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市中心的特姆博大街上有一座教堂，教堂对面是一大片空地。教堂很大，是一幢由红砖和石灰岩建造而成的哥特式建筑。教堂像是被风从另一个世纪吹来的。尖顶。拱门。彩色玻璃窗。有一扇窗上描绘的画像是先知保罗在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拯救？”

这幢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八一年，当时这一带聚集了很多独栋豪宅和富有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们集资建造了这幢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个会众的教堂，这里曾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教会。现在，那些大房子和长老会教徒都已经不见了，这里成了一个贫穷、荒凉的街区，教堂像已经被人们遗忘。墙皮在脱落，屋顶在摇晃。一年又一年，一些彩色玻璃被盗走了，有些窗户被封了起来。

这个教堂在我开车去“老虎体育场”的必经之路上。“老虎体育场”是芝加哥著名的棒球场，离教堂约有半英里的样子。但我从没有涉足这个教堂。我也从没看到有人走进去过。

就我所知，这个地方已经被人遗弃。

我准备要看一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先生”所讲的“敌人，屁个敌人”的论点，让我受到了震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反省自己的一些偏见。实际的情况是，虽然我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但是我仍会在脑子里划一条线，“我”这边，“别人”那边——无论是在文化上、种族上，还是宗教上。我们从小都听过这样的道理，行善要从身边开始做起，帮助自己人是第一位的。

但是，谁是我“自己的人”呢？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我的家乡很远。我娶了一个有着不同信仰的女人为妻。我是个白人，生活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占据了人口大半的城市。尽管我个人的财政情况还比较幸运，但是底特律这个城市却在我眼前一步步走向破产。这个国家很快就要面临的近乎大萧条的状况已经在我们的大街上看得到了。工作机会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很多住宅资不抵债被银行收回。大楼被遗弃。我们赖以生存的汽车产业正在分崩瓦解。失业和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一天晚上，我去市中心一个基督教会办的救济所体验生活，准备在那里过夜，然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文章。我排队领了毯子和肥皂。我得到了一张床。我听了一个牧师关于耶稣的布道，我吃惊地看到那些神态疲惫的人用手托着头，依旧在聆听他们如何才能够获得拯救。

在排队领食品的时候，一个人转过头来，问我是不是他猜想中的那个人。

是的，我回答。

他慢慢点点头。

“那……你怎么了？”

那一晚的经历促使我创建了一个为无家可归者而设的慈善组织。我们筹钱，分派给不同区域的收容站。我们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管理上的费用，没有杂费支出，我们对此很自豪。所有筹得的善款一分一厘是如何花出去的，我们都要亲自看到，摸到，这就意味着一次一次的亲临现场拜访。

就这样，九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特姆博大街那座古老、破败的教堂门口停下。我只知道这个教堂的牧师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收容所。我来这里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路口的一盏交通信号灯在风中摇晃。我从车里走出来，摁了摁车钥匙上的锁车键。两个黑人，一男一女，靠着教堂的墙坐在铝合金的折叠椅上。就是便宜的、人们带到海滩上去的那种。他们看着我。那个男人没有左腿。

我找这里的牧师，我说。

女人站起来，推开一扇铰链有些松脱的小红门。我站在门口等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冲着我笑。他的拐杖靠椅子放着。他戴着眼镜，前排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

他说：“今天挺暖和的。”

是啊，我说。

我瞥了一眼手表。我换了一下站立的脚。终于，阴影里有了动静。

然后。

然后出来了一个大块头男人。

一个块头特别大的男人。

后来，我才得知，他五十岁了——尽管脸看上去还很孩子气。他留着短短的、修剪得很齐整的胡子——有篮球运动员般的身高，体重肯定超过四百磅。他的身体似乎是一层层的，厚实的胸膛下面接着一大片肚皮，垂在腰带上，好像一个枕头。他的胳膊从特大号白色T恤的袖子里撑出来。他的额头在冒汗，呼吸很沉重，好像刚刚爬完楼梯。

如果这是上帝的使者，那么我肯定只能做月亮的使者了，我想。

他伸出手，粗哑的嗓音朗声说道：“你好，我是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