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先生”家之后，我又去了次犹太会堂，我想找出教会四十年代老楼的一些资料。

“或许我们的档案里有，”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接电话的女子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档案，我在电话里说。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档案。我们还有你的档案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能看看吗？

“如果你想看的话，没问题。”

我走进门厅。教会学校还在上课，到处都是孩子。那些还没有成为少女，但已经带上点羞涩的女孩们蹦蹦跳跳地走来走去，男孩们则在大厅里奔跑撒欢。他们扶着自己的头，以防小圆帽掉下来。

一切都没有变，我想。通常，这会给我一种优越感。我已经远走高飞了，而那些可怜的家乡小男孩还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这一次，我感到了距离，与空虚。

嗨，我的名字是——我对前台的一位女士说。

“我们知道你是谁。这就是你要的档案。”

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是啊，我几乎忘了我们家在这里居住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谢谢，我说。

“没问题。”

我接过档案，踏上回家的路。或者，那个现在被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飞机上，我靠坐在椅子上，解开扎在文件袋上的橡皮筋。我回想了一下我离开新泽西之后的人生。我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我的朋友遍布不同的时区。我写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么多年来，我换过很多住处。

但是，你可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那些事情到头来和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对于机场的熟悉程度要超过我对我所居住的小区的熟悉程度。我在全国各地所认识的人的数目，要超过我认识的邻居数目。我的“社交圈”就是我的工作圈。我的朋友都是通过工作而认识的朋友。交谈也都是关于工作的。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都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发生的。

最近几个月，这些工作支柱正在坍塌。朋友们被解雇了。公司裁员。他们的工作期限被买断。办公室被关闭。那些你一打电话就能找到的人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发了电邮，说他们正在寻找“令人兴奋的新机会”。我根本不相信“令人兴奋”之说。

没有了工作联系，人际关系也就没有了，就像磁铁失去了磁性。我们承诺说要保持联系，但又无法兑现承诺。对有些人来说，失业的人就像是得了传染病的人一样接近不得。不管怎么说，没有了工作的共性——抱怨，八卦——还剩下些什么可以交谈的呢？

我将档案袋里的东西倒在飞机坐椅的桌板上，发现里面有成绩单，旧试卷，甚至有一篇我在四年级时写的关于以斯帖皇后的剧本。

末底改：以斯帖！

以斯帖：是的，叔叔？

末底改：到城堡里来。

以斯帖：可是我没有衣服。

里面还有“大先生”写的祝贺信的副本——有些是手写的——祝贺我考进了大学，祝贺我订婚。我感到很羞愧。他是要通过这些信件和我保持联系。而我都不记得自己收到过这些信件了。

我想到了我生活的关系网。我想到了那些被解雇了的，或者因病而辞职的朋友。有谁给了他们安慰？他们去了哪里？显然，他们没有找我。也不能找以前的老板。

通常，他们应该可以从他们的教会，或者寺庙那里得到帮助。各种宗教社团的成员会捐钱，煮饭，掏钱付账单。他们做这些是出于爱，出于同情，知道这是构成“圣洁的团体”的基础工作。这就是“大先生”口中所提起的社区的概念。这也是我曾经属于，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组织。

飞机降落了。我收拾起那些文件，重新用橡皮筋将它们扎起来。我感到了小小的悲哀，像是旅行归来，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旅途中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