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角色与情节之苦

人们写了几十本书……拍了许多电影,写过无数评论。然而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超过任何评论……

有一次,我听别人说——也可能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一个需要自我觉悟的问题。我赞同这个说法,它与我自己的感觉相符合。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聪明人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分析……他们会如何解释,如何蒙骗我?或者再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口号:“市场!市场!自由市场!”而我们……我们身在没有了切尔诺贝利的世界,生活中还是无法摆脱切尔诺贝利的影响。

而我,我的专业是导弹,是火箭燃料专家。我曾经在拜科努尔服役。我整天琢磨的就是“宇宙号”啊,“太空计划”啊,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那是美好的时光!我献给了蓝天!献给了北极!献给了处女地!献给了宇宙!全体苏联人民与加加林一起飞上了太空,脱离了地球……那是我们的一切!我至今还爱着他!最可爱的俄罗斯人!他那灿烂的微笑!甚至他那经过导演的死。梦想飞翔,飞翔,梦想自由的飞翔……梦想着脱离地球飞走……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来到了白俄罗斯,一直到退役。当我来到这里……沉浸在这片叫做切尔诺贝利的空间中,我的感觉变了。虽然我一直在与最现代的技术、与先进的空间技术在打交道,但这里发生的事情超乎我的想象。这很难描述……很难想象……(思考)就在一秒钟以前,我刚刚突然觉得我想明白了,但是它马上让我产生了哲学思考。你不要跟人们谈论切尔诺贝利,无论和谁谈,最后都会变成哲学范畴的讨论。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工作讲给你听吧。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教堂……切尔诺贝利教堂,以供奉怜悯圣母。我们四处募捐,慰问病人和不久于世的人们。我们要书写历史,建立一座博物馆。以前我有时候也在想,以我那样的心态,不能再在这种地方工作了。我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这些钱,要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三十五个寡妇家庭,她们的丈夫都死了。”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员。一定要公正分配。怎么分才算公平?有一个寡妇,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讨生活;另一个寡妇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就生着病,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她有四个孩子。夜里,我会突然醒过来,辗转反侧:“怎么才能公正地分配呢?”我左思右想,算来算去……我想不出办法,最后还是把钱平均分给了名单上每家人。而博物馆,那是我的孩子。切尔诺贝利博物馆。(沉默)有时我觉得,这里不会是博物馆,而是一座殡仪馆。我简直是在治丧委员会干活!今天上午,我刚到,还没有脱下外套,门就开了,一个妇女哭着冲进来,她不是在哭,而是在哀号:“你们把他的奖章和证书都拿走吧!把所有的抚恤金都拿走!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她哭喊了好长时间。她把丈夫的奖章留下了,把那些证书也留下了。它们会被博物馆收藏,陈列在玻璃柜子里面……人们会在那里看到这些展品……但是她的哭声,除了我,谁也没有听到,只有我。摆放这些证书的时候,我会想起她的哭声。

现在,雅罗舒克上校也要死了……他是放射化学家。曾经魁梧健壮的他,现在瘫痪在床。妻子给他翻身,就像翻枕头一样,拿着汤匙给他喂饭……他还有肾结石,必须进行碎石手术,可我们没有钱为他支付手术费。我们是穷人,需要靠施舍生活。而国家的所为就像一个骗子一样,它抛弃了这些人。等到他去世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座学校,或者一支部队,但这些都要等到他死了以后……雅罗舒克上校,他走遍了隔离区,标出最严重的污染区,也就是说,他们彻底地利用了他,把他当作一个机器人。他也明白这一点,但他去了,他从核电站中心出发,一步一步走遍了放射半径以内的所有地方。他带着辐射剂量检测仪,探索着“污点”,沿着“污点”的边界移动,绘出了一张准确的地图……

而那些在反应堆屋顶上工作的士兵呢?参加清理工作的军事单位总共有二百一十个,也就是将近三十四万名军人。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为严重……派发给他们的只有铅制围裙,而辐射来自下面,他们下面没有一点儿防护。他们穿的是普通的人造革靴子……他们每天要在屋顶工作一分半到两分钟……清理工作完成后,就让他们就从军队退役,发给他们一份证书和奖金——一百卢布。于是,这些人就在我们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了。他们在反应堆顶上清理可燃物,以及反应堆的石墨、混凝土碎片和钢筋,在二十至三十秒内装满小推车,再把这些“垃圾”从顶上倒掉。这样的专用小车仅自重就达到四十公斤。你可以想象一下:穿着铅围裙,戴着面罩,推着这些小车狂奔。你能想象到吗?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有反应堆中石墨块的蜡模,有军帽大小,人们说,如果这是真的石墨,重量可以达到十六公斤,可见它的密度和重量之高。无线遥控机械手经常失灵,要么就发生错误,执行相反的指令,因为它们的电路板在高辐射环境下一样会遭受破坏。最可靠的“机器人”还是士兵——他们被戏称为“绿色机器人”(因为军装制服是绿色的)。有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发生事故的反应堆顶部作业,他们夜晚就睡在地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讲过,刚开始他们还把麦秸铺在帐篷里的地上,而麦秸都是从反应堆附近的麦秸大垛上拿来的。

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正在死去,但他们明白,假如不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是特殊文化下培养出来的人,一种功勋文化。他们都是牺牲品。

在事故发生后,一度有发生核爆炸的危险,因为必须把反应堆底部的冷却水排出,否则一旦铀和石墨的熔融体落入底部,与水接触,就会达到临界值,导致爆炸,三百万至五百万吨TNT当量的爆炸。如果爆炸发生,不但基辅和明斯克将没有生命存在,就连欧洲的绝大部分也将不会存在生命。你能想象吗?!那是整个欧洲的大灾难。所以,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谁潜入水中打开底部的排水阀门?他们许诺了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一生的赡养费,在士兵中寻找志愿者。最后,他们找到了!几个小伙子跳进水里,多次下潜,打开了阀门。他们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金,而许诺的汽车和公寓却被忘记了。是啊,士兵们潜水抢险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这些物质奖励,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并不高。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那样的人……不能只从表面去理解……(他激动起来)

这些人已经不在了……只在我们的博物馆还留有他们的材料……还写着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这样做呢?这些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无人可以相比……

我曾经与一个人争论……他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是亚洲式的宿命论。一个牺牲自我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特、不可重复的个体。他们渴望成为主角。此前,他们是一个个没有台词的人,不能说话的配角。没有属于他们的剧情,只是作为背景存在。后来,他们突然间成了主角,渴望人生意义。我们宣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吗?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获得了人生的意义。你的人生升华了,他们给了你一个角色!这样的死亡很有价值,因为它换来了永恒,换来了你的永垂不朽。这就是这个人的观点,他还给我举出例子……但是我不赞同!绝不赞同!

我们是被当作士兵培养起来的,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时刻处于动员状态,时刻准备着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高中毕业,想要去读大学,我的父亲震惊了:“我是一名职业军人,而你要去穿西装?祖国需要有人来保卫!”他因此好几个月不肯和我说话,直到我递交了报考军校的申请。我的父亲参加过战争,他已经去世了。他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财产,与他那一代人一样。他去世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房子、车子、土地……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一个军用挎包,那是他在芬兰战争前得到的,里面是他的军功章。还有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父亲当年从前线寄回来的三百封信,那是母亲从一九四一年开始一直保存着的。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在我看来,这是无价的财富!

现在您该明白我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博物馆了。那个骨灰罐里装的是切尔诺贝利的土……只有一把土。还有矿工的头盔,也是从那里来的……农具也是从隔离区拿来的……这里不会允许辐射剂量检测员来。这里的东西件件都会发光!但是这里收藏的所有东西都是真的!没有塑料模型。我们确信这一点:人们只会相信真实的东西。因为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有。有这样一个说法:原子,不仅可以用于军事与和平的目的,还会被个人所利用。于是,各种基金会和商业机构四处生长……

既然您在写这样的书,您一定要看看我们独一无二的视频资料,这是我们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您以为这是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错了!他们不允许拍摄,摄像都是被禁止的。如果有人拍摄了什么东西,那么有关部门马上就会收缴这些资料,再把消磁后的带子交还给你。我们没有纪录片反映被疏散的人群,带走的牲畜……悲剧是被禁止拍摄的,他们拍摄的只有英雄事迹!切尔诺贝利的摄影集一直在出版,但是电影和电视摄像师的设备不知道被他们毁坏了多少。他们在各级机关奔波不休……为了诚实地讲述切尔诺贝利,当时需要勇气,现在一样需要勇气。请相信我!你应该看看这些镜头……这些第一批消防队员乌黑的面孔,就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睛呢?这是那些知道自己将要离开我们的人的眼睛,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眼神。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妇女的腿,在事故发生的那天早上,她去到核电站附近自家的菜园里干活。当时她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里……现在她的双腿就像筛子一样,膝盖以下都是洞眼……您应该看看这段片子,因为您要写这样的书……

我回到家后,却不能触碰我的小儿子。我得去喝五十克到一百克伏特加,然后才能去抱小孩……

博物馆中有一个部分就是纪念直升机飞行员的……沃多拉日斯基上校,葬于白俄罗斯的茹科夫·卢格村。他受到超过安全剂量上限的辐射,本来应该尽快撤离,但是他还是留下来,又坚持训练了三十三个飞行员。他自己完成了一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投放了两三百吨物资,他每天在反应堆上空三百米的高度飞行四五次,机舱内的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当沙包投下的时候,下面正在发生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炙热的反应堆……每小时的辐射量达到一千八百伦琴。飞行员在空中受到辐射的伤害也非常严重。为了使投放命中着火点,他们要把头伸出机舱,靠肉眼来观察……没有别的办法……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对这项任务的描述就是一个简单的日常报告:“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牺牲二至三人。而另外一项,牺牲一人。”就这么简单,稀松平常……

沃多拉日斯基上校已经死了。在他的反应堆累积辐射剂量记录卡片上,医生写的是七贝克,实际上是六百贝克!

而那四百名不分白天黑夜在反应堆底部挖掘隧道的矿工呢?他们需要挖掘一条隧道,向其中灌入液氮以冻结地下的土壤。不然,反应堆就会接触到地下水……来自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矿工……我一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在狭窄的隧道中,他们冒着五十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裸露着身体,推着小车前进。那里的辐射,同样有数以百计伦琴……

他们正在死去,时日无多了……假如他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呢?我相信他们都是英雄,而不是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将这称为事故,称为灾难;其实这是一场战争……而我们的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上去就好似一座战争纪念碑……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拿来讨论的,这就是斯拉夫人的羞耻心理。你在写这本书,你应该是知道的……那些在反应堆或者反应堆附近工作的人,他们也有与抢险人员类似的症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男性的泌尿生殖系统受到了损害……但他们没有公开地对我们说到这样的事,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有一次我陪同英国记者采访,他准备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与这个问题有关——他对有关人性的题材很感兴趣。话题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在家里是什么样、日常生活什么样,以及亲密行为等。但是他连一个坦率的回答也没有得到。他请我召集一些人,比如说,召集直升机驾驶员来接受采访……说一些男人之间的事情……来了几个人,其中有的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还推来一个断腿的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因为辐射的伤害,骨骼被软化了。英国人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同自己年轻妻子的夫妻生活怎么样?直升机驾驶员沉默不语——他们以为来这里是要谈他们如何在一天之内完成五次飞行任务。而现在……要谈妻子?要说到那样的事情……他又把他们一个个单独叫到一边去问……但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健康正常,国家器重,家人相亲相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他。他们离开后,我觉得他有一点儿沮丧,他说:“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们。你们在欺骗自己。”当时,我们是在一家咖啡馆见的面,两位漂亮的女招待在为我们服务,她们已经在收拾台子了,他问她们:“我可以问你们几个问题吗?”两个女孩答应了。他问:“你想结婚吗?”“想,但是不会在这里结。我们这里每个女孩都想嫁给外国人,生个健康的孩子。”于是他问了更多的问题:“那你们有男朋友了吗?他们怎么样?能满足你们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旁边就坐着几个小伙子,”她们笑了,“直升机驾驶员,两米的个头,勋章闪亮。他们放在主席台上挺好的,但在床上可不怎么样。”你想象一下……他给两个女孩拍了照片,转身又对我重复了一遍:“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陪着他去了隔离区。据统计,切尔诺贝利周围有八百个“坟场”,就是掩埋放射性废物的地方。他以为会看到一些新奇的工程建筑,结果看到的就是一个个寻常的土坑。从反应堆周围一百五十公顷的土地上砍下来的“棕色林子”(事故发生后的头两天,反应堆附近的松树和枞树变成了红色,然后就变成了棕色)就埋在这些坑里。坑里还有上千吨金属和钢材、管道碎片、专用防护服、混凝土块……他给我看英国杂志上的照片,空中俯拍的全景图片,那是反应堆附近最大的“坟场”,里面有数千台汽车和航空设备,消防车和救护车……距离照片的拍摄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了,但他想还是去拍摄一组照片。他们答应他,如果拍到了,就给他一大笔报酬。所以我们两人四处奔走寻找这个地方,后来一个官员向我们指出了一个位置,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当然就不存在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却什么也没发现,我明白过来:没有这样一处“坟场”,它已经不存在了,而只在报告中出现过,里面的东西早就被挖出来拉到市场上了,拆下来的零部件变成了集体或自家的用品。它们被偷走,运到了各处。英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他无法相信!当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还是不相信!甚至我自己现在读到这些勇敢的文章时,也不敢相信,总是下意识地想:“如果这也是谎言呢?要不,就是在编故事。”我们这些记住悲剧的人……成为日常生活的印记!我们成了怪物!(最后他陷入绝望,一阵沉默)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博物馆……一点一点地,一次一次地搬进去……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想:“算了!不干了!”怎么撑得下去啊?!

我曾经与一个年轻的神父交谈……

我们站在刚刚去世的萨沙·贡恰罗夫准尉的墓前……他曾经站在反应堆的屋顶上抢险……那天下着雪,寒风凛冽,天气恶劣。神父在祭祷,诵读悼词。他没有戴帽子。“你不冷吗?”我事后问他。“不,”他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我充满能量。其他任何教堂仪式都不能像祭祷这样,给予我如此强大的能量。”我记住了这个经常与死神打交道的人所说的话。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外国记者,他们来到我们这里——许多人来过好几次,为什么要求去隔离区?你不要愚蠢地以为他们是为了金钱和事业。“我们喜欢你们这里,”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强大的能量。”你想象一下……一个意外的回答,对吗?对他们来说,也许,我们的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世界,还有某种未知的东西,神秘的俄罗斯精神……吸引着他们。我们自己也喜欢在厨房里喝酒,争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有一次说:“如果我们吃饱了,忘记了痛苦,谁还会对我们感兴趣?”我忘不了这句话……但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是对我们本身感兴趣?还是对我们提供的写作素材感兴趣?抑或是,可以通过我们去理解什么?

我们怎么总是围着死亡问题打转呢?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我们不会再有别的世界了……起初,当脚下的土地被夺去的时候,人们厚颜无耻地从来不提自己感受的疼痛。而今回过才意识到别的世界不会再有了,我们无处可去。在这片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定居,带有一种悲剧色彩,你会具备一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就像经历过战争的“迷惘的一代”……还记得雷马克吗?“迷惘的一代”就生活在切尔诺贝利……我们迷茫……不变的只有人类的痛苦……这是我们唯一的资本,是无价的!

……经历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对妻子诉说……而后她轻声说:“我爱你,但不能把儿子给你。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车臣……谁也不行!”恐惧已经在她心里扎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保护切尔诺贝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