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十月 老年

犹太会堂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那些在停车场找不到位置的车沿街一直停到了半英里以外。这天是赎罪日,是信众祈祷上帝赦免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罪恶的日子,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一天。据说在这一天,上帝决定谁能继续活下去。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天,也是“大先生”大显身手的一天,因为他总是把一年中最精彩的布道留到这一天。几乎每年这一天,人们离开的时候,无不热烈地谈论着“大先生”关于生命、死亡、爱和宽容的阐述。

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已经八十九岁了,他不再讲道。他不再出现在讲坛上。他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中,我则坐在大厅另外一个区域,我爸爸妈妈身边。这辈子,这个场合,我都是这么坐的。

这一天,我看起来像是个有归属的人。


那天下午,我穿过教堂去找“大先生”。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脸有些熟悉,但或是头发稀疏了,或是戴上了眼镜,或是出现了双下巴……他们朝我微笑,小声打招呼,我还没有认出他们,他们已经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我自视高人一等,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这里在别处发展。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行为确实会让人这样以为。

“大先生”的座位离走道还隔了几个位置,他正在随着一段欢快的祈祷词的节奏而鼓掌。他像以往一样穿着乳白色的袍子,他讨厌被人在公众场合看到的那副助步器,被倚在附近的墙角。萨拉坐在他边上,她看到我,便拍了拍她丈夫。“大先生”一边鼓掌,一边转过头。

“呵,从底特律大老远赶来了啊,”他说。

他的亲人们帮他站了起来。

“来,让我们说说话。”

他慢慢移出来,扶好助步器。坐在靠走道位置的人都往里缩了缩,但好像又都准备好了随时伸出手来帮他一把。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对“大先生”的敬畏和关心。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每走几步,他都要停下来和人打招呼。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小办公室就在他以前的大办公室对面。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里和“大先生”单独面对面。和他待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外面,感觉很特别。

“你妻子也来了吗?”他问。

和我家人在一起。

“很好。”

他对我妻子一直很和善。而且也从没有就她的信仰问题对我有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很照顾人。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很糟糕,他们逼我吃东西。”

谁啊?

“那些医生。”

那就吃一点嘛。

“不,不行,”他握紧了一个拳头。“今天我们禁食。这是我一贯的传统。我希望能够坚持我的传统。”

他放低了拳头,手不自主地抖个不停。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我们都想逃离它,”他似乎在喃喃自语。

变老?

“变老,我们可以接受。但真的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大先生”的布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的亲戚中最年长一个阿姨过世后,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双亲早已过世,他的祖父母更是早就落土为安了。站在阿姨的墓碑前,他意识到了一个简单,但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事实: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下,当你被排到了最前面,当你再也不能够躲到后面想“还没有轮到我”时,该怎么办呢?

现在看到“大先生”坐在书桌后,我悲哀地想到,他在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单上占据头号的位置已经有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上台讲道了?我问。

“我不敢想象,万一我讲错了一个字,万一我在关键的时刻忘了词,我会失去……”

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的。

“不是我,”他纠正我说,“是听众们。如果他们看到我头脑混乱……他们会想到我快要死了。我不想吓着他们。”

我应该知道,他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的感受。


小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在天堂里,有一本巨大的,沾满了灰尘的生死簿。每年的赎罪日,上帝都会翻出这本书,用一支鹅毛大笔在里面圈圈点点——打钩,打叉,打钩,打叉——要么生,要么死。我总是担心我祈祷得还不够虔诚,我需要把眼睛闭得更紧一点,祈祷上帝的笔不要划过我的名字。

一般人面对死亡,最害怕的是什么?我问“大先生”。

“害怕?”他想了一会儿。“一方面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去向哪里?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是个大问题。

“是的,但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他向我靠了靠。

“被人遗忘,”他低语道。


离我住处不远有座公墓,墓地里最早的墓是十九世纪留下的。我从没有看到过有人来给这些墓碑献花。大多数人路过这里,读了读墓碑上的字,然后说:“哇,看看这有多古老。”

我想起了这些墓碑,是因为在“大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诵读了一首美丽而哀伤的诗。那是托马斯·哈代写的,描述一个人在墓碑间穿梭,和亡者对话。那些新近被埋葬的为那些很久之前被埋葬、已经不为人所记得的灵魂而感叹。


他们早被世人遗忘,

如同没有存在过,

那是失去生的气息之后的再次失去,

是第二次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那些养老院中无人探望的老人。那些冻死在街头的流浪汉。有谁会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呢?谁会记得他们曾经活过呢?

“大先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俄国旅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东正派教堂。教堂里有个老年人,独自站着,念着悼亡祷告词。出于礼貌,我们问他在为谁祈祷。他抬眼看了看我们,回答道:‘我在为自己念。’”

第二次死亡。就是你死了,没有人会记得你。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有那么多人努力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要为人所知。成名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多么重要。为了出名,我们唱歌,自曝家丑,减肥,吃虫子,甚至自杀。年轻人把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发到网上,广而告之;在自己的卧室架起照相机。就好像我们在呐喊:注意我!记住我!但恶名声是持续不了多久的。那些名字很快被人们淡忘,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


那么,我问“大先生”,你如何避免第二次死亡?

他回答:“从短期来看,答案很简单。家庭。我希望我能够活在我们家族后几代人的心目中。如果他们记得我,为我祈祷,那我就能够以某种形式还活着。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些记忆,那些欢笑和眼泪。

“不过就算那样,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他用唱词回答我。

“如果……如果我做得还不错,那么,有一代人会记得……记得我,或许两代人……但是最终……他们会问:‘他是谁来着?’”

我反驳他。但开口没说几句我就打住了。我意识到,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曾祖父长什么样子。就算是关系很紧密的家族,牢固的关系又能够维持几代人呢?

“大先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信仰是如此的重要。这是一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拉住的上山下山的绳索。或许很多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再记得我。但是我所相信的,我所接受的——关于上帝,关于我们的传统——却能够生生不息地传下去。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亲们,我父母亲的父母亲们,传给我们的。如果这些传统能够被我的孙子孙女,我孙子孙女的孙子孙女们继承,那么我们就有了,你知道……”

传承?

“没错。”


我们该回布道会去了,我说。

“没错。来,帮我一把。”

我意识到房间里除了他只有我。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从椅子里站起来。这离开他站在布道台上用洪亮的声音演讲,而我坐在人群中完全被他所吸引,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再想下去。我笨手笨脚地走到他后面,嘴里数着“一,二……三”,扶着他的胳膊肘帮他站起来。

“啊,”他吐了口气,“老喽,老喽,老喽。”

我打赌你一定能够再来一次很棒的布道。

他抓住助步器。听到我的话,停住了。

“你真的这样想?”他轻声问。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


他们家的地下储藏室里,有记录着“大先生”、萨拉和孩子们早年生活的录像带。

有五十年代初期,他们抱着第一个孩子沙洛姆,逗他玩的影像。

有几年之后,他们和双胞胎女儿,奥娜和蕾娜在一起的影像。

还有六十年代,他们推着最小的女儿吉拉尔的录像带。

尽管影像已经略微有些模糊,但“大先生”脸上快乐的表情却依然呼之欲出。他抱着,搂着,亲吻着他的孩子们。他看起来似乎是注定要成为一大家子之长的。他从来不打孩子。他几乎没有高声训斥过他们。他给孩子们留下的是一小段一小段温馨时刻的记忆:午后从教堂漫步回家,陪几个女儿晚上做功课,一家人在安息日的晚上吃一顿长长的晚餐,边吃边交谈,夏日里陪儿子玩棒球,转过身子把球从头顶抛出去。

有一次,他开车带沙洛姆和他的小伙伴们从费城回来,快要经过一座桥的收费站的时候,他问那几个男孩是不是准备好了护照。

“护照?”他们问。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你们就想进入新泽西?”他叫嚷道,“赶紧,赶紧藏到毯子下面去。屏住呼吸!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后来,他一直拿这件事情和他们开玩笑。就在汽车后座的那条毯子下,一个家庭故事就这么诞生了,一个父亲和儿子会记住几十年的笑话就这么诞生了。一份家族的记忆。一次一个记忆。

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拉比。大女儿是图书馆馆长。小女儿是一名教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大先生”说。“每当我觉得死亡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会看着那张照片,每个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会对自己说,‘阿尔,你干得还不错。’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