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悲情的赞赏孩子的合唱 无言的士兵

我再也不会去隔离区了,之前,我被拉去过。如果我再看到它,回想起这些,我会生病,会死去……我的幻想也会死去……

我还记得,有一部战争片《走去看看》。我没有看下去,看到中间就晕了过去。他们杀了一头母牛。整个银幕就是它的瞳孔……就一只瞳孔……他们杀人,我更不会去看……不会!艺术,是爱,这一点是绝对的,肯定的……我不想看电视,不想读现在那些报纸。那里都在杀戮,在杀戮……在车臣,在波斯尼亚,在阿富汗……我失去了理性,我的视力也变差了。恐怖……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令人感到无聊。我们就这样被改变,今天银幕上的恐怖应该比昨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换句话说,它已经不再可怕。我们越线了……

昨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幕场景。一个男孩没有给老人让座。老人说他:

“到你老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给你让座。”

“我不会老。”男孩子回答。

“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快死了。”

周围人都议论起死来。孩子也想到了死。但这个话题是在生命结束时才该思考的,而不是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舞台上的世界……大街,对我来说,就是剧院。家就是剧院。人就是剧院。我从来都记不住事件的整体,而只有细节、情节……

在我记忆中的一切都混淆了,乱成一团。一会儿是电影里的,一会儿是报纸上的……一会儿是我在某处的所见、所闻……我偷窥过吗?

我看到,发疯的狐狸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游荡。它看起来那样自在、温顺,就像一个幼童一样,与野猫和小鸡一起嬉闹……

寂静……那里好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突然,冒出一个人的声音:“戈沙,你好!戈沙,你好!”原来是老苹果树上一只生锈的鸟笼子在晃动,笼子的门开着,一只家养鹦鹉在里面自言自语。

疏散开始了……学校、农场办公室、村委会,全部被封了。白天,士兵们把保险箱和文件运走了。夜里,村民们就把学校里留下的零碎劫掠一空。图书馆里的书、镜子、椅子、水管,还有笨重的地球仪,等等,都被他们拖走了……还有人第二天早上跑去,但为时已晚,所有东西都已经被搬空了。于是他把化学实验室的玻璃试管拿走了。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再过三天,他们也会被疏散离开,一切都会留下来。

我为什么要收集、积累这些东西?我永远不会把切尔诺贝利写进剧本,就如同我不会去写哪怕一个战争题材的剧本。我永远不会把死人搬上舞台,哪怕是一头死去的野兽,或者一只死去的小鸟。在隔离区,我在森林里走到一棵松树跟前,看到地上有白色的东西……我想:那是蘑菇,还是死麻雀胸前的绒毛?我不理解死亡。我就面对着它,我不会发疯。我不想走过去……不想去另一个世界……战争长着一副可怕的面孔,它就是要让人屈服,要让人生病……这不是戏剧场景……

开始的那些日子……一切还一如往常,而我已经想象到了日后的情景:坍落的天花板、损坏的墙壁、弥漫的尘土、破碎的玻璃。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那些沉默的孩子不知道要被运往何处。成年人在哭泣,而孩子们没有哭。连一张照片也不会印出来……我猜,如果去问人们,他们会说我们这里没有那些恐怖:爆炸、火灾、尸体、恐慌。我从孩童年代就懂了这一点……(中断)但到后来,我才发现……发生的是从没有人见过的……另一种恐怖……你听不见,看不见,它没有气味、没有颜色,但它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改变我们,改变血型,改变基因代码,改变风景……改变那些我们能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照常晨起,喝茶,去学生那里排练……我得把自己安放在那里……这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比较的。从小我就知道,一些东西完全不像是……

我只看过一部好的战争片。我忘了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沉默的士兵,在整个电影中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带着一个德国孕妇,是一个俄罗斯士兵让她怀孕的。孩子就出生在路上,在一辆马车上。他抱起孩子,孩子把尿撒在了他的自动步枪上……男人笑了……这就是他的台词——他的笑声。他看着孩子,看着自己的自动步枪,笑了……这就是电影的结尾。

电影里没有俄罗斯人,也没有德国人。只有一个怪物——战争;还有一个奇迹,就是生活。而现在,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毫无例外。世界改变了,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不久前那个永恒的世界了。大地好像也在变小。我们失去了不朽,失去了永恒的感觉,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在电视上我看到,每一天都在发生屠杀,都在发生枪杀。这个时代在杀死失去不朽的人……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

我有一段十分模糊的记忆,似乎很遥远……我当时三岁,和妈妈被带去德国,去集中营……但我记得一切都是美丽的……也许,我的视觉记忆是这样安排的。那里有一座高山……不是在下雨,就是在下雪。黑乎乎的人群站成半圈,都有编号。编号在鞋子上,亮黄色的号码很清晰,背上也有……到处都是号码,号码……还有带刺的铁丝网。塔上站着一个戴头盔的人,狗在跑,在大声吠叫。但是我没有感到一丝恐惧。我记得两个德国人,一个大个子,很胖,穿着黑色衣服,另一个是小个子,穿着棕色衣服。黑衣人用手朝那边指了一下,从黑乎乎的半圈中就走出一个人,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人打他……那时不是在下雨,就是在下雪……

我记得有个高大英俊的意大利男人……他一直在唱歌……我的妈妈哭了,其他人也哭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哭,是他唱得太好吗?

我有战争的素材,我也尝试过,但是一点儿结果也没有。我永远不会把战争写入剧本。我不会有这样的剧本。

我们把一出愉快的话剧《给我水,井》带到了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这是一个童话剧。我们来到霍季姆斯克区中心,这里有一家孤儿院。这里的孤儿们哪里也没有去过。

中场休息时,他们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一片沉默。第二幕落幕了,他们也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依然沉默。

我的学生们在流泪。他们聚到了后台:孩子们怎么了?后来,我们明白了:他们相信了舞台上出现的一切,他们在等待整个话剧的奇迹。普通的儿童,有家的孩子,他们会理解这是在剧场。而他们却在等待奇迹……

我们,我们白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过永远的东西。我们甚至没有过永恒的土地,土地随时都会被人夺走,扫去我们的足迹。而我们也不可能永生,就如《圣经·旧约》所说,他生了谁,又生了谁……一大串……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永恒,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永恒地生活,也无法理解它最终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的永恒是切尔诺贝利,它就在我们近旁……而我们?我们会笑。就像一个古老的寓言里讲的:人们很同情那个自己家房子、谷仓被烧毁的人……全被烧了……他却忽然说了一句:“但是,所有的老鼠也死了!”还把帽子使劲往地上一摔。这就是白俄罗斯人的性格:苦中作乐。

而我们的神却不会笑。我们的神是殉难者。古希腊人那里就有会笑的神,他们性格开朗。幻想、梦境、笑话,这也能留下文本吗?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阅读……我总是听到一个旋律……一直在响,一直在响……这不是旋律,不是歌,而是喊叫。这就是我们的民众面对灾难的回应。我们并不期待摆脱灾难。这样是幸福吗?幸福,是一个暂时的意外之物。人们说:“一个痛苦,算不上痛苦。”“你用棍子赶不完痛苦。”“三句话不离痛苦。”“满院都是痛苦,唱不完一首歌。”除了痛苦,我们一无所有。没有别的故事,没有别的文化……

我的学生相爱了,有了孩子。但孩子在他们那里是安静的,孱弱的。战争结束后我从集中营回来……我还活着!我必须活下来。我们这一代人至今还感到惊讶:我们竟然活下来了。我可以用雪来代替水,夏天可以潜水上百次,一直不上河岸。如今他们的孩子不能吃雪,哪怕最干净、最白的雪……

我如何看待戏剧?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

他们从隔离区带给我一个故事……一个现代童话故事……

一对老头子和老太婆还留在村子里。冬天,老头子死了。老太婆一个人把他埋葬了。老太婆花了一周时间,好不容易才在墓地挖好一个坑。她把老头儿包裹在温暖的羊皮筒子里——不然会冻僵。她拉着一个儿童雪橇,把老头儿送到墓地。一路上,她回忆着他们一起的生活……

她给追悼宴做了最后一次炸鸡。饥饿的小狗闻着香味跑到老太婆跟前,于是她有了一个聊天和哭泣的伙伴……

有一次,我甚至梦到了我即将上演的戏……

我梦见一个已经疏散的村庄,那里开着苹果花,还有稠李花。灿烂而美丽。墓地上的野梨树也开花了……

高耸着尾巴的猫跑在杂草丛生的街道上。街上空无一人。两只猫在交配。街边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美丽而静谧。猫在路上跑来跑去,好像在等着什么人。看来,它们还记得人……

在我们白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没有普希金。我们有扬卡·库帕拉、雅库布·科洛斯……他们描写了土地……我们是地上的人,不是天上的。我们只会种土豆,我们挖土豆,种土豆,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盯着土地。低头!向下!假如人仰起头,也不会高过鹳鸟的窝。对鹳而言这已经很高了,而对人来说,高的是天空。天被称作宇宙,但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它。于是,我们从俄罗斯文学……从波兰文学那里借来它……挪威人需要爱德华·格里格,而犹太人需要的是肖洛姆·阿莱汉姆,如同结晶的晶核,有了核心,他们才能团结一心,才能自我觉醒。而我们的核心就是切尔诺贝利……它在用我们塑造一个作品……在创作……现在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切尔诺贝利民族。但它并不高贵——从俄罗斯到欧洲,或者从欧洲到俄罗斯,到处都有。只是现在……

艺术就是回忆……回忆我们曾经的样子……我怕……我怕一件事,怕恐惧取代了我们生活中的爱……

——莉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库兹缅科娃,莫吉廖夫文化教育学校教师,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