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1988年9月5日至25日

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像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

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便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

“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

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

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有的是“索尼”。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

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

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下来,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

“你得先开枪,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

“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

“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因流血过多而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他们治疗。”

“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

“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

飞机在下降。

……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

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去食堂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

“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摘自他人的讲话——

“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面团的香味……”

“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

“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

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

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

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中世纪时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

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

可是现在……

摘自他人的讲话——

俘虏了几个“杜赫”……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其中一个抛向山岩。

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

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又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

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开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

……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

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

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