚状况很重要。头几个月人们还很恐惧,特别是医生和教师,简而言之,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他们丢下了所有家当,落荒而逃。后来他们遭到恫吓,不准离开。这是军纪。党证放在了桌上。我想弄明白……这一切是谁的错?我们该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的错?他是谁?是科学家、电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自己,或我们看世界的观点?我们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愿望上……我们找到了负罪者——经理、值班操作员、科学家。但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与汽车斗争,而要与反应堆做斗争。我们要求关闭所有核电站,将原子专家都送上法庭。我们诅咒!我崇尚人类的知识,还有人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本身不是罪恶。那些学者到今天也是切尔诺贝利的牺牲品。我想在切尔诺贝利之后活下去,而不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就送命。我想知道,什么能给我力量,让我坚持信仰?

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件事……现在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无论如何,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视为战争,战争延宕了四年……您算算,我这已经经历两场战争了。我跟您说说人们有哪些反应:“一切都已过去。”“总会过去的。”“十年过去了。已经不可怕了。”“我们都会死!我们很快就会死。”“我想出国。”“人们应该帮助我们。”“啊,无所谓!得活下去啊。”我想,这些已经概括了人们的看法吧?这些话我每天都会听到……我认为,我们成了位于欧洲的国际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材料。我们白俄罗斯有一千万人,两百多万人住在污染的土地上。这个国家成了一个自然实验室,人们从世界各国到我们这儿来,录数据,做实验。他们做论文答辩,写学术专题。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来,从日本、德国、奥地利来……他们都来了,因为他们害怕未来。(谈话长久停顿)

我刚才在想什么?我又在比较了……我想,切尔诺贝利可以讲,但围困我不能讲。我收到了列宁格勒的来信——抱歉,我意识里还不习惯彼得堡这个词,因为我差点儿死在列宁格勒。您瞧,信里面是“列宁格勒围困战的孩子们”聚会邀请函。我去了……但是我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谈恐惧吗?那是远远不够的……只谈恐惧……这种恐惧对我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道……我们在家从不回忆围困的事,妈妈不愿意我们回忆。可我们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停顿)我们彼此之间也不谈论,这样的谈话只在有人来访的时候才有:外国人、记者,还有外地的亲戚。我们为什么不谈切尔诺贝利?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主题。在学校里面,和学生们一起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这个主题都被冻结了,被封掉了。孩子们去奥地利、法国、德国治病,别人跟他们谈这个。我问孩子们,他们想知道什么,对那里的什么感兴趣。可孩子们常常连城市、乡村和收留他们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但他们说得出收到的玩具,吃过的好东西。有人得到了录音机,有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穿的漂亮衣服,都不是自己挣来的,他们的父母买不起。他们就像去参加了一次展览,或是去了一次大商场……昂贵的超市……他们一直在等着再次被带到那里去,把自己展示给外国人看,然后收到礼物。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他们认识生活的方式。在走过名为“出国”的大商场之后,在昂贵的展览之后,孩子们还要走进他们的学校,回到课堂上。我看得出来,他们成了观察者……是在观察,不是在生活。我应该帮助他们……我应该告诉他们,世界不是超市。生活是某种别的东西,更复杂、更美丽的东西。我带他们去我的工作室,那里有我做的木雕,他们很喜欢。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普通的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木雕唤醒了我!它帮我走出经历围困战的阴影,我花了几年才走出来……

世界分裂了:有我们——切尔诺贝利人,还有你们,其他所有人。您发现了吗?我们这里没人强调,我是白俄罗斯人,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大家都称自己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就像一个单独的人群……一个全新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