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会堂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那些在停车场找不到位置的车沿街一直停到了半英里以外。这天是赎罪日，是信众祈祷上帝赦免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罪恶的日子，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一天。据说在这一天，上帝决定谁能继续活下去。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天，也是“大先生”大显身手的一天，因为他总是把一年中最精彩的布道留到这一天。几乎每年这一天，人们离开的时候，无不热烈地谈论着“大先生”关于生命、死亡、爱和宽容的阐述。

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已经八十九岁了，他不再讲道。他不再出现在讲坛上。他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中，我则坐在大厅另外一个区域，我爸爸妈妈身边。这辈子，这个场合，我都是这么坐的。

这一天，我看起来像是个有归属的人。

那天下午，我穿过教堂去找“大先生”。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脸有些熟悉，但或是头发稀疏了，或是戴上了眼镜，或是出现了双下巴……他们朝我微笑，小声打招呼，我还没有认出他们，他们已经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我自视高人一等，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这里在别处发展。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行为确实会让人这样以为。

“大先生”的座位离走道还隔了几个位置，他正在随着一段欢快的祈祷词的节奏而鼓掌。他像以往一样穿着乳白色的袍子，他讨厌被人在公众场合看到的那副助步器，被倚在附近的墙角。萨拉坐在他边上，她看到我，便拍了拍她丈夫。“大先生”一边鼓掌，一边转过头。

“呵，从底特律大老远赶来了啊，”他说。

他的亲人们帮他站了起来。

“来，让我们说说话。”

他慢慢移出来，扶好助步器。坐在靠走道位置的人都往里缩了缩，但好像又都准备好了随时伸出手来帮他一把。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对“大先生”的敬畏和关心。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每走几步，他都要停下来和人打招呼。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小办公室就在他以前的大办公室对面。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里和“大先生”单独面对面。和他待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外面，感觉很特别。

“你妻子也来了吗？”他问。

和我家人在一起。

“很好。”

他对我妻子一直很和善。而且也从没有就她的信仰问题对我有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很照顾人。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很糟糕，他们逼我吃东西。”

谁啊？

“那些医生。”

那就吃一点嘛。

“不，不行，”他握紧了一个拳头。“今天我们禁食。这是我一贯的传统。我希望能够坚持我的传统。”

他放低了拳头，手不自主地抖个不停。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我们都想逃离它，”他似乎在喃喃自语。

变老？

“变老，我们可以接受。但真的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大先生”的布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的亲戚中最年长一个阿姨过世后，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双亲早已过世，他的祖父母更是早就落土为安了。站在阿姨的墓碑前，他意识到了一个简单，但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事实：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下，当你被排到了最前面，当你再也不能够躲到后面想“还没有轮到我”时，该怎么办呢？

现在看到“大先生”坐在书桌后，我悲哀地想到，他在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单上占据头号的位置已经有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上台讲道了？我问。

“我不敢想象，万一我讲错了一个字，万一我在关键的时刻忘了词，我会失去……”

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的。

“不是我，”他纠正我说，“是听众们。如果他们看到我头脑混乱……他们会想到我快要死了。我不想吓着他们。”

我应该知道，他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的感受。

小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在天堂里，有一本巨大的，沾满了灰尘的生死簿。每年的赎罪日，上帝都会翻出这本书，用一支鹅毛大笔在里面圈圈点点——打钩，打叉，打钩，打叉——要么生，要么死。我总是担心我祈祷得还不够虔诚，我需要把眼睛闭得更紧一点，祈祷上帝的笔不要划过我的名字。

一般人面对死亡，最害怕的是什么？我问“大先生”。

“害怕？”他想了一会儿。“一方面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去向哪里？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是个大问题。

“是的，但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他向我靠了靠。

“被人遗忘，”他低语道。

离我住处不远有座公墓，墓地里最早的墓是十九世纪留下的。我从没有看到过有人来给这些墓碑献花。大多数人路过这里，读了读墓碑上的字，然后说：“哇，看看这有多古老。”

我想起了这些墓碑，是因为在“大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诵读了一首美丽而哀伤的诗。那是托马斯·哈代写的，描述一个人在墓碑间穿梭，和亡者对话。那些新近被埋葬的为那些很久之前被埋葬、已经不为人所记得的灵魂而感叹。

他们早被世人遗忘，

如同没有存在过，

那是失去生的气息之后的再次失去，

是第二次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那些养老院中无人探望的老人。那些冻死在街头的流浪汉。有谁会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呢？谁会记得他们曾经活过呢？

“大先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俄国旅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东正派教堂。教堂里有个老年人，独自站着，念着悼亡祷告词。出于礼貌，我们问他在为谁祈祷。他抬眼看了看我们，回答道：‘我在为自己念。’”

第二次死亡。就是你死了，没有人会记得你。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有那么多人努力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要为人所知。成名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多么重要。为了出名，我们唱歌，自曝家丑，减肥，吃虫子，甚至自杀。年轻人把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发到网上，广而告之；在自己的卧室架起照相机。就好像我们在呐喊：注意我！记住我！但恶名声是持续不了多久的。那些名字很快被人们淡忘，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

那么，我问“大先生”，你如何避免第二次死亡？

他回答：“从短期来看，答案很简单。家庭。我希望我能够活在我们家族后几代人的心目中。如果他们记得我，为我祈祷，那我就能够以某种形式还活着。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些记忆，那些欢笑和眼泪。

“不过就算那样，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他用唱词回答我。

“如果……如果我做得还不错，那么，有一代人会记得……记得我，或许两代人……但是最终……他们会问：‘他是谁来着？’”

我反驳他。但开口没说几句我就打住了。我意识到，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曾祖父长什么样子。就算是关系很紧密的家族，牢固的关系又能够维持几代人呢？

“大先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信仰是如此的重要。这是一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拉住的上山下山的绳索。或许很多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再记得我。但是我所相信的，我所接受的——关于上帝，关于我们的传统——却能够生生不息地传下去。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亲们，我父母亲的父母亲们，传给我们的。如果这些传统能够被我的孙子孙女，我孙子孙女的孙子孙女们继承，那么我们就有了，你知道……”

传承？

“没错。”

我们该回布道会去了，我说。

“没错。来，帮我一把。”

我意识到房间里除了他只有我。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从椅子里站起来。这离开他站在布道台上用洪亮的声音演讲，而我坐在人群中完全被他所吸引，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再想下去。我笨手笨脚地走到他后面，嘴里数着“一，二……三”，扶着他的胳膊肘帮他站起来。

“啊，”他吐了口气，“老喽，老喽，老喽。”

我打赌你一定能够再来一次很棒的布道。

他抓住助步器。听到我的话，停住了。

“你真的这样想？”他轻声问。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

他们家的地下储藏室里，有记录着“大先生”、萨拉和孩子们早年生活的录像带。

有五十年代初期，他们抱着第一个孩子沙洛姆，逗他玩的影像。

有几年之后，他们和双胞胎女儿，奥娜和蕾娜在一起的影像。

还有六十年代，他们推着最小的女儿吉拉尔的录像带。

尽管影像已经略微有些模糊，但“大先生”脸上快乐的表情却依然呼之欲出。他抱着，搂着，亲吻着他的孩子们。他看起来似乎是注定要成为一大家子之长的。他从来不打孩子。他几乎没有高声训斥过他们。他给孩子们留下的是一小段一小段温馨时刻的记忆：午后从教堂漫步回家，陪几个女儿晚上做功课，一家人在安息日的晚上吃一顿长长的晚餐，边吃边交谈，夏日里陪儿子玩棒球，转过身子把球从头顶抛出去。

有一次，他开车带沙洛姆和他的小伙伴们从费城回来，快要经过一座桥的收费站的时候，他问那几个男孩是不是准备好了护照。

“护照？”他们问。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你们就想进入新泽西？”他叫嚷道，“赶紧，赶紧藏到毯子下面去。屏住呼吸！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后来，他一直拿这件事情和他们开玩笑。就在汽车后座的那条毯子下，一个家庭故事就这么诞生了，一个父亲和儿子会记住几十年的笑话就这么诞生了。一份家族的记忆。一次一个记忆。

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拉比。大女儿是图书馆馆长。小女儿是一名教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大先生”说。“每当我觉得死亡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会看着那张照片，每个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会对自己说，‘阿尔，你干得还不错。’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