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们在厨房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剥开了一个柚子。“大先生”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袜子和凉鞋——对他这样的穿着打扮，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他端过盘子。

他说：“来，吃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

我开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见面——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无望地寻找着某封来信。有时候，我会直接从底特律飞到费城。但更多时候，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在纽约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从纽约乘火车赶往那里。我到的时候，通常是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会面也可以被称为小规模的礼拜，如果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礼拜的话。

我的朋友们对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交往纷纷表示了好奇，或者是不相信。

“你去他家，就像去任何普通人家里一样吗？”

“你不害怕吗？”

“你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祈祷呢？”

“你真的和他讨论他的悼词吗？那不是很怪异吗？”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事还真的有些不同寻常。其实，在数次拜访之后，不去也可以了，因为我要为悼词而搜集到的信息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再见他，了解他最新的情况，这样才能确保我的描述准确地反映他是怎样一个人。哦，好吧，还有其他原因。他在我心中激起了长久以来处于沉睡状态的某种东西。他一直在颂扬他称之为“美丽的信仰”的东西。如果其他人这么说，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最好能够躲得远远的。但看到他在这个年纪仍旧如此——该怎么说来着？——喜悦，让我觉得了解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信仰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很多，但对他来说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信仰给了他一颗平和的心。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拜访他。我们交谈。我们欢笑。我们读了他过去的一些布道辞，讨论了它们放在当下是否还有意义。我发现我对“大先生”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他有那种本事，当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止了，你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他才能做好他的工作。

也或许是这份工作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

不过现在，他更多的是听，而不是讲。他已经从“资深拉比”的位置上退休，会议和文件处理工作减少了很多。不像他刚刚到的时候，现在这个教会基本上可以很好地“自转”了。

现实的情况是，他完全可以搬到更暖和一点的地方去过晚年，比如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曾去迈阿密参加过退休人士的会议，当他发现很多退了休的老同事移居到那里的时候，感觉非常困惑。

“你们怎么能够离开你们的教会呢？”他问。

他们回答说不能够站在讲坛上，或者是新来的拉比并不喜欢他们还常常出现在教堂里，那种感觉不好受。

“大先生”经常说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最大的威胁就是“自我”意识。他显然没有这种受伤的感觉。退休之后，他自觉地从大办公室搬到了小办公室。一个安息日的早晨，他离开了讲坛上他最喜欢的一个位子，悄悄坐到后排他夫人的边上。整个教会为之震惊。

像约翰·亚当斯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去农庄务农一样，“大先生”也隐退于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