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

莉莉娅·梅利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我该上一年级了……

大人已经给我买了识字课本和书包。我是家里的老大。妹妹拉娅五岁,我们的小妹托玛奇卡三岁。我们住在罗索纳,我们的父亲是林场的经理,但战争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们和妈妈一起生活。

当战争打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天,我们三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最小的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都很害怕。妈妈是最后一个跑来的,她在林场工作,他们焚烧了一些文件,掩埋了,因此她耽搁了。

妈妈说,我们要被疏散,分配给了我们大马车。应该随身带上生活必需品。我记得,走廊里放着一个筐子,我们把这个筐子放到了马车上,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妈妈想把布娃娃留下……布娃娃太大了……妹妹哭起来:“我不想留下她!”我们走到罗索纳郊外,我们的马车翻了,筐子撒了,从里面掉出一双鞋来。这才发现,我们竟然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吃的,没有换洗的衣物。妈妈惊慌失措,她把筐子弄混了,拿的是那只装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起这双鞋子,敌机就飞来轰炸了,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布娃娃被子弹打穿了许多洞,而小妹妹却安然无恙,甚至没擦破一点皮。她哭着说:“我反正不会丢下她的。”

等我们回到家后,已经是生活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了。妈妈拿了父亲的东西去卖,我记得,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换的豌豆,整整一个月我们喝的是豌豆汤。汤喝完了,我们家还有一床老被子,棉布的。妈妈用它改做了平底细毡靴,如果有人要,多少给点钱,她就给做。当时,我们就是喝些寡汤稀粥,一家人分吃一个鸡蛋……可常常是什么吃的也没有。妈妈只能抱着我们,抚摸着我们……

妈妈没有说,她在帮助游击队,但我猜到了。她经常出去,却不说去哪里。当她去换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可如果她是这样出去,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对自己的妹妹们说:“很快我们的军队就要来了。万尼亚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就要来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在那一天,妈妈给我们往瓶子里倒上牛奶,亲吻了我们,就走了,门被反锁上了。我们三个人爬到了桌子下面,桌子上垂下来一块大大的桌布,它的下面很暖和,我们玩起了“女儿,妈妈”的过家家游戏。突然听到了摩托车的马达声,随后是可怕的敲门声,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妈妈的姓名都被叫错了。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家通向后院的窗户下竖着一把梯子,我们悄悄地顺着梯子爬了出去,动作敏捷。我把一个妹妹抱在怀里,第二个骑到我的脖子上,我们把这个叫作“骑大马”,我们逃到了外面。

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还有许多孩子。那些来找妈妈的人,没有认出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他们撞坏了门……妈妈出现在了路上,她是那么矮小,那么瘦弱。德国人看见了她,他们跑向小山丘,抓住了妈妈,扭住她的胳膊,打她。我们三个孩子奔跑着,叫喊着,竭尽全力地呼唤:“妈妈!妈妈!”敌人把她推到摩托车上,她冲着邻居喊叫了一句:“亲爱的菲妮娅,请帮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邻居把我们从路上拉走,但每个人都害怕把我们领到自己家里:万一敌人再来逮我们呢?我们就躲到沟里去哭。不能回家,我们听说,邻村逮捕了一对父母,孩子们被烧死了,关在房子里,放火烧死了。我们害怕回到自己家里……就这样,大约持续了三天。我们不是蹲在鸡窝里,就是藏到我们的菜园子里。我们很饿,菜园子里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碰,因为我们早先拔过胡萝卜,摘过豌豆,它们都还没有长好,妈妈骂过我们。我们什么都不动,互相劝告,我们的妈妈不在,她会担心我们把菜园子给糟蹋了。当然,她会这么想。她并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动。我们都很听话。大人和孩子们给我们送来些吃的——有人给的是煮大头菜,有人送的是一个土豆,有人给拿来了一个红甜菜……

后来,阿丽娜阿姨收留了我们。她身边就剩下了一个小男孩,另外两个孩子在逃难的时候失散了。我们时刻想念着妈妈,阿丽娜阿姨领着我们找到监狱的头儿,请求见一下母亲。监狱的头儿说,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和妈妈说话,他允许我们看看——从她的牢房窗口走过去。

我们走过小窗口,我看到了妈妈……他们催赶得我们走得很快,就我一个人看到了妈妈,妹妹们都没来得及看到。妈妈的脸庞是通红的,我明白——她被狠狠地打过。她也看到了我们,只是喊了一句:“孩子们!我的女儿们!”再也从窗口看不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看到我们,就昏迷了过去……

过了几天,我们知道——妈妈被枪杀了。我和妹妹拉娅明白,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最小的妹妹——托玛奇卡,还在念叨着,妈妈这就要回来了,如果我们让她生气了,没有抱她,就告诉妈妈。等人们给送来吃的时候,我就把最好的一块给她吃。就这样,我懂事了,我当起了妈妈……

妈妈被枪杀之后……第二天,一辆汽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往车上装运东西……邻居招呼我们:“快去吧,孩子们,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毡靴留下,把自己的厚大衣留下。很快就要过冬了,你们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呢。”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那里,最小的托玛奇卡骑在我的脖子上,我说:“叔叔,请把毡靴给她吧。”这时候,正好一个警察提着那双毡靴,要拿走。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他就踹了我一脚,妹妹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一块石头上。早晨我们看见她的额头被撞的地方起了个大包,还在不断肿大。阿丽娜阿姨有一块厚手巾,她给妹妹包在了头上,可是还能看得见那个大包。晚上我抱着妹妹,她的头肿得大大的。我很害怕,担心她会死了。

游击队员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我们接了去。在游击队里,人们尽其所能关爱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忘记了爸爸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谁的衬衫破了,他们就挽起袖子给我们缝补上,给我们画眼睛,画鼻子——还送给我们玩具娃娃。教我们读书,甚至还把我写进了一首诗里,写的是我不喜欢用凉水洗脸。森林里的条件——那是什么样的啊?冬天大家都用雪洗脸……


莉莉娅坐在浴盆里,

莉莉娅唉声又叹气:

“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

“好凉好冷好湿的水。”


当局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被送回到了阿丽娜阿姨身边。指挥官——游击队的指挥官就是传奇式的人物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他问:“你们需要什么?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军便服,绿色的那种裙子,裁掉了衣袋的。游击队员给我们仨都穿上了毡靴,都缝制了皮大衣,织了手套。我记得,把我们送到阿丽娜阿姨家时,大车上还装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是面粉和米,甚至还给了一块皮子,让她给我们做皮鞋用。

当有人来阿丽娜阿姨家进行调查时,她就说我们是她自己的孩子。那些人对她盘查了很久,为什么我们长得这么白,而她的儿子那么黑。他们嗅出了些什么……把我们和阿丽娜阿姨与她的儿子都押上了车,带到了伊戈里茨基集中营。这时已经是冬天,大家都睡在地上,睡在只铺了麦秸的木板上。我们是这样躺着的:我,然后是小托玛、拉娅,接着是阿丽娜阿姨和她的男孩子。我靠近最边缘,睡在我身边的人时常变换。半夜的时候,我碰到了一条冰凉的胳膊,我明白,这个人已经死了。早晨起来我一看——他就像活的一样,只是身子冰凉了。有一次,把我吓坏了……我看见,几只老鼠咬破了一个死人的嘴唇和脸颊。老鼠长得肥大而狡猾。我最害怕它们了……我们的小妹妹在游击队时头上的大包已经好了,可在集中营里,又重新长了出来。阿丽娜阿姨一直在遮掩这个脓包,因为她知道:要是让敌人发现,小姑娘病了,就会被枪杀。她用厚厚的手巾把妹妹的头包起来。深夜,我听见她在祈祷:“上帝啊,如果你带走了她们的妈妈,就保佑这些孩子吧。”我也祈祷……我请求上帝:哪怕让我们最小的托玛奇卡一个人留下来也好啊,她还那么小,她还不能死。

敌人把我们从集中营不知运送到了哪里……是用装运牲畜的车厢,地板上——是干牛粪。我记得,我们只是到了拉脱维亚,当地的居民就把我们分头领到了家里。人们第一个领走的就是托玛奇卡。阿丽娜阿姨抱着她,交给了一位拉脱维亚老人,她跪在地上哀求:“求求您救救她吧,求求您救救她吧。”老人说:“如果我把她带回家里,她就能活下来。可我要走两公里的路,要渡过一条河,然后——是墓地……”我们大家都被不同的人家收留了。阿丽娜阿姨也被人领走了……

我们听见了……有人告诉我们——胜利了。我去了一户人家,妹妹拉娅就留在他们家。

“妈妈没了……我们去接我们的托玛吧。我们应该找到阿丽娜阿姨。”

我们这样说了,就去找阿丽娜阿姨。我们还真的把她找到了——简直是奇迹。能够这么快就找到她,幸亏她的裁缝手艺很出色。我们走进一户人家找水喝。人们问:“你们去哪里?”我们回答:“在寻找阿丽娜阿姨。”女主人的小女儿立刻招呼我们:“走吧,我告诉你们,她在哪里住。”当阿丽娜阿姨看到我们时,她惊叫了起来。我们瘦弱得都像肉干儿。正是六月末,一年中最沉重的时刻:旧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有下来。我们吃麦穗儿,还绿乎乎的,来不及搓干净,就吞咽下去,甚至来不及咀嚼,简直是饿坏了。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是克拉斯诺夫市。阿丽娜阿姨说,我们应该到这座城市去,找家保育院。她已经病得很厉害,求人把我们带过去。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是个大清早,大门还关闭着,送我们的人让我们坐在保育院的小窗口下,就走了。太阳升起来了……从房子里跑出来许多孩子,他们都穿着红色的鞋子,短裤,没有穿背心,手里拿着毛巾。他们跑向河边,欢笑着。我们坐在那里看着……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生活。那些孩子发现了我们,我们坐在那里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他们喊叫起来:“来新人啦!”他们叫来了教导员。谁也没有向我们要任何文件,立刻给我们送来了一块面包和罐头。我们不吃,很害怕——怕幸福会顷刻消失。这是不可能有的幸福……她们安抚我们说:“姑娘们,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去往浴盆里加满水。给你们洗洗澡,然后告诉你们住在哪里。”

傍晚的时候,院长来了,她看见了我们,说,他们这里已经超员了,需要把我们送到明斯克的儿童收容所,在那里将决定把我们分配到哪家保育院里。我们听说,又要把我们不知弄到哪里去,立刻大哭起来,请求收留我们。院长说:“孩子们,别哭了。我不能再看到你们流泪了。”——她不知往哪里打了个电话,就把我们留在了这家保育院里。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环境非常好的保育院,保育员阿姨都非常善良,也许,现在都没有像她们那样的人了。心地那么善良!经历了战争后,她们的善良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

我们受到特别关爱,教我们和其他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给谁东西吃,那就不要从一袋糖果中拿出一块,而是递上整袋;而被请吃东西的人,应该只拿一块糖果,而不是拿去整袋糖果。就是这样,当教导员给我们讲的时候,恰好一个小男孩没在,一个小女孩的姐姐来看她,带来了一盒糖果。这个小女孩把一盒糖果递到小男孩面前,他把一盒糖果都接了过去。我们都笑了起来。他很不好意思,问:“那我该怎么做呢?”人们告诉他,应该只拿一块糖果。于是,他清楚了:“现在我明白了——应该永远和大家一起分享。不然的话,我自己一个人觉得好,你们都觉得不太好。”是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大家都要好,而不是一个人好。教育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都曾经饱受磨难。

年龄大一些的女孩给大家缝制书包,用破旧的裙子改做。过节的时候,保育院院长一定要给我们用生面团擀制一张像床单一般大小的面皮。每个人给自己切下一块,做成甜馅饺子,谁想做成什么样的,就做成什么样:小的、大的、圆的、三角的……

当时,我们有许多孩子,大家都在一起,很少想起爸爸和妈妈。可是,当我们生病,躺在隔离室的时候,没什么可做,就只说他们,或者讲谁是怎样来到保育院的。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的家人全都被烧死了,而他当时正好骑马去了邻村。他说,他很心疼妈妈,也很心疼爸爸,但是最让他心疼的还是小妹妹娜金卡,小娜金卡躺在白色的襁褓里,被烧死了。有时,当我们聚在空地上,紧紧地围成一个圆圈,我们就彼此讲述家里的事,讲战争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

保育院里送来了一名小姑娘。人们问她:“你姓什么?”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她只会说“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我们有位女老师,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这个小女孩也叫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新年晚会的时候,她给大家读马尔夏克的一首诗《我家有只美丽的母鸡》。于是,孩子们都给她起了个绰号——母鸡。孩子毕竟是孩子,厌倦了都叫她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后来,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男孩去技工学校看望自己的朋友,技工学校的老师也教给我们做手工。他和朋友争吵了起来,原来,他称呼另一个小男孩“母鸡”。那个男孩生气了:“为什么你叫我母鸡?难道我像一只母鸡吗?”我们的小男孩说,保育院里有一个小姑娘,你让我想起了她。她也长着像你一样的鼻子,像你一样的眼睛,我们大家都叫她“母鸡”。他于是讲了这样叫她的原因。

原来,这个小姑娘就是那个男孩的亲妹妹。当他们重逢的时候,都回想起了怎么坐着马车逃难……奶奶用罐头盒给他们热了什么东西吃,大轰炸的时候奶奶是怎么被炸死的……他们回想起一位老邻居,奶奶的好朋友,呼唤着死去的奶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快起来吧,你怎么能抛下了孙子孙女不管呢……你怎么能死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为什么你要死啊?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原来,这个小姑娘记住了一切,但不相信是自己记下的,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的耳朵里只回响着两个单词:玛丽娅·伊万诺夫娜。

我们都非常高兴,她找到了自己的哥哥,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有个亲人,可她什么人也没有。譬如,我有两个妹妹,有的人有兄弟或者叔伯兄弟或姐妹。有的人什么亲人也没有,就自己认亲,你就当我的兄弟,或者,你就当我的姐妹吧。于是,他们便互相关怀,互相爱护。在我们的保育院里聚集了十一个塔玛拉……她们的姓名分别是:塔玛拉·涅伊斯维耶斯特纳娅、塔玛拉·涅兹纳果玛娅、塔玛拉·别兹米亚纳娅、塔玛拉·巴里沙娅、塔玛拉·马列尼卡娅……

还记得什么呢?我记得,在保育院里我们很少挨骂,从来没有人骂过我们。我们和有家的孩子一起滑雪橇。我看到过母亲骂自己的孩子,甚至打自己的孩子,就因为他光着脚穿毡靴。当我们光着脚跑到外面的时候,谁也不骂我们。我还专门这样穿过毡靴,希望有人骂我。我非常希望,能有家人那样骂我。

我学习很用功,老师告诉我,我需要给一个小男孩补补数学课。他是村子里来的。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保育院、村庄和当地学校上课。我需要去他家里补课,去他住的房子里。我非常害怕。我心想:他家有些什么东西呢,它们是怎么摆放的,摆放在哪里,我到了他家应该怎么做?家——对于我们是某种不可企及的东西,却是最希望拥有的东西。

我敲了敲他家的门,我的心脏都几乎要停止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