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回忆，就像回忆一场战争……

快五月底的时候，事故发生一个月之后，我们接到距反应堆三十公里的隔离区出产的一批食品，要对它们进行检验。我们的研究所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工作，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因为整个白俄罗斯只有我们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用设备。送来检验的是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内脏。我们还检验了牛奶。第一轮检验下来，情况就清楚了：运来的不是肉类，而是放射性废料。他们在隔离区放牧实行值班制，牧人先过来放牧，之后再换挤奶女工过来挤奶。就这样，他们完成了牛奶厂的计划任务。我们对牛奶进行了检验，那也不是牛奶，是放射性废料。罗加乔夫乳制品厂的奶粉、罐装炼乳和浓缩奶，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行业标准来源，写在教科书上的。但这一次，在商店和售货亭……还在出售的这些商品，人们只要看到乳制品上有罗加乔夫乳制品厂的商标，就不会买，商品严重积压。这时，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批没有商标的罐装奶。我想，肯定不是因为缺少包装纸，他们在骗人。国家在欺骗。所有与家庭生活有关的信息都被政府打上了“机密”二字，借口是“防止引发恐慌”。而这是事故刚发生的那几周……正是在这段时间，那些短半衰期的核素发出了强烈的辐射，一切都被“照耀”了。我们不停地做着工作笔记，但是这些都不能公开谈论……一旦那样做，就会被剥夺学位，还有党证。（开始紧张起来）但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虽然我们确实害怕——而是我们认为自己是苏维埃联盟国家的人。我们相信国家，一切事情都相信国家。这是我们的信仰……（激动地抽烟）相信我，不是因为害怕……不单是因为害怕……我的回答是诚实的。我是有自尊的人，我必须诚实。我想的是……

第一次来到隔离区，我测到森林里的环境辐射量是田地和道路的五六倍。到处都是高剂量辐射。拖拉机正在作业……农民在菜园子里干活儿……我们在几个村子里检查成人和孩子的甲状腺，发现其中的放射物含量都超过允许剂量值的一百倍，甚至二百至三百倍。我们一行人中有一位女性放射学者。她看到那些孩子坐在沙土上玩耍，马上就变得歇斯底里。他们把船就扔在水塘里。在我们去过的村子里，商店像平时一样开门营业，手工生活制品和食品摆在一起，衣服和裙子的旁边就是香肠和人造奶油。就那样随意摆放着，没有用薄膜遮盖起来。我们带走了香肠、鸡蛋……给它们拍了X光片，结果显示：这些不是食品，而是放射性废料。一位年轻妇女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给孩子哺乳……我们检验了母乳，也是放射性的。这是一位切尔诺贝利圣母……

我们问：“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回答说：“你们只管检测。回去看电视上怎么说。”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安慰人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我相信他说的……我干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师，熟知物理定律。我也知道，所有生命都应该离开这些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但我们还是继续认真进行测量，关注电视上的报道。我们已经习惯于相信。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是在这种信仰中成长起来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胜利了，赢得了整个世界对我们的钦佩。这是事实！科迪勒拉山脉的岩石上刻着斯大林的名字！这是什么？这是象征！是伟大国家的象征！

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知道了实情，却还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不去广场，不去呐喊？我们写了报告……我已经说过，我们有工作笔记。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我们的同事中有谁感到过害怕，有谁拒绝去隔离区工作。我们不是因为害怕交出党证，而是因为信仰。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美满、公平，在我们看来，人高于一切，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这种信仰崩溃了，接下来就是许多人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者自杀——例如勒加索夫院士，向自己的心脏开枪……因为，当你失去了信仰，没有信仰而活着，你就不再是参与者，也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我是这样理解他的自杀的。

一个标志，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征兆……苏联每个核电厂的保险柜里都有一份事故清理的预案，是一个秘密计划。没有这样一个预案，就不可能取得电站运行的许可。事故发生前的许多年，这样的预案正是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例制定的：该做什么，如何做？谁负责什么，谁在什么位置？直到每个最小的细节……而突然间，正是这家电站发生了灾难……难道这是巧合？是隐喻？假如我是信徒……你想去寻找其中的意义，你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有着另一种信仰，不同的信仰……

对于自己的信仰，我现在该做什么？就现在……

——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能源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