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拉奇茨卡娅，七岁。

现在是一名工人。

有时候……非常清晰……一切都回到了眼前……

德国人是怎么坐着摩托车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只水桶，他们像这些水桶发出的声音一样叽里咕噜地说话。我们都躲藏了起来……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四岁，一个两岁。我和他们都藏到了床下，一整天都待在那里。

我很吃惊，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军官住到了我们家里，他戴着眼镜。而当时我的感觉是，只有老师才戴着眼镜。他和一个勤务兵占据了我们家的一半，而我们住在另一半。我们最小的弟弟感冒了，咳嗽得很厉害。他发起了高烧，全身通红，整晚都在啼哭。早晨，军官走到我们住的一边，对妈妈说，如果小孩子再哭，晚上让他睡不好觉，那么他就把弟弟“啪——啪”——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枪。深夜，只要弟弟一开始咳嗽，或者想哭，母亲就把他裹到被子里，跑到街上去，在那里摇晃着他，直到把他哄睡或者安静下来。啪——啪……

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我们全家人都在饿肚子。他们不让我们进厨房，只给自己做饭。弟弟很小，他闻到味道，就顺着这个味道从地板上爬过去。他们每天都煮豌豆汤，味道很大，很香。过了五分钟，我的弟弟喊叫起来，发出可怕的哭号声。在厨房里，他们把开水浇到了他身上，因为弟弟向他们要吃的。他是那么饥饿，甚至哀求妈妈：“请把我的小鸭子煮了吧。”小鸭子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从前他谁都不给玩，他和它一起睡觉。

我们小孩子之间说话……

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如果逮住老鼠（战争期间这些老鼠遍地都是——房子里，田野间），是不是可以吃？山雀能不能吃？喜鹊能不能吃？为什么妈妈不给我们用肥肥的金龟子熬汤喝呢？

土豆还没等长好，我们就用双手刨开泥土，认真查看：它长得是大还是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生长得这么慢呢：那些玉米啊，那些向日葵啊……

在最后一天……德国人在撤退前，点着了我们的房子。妈妈呆立着，望着大火，她的脸上一滴泪水也没有。而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叫喊着：“房子，别着火！房子，别着火！”从房子里没来得及抢出什么东西，我只抓了一册自己的识字课本。整个战争期间我都保护着它，珍爱着它，和它一起睡觉，把它压在枕头底下。我非常想学习。后来，当我们在1944年上一年级的时候，这成了我们十三个学生和整个年级拥有的唯一的识字课本。

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还有战争结束后学校的音乐会。人们又是唱，又是跳……我拍疼了手掌。鼓掌啊，鼓掌。我太高兴了，直到一个小男孩走到台上，朗诵了一首诗。他读得声音很大，诗很长，但我听见了一个单词——战争。我回头看了一下：所有人都很平静。我却被吓坏了——战争刚刚结束，又要来一场战争？我不能听这个词。我跳起来，跑回了家。我冲进家门，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煮着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我赶紧又跑回了学校。继续看音乐会，继续鼓掌。

我们的爸爸没有从战争中回来，妈妈收到了一份文件，说他失踪了，杳无音信。妈妈要去上班，我们三个孩子聚在一起，哭，因为爸爸没了。我们把家翻遍了，寻找那张关于爸爸消息的纸。我们认为：那上面没有写明，爸爸已经死了，那上面写的是——爸爸没了音信。我们撕掉这张纸，就会有爸爸在哪里的消息了，但是那张纸我们没有找到。等妈妈下班回来，她搞不清楚，为什么家里乱七八糟的。她问我：“你们这是干什么了？”最小的弟弟代替我回答：

“我们找爸爸了……”

战争前，我喜欢听爸爸讲童话，他知道许多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战争结束后，我已经不再想读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