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送到撒马尔罕，那儿有两个帐篷。在一个帐篷里，我们脱掉了身上所有非军人的衣服。有的人比较聪明，他们在半路上已经把夹克衫、绒线衫卖了，最后买了一瓶葡萄酒。在另一个帐篷里，我们领到了过时的士兵服装——1945年的军上衣、人造革靴子、包脚布。如果你把这些人造革靴子拿给习惯于炎热气候的黑人看，他会吓昏的。在非洲不发达的国家里，士兵们脚蹬轻便鞋，身穿绒线衫、裤子，头戴小檐帽。可是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里忍受着煎熬，双脚像泡在沸水里一样。

头一个星期，我们在冰箱厂卸玻璃包装容器，在商业基地搬运整箱的柠檬。有时也派我们到军官家里去干活，我就给一家人砌过砖，盖过两个星期的猪圈，钉了三张石棉水泥板，用另外两张换了酒喝，石棉水泥板的价格是每米一卢布。军人宣誓前，两次被带到打靶场：第一次发了九颗子弹，第二次每人抛了一次手榴弹。

我们在练兵场上排好队，宣读了命令：“派你们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执行国际主义义务。谁不想去，向前迈两步。”

有三个人走了出来，部队首长用膝盖顶一下他们的屁股，让他们站回队去，说：“这次是检查你们的战斗情绪。”

每人发了两天的干粮，还有一条皮带，上路吧！大家上了飞机，默默不语，觉得飞了很长时间。透过舷窗我们看见了崇山峻岭，真美！我们生长在普斯科夫，家乡到处是草原和树林，从来没有见过山。我们在信丹德下了飞机，我记得那天是1980年12月19日……

有几个人打量了我几眼：“一米八，分到侦察连，那里需要这样的人……”

从信丹德去了赫拉特。到了那儿，我们也是搞修建，修建靶场：挖地，运石，打地基。我干木工活，用石棉水泥板盖房顶。

有的人参加第一次战斗之前，还没有放过一枪。

总是饿。厨房里有两个五十升的大锅：一个用来做第一道菜——水煮白菜，汤里捞不出肉来；一个用来做第二道菜——干土豆或者燕麦饭，没有一点油。每四个人发一个青花鱼罐头，商标上的生产日期是1956年，保存期限是一年半。一年半里，我只有一次不想吃东西，那次是因为我负了伤。平时我总一边走路一边想：在什么地方能弄点吃的，能偷点吃的？我们曾爬进阿富汗人的果园，他们开枪射击，还可能踩上地雷。不过我们太想吃苹果、梨或者其他什么水果了。大家写信向父母索要柠檬粉，他们用信封捎来一些。我们用水把柠檬粉化开就喝，酸滋滋的，用它来刺激胃……

第一次战斗前播放了苏联国歌，政治部副主任讲了话。我记得他说：我们比美国人抢先一个小时，国内等我们作为英雄凯旋。

我将怎样杀人，当时自己也想象不出来。参军前，我从事自行车体育活动，我的肌肉锻炼得结结实实，谁都怕我，谁也不敢碰我，我甚至没有遇见过持刀打架流血的事情。现在，我们乘坐的是装甲输送车。在这之前，我们从信丹德到赫拉特乘的是大汽车，还有一次，离开驻防地外出乘的是“吉尔”。我坐在装甲车上，手握武器，袖子挽到胳膊肘……有一种新的不熟悉的感觉，一种权势、力量和个人安全的感觉。村庄马上显得低矮了，灌溉沟渠变小了，树木也变得稀少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完全放了心，觉得好像是个旅游者，开始东张西望，欣赏外国风光。真是奇异，各种树，各种鸟类，各种花草，第一次见到那种带刺的树。我一下子把战争忘在脑后了。

输送车经过水渠，经过泥巴桥，我奇怪的是，这座桥居然能经受得住几吨金属的重量。突然一声爆炸，开路的装甲输送车遭到火箭筒的迎面攻击。有人抬着熟悉的弟兄走了过去，没有头颅了，活像硬纸板的靶子，胳膊耷拉着……我的意识还不能马上接受这种新的可怕的现实……命令：架起迫击炮。我们把迫击炮叫“矢车菊”，它每分钟可发射一百二十颗炮弹，所有炮弹全部射向村庄。村庄里有人向外开枪，每个院落里都射去几颗炮弹。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自己人一块一块地收拢到一起，从装甲板上也往下刮。死者身上没有身份牌，我们把粗帆布铺开当作集体坟墓……没法认出是谁的大腿，谁的头骨……没有发给大家辨认身份的颈牌，怕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上边有姓名，有地址……如今正像歌里唱的：“我们的住址没有楼号，也没有街名，我们的住址是苏维埃联盟……”这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实无名的战争……

回营地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吃了饭，擦拭了武器，这时候才有人开了口。

“来一支大麻烟吗？”“爷爷兵”们建议。

“不想抽。”

我不想抽，怕戒不掉。毒品染上瘾，要想戒掉，非有坚强的意志不可。后来大家都抽起来了，否则顶不下去。如果像上次战争那样，人民委员会规定每人发一百克酒就好了……不允许啊，有禁酒法令……要解除紧张情绪，必须用什么东西补偿消耗，最好的办法是处于昏迷状态……往汤里、往粥里倒些麻醉品……然后，眼睛瞪得溜圆，像半卢布的银币，夜里能像猫似的看东西，人变得像蝙蝠一般轻盈。

侦察员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近处杀人，不是用自动步枪，而是用芬兰匕首，用刺刀杀人，不能出声，不能让别人听见。我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本领，干得蛮有兴趣。第一个被我杀死的人，我在近处杀死了什么人，我记得……我们靠近了村子，通过夜视望远镜看见一棵树旁边，有个小电筒闪闪发亮，那儿还有一杆枪，有个人在挖什么东西。我把自动步枪交给了战友，自己靠近过去，距离约有一个箭步时，我纵身一跃，把他打翻在地。为了不让他叫出声来，我用他的缠头堵住了他的嘴。我随身没有带刀，嫌沉。我只有一把开罐头用的小刀，这是一把普通的小刀。他已经躺在地上了，我揪住他的胡须，割断了他的喉咙……皮肤绷紧了，割起来比较容易。我见多了流血……

我那时担任侦察组长的职务，一般都是夜间出动，手里握着刀子，坐在树后……他们走了过来，走在前边的是巡逻兵，必须把他干掉。我们轮流动手，这次轮到我。巡逻兵与我并排了，我放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从背后跳上去，主要是用左手勒住他的脑袋，让他扬起脖子，免得叫出声来。右手用刀刺入后背，刺在肝下，要刺透……后来我弄到了战利品，一把日本匕首，长三十一厘米，这种匕首很容易刺入人体。被刺的人蠕动几下，就扑倒在地上，一声也没有喊。渐渐就习惯了，心理上接受并不太难，不像在技术上那么难：准确地刺到脊椎上边的那根骨头，刺进心脏，刺进肝……我们学过空手道，知道要扭住对方的胳膊，把他制伏、捆住，对准至痛点——鼻子、耳朵、眉骨，要击准。要想动刀子，就得知道刺向什么地方……

有一次，我心里迟疑了一下，震动了一下，感到极其难受。那天，我们搜索一个村庄。一般情况下，推开门进屋前，要先投一颗手榴弹，免得遭到机枪的袭击。何必冒险呢，手榴弹更可靠。我把手榴弹投进去以后，便跨过门槛：屋里躺着几个妇女，两个稍大的男孩和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不是放在小车里，而是在一个像是小盒子的东西里……

为了现在不让我发疯，我必须为自己辩白几句。也许死人的灵魂真的在天上俯视着我们。

我回了国，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偶尔也会产生一种愿望，想咬断他人的喉咙。我是双目失明后回的国，子弹从左边的太阳穴打进去，从右边的太阳穴钻了出来，打掉了两只眼睛的视网膜，我只能分辨明与暗。我知道应当咬断谁的喉咙，那些舍不得在我们的小伙子们的墓前立块石头的人，那些不想分给我们住房的人，那些说“我没有派你们到阿富汗去”的人，那些不关心我们的人……我心中曾有过的一切还在沸腾。如果有人要把我的过去夺走呢？不，我不会交出去的。我正是凭借过去在生活。

我学会了不用眼睛走路。我自己能够坐车到市内各地去，自己坐地铁，自己穿街过马路，自己做饭。妻子感到奇怪，我做的饭菜比她做得还好吃。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妻子的长相，但我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她头发的颜色，她鼻子的形状，她嘴唇的形状……我是用手，用身体在看，我的身体有视力……我知道我儿子的样子。他小时候，我把他裹在襁褓里，给他洗过尿布……如今我用双肩驮着他玩……有时我觉得眼睛没有用。每次发生最重要的事情或感到舒服时，您不是也会把眼睛闭起来吗？……画家需要眼睛，因为眼睛为他的职业所需要。可是我学会了不用眼睛生活，我能感受到世界……我听见了它……语言对我来说，比对你们有眼睛的人有更大的作用。

在很多人眼中，我已经是过去的人了，觉得我作为一个小伙子，已经打过仗，如同尤里·加加林，已经完成了太空航行一样。不，我最主要的事业还在后面，我知道这一点。不要把身体看得比自行车更有意义。我过去是自行车手，参加过比赛。身体，如同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架车床，仅此而已。我可以成为幸福的人，自由的人……没有眼睛……我明白了这些……可是有多少人有眼无珠啊。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我想净化身上的一切，清除身上的污秽，当初我们就是被污秽吸进去了。现在，只有做母亲的理解我们，保护我们。您不晓得夜是多么可怕吧？梦中，又一次，这是第几次呀，手持匕首向人扑去……我只有在梦中是个婴儿……婴儿不怕血，因为他不理解什么是血，他以为那是红色的水……儿童们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他们对一切都想摸清楚，理解它，什么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可是我，现在甚至在梦中也怕血……

——一位侦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