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

听起来好像是无稽之谈,就这件事而言,我指的是这场战争。我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不喜欢琐碎的事,对物质享受也不感兴趣。我到那边的第一天,军医院院长便把我找去:“什么事迫使您非到这儿来不可?”我不得不讲述我的一生,讲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听,而且他还是军人……讲自己……活像是把自己拉到广场上示众……任何秘密、隐私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来说,这太折磨人、太伤自尊了。

您看过《境外》那部影片吗?描写集中营里的犯人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他们的那种法则制定的……也是那种铁蒺藜,也是那么一块小地方……

我周围是一些年轻的女服务员、女炊事员,她们的谈话不外是关于卢布,关于兑换券,关于带骨头和不带骨头的肉、半生不熟的熏肠,还有保加利亚饼干。在我看来,保护我国的娃娃们,拯救他们的生命,这应该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女人应尽的职务!

我把一切想象得多么崇高。有人失血过多,我献出自己的血。在塔什干转运站,我已经明白了,我去的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坐在飞机里哭,泪水怎么也止不住。那边和这儿一样,我本来想逃离此地,逃离我厌恶的地方。转运站里,伏特加酒像河一般流淌。“我们梦见了航天站的青草……青草绿油油……”我真像是要飞往太空……在苏联,在这里,每个人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堡垒……可是到了那边……我们一个房间里住四个人。当炊事员的那个姑娘,从食堂带回肉来,把肉塞到床下……

“你擦地板……”她对我说。

“昨天我已经擦过了,今天轮到你了。”

“你替我擦,我给你一百卢布……”

我一声不吭。

“我给你肉吃。”

我一声不吭,她提起一桶水就泼在我的床上。

“哈——哈——哈——哈……”大家大笑起来。

另一个姑娘是个女服务员,她开口闭口就骂娘,同时她又喜欢茨维塔耶娃的诗。下班以后,她坐下来摆纸牌算命。

“有——没有……有——没有……”

“什么‘有——没有’?”

“当然是爱情了,还能是什么?”

那边也举行过婚礼,真正的婚礼。也有过真正的爱情,但不多。去塔什干之前是爱情,从那儿开始就分道扬镳了,他往东,她往西。

塔尼娅·贝特尔,这家伙又高又大,喜欢坐着聊天,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她只喝纯酒精。

“你怎么喝这东西?”

“你不用管,伏特加酒没劲,我喝着不过瘾。”

她随身带着五六百张电影明星照片,这种照片在商店卖的价钱很高。她神气十足地说:“为艺术我是不惜花钱的。”

维罗奇卡·哈尔科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整天坐在镜子前,张着嘴,伸着舌头,她怕传染肠伤寒。有人告诉她,每天早晨要对着镜子看一看,一旦得了肠伤寒,舌头上就会出现牙齿划的痕迹。

她们不尊重我,他们认为我是个愚蠢的女人,整天拿着微生物试管。我在军医院传染病病房做细菌学医生,我每句话都离不开肠伤寒、肝炎、副伤寒。伤员不是马上就能被送到军医院的,有的人要过五到十个小时,有的人在山里,在沙漠里,要过两天两夜才能被送进军医院,那时候伤口已经化脓,长了细菌,也就是所谓的伤口感染。有的伤员还处在复苏状态中,可是我发现他已经感染了肠伤寒。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只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军官哭了。他是摩尔达维亚人,外科医生也是摩尔达维亚人,他来到军官面前,用摩尔达维亚语问他:“老乡,哪儿不舒服?哪儿疼?”

那位军官哭了:“救救我吧,我应当活下去!我有心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女儿,我应当回去……”

他本来也会默默地死去,但他哭了,因为他听见了母语。

我不敢进停尸房,送到那里的尸体——肉和泥土搅拌在一起。那个姑娘的床下也是肉……她们把煎锅摆在桌子上:“卢巴!卢巴!”这是阿富汗语“前进,前进”的意思。天气炎热……汗水滴到煎锅里……我只见过伤员,我只和各种细菌打交道……我不会出售细菌……军人商店里用兑换券可以买些糖块,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阿富汗,多么美丽的国家》,那边唱过这么一首歌。如果让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在那边时什么都怕……我到那边时,甚至分不清肩章上的星星,不知道是什么军衔。我和任何人谈话都称呼“您”。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在军医院的厨房里给了我两个生鸡蛋。他们知道医生们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能吃到土豆泥、冻肉——这些都是为战争准备的,像木材,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我匆匆接过那两个鸡蛋,用餐纸包了起来,心想:喏,回家拌上葱可以美餐一顿了,那天尽想着怎么吃晚饭了。这时,有人用滑轮车推着一个小伙子从我身边经过,准备把他送回塔什干。他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下边是什么样的,我看不见,只见一个漂亮的头颅在枕头上摇摆。

他睁开眼睛望着我:“我饿。”

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盒还没有送来,可是已经准备把他送上飞机了。他什么时候能飞到塔什干,什么时候能吃上饭,不得而知。

“给你。”我把那两个鸡蛋给了他,转身走了。我没有问他是否有手,是否有脚。我把鸡蛋放在他的枕头上,我没有替他剥皮,也没有喂他。万一他没有手怎么办?

我坐车走了两个小时,身边停着尸体,四具尸体……他们身上穿的是运动衣……

回到家了,我不敢听音乐,不敢在街上、在无轨汽车里讲话。我恨不得把房间门一关,只留下我和电视机。

乘飞机回苏联的前一天,我们军医院的院长尤里·叶菲莫维奇·日勃科夫自杀了……

我在阿富汗时,从一位军官那儿抄了一句话:“如果一个外国人有机会来到阿富汗,又能健康地没有伤残地、肩膀上扛着脑袋离开这里,那么他将会受到苍天的特殊保护。”这是法国人傅立叶的话……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年轻人,他也许是“阿富汗人”?可是我没有叫他,免得自己显得可笑。我本来性情温柔,现在却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咄咄逼人、残忍无情的生物了。我们准备让一些娃娃出院……他们躲藏到军医院的顶层阁楼里、地下室里……我们到处找他们,把他们拖出来……年轻的姑娘们在转运站教我应当给谁一瓶伏特加,以便能分配到好的工作岗位上去……她们教我这样做,她们才二十来岁,而我——四十五岁。

回国过海关时,他们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甚至乳罩也不能戴。

“您的职业?”

“细菌学医生。”

“请出示证件。”

他们接过证件:“把皮箱打开,我们要检查……”

我把旧大衣、被褥、床单、发卡、叉子都带回来了……如今,我把从家里带去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您这是干什么,疯啦?您大概写诗吧?”

我在这儿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这儿比那边更可怕。从苏联回到那边时,谁带来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围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一起享用。第三次祝酒,默默地,为阵亡的人。我们坐在桌前,老鼠窜来窜去,钻进鞋子里。凌晨四点钟听见嚎叫声……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腾地跳了起来:“姑娘们,狼!”姑娘们都笑了:“是毛拉在唱经。”很长一段时间,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会醒。

我想继续工作,我申请去尼加拉瓜,到打仗的地方去。我不甘心过这种生活,我的心不希望如此。在战场上会更舒服些,在那边干什么事都可以找到理由,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不可思议吗?!可是我脑子里常常出现这种念头。

——一位细菌学女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