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我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如今他们俩只剩下科里亚了。十八岁以前未成年时,直到收到参军通知那天,他还在妇女保健研究所学习。这样的士兵难道也应该被派到阿富汗去?女邻居责备我,她说得对:“难道你就凑不上两千卢布去行贿?”有人行了贿,救了儿子一条命,于是他们就用我的儿子代替了那个人。我当时不懂,应当用钱去救儿子,我只知道用心灵救他。

他在部队宣誓那天,我去看望他。我发现他有些心神不宁,参加战争他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跟儿子一向开诚布公:“科里亚,你的思想准备还不够,我要为你去求情。”

“妈,别求情,别低三下四的。你以为你说我的思想准备不够就能打动那些人的心?在这里谁管你这些?”

我还是争取到让营长接见我。我请求他:“科里亚是我的独子,如果他出了事,我就活不下去……可是他的思想准备不够,我看得出来,他的思想准备不够……”

他表示同情:“您找一下当地的军委会。如果他们能给我寄来一份正式公函,我就派他回苏联服役。”

飞机夜间着陆,上午九点我就跑到军委会去了。军事委员是戈里亚切夫同志,他坐着,正与什么人通电话。我站着……

“您有什么事?”

我讲了。电话铃又响了,他又拿起话筒,同时对我说:“什么公函我也不写。”

我恳求他,我下了跪,我恨不得亲吻他的手:“他是我的独子。”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甚至没有站起来。

我临走时还在央求他:“请您记下我的姓名……”

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他能审查一下我儿子的档案,考虑一下,会帮个忙……他又不是石头人。


过了四个月,他们那边办了三个月的速成训练班,儿子从阿富汗来了信。仅仅四个月,仅仅一个夏天。

早晨我去上班。下楼梯时,迎面走来三个军人和一个妇女。三个军人走在前边,每个人的左手托着军帽。我过去从什么地方得知,军人用左手托着军帽走路是表示哀悼的意思。于是我没有继续下楼,转身往楼上跑。他们大概明白了,我就是他们要找的母亲。他们也跟着上楼……我钻进电梯,立刻往下开……我要马上跑到街上去,赶快躲开……我要自救……什么话也不要听见……我下到一层,电梯停住了,有人上电梯,他们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按了电钮再上楼……上到自己那一层……我冲进自己的房间,由于心慌,我忘记关门……我听见他们进了屋……我躲进寝室……他们跟着来了,左手托着军帽……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当我还有力气时,我像猫似的扑向他,大声叫喊:“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他一声不响,我甚至想揍他。他一声不响。以后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过了一年,我才想见人。在这之前,我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像个麻风女。我错怪了别人,老百姓没有责任,可是我当时认为他们都对我儿子的死负有责任。不论是食品店那位熟识的女售货员、那位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还是那个军事委员戈里亚切夫,都负有责任。我那时想见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在公墓里,在小小的坟墓旁成了朋友。到了傍晚,下班以后,这位母亲乘公共汽车匆匆忙忙赶到那里,那位母亲已经坐在自己儿子的墓前哭泣,第三位母亲正在给栏杆刷油漆。我们的话题只有一个:关于孩子……我们只谈他们,仿佛他们都是活人,那些谈话我甚至都能背诵下来:

“我来到阳台上,看见外面站着两名军官和一名医生。他们走进门洞,我扒着猫眼往外看,看他们去谁家。他们走到我们这一层,站住了。他们向左拐……去了邻居家?他们的儿子也在部队里……门铃响了……我开了门:‘怎么,我儿子阵亡了?’‘大娘,请您坚强……’”

“他们开口就对我说:‘大娘,棺材停在门洞里,给您放在什么地方?’当时我和丈夫准备去上班……平锅里煎着鸡蛋……水壶里的水也开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剃成秃子……过了五个月,送来一口棺材……”

“我儿子也是过了五个月……”

“我儿子过了九个月……”

“我向那位送来棺材的人问:‘棺材里有人吗?’‘我看见怎样把他装进了棺材,他在里面。’我盯着他,盯着他,他低下了头:‘那里有点什么东西……’”

“有气味吗?我们那口棺材有气味……”

“我们那口也有,还有些白色的小虫子从棺材上掉到地板上……”

“我那口棺材什么气味也没有,是新鲜的木料,潮湿的木板……”

“如果直升机着了火,就把他们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找到一条胳膊、一条腿……根据手表,根据袜子辨认他们……”

“棺材在我们院里放了一个小时。我儿子两米高,是个空降兵。他们送来棺椁,一口木头棺材,还有一口锌皮棺材……抬着棺材在门洞里转不开身……七个大男人很吃力地把它抬了起来……”

“我儿子被他们运了十八天……飞机里装的全是‘黑色郁金香’。先运到乌拉尔,然后运到列宁格勒,再运到明斯克……”

“他的东西一件也没送回来,哪怕是个小东西留作纪念呢……他过去抽烟,留下个打火机也好呀……”

“好在不开棺,让我们看不见他们把我儿子弄成了什么样……他在我眼前永远是活的,完整无缺的……”

我们还能活多久?心里装着这种悲痛活不长。受了多少委屈呀!

区执委会答应说:“给您一套新住宅,您在咱们区里任意选一套。”

我在市中心挑选了一套,不是组合板壁而是砖房,是新结构,我说了地址。

“怎么,您疯了?那是党中央的住宅。”

“难道我儿子的血就不值钱?”

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诚实,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找了党中央,他去替我求情。他回来只对我说了一句:“你若听见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就好了。他们说,她悲痛欲绝,你算老几,管什么闲事?差一点把我开除出党。”

我应当自己去,那时他们会怎么回答我呢?

我今天要到坟上去……我的宝贝儿子在那里……那里都是自己人……

——一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