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在麦基职高任教已满八年。是离开的时候了。每天，我依然努力吸引五个班学生的注意力，尽管我学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在教室里你得走自己的路，你得发现自我，你得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技巧，你得说真话否则就会被揭穿。哦，教书匠，上星期你可不是那么说的。那可不是关于美德或高尚的事。

所以，再见，麦基职业技术高中。带着刚拿到的硕士学位，我来到布鲁克林区的纽约社区学院。我的朋友赫伯特·米勒教授帮我在那儿找到一个副讲师的职位。那是大学里级别最低的老师。我每星期上五到六节课，而且不是天天有课。有那么多空闲时间，我真是到了天堂。我挣的薪水只有高中老师的一半，但是学生很成熟。他们会听话，会尊敬人；他们不会扔东西；他们不会反对和抱怨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另外，他们称呼我教授，那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我要教两门课——文学概况和基础写作。

我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大多数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在遍布本市的商店、工厂和办公室中工作。有一个班级由三十三个消防员组成，他们修大学学分以求在消防局里获得提升。他们都是白人，而且大部分来自爱尔兰。

其他人几乎都是黑人或西班牙人。我原本很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因为没有纪律问题，我不得不作出调整，形成一种不需要对任何人说“请坐下、安静”的教学方法。如果他们迟到，他们会说声对不起，然后坐下。当第一个班的学生鱼贯而入、坐下并等着我讲课时，我几乎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没有人要求上厕所，没有人举手指控有人偷三明治或偷书或抢座位，没有人试图通过问我有关爱尔兰或者我悲惨童年的问题，来让我不再讲课堂内容。

嘿，你必须站在那儿，讲课。

女士们，先生们，脚注就是你放在页面下方以表示信息出处的东西。

一只手举了起来。

费尔南多斯先生？

怎么会？

什么怎么会？

我是说，如果我要写一篇关于纽约巨人队的文章，为什么我不能就直接说是在《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为什么？

费尔南多斯先生，因为这是研究论文。那意味着你得准确说明，费尔南多斯先生，准确说明你是从哪儿得到的信息。

我不知道，教授。我是说那似乎很麻烦。我只是要写这篇关于巨人队、关于他们为什么在这个赛季输球的文章。我是说我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其他什么。

托马斯·费尔南多斯先生二十九岁，一名本市技工，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希望一个准学士学位能让他升职。他有时会在课上睡觉。当他打呼噜时，其他同学会盯着我，看看我会对此采取什么行动。我碰碰他的肩膀，建议他到外面休息一会儿。他说好，然后离开教室，那晚再没回来。接下来一个星期，他没来上课。当他回来时，他说，不，他没有生病。他到新泽西州看橄榄球赛了。你知道，巨人队的比赛。巨人队在主场比赛时，他必须要看。他不能错过他的巨人队。他说这门课被安排在星期一真是太糟糕了，和巨人队主场比赛同一个晚上。

太糟糕了吗，费尔南多斯先生？

是的。你知道，我脱不开身。

但是，费尔南多斯先生，这是大学，这是门必修课。

是的，费尔南多斯先生说，我理解你的问题，教授。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吗，费尔南多斯先生？

嗯，比方说，你得对我和巨人队采取些什么行动，对不对？

不是那样，费尔南多斯先生。只不过，如果不上课，你会不及格。

他盯着我看，好像要搞明白为什么我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讲话。他告诉我和全班同学，他这一生如何追随巨人队。尽管他们这个赛季将两手空空，他也不会抛弃他们。否则，没有人会尊重他，他七岁的儿子将瞧不起他，甚至他那从不关心巨人队的妻子也会不再尊重他。

为什么，费尔南多斯先生？

那很明显，教授。这几个星期天和星期一，我去看巨人队，她在家等我，照看孩子和家里的一切。甚至我不能参加她母亲的葬礼，她也原谅了我。我不能去是因为巨人队进入了季后赛，哥们儿。所以，如果我现在说我要放弃巨人队，她就会说：我所有这些等待都成什么了？她会说所有这些等待都被糟蹋了。就这样，她就会不再尊重我了。我妻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她忠于枪支就像我忠于巨人队一样。明白我的意思？

来自巴巴多斯的罗伊娜说这个讨论在浪费全班同学的时间。为什么他就长不大呢？除了星期一，这门课还被安排在另外一个晚上。为什么他不去选那个班呢？

因为其他班都已经满了，而且我听说迈考特先生是个好人。如果我在工作一天后去看场橄榄球赛，他不会介意。你明白吗？

来自巴巴多斯的罗伊娜说她不明白。我们也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后来到这里。我们不会在课堂上打呼噜，不会跑去看橄榄球比赛。我们应该投票表决。

教室里的人都点了点头，赞同表决。三十三个人说费尔南多斯先生应该来上课，而不是去看巨人队的比赛。费尔南多斯先生投票支持自己。一贯的巨人队。

即使那天晚上电视转播巨人队的比赛，他还是很有礼貌地一直待到下课。他握了握我的手，向我保证他并没有感到不好受，还说我是个好人，只是我们都有盲点。

弗雷迪·贝尔是个年轻优雅的黑人，在亚伯拉罕和斯特劳斯百货商店男装部工作。他在那儿帮我挑选夹克，这导致了一种不同层次的关系。是的，我在你的班级里上课，但是我帮你选夹克。他喜欢用从字典和词库中提取出来的大词以及华丽的风格来写作。当我在他的文章上写上“精简，精简——梭罗”后，他想知道这个梭罗是谁，还有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像小孩子一样写文章。

弗雷迪，这是因为你的读者可能会欣赏清晰的写作。清晰的写作，弗雷迪，清晰的写作。

他不同意。他的高中英语老师告诉他英语是部辉煌的风琴。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了不起的乐器呢？拔出所有的音栓，以便演奏。

弗雷迪，因为你的做法是错误的，矫揉造作不自然。

这句话说错了，特别是他的三十个同学就在现场。他的脸冷了下来，我知道我失去了他。那意味着在这个学期剩下的日子里，这个班上将会有一个不友好的人。对我来说，这前景让人不舒服。在这个成年学生的世界，我仍然在摸索着前进。

他用语言还击。他的写作变得更加复杂精美，更加令人困惑。他的成绩从A滑到了B-。到了学期末，他要求我对分数作出解释。他说他把文章给以前的英语老师看了，那位老师简直不能理解弗雷迪怎么会得到低于A+的分数。看看这语言，看看这词汇，看看这意思的层次，看看这句子结构：多么富有变化、老练而复杂。

我们在楼道里面对面站着。他不会放弃。他说他在我的班上努力查找新的单词，以便我不至于因为老一套的单词而感到厌烦。他以前的英语老师说，再没有比阅读大量的学生作文，却从来没有碰到富有创意的想法或者新鲜的词汇更糟糕的事情了。以前的英语老师说迈考特先生应该欣赏弗雷迪的努力，并为此奖励他。就凭弗雷迪大胆涉足新领域、挑战极限，他也应该得分。弗雷迪还说：为了谋生和支付大学学费，我还在晚上工作。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吗，迈考特先生？

我看不出这和你的写作有什么关系。

还有，在这个社会，黑人很不容易。

哦，上帝！弗雷迪，在这个社会，任何人都不容易。好了，你想要A？你会得到的。我可不想被指控为有偏见。

不，我并不想因为你生气了或者因为我是个黑人而得到A。我想要A是因为我应该得到。

我转身离开。他在身后叫道：嗨，迈考特先生，谢谢。我喜欢你的课。那门课很怪异，但是我想我或许会成为像你一样的老师。

我正在教的这门课需要写研究论文。学生必须展示他们多方面的能力，包括选题、参与基础研究、在索引卡上记笔记（以便老师能确定资料的来源）、提供有条理的脚注，以及包含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参考书目。

我带着学生来到图书馆，以便热情而快乐的图书管理员可以向他们解释如何找资料，如何使用基本的研究工具。他们听她解释，互相看了看，用西班牙语和法语低声交谈。但当她问他们是否有什么问题时，他们凝视着她，没人说话。这让很想帮助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极为尴尬。

我试图解释研究的简单概念。

首先，你们要选择话题。

那是什么？

想一想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可以是困扰你们和人类的问题。你们可以写资本主义、宗教、堕胎、儿童、政治和教育。你们中有些人来自海地或古巴，那就有了两个丰富的主题——你们可以写伏都教或者猪湾。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某个方面，比如说，人权，作些研究，看一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思考一下，然后得出结论。

对不起，教授，什么是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正方就是支持，反方就是反对。

哦。

这声“哦”说明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不得不从原路返回，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我问他们，他们对死刑的立场是什么？他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

死刑就是用绞刑、电刑、毒气、枪击或者铁环绞刑将人处死。

什么是铁环绞刑？

一种主要在西班牙使用的绞死人的方法。

他们让我把这个词写在黑板上，并在笔记本上飞快而潦草地抄下来。我在脑子里记了一笔备忘：如果有一个班疲疲沓沓，我就会立刻求助于各种处决方法。

来自海地的薇薇安举起手。处死人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对于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孩子的事，噢，是的，堕胎，处死人就可以。他们应该被枪毙。

好的，薇薇安。为什么不在你的研究论文中写这件事呢？

我？写下我所说的？有谁在意我说些什么？我是无名小卒，教授。无名小卒。

他们的脸上一片空白。他们不理解。他们怎么会这样？故事的另一面会是什么样呢？没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有权表达意见。

在课堂上发言，他们不害羞，但是白纸黑字写下来就是危险的一步，特别是如果你和西班牙人或者法国人一起长大。另外，他们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他们要养孩子，要工作，得给在海地和古巴的家人寄钱。教授布置这些作业很容易，但是，哥们儿，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而上帝一天只给二十四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课还剩下十分钟。我对全班同学说他们现在应该无拘无束地实地查看图书馆。没有人动。他们甚至不再低声说话。他们穿着冬天的外套坐在那儿。他们紧紧抓着书包，等着，一直到一小时课结束的那一秒。

我在楼道里将我在这班上遇到的问题告诉了我的朋友，老练的赫伯特·米勒教授。他说：他们整日整夜地工作。他们能来学校，能坐在那儿听课，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让他们入学，然后希望老师创造奇迹或者成为他们的心腹。我可不想成为行政部门的执行人员。研究？这些人连读该死的报纸都困难，又怎么能写研究论文？

班上的学生会同意米勒的观点。他们会点点头，说：是的，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无名小卒。

这就是一直以来我就应该知道的事：我班上的学生，从十八岁到六十二岁的成年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关紧要。他们拥有的任何观点都来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媒体。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讲过他们有权独立思考。

我告诉他们：你们有权独立思考。

教室里安静下来。我说：你们没有必要轻信我对你们说的话，或者别人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提问题。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在图书馆查到答案或者在这里讨论。

他们互相看了看。耶，这个人在讲笑话哪！说我们不必相信他。嘿，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学英语，好通过考试。我们得毕业。

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解放思想的老师，想让他们在办公室和工厂辛苦工作多日后站起来，想帮助他们冲破束缚，想带领他们到达顶峰，想让他们呼吸自由的空气。一旦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了言不由衷，他们就会将我视为救星。

对于这个班上的人来说，即使没有英语老师进行思想说教并用问题烦扰他们，他们的生活也已经够艰难了。

喂，我们只是想从这个地方毕业。

研究论文被证明是无法抑制的抄袭，从百科全书里摘取的关于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文章。薇薇安用英语和海地法语洋洋洒洒写了十七页关于图森——路维杜尔的文章。看在她辛苦抄写和打字的分上，我给了这篇文章B+。我在扉页写上评语来挽回自己的影响。评语的大意是图森独立思考并因此而痛苦，我希望薇薇安能像他那样独立思考，但是不希望她因此而痛苦。

在发还文章时，我努力说了些赞扬的话，以鼓励作者更多地挖掘主题。

我对自己说，这是这一年的最后一节课。他们都在看表，没人理我。我垂头丧气地向地铁站走去，为自己没能和他们建立某种联系而生气。班上的四位妇女也在地铁月台上等车，她们笑着问我是不是住在曼哈顿。

不。我住布鲁克林，要坐两站地。

之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个教授不同人闲聊，也不说笑话。

薇薇安说：迈考特先生，谢谢你给的分。这是我在英语课上得到的最高分。你知道，你是个很好的老师。

其他人点点头，笑了。我知道她们只是做出友好的样子。当列车进站时，她们说声再见，然后匆匆沿月台走掉。

我的大学执教生涯在一年后结束。系主任说即使我这份工作竞争激烈，即使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写来申请，他还是会放宽规定。但是如果我想继续待下去，我就得拿出证据说明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告诉他我没有攻读任何学位。

对不起，主任说。

哦，没关系，我说，然后开始寻找另一份到高中任教的工作。

艾伯塔说我这一生将一无所成，我为她敏锐的观察而祝贺她。她说：别挖苦人了。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你所做的就是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如果你不定下心来做些什么，很快你就会四十岁，却还不知道人生该往哪儿走。她指了指我们周围的人：开心结婚的、多产的、生活安定的、心满意足的、有孩子的、建立成熟关系的、着眼未来的、好好休假的、参加俱乐部的、打高尔夫的、一起变老的、看亲戚的、做梦要孙子的、支持教会的和考虑退休的。

她的看法我同意但不接受。我给她作了一番关于人生和美国的说教。我告诉她人生就是冒险。也许我生不逢时，我原本应该生活在有科内斯托加宽轮大篷马车的岁月。那时，西部电影里的马车主人——约翰·韦恩、伦道夫·斯科特、乔尔·麦克雷——甩着响鞭，叫喊着：出发！室内交响乐团开始激情演奏，五十把小提琴洋溢着大草原的爱国主义。那是纯粹的马车——火车音乐，小提琴和班卓琴愉快地接受口琴的呜咽。坐在马车夫座位上的人喊着：驾，驾，驾。或者人们走着，赶着马群和牛群，他们的妻子手握缰绳坐在牛背和马背上。你可以看出有些妻子已经怀孕。你知道，因为你曾在那儿生活。她们会在凶残的阿帕奇人、苏人、沙伊安人的进攻中生孩子。他们会把马车围成一圈，打跑那些给正在分娩的善良的白人母亲带来威胁的大喊大叫的印第安武士。但是，那些头插羽毛、骑在马上的印第安人还是很了不起。你知道印第安人会遭到驱赶，因为每一个白人男子、妇女、儿童，甚至是分娩中的妇女都会用来复枪和左轮手枪连续射击，会抡擀面杖，会甩长柄平底锅。他们打败了讨厌的印第安人，因此马车队能够再次向前推进，因此白人征服了这块荒芜的大陆，因此美国的扩张不会遭到蝗虫、干旱、落基山脉或者大喊大叫的阿帕奇人的阻挡。

我说我喜欢这部分美国历史。她说：哦，科内斯托加宽轮大篷马车！一派胡言！去找工作吧！我用迪伦·托马斯的一句话顶了回去：没有尊严的工作是死的工作。她说：你会有尊严，但不会有我了。你看，这桩婚姻已失去了前途。

时装产业高级中学文科部的主任不喜欢我，但是他们缺老师。没有人愿意到职业高中教书，我是现成的而且还在麦基职高待过。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对我伸出的手视若不见，告诉我他管理着一个生气勃勃的部门。他像拳击手那样转动肩膀，以暗示他巨大的能量和决心。他说时装产业高级中学的孩子不是理论高手，而是学习裁剪、制鞋、制作家庭装饰用品这些有用手艺的正派孩子。该死的，这没有什么错，嗯？他们会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在职业高中，我绝不应该犯瞧不起孩子的错误。

我告诉他我刚刚在一所职业高中教了八年书，不会去想瞧不起任何人。

哦，是吗？哪所学校？

斯塔滕岛区的麦基职高。

他吸了吸鼻子。嗯，那所学校没有名气，对吧？

我需要这份工作，也不想冒犯他。我告诉他如果我对教学有所了解，那就是在麦基职高学到的。

他说：我们会知道的。

我想对他说，让他的工作见鬼去吧，但那将会葬送我的教学生涯。

很显然，我的未来不在这所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在学校系统中是否有未来。他说他的部门有四个老师正在读指导和管理的课程。如果有朝一日我见到他们位居这个城市各学校的高位，我不应该感到惊讶。

在这里我们可不是无所作为，他说，我们在向前、向上努力。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到这儿当一名老师，我说。

他摇摇头，对我没有抱负感到无法理解。我不够生气勃勃。因为他的缘故，那四个进修的老师正在向前、向上、向外行进。这就是他说的话。如果可以沿着权力走廊前进，为什么他们就应该将自己的一生花在教室里、花在孩子身上呢？

一时冲动之下，我问他：如果每个人都向前、向上、向外行进，那么谁来教育孩子？

他不理我，用没有嘴唇的嘴浅浅地笑了笑。

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学期，从九月到一月。之后，他强迫我离开。有可能是鞋带和卷成一团的杂志的缘故，或者是因为我缺乏活力和抱负。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部门会议上表扬我上课用圆珠笔当直观教具来讲解句子成分。

这是一根装有油墨的塑料管。如果你把这个管子从圆珠笔中抽走，会发生什么事？

学生们看着我，好像他们无法相信我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嘿，你就不能写字了。

好的。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又一个耐心的眼神。那是个弹簧，哥们儿。

如果我们把弹簧拿走，会发生什么？

当你把油墨芯往外推时，因为没有弹簧来推它，书写用的小笔尖就留在里面，笔就不能写了。这下你就有了大麻烦，因为你无法写作业。如果你对老师说弹簧和油墨芯丢了，他会觉得你疯了。

现在，看一下我在黑板上写的“弹簧让圆珠笔起作用”。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在这句话里谈论的是什么？

圆珠笔。

不，不，不。这儿有一个表示动作的词，那叫动词。哪个是动词？

哦，耶。弹簧。

不，不，不。弹簧是个物件。

耶，耶。弹簧是个物件。嘿，哥们儿。那是诗。

那么，弹簧做什么了？

让圆珠笔起作用。

很好。弹簧发出动作。我们在谈论弹簧，对不？

他们看上去很困惑。

假如我们说，“圆珠笔让弹簧起作用”，那对吗？

不对。弹簧让圆珠笔起作用。任何人都能明白。

那么，哪个是动作词？

让。

对了。哪个词用这个动作词？

弹簧。

那么，你们就能明白圆珠笔跟句子很相似。它需要某些东西让它起作用。它需要动作，也就是一个动词。你们能明白吗？

他们说他们能明白。坐在教室后面的主任看上去很迷惑。在听完课后的会议上，他说他能够理解我在圆珠笔结构和句子结构之间建立的联系。但他没有把握我是否已成功地让孩子们明白这一点，不过那还是极富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哈哈，他确信如果他的高年级英语老师尝试这个方法，他们会加以完善，但不管怎么说，这还真是个相当俏皮的想法。

一天早上，我把鞋带拽断了。我说了声“呸”。

艾伯塔脸冲着枕头嘟囔：怎么回事？

我把鞋带弄断了。

你老是弄断鞋带。

不，我没有老是弄断鞋带。我已经好多年没弄断鞋带了。

你不拽它们，它们就不会断。

你到底在说什么？这鞋带已经两年了，经历过各种气候，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就不会断？我只不过像你使劲打开卡着的梳妆台抽屉那样拽鞋带。

不，我没有使劲打开梳妆台抽屉。

你曾有过，你就是这么做的。你这个清教徒北方佬勃然大怒，好像那抽屉就是你的敌人。

至少我没把它们弄坏。

对，你没有。你只是那么用力地拉抽屉，以至于它们永远卡在那儿了。你不得不花大价钱请个木匠高手来把它们弄好。

如果我们没买那么便宜的家具，我就用不着和抽屉较劲了。上帝！我真应该听我朋友的建议。她们警告我不要和爱尔兰人结婚。

我从来没有在家庭争吵中赢过。她从不紧扣话题（在这个场合下，话题是鞋带和梳妆台抽屉），从不。她总是要将话题引向那句关于爱尔兰人的话，那句结束语，那句你在宣判被告绞刑前说的话。

我怒气冲冲地前往学校，根本没有心思上课或者哄孩子。哇呀，得了吧，斯坦，坐下；乔安娜，请把你的化妆品放到一旁。你们在听吗？打开你们手中的这本杂志《实用英语》，翻到第九页，词汇测验，填空，然后我们对一遍答案。

他们说：耶，耶，耶。让老师高兴吧。他们拿起杂志，好像每一页都有一吨重。他们慢吞吞的。翻到第九页是件大事。在行动之前，他们还有事要和前面、后面、旁边的朋友谈谈。他们可能得谈谈昨天晚上看的电视节目。上帝，真吓人呀！你知道米里亚姆，对，就是我们绘画课上的那个。她怀孕了，你知道吗？不，我不知道。哇！谁是孩子的父亲？你不会相信。你得发誓不对别人说。就是那个新来的社会研究老师。真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同性恋呢。不，那可是件大事。

你们可以将杂志翻到第九页吗？

走进教室十五分钟了，他们还在翻用铅做的书。赫克托，将杂志翻到第九页。

他有一头黑黑的直发，一张消瘦而苍白的脸。他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

赫克托，翻开杂志。

他摇了摇头。

我手里拿着一本卷起来的《实用英语》杂志，向他走去。赫克托，杂志，翻开。

他又摇了摇头。

我用杂志扇了他一耳光。那张苍白的脸上出现了道红印子。

他跳起来，说：“去你的！”声音里含着泪。他向门口走去，我在后面叫他：“坐下，赫克托。”但是，他还是走了。我想追上他，跟他说句对不起，但是我让他走了。在他冷静些而我又头脑清醒时，我也许会和他谈谈。

我把杂志放在讲台上。在剩下的上课时间里，我坐在那儿，就像赫克托那样盯着前面看。全班同学没有假装翻到第九页。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或者相互看着或者看着窗外。

我应该对他们说，应该告诉他们我多么难过吗？不，不。老师不能站在那儿承认错误，老师不能承认他们的无知。我们一直枯坐到下课铃响。当他们鱼贯而出时，坐在赫克托旁边的索菲娅说：你不应该那么做。你是个好人，但你不应该那么做。赫克托也是个好人。赫克托，他有很多麻烦。现在，你让事情变得更糟。

现在，班上的学生会看不起我，尤其是古巴人，也就是赫克托所在的那个团体。班上有十三个古巴人，是最大的种族团体。他们认为自己要比其他说西班牙语的团体优秀。每逢星期五，他们都统一着装——白衬衣、蓝领带、黑裤子，以表明他们有别于其他团体，特别是波多黎各人。

那是九月中旬。如果我不想办法赢回古巴人的信任，他们就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一直到一月份这个学期结束。

吃午饭时，一名辅导员端着盘子来到我的桌旁。嗨，你和赫克托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对他讲了事情的原委。

他点点头。太糟了。我让他在你的班级是因为种族上的关系。

什么种族？他来自古巴，我可是爱尔兰人。

他只是半个古巴人。他母亲叫康西丁，但他为这个名字感到羞耻。

那么，你为什么把他放到我的班上？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首歌，但是他母亲是哈瓦那的一个高级妓女。他有一些关于爱尔兰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你的班上得到解决。另外，他还有性别问题。

对我来说，他看上去像个男孩。

是的，但是……你知道，有个同性恋的问题。现在，他认为你痛恨同性恋。他说，好吧，他会痛恨所有爱尔兰人，而所有他的古巴朋友也都会痛恨爱尔兰人。不，那不对。他没有古巴朋友。他们都叫他“娘娘腔”，而且不和他在一起。他的家人以他为耻。

噢，该死！他藐视我，不翻开杂志。我可不想卷入性别和种族的战争。

梅尔文叫我到辅导室见他和赫克托。

赫克托，迈考特先生想与你和解。

我可不管迈考特先生想要些什么。我不想和爱尔兰人在一个班。他们喝酒，没有理由就打人。

赫克托，我叫你翻开杂志，可你不听。

他用冰冷的黑眼睛盯着我。那么，你不翻开杂志，老师就扇你耳光吗？好了，你不是老师。我母亲才是老师。

你母亲是……我几乎说了出来，但他已经走了。第二次了，他当着我的面离开。梅尔文又摇头又耸肩，我知道我在时装产业高级中学的日子结束了。梅尔文说赫克托可以告我人身侵犯。如果他这么做，我“就悬了”。他想逗我乐。如果你想扇孩子耳光，那就到天主教学校找份工作吧。那些伟大的神甫和教友，甚至是嬷嬷，依然还在打孩子，同他们在一起，你也许会开心些。

当然，主任也听说了我与赫克托的事。他什么也没说。学期末，他在我的信箱里放了封信，说下学期没有我的职位了。他希望我好，而且很高兴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数。我在门厅见到他时，他说考虑到要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数，他可能会歪曲点事实，哈哈。但是，如果我能坚持干下去，作为老师，我可能会成功，因为他在听课过程中，注意到我偶尔会在教学方法中挖到宝。他笑了笑，而你可以看出他喜欢这个小短语。他提到了我通过分解圆珠笔来解释句子结构的那节课。

是的，我曾在教学方法中挖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