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年少时，“大先生”布过一次道，逗得我哈哈大笑。他朗读了来自另一个教派的神职人员写给他的感谢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

我觉得好笑是因为这样说来，天上竟有两个上帝，还可能收到同样的信息。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还没有办法领会这背后所藏的深意。

我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那个地区被人戏称为“北部圣经带”。宗教在那里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陌生人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弄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采访的运动员们将他们的成功触底和本垒打归为“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荣耀”。在底特律，我和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们一起参加过各种义工活动。因为大底特律地区号称有中东之外最大的阿拉伯居民区，穆斯林问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曾经有一场争论，一个清真寺每天播放提醒人们去祈祷的广播，这引起了住在清真寺周围的波兰裔居民的不满，因为清真寺的音乐和教堂的钟声混在了一处。

换句话说，“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谁的上帝保佑谁——已经从一个好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我几乎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信仰非主流教派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让我慢慢疏离信仰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说起这个问题就得为自己辩护。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理由。但事实确实如此。

感恩节前不久的那个周日，我从纽约搭乘火车去看望“大先生”。我走进他家，拥抱他，在他的金属助步器的开道下，跟他走进书房。他的助步器上挂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有几本书，不知道为什么，还放着一只染成红色的葫芦。

“大先生”调皮地说：“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我把助步器扮成超市推车，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他要我为他写悼词的请求，现在俨然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期末考卷”。在有些拜访中，我觉得离交卷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而有些时候，我觉得恐怕时间不多了，可能几个星期都熬不过，也就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这一次，“大先生”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眼神清澈，声音有力，这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们坐下后，我告诉他我所参与发起的为无家可归者筹款的慈善活动，包括我去体验流浪者过夜的经历。

我不太敢确定我是否该对一名犹太拉比提及一所基督教堂的事情。我有罪恶感，就好像自己是个叛徒。我记得“大先生”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老派的祖母去看棒球比赛。当每个人都为本垒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她毫无所动地坐着。他转过身，问她为什么不鼓掌。她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阿尔伯特，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吗？”

但我的担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先生”根本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们。这是正义的。无论你帮助的是谁，”他说。

很快我们就进入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辩。不同的信仰如何共存？如果一种信仰相信的是一套，另一种信仰相信的是另一套，那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对的呢？还有，一种信仰有没有权利——甚或义务——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呢？

“大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信众的孩子们在上校车之前，都会把他们的犹太书籍用牛皮纸给包起来，不让人看到。你想想，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在我们之前，他们都没有见过犹太人。”

那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笑了。“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沮丧地来找我。她的儿子是班上唯一一个犹太男孩。学校排练圣诞演出的时候，派给了他儿子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耶稣。”

“我就跑去找老师。我向她解释了其中的尴尬之处。她的回答是，‘拉比，那正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他的原因啊。因为耶稣就是个犹太人嘛。’”

我记忆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小学时，我是没有份参加那些缤纷、盛大的圣诞剧，诸如“佳音报你知”或是“铃儿响叮当”的演出。我只能加入学校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犹太男孩，唱犹太圣诞歌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我用泥土做陀螺……”我们拉起手站成一圈，模拟一个转动的圆环。没有道具。没有演出服装。在歌曲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倒下。

我敢保证我看到了很多非犹太教的父母，强忍住不笑出声来。

在宗教的争辩中很难有一个赢家。谁的上帝更好一点？谁的圣经是对的，谁的是错的？我赞同影响了甘地的印度诗人拉杰昌地的说法：没有哪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更优越，它们都让人们离上帝更近。就拿甘地自己来说，他结束断食的时候，会随兴念一段印度教的祈祷文，穆斯林的祈祷词，或是基督教的赞美诗。

这么多年来，“大先生”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但从不试图改变其他人的信仰。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犹太教不寻求改变他人的信仰。实际上，从传统而言，犹太教甚至不鼓励人们改变信仰投入犹太教的怀抱，而是强调信仰可能带来的艰难和困苦。

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如此。纵观历史，成千上万的人因拒绝改变宗教信仰，拒绝接受另一个上帝，拒绝批判自己的信仰而惨遭杀戮。二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亚科瓦拉比就是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研究而被罗马人折磨致死。他们用铁耙碾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听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是唯一。”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唇边挂着的最后的词是“唯一”。

那个祈祷——还有那个“唯一”——是“大先生”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一，也就是唯一的神。唯一，也就是神的创造，亚当，是唯一的。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人？’”“大先生”摇晃着一个手指头，问我。“为什么，如果上帝执意要不同信仰的人互相争吵，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造很多不同的人呢？他创造了树，对不对？不是一棵树，而是无数棵树。为什么人就不是那样的呢？”

“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人来的——也都是从同一个神来的。那就是一个信号。”

那么，为什么，我问，现在的世界如此分化？

“你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希望世界看起来到处都一样吗？不，生命的奇迹就在于其不同。

“在我们的宗教里，我们有问答，阐述，论辩。在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信仰中，也是同样的情况——论辩，阐述。这就是其美妙之处。就像一个音乐家。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音符，你不停地演奏同一个音符，反反复复，那你肯定会发疯的。不同的音符组合在一起才成为音乐。”

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呢？

“就是相信有比你更高一层的东西存在。”

那如果持其他信仰的人不承认你的信仰呢？甚至因为你的信仰而要你去死？

“那不是信仰。那是仇恨。”他叹了一口气。“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肯定坐在那里流眼泪。”

他咳嗽了，然后像是为了安慰我，脸上随即又露出微笑。家里人已经为他请了全职的家庭看护人员；看护中曾经有一个来自加纳的高个子妇女和一个强壮的俄罗斯男人。现在的看护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漂亮印度小姐，从周一工作到周五。她叫蒂拉。上午，她帮他穿衣服，做一些轻微的运动，然后为他准备午饭，开车带他去超市和教堂。有时候，她会在车里放些印度宗教音乐。“大先生”挺喜欢那些音乐的，还会询问她歌词是什么意思。她谈起印度教中转世这一概念的时候，“大先生”还仔细询问了她，并向她抱歉说自己过去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印度教。

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你是怎么做到有如此开放的心态的？我问。

“你瞧，我知道我自己信的是什么。它在我心底里。我经常告诉我们的人：对于你们所拥有的信仰的真实性，你们应该确信，但是你们也应该谦卑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的信仰。”

他叹了口气。

“我并不是这个说法的发明者，米奇。大多数宗教都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

此时，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位老人真令人敬佩。他从不横加指责其他信仰，也不对别人的信仰问题说三道四，即使是在私下，即使是在暮年。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在信仰这件事情上实在有点懦弱。我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的，不应该如此没有安全感。我大可不必对自己的信仰闭口不谈。如果你不认同摩西，你也不认同耶稣，如果清真寺，斋戒，诵经，麦加，佛，忏悔，或者重生，这些事情你都不认同——那么，问题恐怕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我问“大先生”。

他点点头。

如果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说：“上帝保佑你，”那该怎么回答？

“我会说，‘谢谢你，上帝也保佑你。’”

真的？

“为什么不呢？”

我发现自己无法回答他的反问。根本回答不了。

我读了一些佛教故事和寓言。

其中一则讲到有一个农夫，醒来发现他的马跑了。

一些邻居路过看到，说：“太糟糕了。运气真差。”

那个农夫回答，“可能吧。”

第二天，那匹走失的马带着几匹野马跑了回来。那些邻居祝贺农夫，说他时来运转了。

“或许吧，”农夫回答。

农夫的儿子试图骑一匹新来的马，结果摔断了腿。邻居们又上门表示慰问。

“或许吧，”农夫还是这样回答。

隔了一天，军队里来人想征他儿子入伍——但因为他摔断了腿便没有收他——大家都很高兴。

“或许吧，”农夫还是这样说。

我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很优美，因为它们简单，且有种听天由命的意味在里面。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对自己在意的事情做到如此不在意。我不知道。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