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清洗伤口……”

费佳·特鲁契科,十三岁。

现在是石灰厂部门主任。

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

战争开始前两天,我们把妈妈送到了医院,她病得很厉害。医院位于布列斯特市。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

过了两天,德国人就进了城。他们把病人从医院里驱赶出来,而那些不能行走的人,不知道用汽车拉到了哪里。人们说,那其中,就有我的母亲。他们在某个地方被枪决了。但是在哪里?如何处决的?什么时间?我不知道,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战争迫使我和妹妹还有父亲留在了别廖扎的家中。哥哥瓦洛佳在布列斯特交通技术学校上学。另外一个哥哥,亚历山大,在平斯克的红色舰队学校毕业后,在轮船上成了一名管理发动机的工人。

我们的父亲——斯捷潘·阿列克谢维奇·特鲁契科——是别廖扎地区执委会副主席。他接到上级命令——带着文件撤退到斯摩棱斯克。他跑回家:“费佳,带上妹妹,赶快去奥卡罗德尼基的爷爷家……”

早晨我们就到了爷爷住的小村庄,深夜的时候,瓦洛佳哥哥来敲打窗子,他从布列斯特走了两天两夜。10月的时候,亚历山大也来到了小村子里。他说,那条开往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的轮船被炮弹击中了,有的人幸免于难,被抓住当了俘虏,有几个人逃跑了,这其中就有我们的萨沙。

当游击队员们来到爷爷家时,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走!我们要去报仇雪恨。

“你几年级毕业?”当我被带到指挥员跟前时,他问我。

“五年级。”

我听到他的命令:“留在家庭营地。”

他们给哥哥们发了步枪,而给我发的却是铅笔,让我继续上学。

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这是我最主要的王牌,我是一名少先队员。我请求入伍。

“我们的铅笔比步枪还要少。”指挥员笑着说。

整个战争期间,我们都在上学。我们的学校被人们称作“绿色学校”。没有黑板,没有教室,没有课本,只有学生和老师。大家只有一册识字课本、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本算术习题集、一本地理教科书。没有纸,没有粉笔,没有墨水和铅笔。我们扫干净了地面,撒上沙子,这就成了我们的“黑板”,我们用细树枝在上面写写画画。游击队员们送来了德国人的传单、旧壁纸和报纸,用它们代替练习本。甚至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口学校的钟。这让我们喜出望外。如果没有钟声,难道能称为真正的学校吗?我们都还戴着红领巾。

“防空警报!”值日生大喊。

这片平地一下子空了。

轰炸过之后,继续上课。一年级的学生们用细树枝在沙土地上写:“妈——妈——清——洗——伤——口……”

人们用树枝和木头段做了一个立着的大算盘,还用木头雕刻了几套字母。我们甚至还有体育课,我们修建了运动场,里面有单杠、跑道、攀登杆、手榴弹投掷区。我投掷手榴弹比所有人都投得远。

六年级毕业后,我强烈要求战争结束后再上七年级。他们发给我一支步枪。后来我自己搞到了一把比利时卡宾枪,它又小巧,又轻便。

我射击学得很好……但数学都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