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吉利根叫我到更衣室去换便装，因为凯里先生的办公室来了个神甫，和我坐同一艘船来的美国，现在想带我去吃午饭。他说：你怎么脸红了？不过是个神甫，而你有顿免费的午餐。

我想说，我不愿为了一顿午餐而见这个神甫，但埃迪和凯里先生可能会有疑问。如果神甫说，来吃午饭吧，你就得去。酒店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即使那并非我的错。我决不能告诉埃迪和凯里先生那神甫如何对我进行性骚扰。他们绝不会相信。人们有时候说些关于神甫的事，例如他们很胖或者自命不凡或者很小气，但没有人相信神甫会在酒店房间里对你进行性骚扰，特别是像埃迪或凯里先生这种妻子有病、经常跑去忏悔以免在睡梦中死去的人。如果神甫能“水上行”，那些人是不会惊讶的。

为什么那个神甫不回洛杉矶？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为什么在应该外出探访病人和将死之人的时候，却来带我去吃午饭？神甫就是做那些的呀。他到弗吉尼亚州的静修院请求宽恕已经四个月了。现在，他还在大陆的这一边，脑子里除了午饭什么也不想。

现在，埃迪来到更衣室我的身旁，告诉我那个神甫又有了个主意，要我到对面的麦克安餐厅去见他。

走进一家餐厅，然后在神甫对面坐下，而这个神甫正是四个月前对你进行性骚扰的家伙。这真是很困难。当他直直地看着你，握着你的手，抓着你的胳膊，引你慢慢入座的时候，你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说我气色不错，脸上有肉了，一定吃得很好。他说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如果给它一个机会。我想告诉他，他们如何不让波多黎各人再给我残羹剩饭，而我是如何厌倦香蕉。但我不想说太多，免得他认为我忘了纽约人酒店。我并没有对他怀恨在心。他没打人，也没让人挨饿。他的行为都是因为喝了酒，并不像逃离英格兰、留下妻儿挨饿的我父亲那样糟糕。但他的行为是不光彩的，因为他是个神甫。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杀人或者对他人性骚扰。

他的行为让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周游世界、在酒店房间里对人性骚扰的神甫。

在餐厅里，他用灰色的大眼睛盯着我，脸洗得很干净，油光发亮。他穿着黑色西服，白色的领子闪闪发亮。他对我说，在永远回到洛杉矶之前，想在这儿停留一下。看得出在静修院待了四个月后，他很高兴能天恩眷顾，而我知道自己现在很难和这么个天恩眷顾的人一起吃汉堡包。当他盯着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拿自己的眼睛怎么办，好像我是那个在酒店房间里对别人性骚扰的人。我希望能回视他，但我对神甫的了解就是他们在祭台、讲坛和黑暗的忏悔室里的样子。他也许认为我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孽，而他是对的，但至少我不是神甫，也从来没有骚扰过任何人。

他对服务生说：是的，汉堡包就行。不，不，上帝，不，他不能喝啤酒。喝水吧。他的嘴不能再沾任何有酒精的东西了。他冲我笑笑，好像我应该明白他在说什么。服务生也笑了，好像是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圣徒般的神甫吗？

他告诉我，他到弗吉尼亚州向一个主教忏悔。虽然得到了宽恕，而且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学习和祈祷，但他觉得还不够。他放弃了自己的堂区打算剩下的日子里和洛杉矶贫困的墨西哥人和黑人在一起。他招手买单，跟我说不想再见到我。那太痛苦了，但是他会在弥撒中记起我。他说我应该留心那个爱尔兰诅咒，还有酒。每当受到诱惑要犯罪时，应该像他那样默念纯洁的圣母马利亚。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去上夜校吧，然后他钻进一辆开往爱德怀德机场的出租车。

有几天，雨下得很大，我不得不花十美分坐地铁。我看见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手里拿着书，背着印有“哥伦比亚大学”、“福德姆大学”、“纽约大学”、“城市学院”字样的书包。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名学生。

我不想常年在巴尔的摩酒店为各种宴会、会议作准备，也不想做在棕榈庭打扫卫生的勤杂工，甚至不想成为可以拿到服务生小费的餐厅勤杂工。他们从那些喝着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谈论海明威、应该到哪儿吃晩饭，以及是否参加瓦奈萨在萨顿宫举办的聚会（去年那个真是无聊极了）的有钱学生那儿得到小费。

我不想在人们看我就像看一面墙似的地方当勤杂工。

我在地铁里见到大学生，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那样，带着自己的书本，听教授们讲课，戴着学位帽、穿着学位袍毕业，从事一份正经工作。我可以穿西服打领带，拎着公文包，每天晚上坐地铁回家，亲吻妻子，吃晚饭，和孩子们玩耍、看书，和妻子一起做爱达到高潮，然后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好好休息，第二天精神焕发。

我想成为地铁里的一名大学生，从手里的书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头脑里一定装着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们可以和你坐在一起，长时间讨论莎土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我能上大学，保证一定也坐地铁，让人们看见我的书。这样，他们就会羡慕我，就会希望自己也能上大学。我会举起书本，显示我正在看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罪与罚》。当一名学生、听教授们讲课、在图书馆看书、坐在校园的树下、讨论学习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这一定很愉快。知道自己即将获得一个得以出人头地的学位，将要和一个有学位的女孩结婚，可以在余生坐在床上尽兴地闲聊重大事件，这一定很开心。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大学学位。没有高中文凭，两只眼睛就像在雪地里撒尿冲出来的洞，像大家说的那样，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世上出人头地。一些爱尔兰老人告诉我，努力工作没有错。很多人凭借自己脑门上的汗水和强壮的后背在美国获得了成功。清楚自己的社会阶层而不自高自大是件好事，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将骄傲列在七大罪的首位。那样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不会怀揣伟大理想下船来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和脑门上的汗水赚取正当收入却不自高自大的人来说，这个国家有很多工作。

第三大道那家小饭馆里的希腊人问我，替他打扫卫生的波多黎各人辞职了，我是否愿意每天早上来干一小时的活：六点钟到，扫地，拖地，洗厕所。我可以得到一个鸡蛋、一个小圆面包、一杯咖啡和两美元。这也许会变成一份永久性的工作，谁知道呢？他说他喜欢爱尔兰人，他们和希腊人一样，很久以前就是从希腊迁过去的，这是享特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他的。但是，当我在酒店和埃迪·吉利根说起这件事时，他说那个希腊人和教授都是傻瓜。爱尔兰人一直生活在他们的小岛上。希腊人知道个啥呀？如果什么都知道，他们就不会在餐厅里当厨子，用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唠叨个没完了。

希腊人每天早上给我饭吃，付给我两美元。这样加起来，我一星期就有十美元了。五美元给母亲和她的鞋子，五美元给自己，就能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了，不会看上去像刚下船的爱尔兰人。有了这些，我才不关心爱尔兰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汤姆·克利福德敲响我在奥斯丁夫人家的房门、说了句“我们离开这儿吧”之后，我有幸一星期能有几美元的额外收入。他说第三大道和第八十六大街交汇处，过了哈里帽店，有一间一个公寓那么大的大屋子出租。如果我们平摊房租，还是每星期付六美元，但不会有奥斯丁夫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还可以带进来任何喜欢的东西：食物、水、女孩。

是的，汤姆说，女孩。

新屋子有一个前门和一个后门，正对第三大道，正好可以看见高架铁从前面经过。我们冲乘客挥手，发现他们在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不介意向我们挥手，但早上很少有人这么做，因为去上班的时候心情不好。

汤姆在一个公寓大楼里值夜班，就留我一个人在屋子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拥有自由的感觉：没有老板，没有奥斯丁夫人叫我关灯。我可以在附近走走，看看德国商店、咖啡馆和第三大道上的爱尔兰酒吧。在一些酒吧里有爱尔兰舞会，蓬卡车、无尾礼服、利特里姆屋、斯莱戈小屋。汤姆不参加爱尔兰舞会，想和德国女孩约会，因为他在德国度过了三年幸福时光，会说德语。他说爱尔兰人只配亲他的屁股。我不理解，每次听到爱尔兰音乐，我都要流泪，想站在香农河畔看天鹅。汤姆心情好的时候很容易和德国女孩或爱尔兰女孩说上话，但我很难和任何人说上话，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注视我的眼睛。

汤姆在爱尔兰接受的教育比我好，如果愿意，他是可以上大学的。他说他更愿意赚钱，这就是他来美国的原因。他说我本来可以四处看看找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却在巴尔的摩酒店干得累死累活，真是个傻瓜。

他说得没错。我痛恨在巴尔的摩酒店干活，痛恨毎天早上替希腊人打扫卫生。当我清洗马桶时，我对自己很生气，那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为了几便士，为了借表舅拉曼·格里芬的自行车而不得不替他倒便盆。我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对马桶那么挑剔，本来可以用拖把刷一下就行，却要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不，我得用很多洗涤剂把马桶擦得锃亮，就像人们要用它们吃饭似的。希腊人很开心，但他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每星期十美元的额外收入和早餐是馈赠的礼物，我不想失去。随后，他想知道我最初是干什么的。一个不错的爱尔兰男孩，懂英语，很聪明，为什么在可以接受教育的时候却在擦马桶、当酒店勤杂工呢？要是他懂英语，他就可以在大学里学习伟大的希腊历史：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所有伟大的希腊作家。他是不会擦马桶的。任何懂英语的人都不应该擦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