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娅·梅利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我该上一年级了……

大人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和书包。我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拉娅五岁，我们的小妹托玛奇卡三岁。我们住在罗索纳，我们的父亲是林场的经理，但战争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们和妈妈一起生活。

当战争打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最小的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都很害怕。妈妈是最后一个跑来的，她在林场工作，他们焚烧了一些文件，掩埋了，因此她耽搁了。

妈妈说，我们要被疏散，分配给了我们大马车。应该随身带上生活必需品。我记得，走廊里放着一个筐子，我们把这个筐子放到了马车上，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妈妈想把布娃娃留下……布娃娃太大了……妹妹哭起来：“我不想留下她！”我们走到罗索纳郊外，我们的马车翻了，筐子撒了，从里面掉出一双鞋来。这才发现，我们竟然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吃的，没有换洗的衣物。妈妈惊慌失措，她把筐子弄混了，拿的是那只装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起这双鞋子，敌机就飞来轰炸了，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布娃娃被子弹打穿了许多洞，而小妹妹却安然无恙，甚至没擦破一点皮。她哭着说：“我反正不会丢下她的。”

等我们回到家后，已经是生活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了。妈妈拿了父亲的东西去卖，我记得，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换的豌豆，整整一个月我们喝的是豌豆汤。汤喝完了，我们家还有一床老被子，棉布的。妈妈用它改做了平底细毡靴，如果有人要，多少给点钱，她就给做。当时，我们就是喝些寡汤稀粥，一家人分吃一个鸡蛋……可常常是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只能抱着我们，抚摸着我们……

妈妈没有说，她在帮助游击队，但我猜到了。她经常出去，却不说去哪里。当她去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可如果她是这样出去，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妹妹们说：“很快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万尼亚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就要来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在那一天，妈妈给我们往瓶子里倒上牛奶，亲吻了我们，就走了，门被反锁上了。我们三个人爬到了桌子下面，桌子上垂下来一块大大的桌布，它的下面很暖和，我们玩起了“女儿，妈妈”的过家家游戏。突然听到了摩托车的马达声，随后是可怕的敲门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妈妈的姓名都被叫错了。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家通向后院的窗户下竖着一把梯子，我们悄悄地顺着梯子爬了出去，动作敏捷。我把一个妹妹抱在怀里，第二个骑到我的脖子上，我们把这个叫作“骑大马”，我们逃到了外面。

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还有许多孩子。那些来找妈妈的人，没有认出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他们撞坏了门……妈妈出现在了路上，她是那么矮小，那么瘦弱。德国人看见了她，他们跑向小山丘，抓住了妈妈，扭住她的胳膊，打她。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叫喊着，竭尽全力地呼唤：“妈妈！妈妈！”敌人把她推到摩托车上，她冲着邻居喊叫了一句：“亲爱的菲妮娅，请帮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邻居把我们从路上拉走，但每个人都害怕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万一敌人再来逮我们呢？我们就躲到沟里去哭。不能回家，我们听说，邻村逮捕了一对父母，孩子们被烧死了，关在房子里，放火烧死了。我们害怕回到自己家里……就这样，大约持续了三天。我们不是蹲在鸡窝里，就是藏到我们的菜园子里。我们很饿，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碰，因为我们早先拔过胡萝卜，摘过豌豆，它们都还没有长好，妈妈骂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动，互相劝告，我们的妈妈不在，她会担心我们把菜园子给糟蹋了。当然，她会这么想。她并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动。我们都很听话。大人和孩子们给我们送来些吃的——有人给的是煮大头菜，有人送的是一个土豆，有人给拿来了一个红甜菜……

后来，阿丽娜阿姨收留了我们。她身边就剩下了一个小男孩，另外两个孩子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我们时刻想念着妈妈，阿丽娜阿姨领着我们找到监狱的头儿，请求见一下母亲。监狱的头儿说，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和妈妈说话，他允许我们看看——从她的牢房窗口走过去。

我们走过小窗口，我看到了妈妈……他们催赶得我们走得很快，就我一个人看到了妈妈，妹妹们都没来得及看到。妈妈的脸庞是通红的，我明白——她被狠狠地打过。她也看到了我们，只是喊了一句：“孩子们！我的女儿们！”再也从窗口看不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看到我们，就昏迷了过去……

过了几天，我们知道——妈妈被枪杀了。我和妹妹拉娅明白，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最小的妹妹——托玛奇卡，还在念叨着，妈妈这就要回来了，如果我们让她生气了，没有抱她，就告诉妈妈。等人们给送来吃的时候，我就把最好的一块给她吃。就这样，我懂事了，我当起了妈妈……

妈妈被枪杀之后……第二天，一辆汽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往车上装运东西……邻居招呼我们：“快去吧，孩子们，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毡靴留下，把自己的厚大衣留下。很快就要过冬了，你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呢。”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那里，最小的托玛奇卡骑在我的脖子上，我说：“叔叔，请把毡靴给她吧。”这时候，正好一个警察提着那双毡靴，要拿走。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他就踹了我一脚，妹妹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早晨我们看见她的额头被撞的地方起了个大包，还在不断肿大。阿丽娜阿姨有一块厚手巾，她给妹妹包在了头上，可是还能看得见那个大包。晚上我抱着妹妹，她的头肿得大大的。我很害怕，担心她会死了。

游击队员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我们接了去。在游击队里，人们尽其所能关爱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谁的衬衫破了，他们就挽起袖子给我们缝补上，给我们画眼睛，画鼻子——还送给我们玩具娃娃。教我们读书，甚至还把我写进了一首诗里，写的是我不喜欢用凉水洗脸。森林里的条件——那是什么样的啊？冬天大家都用雪洗脸……

莉莉娅坐在浴盆里，

莉莉娅唉声又叹气：

“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

“好凉好冷好湿的水。”

当局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被送回到了阿丽娜阿姨身边。指挥官——游击队的指挥官就是传奇式的人物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他问：“你们需要什么？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军便服，绿色的那种裙子，裁掉了衣袋的。游击队员给我们仨都穿上了毡靴，都缝制了皮大衣，织了手套。我记得，把我们送到阿丽娜阿姨家时，大车上还装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是面粉和米，甚至还给了一块皮子，让她给我们做皮鞋用。

当有人来阿丽娜阿姨家进行调查时，她就说我们是她自己的孩子。那些人对她盘查了很久，为什么我们长得这么白，而她的儿子那么黑。他们嗅出了些什么……把我们和阿丽娜阿姨与她的儿子都押上了车，带到了伊戈里茨基集中营。这时已经是冬天，大家都睡在地上，睡在只铺了麦秸的木板上。我们是这样躺着的：我，然后是小托玛、拉娅，接着是阿丽娜阿姨和她的男孩子。我靠近最边缘，睡在我身边的人时常变换。半夜的时候，我碰到了一条冰凉的胳膊，我明白，这个人已经死了。早晨起来我一看——他就像活的一样，只是身子冰凉了。有一次，把我吓坏了……我看见，几只老鼠咬破了一个死人的嘴唇和脸颊。老鼠长得肥大而狡猾。我最害怕它们了……我们的小妹妹在游击队时头上的大包已经好了，可在集中营里，又重新长了出来。阿丽娜阿姨一直在遮掩这个脓包，因为她知道：要是让敌人发现，小姑娘病了，就会被枪杀。她用厚厚的手巾把妹妹的头包起来。深夜，我听见她在祈祷：“上帝啊，如果你带走了她们的妈妈，就保佑这些孩子吧。”我也祈祷……我请求上帝：哪怕让我们最小的托玛奇卡一个人留下来也好啊，她还那么小，她还不能死。

敌人把我们从集中营不知运送到了哪里……是用装运牲畜的车厢，地板上——是干牛粪。我记得，我们只是到了拉脱维亚，当地的居民就把我们分头领到了家里。人们第一个领走的就是托玛奇卡。阿丽娜阿姨抱着她，交给了一位拉脱维亚老人，她跪在地上哀求：“求求您救救她吧，求求您救救她吧。”老人说：“如果我把她带回家里，她就能活下来。可我要走两公里的路，要渡过一条河，然后——是墓地……”我们大家都被不同的人家收留了。阿丽娜阿姨也被人领走了……

我们听见了……有人告诉我们——胜利了。我去了一户人家，妹妹拉娅就留在他们家。

“妈妈没了……我们去接我们的托玛吧。我们应该找到阿丽娜阿姨。”

我们这样说了，就去找阿丽娜阿姨。我们还真的把她找到了——简直是奇迹。能够这么快就找到她，幸亏她的裁缝手艺很出色。我们走进一户人家找水喝。人们问：“你们去哪里？”我们回答：“在寻找阿丽娜阿姨。”女主人的小女儿立刻招呼我们：“走吧，我告诉你们，她在哪里住。”当阿丽娜阿姨看到我们时，她惊叫了起来。我们瘦弱得都像肉干儿。正是六月末，一年中最沉重的时刻：旧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有下来。我们吃麦穗儿，还绿乎乎的，来不及搓干净，就吞咽下去，甚至来不及咀嚼，简直是饿坏了。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是克拉斯诺夫市。阿丽娜阿姨说，我们应该到这座城市去，找家保育院。她已经病得很厉害，求人把我们带过去。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是个大清早，大门还关闭着，送我们的人让我们坐在保育院的小窗口下，就走了。太阳升起来了……从房子里跑出来许多孩子，他们都穿着红色的鞋子，短裤，没有穿背心，手里拿着毛巾。他们跑向河边，欢笑着。我们坐在那里看着……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活。那些孩子发现了我们，我们坐在那里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他们喊叫起来：“来新人啦！”他们叫来了教导员。谁也没有向我们要任何文件，立刻给我们送来了一块面包和罐头。我们不吃，很害怕——怕幸福会顷刻消失。这是不可能有的幸福……她们安抚我们说：“姑娘们，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去往浴盆里加满水。给你们洗洗澡，然后告诉你们住在哪里。”

傍晚的时候，院长来了，她看见了我们，说，他们这里已经超员了，需要把我们送到明斯克的儿童收容所，在那里将决定把我们分配到哪家保育院里。我们听说，又要把我们不知弄到哪里去，立刻大哭起来，请求收留我们。院长说：“孩子们，别哭了。我不能再看到你们流泪了。”——她不知往哪里打了个电话，就把我们留在了这家保育院里。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环境非常好的保育院，保育员阿姨都非常善良，也许，现在都没有像她们那样的人了。心地那么善良！经历了战争后，她们的善良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

我们受到特别关爱，教我们和其他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给谁东西吃，那就不要从一袋糖果中拿出一块，而是递上整袋；而被请吃东西的人，应该只拿一块糖果，而不是拿去整袋糖果。就是这样，当教导员给我们讲的时候，恰好一个小男孩没在，一个小女孩的姐姐来看她，带来了一盒糖果。这个小女孩把一盒糖果递到小男孩面前，他把一盒糖果都接了过去。我们都笑了起来。他很不好意思，问：“那我该怎么做呢？”人们告诉他，应该只拿一块糖果。于是，他清楚了：“现在我明白了——应该永远和大家一起分享。不然的话，我自己一个人觉得好，你们都觉得不太好。”是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大家都要好，而不是一个人好。教育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都曾经饱受磨难。

年龄大一些的女孩给大家缝制书包，用破旧的裙子改做。过节的时候，保育院院长一定要给我们用生面团擀制一张像床单一般大小的面皮。每个人给自己切下一块，做成甜馅饺子，谁想做成什么样的，就做成什么样：小的、大的、圆的、三角的……

当时，我们有许多孩子，大家都在一起，很少想起爸爸和妈妈。可是，当我们生病，躺在隔离室的时候，没什么可做，就只说他们，或者讲谁是怎样来到保育院的。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的家人全都被烧死了，而他当时正好骑马去了邻村。他说，他很心疼妈妈，也很心疼爸爸，但是最让他心疼的还是小妹妹娜金卡，小娜金卡躺在白色的襁褓里，被烧死了。有时，当我们聚在空地上，紧紧地围成一个圆圈，我们就彼此讲述家里的事，讲战争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

保育院里送来了一名小姑娘。人们问她：“你姓什么？”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她只会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我们有位女老师，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这个小女孩也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新年晚会的时候，她给大家读马尔夏克的一首诗《我家有只美丽的母鸡》。于是，孩子们都给她起了个绰号——母鸡。孩子毕竟是孩子，厌倦了都叫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后来，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男孩去技工学校看望自己的朋友，技工学校的老师也教给我们做手工。他和朋友争吵了起来，原来，他称呼另一个小男孩“母鸡”。那个男孩生气了：“为什么你叫我母鸡？难道我像一只母鸡吗？”我们的小男孩说，保育院里有一个小姑娘，你让我想起了她。她也长着像你一样的鼻子，像你一样的眼睛，我们大家都叫她“母鸡”。他于是讲了这样叫她的原因。

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那个男孩的亲妹妹。当他们重逢的时候，都回想起了怎么坐着马车逃难……奶奶用罐头盒给他们热了什么东西吃，大轰炸的时候奶奶是怎么被炸死的……他们回想起一位老邻居，奶奶的好朋友，呼唤着死去的奶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快起来吧，你怎么能抛下了孙子孙女不管呢……你怎么能死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为什么你要死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原来，这个小姑娘记住了一切，但不相信是自己记下的，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的耳朵里只回响着两个单词：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我们都非常高兴，她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有个亲人，可她什么人也没有。譬如，我有两个妹妹，有的人有兄弟或者叔伯兄弟或姐妹。有的人什么亲人也没有，就自己认亲，你就当我的兄弟，或者，你就当我的姐妹吧。于是，他们便互相关怀，互相爱护。在我们的保育院里聚集了十一个塔玛拉……她们的姓名分别是：塔玛拉·涅伊斯维耶斯特纳娅、塔玛拉·涅兹纳果玛娅、塔玛拉·别兹米亚纳娅、塔玛拉·巴里沙娅、塔玛拉·马列尼卡娅……

还记得什么呢？我记得，在保育院里我们很少挨骂，从来没有人骂过我们。我们和有家的孩子一起滑雪橇。我看到过母亲骂自己的孩子，甚至打自己的孩子，就因为他光着脚穿毡靴。当我们光着脚跑到外面的时候，谁也不骂我们。我还专门这样穿过毡靴，希望有人骂我。我非常希望，能有家人那样骂我。

我学习很用功，老师告诉我，我需要给一个小男孩补补数学课。他是村子里来的。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保育院、村庄和当地学校上课。我需要去他家里补课，去他住的房子里。我非常害怕。我心想：他家有些什么东西呢，它们是怎么摆放的，摆放在哪里，我到了他家应该怎么做？家——对于我们是某种不可企及的东西，却是最希望拥有的东西。

我敲了敲他家的门，我的心脏都几乎要停止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