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
1990年1月19日
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人说话的声音对我永远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让我心旷神怡、沉迷陶醉。我对生活本身极度信任，这大概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最初我觉得用“讲话体”（我暗中如此自称）完成前两部著作之后，这种体裁会成为我以后写作的障碍，因为每时每刻都会重复自己，担心成为多余之物。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另外一种武器——威力更大和更残忍的武器。以机关枪和火箭装置“冰雹”为例：“冰雹”可以化山岩为粉末。另外一种人生心理：把娃娃们从日常生活，学校、音乐、舞蹈等场地拽出来，投入地狱、投入污秽之中。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十八岁的男孩子，往十年级的学生头脑里灌？将来他们才会明白：“我要参加的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却被投进另一种战争。”“我本想当英雄，如今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人。”
人会觉醒的，但不会那么快，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要使举国上下都爱看斗牛，需要有两个条件：一、牛必须是本国土生土长的；二、本国人必须对死亡感兴趣……”（见海明威《死在午后》）
本书有几个片段，初次在几家报纸和白俄罗斯几种杂志上刊出后，各种意见、评论、劝告、警告、指责、质问，甚至威吓，像狂风暴雨般压顶而来（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至今还少不了这些威吓）。有人来信，有人来电话，有人找上门来。不过，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此书还在撰写的过程中……
摘自来信——
读不下去了……我想哭，想叫……也许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可怜的娃娃们，我们在他们面前是何等有罪啊！过去我们对这场战争知道些什么呢？我现在很想拥抱每一个人，向每一个人请罪……我没有参加这场战争，但我已经亲临了这个战场。
现在回忆一下我当时的情况，我们大家当时的情况……
我读过拉里莎·赖斯纳的作品，她说阿富汗境内住着一些半野蛮的部族，他们一边跳一边唱：“光荣属于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他们帮助我们打败了英国人。”
四月革命。满意吧，社会主义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可是，同一列火车里，坐在身旁的人悄悄地说：“咱们脖子上又套上了一个‘白吃饱’”。
塔拉基死了。在市委举办的学习班上，有人提问：“为什么允许阿明杀死塔拉基？”从莫斯科来讲课的人打断了他的话：“弱者应当给强者让位。”当时的印象很坏。
我们的空降兵抵达喀布尔，他们解释说：“美国人打算空投自己的空降兵，我们比他们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同时，人们传言：我们的人在那边处境不佳，没有食物，没有棉衣。我立刻想起了珍宝岛和我们士兵们的凄凉哀号：“没有子弹！”
后来我们的大街上出现了阿富汗紫羔羊皮短大衣，这种短大衣显得相当华贵。有的妇女羡慕另外一些妇女，因为她们的丈夫到过阿富汗。报上说：我国士兵在那边植树造林，铺路修桥。
有一次，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回家，车厢里有位少妇和她丈夫。大家谈起了阿富汗，我说了一句报上的话，他俩笑了笑。他俩已经在喀布尔当了两年的医生，他们立刻袒护从那边往回运货的军人……那边样样东西都贵，可是收入微薄。车抵达斯摩梭斯克站时，我帮他们往下搬东西，有很多大纸箱子，上面贴着进口标签……
我在家里听妻子说：隔壁住着一位独身女人，她的独生子准备被派往阿富汗。她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给人家下跪磕头，恨不得上前舔皮靴。她满意地回来了：“求回来了！”同时又心安理得地说：“当官的都花钱把自己的孩子买回来。”
儿子放学回到家中说：“蓝色贝雷帽战士给我们作了报告。”他眼馋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戴着一块多么棒的日本手表啊！”
有人向一个“阿富汗人”打听，这么一块手表值多少钱，买的时候付了多少钱。那个人支支吾吾半晌，才讲了真话：“我们偷了一车蔬菜，卖了……”他还说大家都羡慕在燃料加油站工作的士兵们：“他们是百万富翁！”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对萨哈罗夫院士的迫害。有一点我同意：死的英雄，即使他有过闪失，对我们来说，也比活人好。还有，不久前听说有几个“阿富汗人”，在扎戈尔斯宗教学校里求学，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两名军官。是什么事情促使他们进了宗教学校呢？是悔过，是想躲避残酷的生活，或者是想获得某种精神力量？并非每一个领到军人多年服役证（小小的褐色证书）的人，都能用优惠价格的肉食品填饱空虚的灵魂，然后把灵魂变成进口的破烂，在凭特权获得的一块土地上，在苹果树下，把它埋起来，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
——尼·贡恰罗夫，奥尔沙市
我是到过那边的人当中的一个。不过，我一年比一年更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不是士兵，你到那边去干什么？”一个妇女在那边能干什么？咒骂这场战争的话越多，大家对我们这些到过那边的人的态度就越坏。大家对我们越来越不理解了。
这是一场现在称作躲躲藏藏的战争，周围的人都不胜惊讶：“你去阿富汗？去干什么？那边不是在杀人吗？”我们是盲目信仰的牺牲品。人家向我们讲解四月革命的理想，我们就信以为真，因为我们从小学时代起就习惯于盲从。我要您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人人如此！
回来以后，我们变了。有一种愿望，想把真实情况讲给某个人听。我期盼有人带个头，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如果这个选择现在再次摆在面前，我是不会去阿富汗了。我的女朋友来信说：“把它忘了吧！从记忆里把它抹掉，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到过那边。”不，我不会把它抹掉，我要把它弄个明白，弄清楚我在那边的时间……那些岁月，那些岁月本来可以在另一个地方，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说句良心话，我并不后悔。心中留下一种感情，说明自己分担了那场灾难，说明我们经受了感情的裂变。我们在那边，认清自己是受了骗。我在那边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上当？为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够把我们骗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那么多妇女去参加那场战争时，我的眼睛都瞪圆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类似的情况。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是唯一的白痴，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原来，这类妇女成千上万。当然，人人都有实际问题，想多赚点钱，说不定还能解决个人问题，改变家庭命运，心灵深处还有一种信念。我们去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有用的人，是为了帮助他人。我认为，任何战争中都应当有妇女参加。也许我想象不出会有另外一种，不像伟大的卫国战争那样的战争。难道军医院里能够没有女性吗？烧伤的病号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的人躺在那里……只要把手放在伤员的身上，就能给他一点儿温暖，这是一种仁慈！这是符合女性心灵的工作。我在那边遇见过一些娃娃兵，他们主动要求投入危险的战役，他们表现出英雄气概时无所顾虑，他们一个个阵亡了。
请原谅我讲得如此零乱。我太激动了，我有好多话要讲……
如今在后方诞生了关于前线战士兄弟般情谊的传说，这在那边是没有的。在那边一切都可以买卖，其中包括买卖妇女。一个夜晚……为了一件女上衣或者一套化妆品……是的！是的！但是反正这些，也许不是主要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我们相信过！最可怕的事发生在以后，我们是从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离开的，可是却到了不需要这场战争的国家。我们感到委屈的，不是没有得到回报，或回报得不够，而是把我们一笔勾销了。不久以前，还说是“国际主义义务”，现在说这是愚蠢的行为。是什么时候跨过这条界限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在进行对比……登山运动员攀到了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可是他摔倒了，摔断了腿……他总想攀上山去，他一辈子都想攀上山顶……我们有一种怀旧思想，特别是男性。他们拿生命冒过险，他们杀过人。他们认为自己既然杀过人，就属于特殊之辈。他们被什么东西触动了，而这些东西没有触动过别人。这或许是我们心中的一块病……或者是我们还没有从那边回来？
——加·哈利乌利娜，女职员
阿富汗战争爆发时，我儿子刚从中学毕业，考上了军事学院。当别人的儿子们手持武器在异国他乡时，这十年里我的心一直放不下，我儿子也可能出现在那边呀！说人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是谎话。锌皮棺材运进家门，残废的娃娃回到惊慌失措的爸妈面前，这些场面大家都见过呀！当然喽，广播和电视里从不提这些，您在自己的报纸上，也没有写过这些呀，您是不久前才有了这个胆量的！但这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呀！当时，我们这个“人道”的社会，其中也包括我和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我们的社会正为“伟大”的老头子们颁发又一枚金星勋章，我们的国家正在完成和超额完成又一个五年计划（老实说，我们的商店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空荡荡的），正在修建别墅，正在花天酒地。而当时，十八到二十岁的娃娃们正冒着枪林弹雨行军，脸朝向地扑在异国的沙地上，白白送了命。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质问自己的孩子们：“你们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难道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比他们干净吗？他们饱尝的痛苦，他们经历的磨难，已经净化了他们的罪孽，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净化自己了。村民被杀尽，村庄遭毁灭，责任不在于他们，而在于我们，在于我和您。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孩子们杀了人。我们是杀人犯，既杀了自己的孩子，又杀了其他国家的孩子。
至于这些孩子——他们是英雄！他们不是因“错误”在那边作战。他们之所以作战，是因为相信了我们。我们应当在他们面前跪下，只要把我们在这里干的事和他们在那边不能不干的事对比一下，就能让人发疯……
——阿·戈卢勃尼奇纳娅，建筑工程师，基辅市
当然啦，今天写阿富汗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是时髦的题材。而您，阿列克谢耶维奇同志，现在就可以庆幸，您的书大家会抢着阅读。如今，咱们国内繁殖了不少人物，他们只关心如何把祖国的墙壁涂抹得乌七八糟。他们中间也有某些“阿富汗人”，因为他们——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获得了最重要的自卫武器：请诸位瞧一瞧，把我们弄成了什么样子！无耻之徒总需要他人的庇护。正派人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在任何形势下都是正派的。这种人在“阿富汗人”当中为数不少，但您寻找的，大概不是他们。
我没有到过阿富汗，但我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全部过程。我很清楚，在那场战争中也有污秽。可是我不愿意重提污秽，也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这么做。问题不仅在于那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一派胡言！众所周知，人若想生存就必须吃饭，既然要吃饭，恕我不恭，也需要有排泄的地方。可是我们并不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呀！为什么撰写阿富汗战争的人，甚至撰写卫国战争的人，把这些都忘在脑后了呢？如果连“阿富汗人”都反对这类“发现”，就应当倾听他们的声音，研究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拿我来说吧，我就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人有正常的情感——羞耻，他们感到羞耻，您发现了他们的羞耻，但不知为什么您认为仅仅发现还不够。您决定把它和盘托出，让大家声讨。他们在那边开枪乱杀骆驼，那边的和平居民死于他们的子弹……您想证明这场战争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您并没有理解，如此做法，您恰恰伤害了战争的参加者——那些清白无辜的少年……
——尼·德鲁日宁，图拉市
摘自电话——
“好吧，我们不是英雄，可是现在我们反而成了杀人凶手。杀妇女，杀儿童，杀家畜。再过三十年，说不定我会亲口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子呀，一切并不像书中写的那么英雄豪迈，也有过污泥浊水。’我会亲口告诉他，但要过三十年以后……现在这还是血淋淋的伤口，刚刚开始愈合，结了一层薄疤。请不要撕破它！疼……疼得很……”
“您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怎么敢往我们孩子的坟头上泼脏水？他们自始至终完成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责任。您希望把他们忘掉……全国各地学校创办了几百处纪念馆、纪念室。我也把儿子的军大衣送去了，还有他学生时代的作业本，他们可以做榜样。您讲的那些可怕的真实，对于我们有什么用？我不愿意知道那些！您想靠我们儿子的鲜血捞取荣誉。他们是英雄！英雄！关于他们，应当写出优美的书来，而不是把他们变成炮灰……”
“我在儿子的坟墓上刻下了这么几个字：‘人们啊，请记住：他是为生者的生存而阵亡的。’如今我知道这是骗人的话了，他并不是为了生者的生存而阵亡的。首先是我受了欺骗，然后我又帮助他们欺骗了他。我们当时都那么善于轻信，我一再对他说：‘儿子啊，你要爱祖国，祖国永远不会出卖你，不会不爱你。’现在我想在墓碑上刻上另外几个字：‘为什么？’”
“邻居给我送来了报纸：‘对不起，这就是你向我们讲过的那场战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事可以写出来，可以公开发表。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在二维之中：报纸与书籍中讲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如果报纸讲的和生活本身一样，那么我们内心经受的与其说是满足，不如说是别扭。一切正像您所写的那样，甚至有时令人感到更可怕、更绝望。我想跟您见一面，谈谈心里话……”
“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见儿子的后脑勺，可是时至今日，我还不敢相信他已回到了家中。当他在那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给我运回来一口棺材，我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到街上去游行，或是进教堂去修行。他的母校请我去演讲：‘请您讲讲您儿子的事迹吧，他荣获了两枚红星勋章。’不，我没有去。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我把我们这一代人称作‘唯命是从的一代’，阿富汗战争是我们的悲剧的顶峰。您的书击中了要害，因为您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我在班上听人说：‘哎呀，这些人可真吓人！’他们指的是‘阿富汗人’。其实，现在我们都是这种人。他们离开家，去那边的时候就是这种人了，并不是变成这样的人以后才回国的。我有时甚至在想：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比我们的现实更纯洁，所以他们才闷闷不乐。”
“能把我们多少人变成精神病患者、暴虐者、吸毒者？在那边时，对我们大声叫喊的是另外一些话：改革的工长们，你们应当把家里那潭死水搅浑！我们回来了，准备整顿秩序……可是不让我们插手……反反复复跟我们说：‘孩子们，学习吧……成家吧……’这真让我震惊，周围处处投机倒把、黑帮猖獗、一片冷漠无情——可是不许我们去干严肃的事业……我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位聪明人开导了我：‘您会干什么？您只会开枪。您懂什么？您只懂用手枪保卫祖国。只能靠自动步枪恢复正义吗？’这时我才动起脑子来……我对自己说：该死的自动步枪啊……真的，那个该死的东西现在还挂在我的背上。”
“我一边读一边哭……但是我不会重读您这本书了……出于对自我基本情感的保护……我们是否应当认识自己是这样的人呢？对此我没有把握。太可怕了……心中是一片空白……你不相信人了，你怕见人了……”
“喂，您让人烦死了！为什么您笔下到过阿富汗的姑娘，非让她们扮演妓女的角色不可呢？我不否认，这种人确实有，但并非人人如此。我恨不得从心里叫出声来。为什么让我们都成了一个样子的人？请您钻进我们的心房，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回国后，头半年夜夜不能入睡。如果睡着了，一定会梦见尸体、枪战。我吓得跳了起来，闭上眼睛，一切又会重演。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就去请教神经学医生。我不求他开假条，只希望给点药片、出点主意就够了，可是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您怎么见过那么多尸体？’啊，我真想朝那年轻人脸上扇一耳光。从此以后，我再不找任何医生了。我不想活下去，一天甚于一天。我不愿意见任何人，听任何事，可是又无处藏身，该死的住房问题！我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了。可是，请您帮帮那些有求于您的人。我和一些人通信，他们的情况也雷同，这么说，其他人也一样喽！不过，我不相信您。您想让所有人相信我们都是些残酷无情的家伙。您可想过，您本人是何等的残酷无情吗？
“我不想把我的姓名告诉您，您就当我已经不存在了吧。”
“您想让我们相信回国的是病态的一代，可是我坚信回来的是再生的一代。我们总算见到了我们的小伙子在真正的生活中的表现！是死了不少娃娃，这个不假。可是又有多少人死在酒后的斗殴中、死在动刀子的打架中呢？我在某报上读过一条消息：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数字），要比我们这十年战争中死的人数还多。我们的军队已经多年不打仗了。我们这次检验了自己，检验了现代武器……这些娃娃都是英雄！正是因为有了您这样的人，我们今天才在世界各地节节放弃阵地……我们失掉了波兰，失掉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请您告诉我，我们的伟大强国今日何在？为了它，1945年我徒步走到了柏林……”
“我们要求对我们要讲公道……到了现在我才反问自己：我们参与的那场战争，它本身就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火辣辣的公道感呢？我们有权利享有它……请不要提我的姓名，我不愿意遭到他人的白眼……”
“为什么要谈错误？您以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揭露性文章就能够……您以为这些文章就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使青年人丧失了我们的英雄历史。人们在那边阵亡，而您还在写什么错误……难道母亲用轮椅推着的伤残军人不是英雄？牛仔裤里装着假肢的人不是英雄？有的人故意骑摩托车蹩伤了自己的脚，以便不去参军，他们反而成了英雄？投降当俘虏的人，反而成了英雄？”
“我在南方海滨看见几个小伙子在沙滩上，用手扒着沙地，向大海爬去……他们的腿的数量比他们的人数还少……我再也不能去海滨浴场了，我无法在那儿晒太阳，我只能在那儿伤心流泪。他们还在欢笑，还想追求姑娘，可是大家都像我似的，离开他们跑了。我希望这几个小伙子万事如意，让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活下去！我爱他们，因为他们还活着。”
“我的独生子在那边阵亡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培养了一个英雄。如果信了您的话，那么我培养的不是英雄，而是杀人犯，是侵略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们的儿子们，受了致命重伤时，让手榴弹在自己的胸口爆炸，为了不玷污苏联士兵的荣誉，或者扑在手榴弹上，为了拯救自己的战友，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难道是骗人？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展示人光明的、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阴暗的一面，居心何在？难道您忘记了高尔基的话：‘人——是个高傲的字眼！’？”
“我明白了，您的理想人物是‘坦波夫的兰博’？可我们是用保尔·柯察金的榜样培养起来的……”
“的确，那边也有罪犯，有吸毒的，有趁火打劫的。难道说，我们和平的日子里就没有这类人吗？我坚持认为：在阿富汗打过仗的人是牺牲品，他们个个都需要从心理上恢复名誉。
“我在某处读过一个美国兵的忏悔录。他是越南战争的老兵，他讲了一件可怕的事：‘战争结束八年之后，在我们美国，当年的士兵与军官自杀的人数，已和战时伤亡的人数扯平。’我们应当考虑到我们‘阿富汗人’的心理状态……
“在‘那边’断送了性命的人多达百万（说是几十万亦可），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人。损害他们的人权不是英雄行为，不管你今天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在那边，一个人既可能丧命，也可能干出胆大包天的事来。主要的标准，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阿富汗人’，你们也别再充当英雄好汉了！我们同情你们，真是荒唐！……是的，受压迫的人，品德不端的人，都可能被迫卷入战争。但他们自己丧命的时候，也给别国人民带去了破坏与死亡。老实说，这已经不是立功而是犯罪了。悔悟应当使你们这些参加过不光彩的历史的人得到宽恕。
“请您把我的看法公布出来。我想知道‘当代英雄’们会用怎样的胡言乱语来诋毁我。”
“我不知道我儿子在阿富汗都干过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了那边。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我就这么讲过，我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如果当时不是用锌皮棺材把我儿子运回家来，我就被开除了……我甚至不能用俄罗斯民族风俗安葬他……像老话说的那样：在圣像下，在殓巾上……”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难过……我们坐在火车上，车厢里有位妇女说，她是在阿富汗阵亡的一位军官的母亲……我理解……她是母亲，她在哭……但我说了一句：‘您的儿子死在不义的战争中……“杜什曼”保卫的是自己的祖国……’”
“孩子们被抓走了，被杀害了，为了什么？他们怎么了，不是保卫祖国吗？保卫南部国境……可是现在，你一个人待在两间屋子里，哭吧……已经三年了，天天去上坟，我们在那儿举办婚礼，在那儿照顾自己的小孙子们……
“军事委员会打来电话：‘大娘，来吧，替您的儿子接受勋章。’授给他一枚红星勋章……‘大娘，讲几句话吧！’我展示勋章，说：‘请你们看吧，这是我宝贝儿子的血呀！’这就是我的发言……”
“我们还会被征募过去，武器还会被分发到我们手中，让我们在国内整顿秩序。我们估计，过不了多久，有人就得为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希望多登一些人的姓名，不要拿假名当挡箭牌。”
“现在市侩在处处责怪这些十八岁的男孩子……瞧你们干的……应当把这场战争跟他们分开……那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已经受到了谴责，至于娃娃们嘛，应当得到保护。”
“我是俄罗斯文学教员。我把卡尔·马克思的话向学生们重复了多少年：‘英雄之死如同日落，而不像青蛙毁于膨胀。’您的书能教人什么呢？”
“有人想把我们这群迷惘的人变成制度的可靠保卫者（我们已经经受了对它忠诚的考验），今天又把我们派往切尔诺贝利、第比利斯、巴库，派往油管爆炸的地方……”
“我不想生儿育女了，我害怕……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会怎么讲呢？讲我……我到过那边……讲那场战争，那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就应当称它是肮脏的……我们可以闭口不谈……可是孩子们会讲的。”
“我羞于承认……从那边回来时，曾惋惜自己没有获得勋章……连个小小的奖牌也没有……如今我庆幸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们这里的人，把很多事情都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比方说，关于孩子们的残忍，我们知道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文学著作，有什么学术论文？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说什么‘苏联少年是世界上最好的少年’，说这种话对我们有什么用？说我国没有吸毒现象，没有横行霸道，没有抢劫掠夺。原来，这些恶行我国样样具备，应有尽有。到了那边，还把武器发给了这些少年……向他们灌输：瞧，他就是敌人——‘杜什曼’匪徒、‘杜什曼’团伙、‘杜什曼’败类、土匪化的‘杜什曼’、土匪集团……小青年回国以后，讲他们是怎样开枪杀人的，怎样把手榴弹投进土屋里……讲死人躺着的样子……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上帝啊，宽恕他们吧，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干的事……”
继阿瑟·凯斯特勒之后，让我们向谁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讲真话时，它总像是谎言？为什么宣布新生活时，我们总要使大地布满尸体？为什么谈论光明未来时，我们总要夹杂着种种威胁？”
当我们向沉寂下来的村庄扫射时，当我们对山里的公路进行轰炸时，我们同时也在扫射和轰炸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残酷的事实，必须有亲身感受。现在连我们的孩子们都玩起抓“杜什曼”和“有限人员”的游戏了。现在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来了解自己的真情吧！支持不住，忍受不了，我知道，我亲身感受过。一个二十岁娃娃的嘶吼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不愿意听别人讲什么政治错误！我不愿意听！如果是错误，那么请把我的腿，我的两条腿，都还给我！”邻床的人心平气和地轻轻说：“提出了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死人，再没有别的罪人了……你们要审判我们！是的，我们是杀过人！是的，我们是开过枪！……难道你们发给我们武器，是让我们和同年级的弟兄们做军事游戏？……你们以为我们会像天使一样回来吗？！”
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认识真理；二是回避真理。莫非我们要再次遮遮掩掩？
雷马克的小说《黑色方尖碑》中有一段话：
在停战以后不久开始的罕见的变化，总是继续取得进展。1918年，几乎所有士兵一致憎恨战争，对于那些安然无恙度过战争的人来说，已经慢慢成为他们生活中重大的冒险经历了。他们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了，当他们还躺在战壕里咒骂战争时，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天堂。现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得以恢复，还带着担忧和烦恼，因而战争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离去，成为过去，并且不按他们的意志和几乎没有他们支持而变异、美化和改头换面。大规模屠杀已成了人们所逃脱的冒险经历。绝望已被遗忘，贫困已经不复存在，尚未降临到某人头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几乎总要发生的事情：某种抽象的事物，但已经不再是现实了。只有当它在近处突然袭击或伸手去扼杀某人时，它才是现实。军人俱乐部成员曾受命于沃尔肯施泰因，在纪念碑前列队行进而过，他们1918年还是和平主义者，可是现在已成了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沃尔肯施泰因已经把战争和几乎每人都有的对友谊情感的回忆巧妙地转变成对战争的自豪感。谁不是国家主义者，他就玷污了对阵亡英雄的纪念，这些可怜的、被当成炮灰的阵亡英雄，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多么想活呀。
当我看见有的人穿上“阿富汗军装”，佩上“阿富汗人民怀着感激之情敬赠的奖章”，到学校去与小孩子们会见时，我想不通！当有的人硬要母亲十次二十次地讲述阵亡的儿子的事迹，讲完之后，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时，我想不通。
过去，我国供奉很多神，现在有的神在垃圾堆里，有的神在博物馆里。让我们把真理变成神吧！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神的面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像以往所教育的那样，让全班负责，让全年级负责，让全体职工负责……让全体人民负责……有的人为了觉醒，比我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我们对他们应当宽宏大量。请记住这句话：“我是从战争中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真理，用塑料纸口袋运回来的……一处是头颅，一处是胳膊，一处是大腿，还有剥下来的皮……”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到祖国边境就结束了。俄国士兵继续往前行军，而伟大的作家没有跟他们同行……
如今，这些红色墓碑，带着对已故的人的怀念，带着对我们的天真轻信的怀念，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国土上：
塔塔尔琴科·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
（1961—1981）
为了执行战斗任务，忠于军人誓言，表现英勇与刚毅，阵亡于阿富汗。
亲爱的小伊戈尔，你还没有尝到生活的滋味便离开了。
妈妈，爸爸
拉杜奇科·亚历山大·维克托罗维奇
（1964—1984）
执行国际主义义务中阵亡。
你真诚地完成了自己作为军人的天职。
你没能保护自己，我的乖儿子。
你在阿富汗土地上像个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的是让和平的天空笼罩国土。
献给亲爱的儿子
母亲
巴尔塔舍维奇·尤利·弗朗采维奇
（1967—1986）
在执行国际主义义务时英勇献身。
我们怀念你，爱你，为你哀悼。
亲人共念
包勃科夫·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
（1964—1984）
在执行国际主义义务中阵亡。
月亮落了，太阳熄了，
亲爱的儿子，你不在了。
妈妈，爸爸
季尔菲加罗夫·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
（1964—1984）
忠于军人誓言而献身。
愿望没有实现，理想没有实现，
你过早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小奥列格，我的好儿子呀。
亲爱的哥哥，
与你永别的痛苦，我们无法诉说。
妈妈，爸爸，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