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

雅妮娅·切尔尼娜,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平常的一天……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坐到有轨电车上,人们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我什么都不明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回家,看到自己的妈妈,她在和面,泪水雨点般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问:“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战争爆发了!轰炸了明斯克……”我们最近几天才从明斯克回到罗斯托夫,我们去姨妈家做客了。

9月1日,我们仍然去上学,到了9月10日学校就关闭了。罗斯托夫开始疏散居民。妈妈说,我们应该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不同意:“为什么要疏散呢?”我到了共青团区委,请求他们尽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吸收的团员需要满十四周岁,而我只有十二岁。我以为,如果加入了共青团,就能够参加一切活动,立刻就成了大人。我就能到前线去。我和妈妈坐上火车,我们随身带了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记得,当我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妈妈甚至都没有反对。到后来这两个布娃娃救了我们,我一会儿再说……

我们抵达了高加索车站,火车遇到了轰炸。人们都趴到了一个露天的站台上。往哪里去,搞不清楚。人们只知道:我们在离前线越来越远,离战场越来越远。下着雨,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蔽风雨。在巴库近郊的巴拉扎拉车站,火车喷吐着潮湿而浓黑的蒸气。人们都很饥饿。战前我们生活得就很清贫,非常清贫,我们家里没有一件好东西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或出售,妈妈随身带的只有一本护照。我们坐在车站里,不知道怎么办。去哪里呢?一个士兵走过来,不是士兵,而是小兵,年龄很小,皮肤黝黑,肩膀上挎着背包,绑着小饭锅。看得出,他刚刚参军不久,他正要去前线。他在我们旁边站住,我靠紧了妈妈。他问:“女士,你去哪里?”

妈妈回答:“不知道,我们是撤离的难民。”

他说的是俄语,但地方口音很浓重:“不要担心我们,你们到村子里找我妈妈吧。我们全家都被征兵入伍了:我们的父亲、我、两个兄弟。就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去帮帮她,你们可以一起生活。等我打仗回来,我就娶你的女儿。”

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没有东西可以写下来,我们就记住了:叶夫拉赫车站,卡赫区,库姆村,穆萨耶夫·穆萨。这个地址我记了一辈子,虽然我们没有到那里去。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们,她住在一个胶合板子搭建的临时小房子里,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凳子。我们是这样睡觉的:我们的头冲着过道,把双腿伸到床底下。

我们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

我忘不了,有一个军人走到妈妈跟前,我们聊了会儿天,他说,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都死了,他要去前线。同志们喊叫他,招呼他上军用列车,可是他站着,舍不得离开我们。

“看得出,你们很穷,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军人证书留给你们吧,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哭了起来。我却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冲着他喊叫:“正在打仗……您全家人都死了,您应该去前线,向法西斯分子复仇,可是您却在这里爱我的妈妈。您真不觉得害臊!”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都流着泪,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妈妈可以和这样的坏人聊天:他不想去前线,他诉说自己的爱情,要知道爱情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谈恋爱?要知道,他的话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证……

我还想说说塔什干的事……塔什干——这是我的战场。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妈妈在那里上班。它位于市中心,让人们住在工厂的俱乐部里。在前厅和观众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而在舞台上,住的是——光棍儿们,人们称呼他们是光棍儿,实际上他们都是些工人,他们的家人都疏散走了。我和妈妈住的地方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排半天的队,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个街区,我背不动这些土豆。不让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正在闹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正好是这些日子……太不像话了——不让我坐公共汽车。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来。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每一个街区……我不能丢掉土豆,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妈妈下班回来,非常饥饿,脸色发青。

我们饿着肚子,妈妈甚至瘦得和我一样了。我心想,我也应该帮助下妈妈,不能把我抛开。可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决定卖掉我们唯一的一条绒布被子,用这些钱买些面包。可是禁止孩子们买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儿童室。我坐在那里,等他们通知上班的妈妈。妈妈换班后来了,把我领回家,我因为羞耻而痛哭,还因为妈妈在挨饿,可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妈妈得了支气管哮喘,深夜里咳嗽得厉害,喘不过气来。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面包渣儿,也会变得好受些。我总是在枕头底下为她藏起一块面包。我觉得,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仍然记得,枕头底下还放着一块面包,我非常想吃掉它。

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去工厂里找活儿干。可我那么小,典型的营养不良症患者,他们不想要我。我站在那里,哭。有人觉得我可怜,就把我领到车间会计室:给工人们填写派工单,计算工资。我用打字机工作,它的样子就像现在的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工作起来没有声音,而当时它简直像拖拉机,不知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还必须亮着电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把我的脑袋烤得像火热的太阳,因为打字机的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耳朵都聋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应该是280卢布,可是我却算成了80卢布。他有六个孩子,在发工资之前,谁也没有发现我的错误。那天我听见,有人在走廊里跑动,叫喊:“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

人们跟我说:“快藏起来,大概,这是冲你来的。”

门打开了,我紧贴着打字机,没地方躲藏。冲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沉家伙:“她在哪里?”

有人指着我说:“她在那儿……”

他看了一眼我,往墙壁退了几步。

“呸!不值得杀,她自己都这样啦。”他转回身,走了。

我倒在打字机上,大哭了起来……

妈妈在这个工厂的技术检验车间上班。我们的工厂为“喀秋莎火炮”制造弹药,炮弹有两种规格——十六公斤的和八公斤的。要在高压下检验炮弹外壳的结实程度。需要把炮弹抬起,固定好,加到一定数量的气压。如果外壳质量好,就把它取下来,装进箱子。如果质量不合格,卡扣承受不住,炮弹就会轰响着飞出去,飞向上面的车间顶棚,然后掉到不知什么地方。当炮弹飞出去后,那种轰响与恐惧……所有人都吓得钻到车床下面……

妈妈每天深夜都会在睡梦中惊醒,喊叫。我就搂着她,她这才安静下来。

眼看就到了1943年的年末……我们的军队早就反击了。我明白,我需要上学。我去找厂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高大的桌子,从那张桌子后面几乎看不到我。我就开始说提前准备好的话:“我想辞职,我要上学。”

厂长发火了:“我们谁也不辞退。现在是战争期间。”

“我总出错,就像个没文化的人。不久前我就给一个人算错了工资。”

“你能学会的。我们这里人手不够。”

“战争结束后,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哎呀,你啊,真是倔头啊,”厂长从桌子后站起来,“你什么都懂!”

我上了六年级。在上文学和历史课时,老师给我们讲课,我们边坐着听讲,边给军人们织袜子、手闷子、荷包。我们边织,边学诗,齐声朗诵普希金的诗。

我们等到了战争结束,这是多么期盼的理想啊,我和妈妈甚至害怕提到这一天。妈妈在工厂上班,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全权负责人,问大家:“你们可以为国防基金奉献什么?”他们也问了我。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几张债券,妈妈很珍视它们。大家都给了些什么,我们怎么能不献出去呢?!我就把所有的债券都献了出去。

我记得,妈妈下班回到家,她没有训斥我,她只是说:“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除了你的娃娃。”

我也跟自己的娃娃告别了……妈妈丢失了面包月票,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在我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拯救我们的念头,用我的两个布娃娃换些什么吧——大的和小的。我拿着它们到了集市上。一个乌兹别克老头走到我跟前问道:“多少钱?”我们说,我们要坚持生活一个月,我们的票证没有了。乌兹别克老头给了我们一普特大米。就这样,我们没有被饿死。妈妈发誓:“等我们回到家后,我要给你买两个漂亮的布娃娃。”

等我们返回罗斯托夫,她没有给我买布娃娃,我们再一次过着穷困的生活。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