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夏天，我受中信出版社之邀，陪同我熟悉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北京与读者做交流。我之所以说我熟悉她，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就与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北京师范大学相识。那年她随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华，我们有过短暂交流。

阿列克谢耶维奇初次造访北京之时，苏联文学还一如既往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和创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У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毫无例外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关注。二〇一五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年轻读者此前对她一无所知，现在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她的书早就来过中国，在二十七年之前，那年她四十一岁。如今，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六十八岁，容颜虽改，但思想依旧，头脑依旧如二十八年前一样清晰，讲话虽轻声细语，但我时时感到她思想火花在迸溅，充满璀璨之光明和滚烫之热力。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师承的导师，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纪实文学作家阿达莫维奇（Алесь Адамович），也是她最敬重的人之一，另一位对她的写作颇有影响的人是闻名遐迩的作家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后者因为详细记录苏联集中营的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而获得一九七〇年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翻译这本《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时，想起苏联文坛曾有纪实文学是否等于新闻报道之争。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在北京时就提到，纪实文学在二十世纪的苏联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古拉格群岛》堪称苏联文学非虚构的典范。她说，非虚构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作家经过提炼和淬火的心灵写作，是作者灵魂与人类精神的展现。

俄罗斯文学讲究传承，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俄语作家，所以，她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她说，俄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后有肖洛霍夫及布罗茨基，在她之后，还会有其他作家在获奖，这是文学一脉相承的结果，是俄语创作的胜利，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

二十七年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她正在四处做采访。她说：“我试图透过无数鲜活的讲述，无数深埋多年的欢笑和眼泪，无数无法回避的悲剧，无数杂乱无章的思绪，无数难以控制的激情，看见唯一真实的和不可复制的人类史。”二十七年过去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依旧继续着她的访谈，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访谈和写作，需要坚韧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她的作品不啻于一部红色苏俄编年史。她追寻着俄国革命、古拉格群岛、苏德战争、切尔诺贝利爆炸以及震撼世界的苏联解体的脉络，一口气写了五本书。她的作品延续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中“小人物”的形象，这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也不例外，她说，她的作品就是在为小人物营造世界。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小人物”，是历史大漠中的一粒尘沙，他们被时代的狂风吹来吹去，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仅带走了生命的秘密，最终也被世界所遗忘。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讲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地那些小人物的故事，作为“小人物”的苏联消防员、抢险队员以至于普通百姓，一个个默默地死去，而苏联隐瞒灾难的实情，没人告诉他们发生的是核事故，所以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防辐射装备，“小人物”只穿着雨衣就冲上了抗灾现场，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这样面对着她的“小人物”，倾听着他们的讲述，那些黑暗中或娓娓道来的，或撕心裂肺的讲述，最终逐渐汇聚成了真实的、交响乐一般的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这样捕捉着一个个鲜活的瞬间，完美地构建起她的艺术真实。她认为，不讲出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苏联历史就永远不会被真正记录下来，甚至无法被猜测、揣度和虚构。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联的生活翻天覆地，人们很快就遗忘了悲剧，顺理成章地开始了新生活，她目睹了人们的冷漠和麻木，于是，她开始追寻遗忘的情感，她开始做倾听时代“小人物”的一双“耳朵”。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足迹遍及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她坐在城里的咖啡馆或是乡下的柴棚里听到的故事，既是别人的，也是自己的，她通过倾听别人的故事，最终看懂了自己。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充满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后苏联时代的忧虑。她批判当代人丧失了苏联解体初期的道德激情，精神世界中充满了奴性、冷漠、自私和恐惧。她预言，人们坠入了后苏联时代的陷阱，却难以爬将出来，也许未来一百年也爬不出来，只能在陷阱中痛苦挣扎。

后苏联时代与斯大林主义时期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苏联时代的人们穷奢极欲，比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集中营时代更加堕落和凶残。现在整个世界物欲横流，世界处在精神崩溃边缘，所有道德上的坚持都成为过去时。后苏联时代背离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精神，远离了俄国文学经典，人民陷入绝望之地。在苏联的废墟上，思想混乱不堪，到处都是苏联病人，遗留的精神创伤依旧在俄罗斯延续。人们抛弃了精神追求，沦为物质和贪欲的奴仆，伴随而来的是社会道德败坏，邪恶疯长，精神自由被扼杀了。作者站在苏联的废墟上，环顾四周，发现所谓的精神自由仅仅是广场的狂欢，其实生活处处是死一般的凋敝。人们朝思暮想的那朵自由之花，只在幻觉或错觉中绽放过。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告诉我们，苏联是个巨大的实验室，异化人类的大实验室。它的任务，就是将亚当式的“旧人”改造成“苏维埃超人”。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时，常与“苏维埃超人”相遇相伴。她承认，甚至她本人也不能幸免地是“苏维埃超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亦然。阿列克谢耶维奇试图通过《切尔诺贝利祭祷》的写作，捕捉苏联实验室的“苏维埃超人”形象，捕捉和书写苏联家家户户的社会主义史，苏联人民的情感史、生命史，那是一部苏联时代永远的小人物史。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告诉我们，扬善弃恶是人类未来生活的全部。邪恶当下已经渗透和扩散至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化为隐性存在。善恶已不再黑白分明和一目了然，人们无法明确地辨认善恶，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恐惧。如今，人们怀揣同样的恐惧、错觉、诱惑和失落，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如此，阿列克谢耶维奇依旧怀着审慎乐观，她说，时间虽已堕入黑暗，生活沉重而又艰难，但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善良的面孔，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

我想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新译本面世之际，感谢我多年的合作者与翻译家徐永平教授，他对本书译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我译文直率的批评与精准的校对，是确保此书译文质量的关键。我还感谢在本书翻译和修改过程中，所有支持过和帮助过我的人。鄙人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孙越

丁酉年仲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