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上连块三角巾都没有……”

娜佳·戈尔巴乔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

在战争期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想起……

可父亲怎么去的前线,我却不记得了……

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受到大人的保护。早晨,爸爸把我和妹妹送到幼儿园。一切都如往常一样。傍晚,我们当然要问父亲怎么不见了,但是妈妈安慰我们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再过几天。”

我记得一条大道……有一辆辆的汽车从上面开过,车厢里装满了牛,挤满了猪,在一辆汽车上——有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盆仙人掌,由于汽车的颠簸,他从车厢的一边被颠到另一边……我和妹妹觉得他非常可笑,在车厢里颠来颠去的。我们还都是小孩子……我们看到了田野,我们看到了蝴蝶。我们喜欢乘车出行。妈妈很疼爱我们,我们都躲在妈妈的“翅膀”下。如果在哪里发生了不幸,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会感觉很好。她让我们躲避炸弹,远离人们惊吓的交谈,躲开所有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阅读妈妈的表情,那我们会从上面读到一切。但是我不记得她的面庞了,我只记得一只大蜻蜓,飞落到了妹妹的肩膀上,我大声喊叫了起来:“飞机!”大人们不知怎么回事,都从马车上站了起来,开始抬头仰望天空。

我们坐车到了谢涅恩斯基地区戈罗杰茨村的爷爷家。他有一个大家庭,我们住在了夏季使用的厨房里。人们称呼我们是“避暑人”,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才算不这么叫了。我不记得我们玩耍过,退一步说,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们确实没有玩过夏天的游戏。最小的弟弟长大了一点,我们要抱着他,因为妈妈要翻地,播种,缝缝补补。我们被留在家里:需要洗勺子、盘子,擦地板,烧坑炉,为明天准备木柴。要往水缸里储备水,我们提不动满满一桶水,就提半桶。傍晚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们派好活儿:你——负责收拾厨房,你——负责照看弟弟。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活计。

我们都在饿肚子,但是我们收养了一只猫,然后是一条狗。它们也都是家庭成员,我们有什么吃的,都和它们均分。如果有一次不够猫和狗吃的,我们每个人就悄悄从自己的那一份里尽量给它们藏下一小块。这只猫后来被弹片炸死时,我们都非常痛心,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挪动它。我们哭了两天,我们为它出了殡,流着泪水,把它安葬了。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在墓地上种了花,浇了水。

直到现在,当我一想起我们流下了多少泪水时,我就不能养猫。女儿还小的时候,求我给她买一条小狗,我没敢答应她。

后来,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我们不再害怕死亡。

一辆辆德国的大汽车开来,把人们都从家里赶了出来。让大家站好,点数:“一,二,三……”妈妈是第九个,而第十个被枪毙了,我们的邻居……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他从妈妈的手里掉到了地上。

我记住了那种气味……如今当我看到电影中的法西斯分子,我立刻就会闻到士兵的气味。皮革的、优质呢料的、汗水的气味……

妹妹在那一天照看弟弟,而我在园子里除草。我在土豆地里弯着腰,外面都看不到我,您知道,童年的孩子眼睛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大,那么高。当我发现飞机后,它已经在我的头顶上盘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飞行员年轻的面孔。

短促的自动步枪射击声——啪啪!啪啪!飞机第二次转圈回来……他不想立刻打死我,他在拿我取乐。当时,连我这个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可我头上连块三角头巾也没有,没什么可以遮蔽……

唉,这叫什么事?该怎么解释?很有趣吧:这个飞行员不知现在是不是活着?他会回想起什么来?

到了这样的时刻,你应该决定:是被子弹打死,还是被吓死,也有个中间地带——刚躲过了一个不幸,下一个不幸暂时还不知道——也有许多可笑的事。人们相互打趣,相互开玩笑:谁在哪里藏起来了,怎么逃跑,子弹怎么飞,但没有被打中。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些小孩子,聚在一块时,也相互取笑——谁被吓坏了,而谁没有。笑与哭是同时的。

我现在回忆战争年代,是想弄明白……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回忆呢?

我们家养了两只母鸡。当对它们说:“安静——德国人!”它们立刻不叫了。它们一声不吭地和我们躲藏在床底下,没有一只叫唤。因此,后来再看马戏时,看到那些驯养的母鸡,不管它们多听话,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们家的母鸡雷打不动地在床下的箱子里下蛋——每天两个。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那么富足!

不管怎么样,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摆放一棵圣诞树。当然,是妈妈记得,我们还都是孩子。我们从书上剪下彩图,用纸做成小球:这一个是白色的,那一个是黑色的,用旧毛线编成花带。在这一天大家都特别高兴,彼此微笑相对,代替礼物的(当时根本没有)是我们放在新年枞树下的纸条。

在自己的纸条上,我给妈妈写道:“亲爱的妈妈,我非常爱你,非常!非常!”我们互相赠送祝福的话语。

一年一年过去了……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对于战争的了解,却并不比当时多,当时我还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