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带着这么一种感觉回国的，我会长时间对着镜子梳头。我想生个孩子，我想洗尿布，听婴儿啼哭。可医生们不允许，说：“您的心脏病不能承受。”我艰难地生下了女儿。我做了剖腹产，因为心脏病开始发作了。一位女友来信说：“谁也不会理解，我们是在阿富汗种下这种病根的。他们反而会说，那又不是受伤挂彩……”

大概谁也不会相信，1982年，军委会竟把我这个在大学语言系读三年级课程的函授生找去谈话：“阿富汗需要女护士，您对此事有何看法？您可以得到一倍半的工资，外加兑换券。”

“可是我在读书呀！”

从医校毕业后，我当过护士，但是我梦想着当教员。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第一次找错了。

“您是共青团员吗？”

“是。”

“请您再考虑考虑。”

“我想读书。”

“我们劝您再考虑考虑，否则，我们会给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您是怎样一位共青团员。祖国现在需要……”

从塔什干飞往喀布尔的飞机上，我身旁坐着一位休假后又回去的姑娘：“你随身带熨斗了吗？没有？电炉呢？”

“我是上战场。”

“啊，明白了，又一位天真烂漫的傻姑娘。你看的战争小说太多了……”

“我不爱看战争小说。”

“那你去干什么？”

整整两年里，“干什么”这可恶的三个字一直追随着我。

“的确，干什么？”

所谓转运站，只不过是长长的一排帐篷。“食堂”设在帐篷里，提供的是国内稀缺的荞麦和维生素C。

“你是个漂亮姑娘，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问道。

我哭了。

“有人欺负你？”

“是您欺负了我。”

“我？！”

“您已经是今天第五个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人了……”

从喀布尔到昆都士乘的是飞机，从昆都士到法扎巴德乘的是直升机。不论我跟什么人提法扎巴德，对方都会说：“你怎么啦？那儿在打仗，在杀人，总之一句话，到了那儿就拜拜了！”

我从高空观看阿富汗，这是一个土地辽阔、美丽的国家，山峦和我国的一样，河流和我国的一样（我到过高加索），旷野也和我国的一样。我爱上了这个国家！

我在法扎巴德当了手术台护士。我管的范围就是小帐篷里的“手术室”，卫生营全体人员都分住在帐篷里。大家开玩笑说：“脚一下折叠床，人就上了班。”第一次手术抢救一位锁骨下动脉负伤的阿富汗老大娘。止血钳子呢？止血钳子不够用，用手指捏住。取伤口敷料，拿来一卷绷带，又拿来一卷，一下子碎成了粉末。看来这些东西还是1945年那场战争后仓库里剩下的陈货。

不过，我们还是把那位阿富汗老大娘救活了。晚上，我和外科医生到病房去查房，我们想了解一下老大娘的感觉如何。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见到我们，嘴唇就开始嚅动。我以为她有话要说，其实她想唾我们一口……当时我不理解他们有什么仇恨我们的理由。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

伤员们是用直升机运来的。一听到直升机的隆隆声，我们就赶紧跑过去。

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停在四十摄氏度上，手术室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外科医生们站在暴露的伤口前，勉强来得及用餐巾纸给他们擦汗。没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把滴管穿过面罩，让他们喝水。代血浆不够用，叫来一位士兵，他当即躺在手术台上献血。两位外科医生，两张手术台，只有我一个台上护士给内科医生当助手。他们对消毒一窍不通，我在两张手术台之间忙来忙去。一个台上的电灯突然灭了，有人用消过毒的手套把它拧了下来。

“出去！”

“你怎么啦？”

“出去！”

台上躺着一个人……他的胸廓暴露着。

“出去！”

我们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一昼夜，有时两昼夜。一会儿从火线上运来伤员，一会儿突然发生自残，有人往自己的膝盖上开了一枪，或者弄伤自己的手指。到处都是血……药棉不够用了……

大家瞧不起自残的人，连我们医务人员也骂他们。我骂道：“兄弟们在流血牺牲，可你想去找你妈？把膝盖打伤了，把手指割破了，以为就会把你送回苏联？为什么不朝太阳穴开枪呢？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朝太阳穴开一枪。”

我发誓，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卑鄙可恶的胆小鬼，现在我才明白，他们这么做或许是表示一种反抗，或许是不想杀人，但这些事，我到现在才开始明白。

1984年，我回国了。一位相识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地问我：“你怎么想的？我们应当到那边去吗？”

我很气愤：“如果我们不去，美国人就会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这么说，好像能说明什么似的。

我们在那边很少考虑这些事，真令人惊讶，我们闭着眼睛在那边生活。我们见过我们的弟兄们疼得抽搐，火把他烧得遍体鳞伤。看见这些惨相，我们就学会了仇恨，但没有学会思考。乘直升机飞到天上，下边是连绵的山峦，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或者其他我没有见过的野花，可是我已经不能欣赏这种美景了。我那时更喜欢五月，晒枯万物的五月，那时我怀着得意的复仇心理望着那枯干荒芜的大地，你们活该如此。我们因为你们，才来此地送命、受难。我们恨死你们了！

枪伤，炸伤……一架又一架直升机着陆，一副又一副担架把伤员送来，他们身上盖着床单……

“受伤了还是打死了？”

“不，没受伤……”

“那怎么了？”我掀开床单的一边。

那上面躺着一个人，像一副骨架，瘦得皮包骨头，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

“他怎么了？”

“把有苍蝇的茶给人喝。”

“给谁？”

“他给‘爷爷兵’上茶，一只苍蝇落到了里面。被揍了两个星期，不让进厨房……”

我的老天爷！这就是发生在血流成河的地方的事……这就是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沙土地上的事……

在昆都斯，两位“爷爷兵”逼迫一个“新兵蛋子”在深夜挖坑……他挖好后，他们命令：站到坑里……他就站到坑里……他们就往里填土，直到没过他的脖子……他扭动着脑袋……他们折磨了他一个晚上……早晨，他被挖出来后，开枪打死了那两个家伙……后来全军都宣读了上级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理命令……

我一边讲给您听，一边在想：讲的都是这么可怕的事，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呢？不是也有过友谊，有过互救互助，有过英雄行为吗？也许是那位阿富汗老大娘坏了我的事？我们救她的命，可是她却想唾我们……不过，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老大娘是从一个村庄抬到我们这儿来的，我们的特殊使命部队曾经经过她们的村庄……除了她一个人以外，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如果再往前说，那么这个村庄有人开枪击落了我们两架直升机……他们用木杈把几个烧伤的飞行员给活活捅死了……如果再往前追，再……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谁先动的手，谁后动的手？我们只心疼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这儿派了一位医生到火线上去。第一次回来时，他哭了：“一辈子都教我救死扶伤，可是今天我杀了人……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过了一个月，他心平气和地分析了自己的感情：“开枪的时候，你就会进入狂热状态：喏，你行的！”

晚上，耗子从帐篷顶上掉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用纱布把床围了起来……苍蝇的个头有茶勺那么大。我们已经习惯于和苍蝇相处了，没有别的动物比人的要求更低了，没有！

姑娘们把一些蝎子晒干了，留作纪念。又肥又大的蝎子，钉在大头针上，或者挂在线上，如同坠饰。我当时从事的是“纺织业”，从飞行员那儿要来降落伞的吊绳，从里面抽出线来，然后进行消毒，以后我们就用这些线缝伤口。休假归来时，我带了一箱子针头、钳子、伤口敷料。有人说我是疯女人！因为我带来了熨斗，免得冬天靠自己的体温来烘干潮湿的罩衣，我还带了电炉。

每天夜里，帐篷里的人都在卷棉球、洗涤和烘干纱布巾，大家像一家人。我们当时已经预感到，等我们回国时，我们便会成为被遗弃的一代，成为多余的人。比方说，我们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派那么多妇女去参加这场战争？”

当此地来了一些妇女——清洁工、图书管理员、旅馆负责人时，最初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只有两三个仓室，何必专门用一个清洁女工呢？只有二十几本翻破了的书，何必专门用一个女管理员呢？何必呢？您说呢？……我们都有意避开这些妇女，虽然她们没有干任何对不起我们的事。

我在那边还爱过一个人……我有一个情人，他现在还活着……我干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我骗他，说我爱的那个人已经被打死了……

“你见过活的‘杜赫’吗？”家里有人问我，“他一定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用牙咬着匕首？”

“我见过，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学院。”

我弟弟觉得，他们的样子应当介乎国内战争时期的巴斯马奇和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哈泽·穆拉特》中的山民之间。

“为什么您一工作就是连着两三个昼夜？干完八小时，就可以去休息嘛。”

“怎么，您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可是我知道，我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像在那边那样为别人所需要。你们不明白，我在雨后看到了多么美丽的彩虹：高高的彩带布满了整个天空，我从来都没见到过这样的彩虹，也不会再看到了……布满整个天空……

——一位女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