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世界由一百万个坏人,一千万个蠢人,一亿个孬种在治理。”埃杜尔·迦尼以他最地道的牛津腔英语宣告着,舔着他短粗手指上的蜂蜜蛋糕。“坏人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钱人、政治人物、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的决定主宰了世界,让世界走上贪婪、毁灭之路。”

他停下来,望向大雨哗哗直下的阿布德尔·哈德汗庭院里潺潺的喷泉,仿佛正从那块湿漉漉泛光的巨石上汲取灵感。他伸出右手,再拿起一块蜂蜜蛋糕,一口塞进嘴里。他咀嚼、吞下时,对我投来有恳求意味的淡淡的微笑,似乎在说,我知道不该这样,但我实在忍不住。

“全世界,真正的坏人只有一百万。非常有钱和非常有权的人,也就是做出举足轻重决定的人,只有区区一百万。为数千万的蠢人,则是替坏人治理世界的军人和警察。他们由十二个主要国家的常备军队,还有那些国家和另外二十个国家的警察组成。真有实权或真正——重要的蠢人总共只有一千万。我相信他们往往勇敢,但也愚蠢,因为他们为政府卖命,为将他们的血肉当成棋子的人卖命。最终,那些政府总是出卖、辜负或抛弃他们。国家对子民最可耻的冷落,就是对战争英雄的冷落。”

哈德拜的圆形露天庭院位于房子正中央。季风雨打在喷水池里和周边的瓷砖上,密而不断,天空犹如一条河流,而我们这部分的世界是那河流的瀑布。虽然下着雨,喷水池仍然尽忠职守,冒着从天而下的大水,往上喷出细瘦的水柱。我们坐在环廊的屋檐下,看着这一场滂沱大雨,啜饮甜茶。空气潮湿,但环廊底下干燥而温暖。

“而那一亿个孬种,”埃杜尔·迦尼继续说,粗胖的手指捏着茶杯柄,“他们是官员、基层公务员、机关办事员,他们容许坏人统治,佯装不知。他们往往是这个部门的首长,那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什么协会的会长。他们是经理人、官员、市长、法庭官员。他们总是说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或只是忠于职守,这是公事公办;还说如果他们不做,也会有别人做,借此狡辩。他们就是那一亿个孬种,在处死某人的公文上签名,或让一百万人在饥荒中慢慢死去时,明知事情真相,却不吭一声。”

他慢慢变得沉默,盯着自己手背上曼陀罗似的血管。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自己从幻想中摇醒,看着我,眼神里泛着温和、亲切的笑意。

“你看,就是这样,”他下了结论,“这世界由一百万个坏人、一千万个蠢人、一亿个孬种在治理。地球上我们其他六十亿人所做的事,几乎都是别人吩咐我们做的!”

他大笑,拍打大腿。那是很开怀的大笑,是那种直到有人跟着大笑才会停的大笑。我不由得跟着大笑起来。

“你懂这意思吗,老弟?”他问,表情变得严肃到足以提出这个问题。

“说来听听。”

“这个公式——一百万、一千万、一亿——是所有政治的真相。马克思错了!你知道吗?问题不在于阶级,因为所有阶级都在这一小撮人的掌控中。这组数字是帝国叛乱的成因,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孕育出人类诸多文明的公式。这公式建造了金字塔,发动了你们的十字军。它能使世界陷入战争,也有让天下太平的力量。”

“他们不是我们的十字军,”我纠正道,“但我懂你的意思。”

“你爱他吗?”他问,突然改变话题,吓了我一跳。他常常这样,想到什么就换话题,是他谈话的特色之一。他这方面的本事实在高,即使我终于了解他,即使我料到他会突如其来岔开话题,他还是让我猝不及防。“你爱哈德拜吗?”

“我……这是什么问题?”我质问,仍在大笑。

“他很喜欢你,林,他常提起你。”

我皱着眉,望向别处,避开他锐利的目光。得知哈德拜喜欢我,常提起我,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欢喜。但我不愿承认我多么看重他的肯定,甚至连在自己心里暗自承认都不愿意。喜爱与怀疑、欣赏与痛恨——矛盾的心情交织,令我困惑,就像我想起哈德拜或与他在一起时一样。困惑化为恼怒,出现在我的眼神和声音里。

“你想我们要等多久?”我问,望了望通往哈德拜私人房间的紧闭门户。“我今天下午和一些德国游客有约。”

埃杜尔听而不闻,隔着我们之间的小桌子,俯身凑过来。

“你得爱他!”他说,用近乎挑逗的轻声细语,“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用一生爱阿布德尔·哈德汗?”

我们坐着,脸靠得很近,近到我可以看到他眼白里的红色细血管。纵横交错的红色血管在他眼睛的赭色虹膜处会合为一,像是许多根手指撑着金黄、红褐色的圆盘。眼睛下方是粗厚的眼袋,让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悲痛、忧伤、心事重重的表情。他虽然说了许多笑话,动不动就大笑,但眼皮底下的眼袋总是藏着满满未流出的泪水。

我们等哈德拜回来,已经等了半小时。我带塔里克来时,哈德拜亲切地招呼我,然后带塔里克去做礼拜,留下埃杜尔·迦尼陪我。屋里十分安静,只有庭院里的雨水声和不胜负荷的喷水池边沿所发出的噗噗起泡声。一对鸽子依偎在庭院另一头。

埃杜尔和我相顾无言,我没回答他的问题: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人?我当然想知道,我是作家,我什么都想知道。但我不是很乐于玩迦尼的问答游戏,我不懂他的用意,猜不出他到底要做什么。

“老弟,我爱他,因为他是这城市的系泊柱。数千人把自己的生命拴在他身上,借此保住性命。我爱他,因为他有这份使命,要改变整个世界,而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我担心他花太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在这使命上,为此反对过他许多次,但因为他献身于此,我爱他。更重要的是,我爱他是因为他是我遇过唯一能回答三大问题的人,也是你将来唯一会遇见可以回答的人。”

“只有三大问题?”我问,掩不住口气里的讥讽之意。

“对,”他答得很平和,“我们来自何方?为何在这里?去向何处?就这三大问题。你如果爱他,林,我的年轻朋友,你如果爱他,他也会告诉你这些秘密。他会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当你仔细听他讲话,你会知道他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你日后所碰到的人,没有一个能为你回答这三个问题,我很肯定。我游历‘世界’许多次,请教过所有大师。遇见阿布德尔·哈德汗之后,我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成了他的兄弟;在那之前,我花了一大堆钱,好几笔大钱,寻访著名的预言家、神秘主义者和科学家,没一个能回答这三大问题。然后,我遇见哈德拜,他为我解答了这些问题。从那天起,我爱上他,把他当我的兄弟,我灵魂的兄弟。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们共处的短暂时刻,我一直效命于他。他会告诉你生命的意义!他会为你解开谜团。”

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带着我走,这城市和一千五百万人之河,而迦尼的主张为这条大河注入了一条新流。他浓密的褐发已出现灰色,两旁的鬓角近乎全白;唇髭长在那个精雕细琢、近乎女性的嘴唇上,颜色更是灰白;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和他眼中闪现的金黄色相辉映。我们在那心怀渴盼的沉默中四目相对,他的红色眼眶里开始注满泪水。

他情感的深挚恳切毋庸置疑,但那情感的内涵,我却无法理解。接着,我们身后有道门打开,迦尼的圆脸换成他一贯的表情,诙谐而平易近人。我们两人都转身,看见哈德拜带着塔里克进来。

“林!”他说,双手搭在男孩肩上,“塔里克跟我说过去三个月里,他跟你学到不少东西。”

三个月呢!刚开始,我觉得把那男孩带在身边,三天都挨不了,结果,转眼之间,就过了三个月。把男孩带回他舅舅身边时,我心里百般不舍。我知道我会想念他,他是个乖小孩。他会成为好男人,也就是我曾努力想当却没当成的那种男人。

“要不是你派人来带他走,他会继续跟我们一起生活。”我说,口气里带着一丝责难。没头没脑就把那孩子丢给我几个月,然后同样毫无预警地把他带走,我觉得这做法独断专行得不近人情。

“过去两年,塔里克完成了古兰经学校的学业,如今,他跟着你提升了英文水平。现在该是他上大学的时候,我想他已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了。”

哈德拜的语气温和又有耐心。他眼里那亲切而微带顽皮的笑意牢牢抓住我,一如他有力的双手,牢牢握住站在他身前严肃不笑的男孩的肩膀。

“你知道吗,林?”他轻柔地说,“我们普什图语(Pashto,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有句谚语,意思是男人要真诚而主动地爱上小孩,才算长大成人,也要让小孩真诚而主动地爱你,才算好男人。”

“塔里克没问题,”我说,站着跟他握手道别,“他很乖,我舍不得他。”

会想念他的,不只我一人。他很得卡西姆·阿里·胡赛因的欢心。卡西姆常来看这男孩,巡视贫民窟时常带着他;吉滕德拉和拉德哈宠爱他;强尼·雪茄和普拉巴克爱捉弄他,但无恶意,还让他参加每周一次的板球赛;就连阿布杜拉都关心他。“野狗之夜”后,他每星期来找塔里克两次,教他用棍、小刀与徒手的搏击技巧。那几个月里,我常看到他们在贫民窟附近的小沙滩练习,他们在地平线上的黑色身影,就像皮影戏里的剪影。

最后,我跟塔里克握手,凝视他恳切、真诚的黑色眼睛。过去三个月的点点滴滴,迅速浮现眼前。我想起他与贫民窟一个男孩打的第一场架。那个男孩比他高大得多,把他打倒在地,但塔里克只凭眼神就让对方后退,他瞪视那个大男孩,让对方感到羞耻。大男孩崩溃,哭了起来。塔里克还关心地上前拥抱他,两人从此结为挚友。我想起我为他上英文课时,他兴致盎然的神情,还想起他很快就成为我的小帮手,协助其他加入这课程的小孩学习。我想起他卖力地与我们一起防范雨季的第一场洪水,用棒子和双手在满是岩石的土地上挖出一条排水渠道。我想起有天下午,我正想要写点东西时,他在我小屋门边探头探脑的脸。“唉!什么事,塔里克!”我烦躁地问他。“噢!对不起,”他答,“你想自己一个人吗?”

我离开阿布德尔·哈德汗的家,踏上返回贫民窟的漫长路程,没有那男孩在身边时,我感到孤单,心情低落。不知怎的,在这个没有他的不同世界里,我觉得自己没原来重要,突然间没原来有价值。我依约到那些德国游客下榻的饭店跟他们见面,饭店就在哈德拜的清真寺附近。他们是一对年轻情侣,第一次到印度,想在黑市兑换德国马克,好多换点钱,买些大麻胶,在环游印度期间使用。他们是一对正派、快乐的情侣,天真、宽厚,因为受到印度的精神性启发来到这里。我替他们换了钱,抽取佣金,安排他们买到大麻胶。他们很感激,想多付钱,我拒绝了,毕竟价钱已谈定就不该更改,然后答应他们的邀请,一起抽大麻。我亲手调配了水烟筒,其浓烈程度,对我们在孟买街头生活、工作的人来说算是一般,但比他们习惯抽的强烈多了。我拉开饭店房门要离去时,他们俩已麻醉恍惚得睡着了。此时,我踏上叫人昏昏欲睡的午后街道。

我沿着穆罕默德路走,转甘地路,再转科拉巴的科兹威路。其实我大可搭巴士,或从街上跑的许多出租车里拦一辆,但我喜欢走路。我喜欢从乔尔市集,经过克劳福市场、维多利亚火车总站、花神喷泉、要塞区、皇家圆环,穿过科拉巴区,到萨松码头、世贸中心、后湾,大概要走好几公里。在孟买那几年,这趟路我走了上千次,每次走都觉得新鲜、兴奋而感动。那天在我绕过皇家圆环,在皇家戏院外停下来察看即将放映的电影海报时,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林巴巴!嘿!林!”

我转身看见普拉巴克,从黑黄色出租车的乘客座车窗探出身子。我走过去和他握手,也跟司机——普拉巴克的堂兄襄图打招呼。

“我们正要回家。上车,送你回去。”

“谢了,普拉布,”我微笑,“我想走回去,中间有两个地方要去。”

“行,林!”普拉巴克咧嘴而笑,“但别花太多时间,有时候你花太多时间做这种事了,如果你不介意我当面说你的话。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知道吧?”

我向他们挥手,直到他的笑容消失在车阵里。接着,我身旁有辆汽车被猛烈撞击,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原来是一辆“大使”试图超车时,撞上一辆木制手拉车,重重的手拉车不听使唤,拦腰撞上一辆出租车,距我只有两米。

车祸很严重,拉车的人受了重伤。车祸发生时,我亲眼看见套在他脖子和肩膀上的缰绳和挽具,把他困在车轭里。他的身体因为被绳子缠住,翻了个筋斗,脑袋扎扎实实地砸在坚硬的路面上;一只手臂硬生生给反折过来,角度很不自然,有根胫骨从膝盖下方刺穿皮肤。那些绳子,他每天用来拉车走过大街小巷的绳子,缠住他的脖子和胸部,把他缠得快要断气了。

我跟其他人跑上前去,从我背后腰带中的刀鞘里拔出小刀。我迅速但极小心地割断绳子,把他从撞得稀烂的手拉车上放下来。他年纪比我大,可能有六十岁,但精瘦、结实而健康。他心跳加快,但规律而有力,大大有助于他恢复清醒。他呼吸道畅通,呼吸缓慢而从容。我用手指拨开他的眼睛,瞳孔对光有反应。他晕眩,受到了惊吓,但未昏迷。

我和另外三名男子把他从大路抬到人行道。他的左臂松垮无力地垂下。我扶住他的手肘,慢慢弯曲他的手臂。几名路人应我的要求,捐出手帕。我把四条手帕绑成一条,充当临时吊带,将左臂固定在他胸前。就在我检查他腿部的伤口时,受损车辆附近传来疯狂的尖叫声,我吓了一跳,立刻站起来。

至少十名男子正要拖出“大使”里的司机。那人身材高大,超过一米八,体重是我的一倍半,胸膛是我的两倍宽。他两条粗腿使劲顶着车内的地板,一只手臂顶着车顶,另一只紧抓着方向盘。愤怒的群众拼命拉扯了一分钟,司机不动如山,他们只好放弃,转而把矛头指向后座的男子。那人体格粗壮,肩膀厚实,但比司机轻得多,也瘦得多。暴民把他拖出后座,推向车侧。那人用双臂护住脸部,但群众开始用拳头打他,用手抓他。

那两名男子是非洲人,我猜是尼日利亚人。从人行道上看着这一幕,我想起十八个月前,普拉巴克带我游历这城市黑暗面的那天,当第一次看到类似的暴民逞凶的情景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惊和羞愧。我想起当看到群众抬着遍体鳞伤的人离开时,我是如何无力和懦弱。那时候我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的文化,那不是我的城市,那不是我该打的架。十八个月后,印度文化已是我的文化,这城市的那个部分已属于我。车祸发生地点在黑市交易区,那是我常走动的地区。我每天都在那里工作,甚至也认识围殴群众里的某些人。我不能坐视不管,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扯开嗓门大叫,叫得比其他人都大声,然后冲进尖叫的人群里,试着把他们从紧紧挤在一块的人堆里一个个拉出来。

“老兄,老兄!别打了!别杀人!别打了!”我用印地语大喊。

当时真是一团乱。人们大多任由我拉离人堆。我的手臂很有力,他们一个个被我拉开。但按捺不住杀红眼的怒火,他们很快又开始叫嚣喊打,我感觉到拳头和手指头从四面八方同时落在我身上,打我,狠狠抓我。最后,我终于挤出人群来到那个乘客身边,将他与几名带头围殴者分开。我匆匆瞥了一眼那个男人,他的背紧靠着车反抗,举起两只拳头像是要继续反击;他脸上流血,衬衫被扯碎,沾了鲜红的血;双眼睁得很大,没有血色,眼神里满是恐惧。他咬紧牙关,猛喘气,但下巴的姿态和露齿怒视的表情流露出坚毅的勇气。他很能打,他要打到倒地为止。

我随即转过身,站在他旁边,面对众人。我往前张开双手,恳求,安抚,大叫不要再打了。

当我冲进人堆试图解救这人时,我幻想人群会分开,会听我的话,羞愧的群众会放下手,丢下手中的石头。群众会被我挺身而出的勇气影响,改变心意,低着头,一脸羞愧地走开。即使到现在,回想那一刻的危险,我有时仍不由得天真地以为,那一天我的话和我的眼神会改变他们的心情,那充满仇恨、受辱、丢脸的一群人,会渐渐散掉。但事实上,群众只迟疑了片刻,随即再度逼上前,怒不可遏地对我们叫嚣、发嘘、尖叫。为保住性命,我们不得不迎击。

讽刺的是,攻击我们的群众人多手杂,反倒对我们有利。我们被困在由追撞的车子夹成的L形角落里,众人围住我们,使我们无路可逃。但他们挤成一团,反倒自相抵触,不易施展拳脚。出手的人虽多,但只有一部分真正打到我们,一大堆人气冲冲地争相出拳,其实多半打到自己人。

尽管他们急着想给我们苦头吃,但或许他们的怒火有所缓和,他们真的有点不愿意打死我们。我了解那种不愿意,在许多耍狠动粗的世界里见识过很多次。我无法清楚解释。那似乎是暴民心中的集体良心,而那种正确的诉求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发出,便能转移急欲置人于死地的仇恨,让被害者保住性命。仿佛就在那紧要关头,暴民希望有人出来阻止,以免他们犯下不可原谅的暴行。在心怀犹疑的当下,若有一句话或一个拳头,吓阻日益高涨的邪恶气焰,有时就足以避免惨剧发生。我在监狱里见过这样的事,一群决意轮奸狱友的男子,有时会被一句话激起羞耻心,进而打消念头。我在战场上也见过这样的事,一句强有力的话语有时能削弱、消弭折磨战俘者满腔仇恨的残酷。而或许,在那天,在那位尼日利亚人和我一起对抗暴民时,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或许是这奇怪的场面——一名白人用印地语恳求饶过两名黑人,让人群悬崖勒马。

我们身后的车子突然轰隆隆地动了起来。那位体型壮硕的司机费了番工夫,发动了车子。他重踩油门,发动机发出动力与档位不匹配的震动,车子缓缓倒退,离开事故区。那名乘客和我紧跟在倒进人群的车子旁边,拖着脚且战且走。我们挥拳猛打,把人群推开,把抓住我们衣服的手扳开。司机伸长手到后座,打开后车门,我们跳进车上。群众推挤,车门砰然关上,二十只、五十只手,对着车身猛敲、猛打、猛拍、猛捶。司机猛踩油门,朝科兹威路另一头驶去。茶杯、食器、数十只鞋子凌空飞来,砸在车上。我们随后脱身,驾车高速行驶在繁忙的马路上,隔着后车窗往后看,确保没有人跟来。

“哈桑·奥比克瓦。”我身旁的乘客先生说,同时伸出手。

“林·福特。”我答,与他握手,注意到他身上戴了许多金饰,每只手指都戴了金戒指,有些镶着闪着蓝白色光芒的钻石,还有一只镶钻的劳力士金表,松松垮垮地戴在手腕上。

“这位是拉希姆。”他说,向司机点点头。前座这位高大男子回头一瞥,对我咧嘴而笑。他转了转眼珠,在大难不死后开心地念祷文,然后转过头面对马路。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哈桑·奥比克瓦苦笑着说,“我们这两条命都是,刚刚他们是真的想杀了我们!”

“我们走运!”我答,看着他健康帅气的圆脸,对他开始有好感。

眼睛和嘴唇是他脸上最有特色的地方。眼睛大,两眼隔得异常开,使他看人时有点像是爬虫类在瞪人;嘴唇丰满,形状奇特又高贵,让人觉得它和大得多的头会更相配;门牙洁白且整齐,但两侧的牙齿全镶金;宽鼻翼线条精巧,让他的鼻孔显得颇为雅致,仿佛他不断在吸着令人陶醉的香气。宽大的金耳饰穿过他的左耳垂,在黑色短发与粗脖子的蓝黑色皮肤之间,显得相当醒目。

我看了他一眼,看到被扯破、沾有血污的衬衫,还有他脸上、裸露在外的肌肤上肿胀的割伤和瘀伤。我再度与他四目相对时,他的眼睛泛着兴奋的好心情。暴民围殴并未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我也是。我们两人都见过、经历过更凶残暴力的事,我们当下就在对方身上认出这一点。事实上,那天相遇之后,我们俩都没再直接提到那件事。我望着他发亮的眼睛,不由得跟着笑起来。

“我们真走运!”

“就是!我们真是走运!”他附和道,尽情大笑,脱下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他把手表拿到耳边,确认是否还会走,然后很满意地戴回手上,专注地看着我。“尽管我们很走运,但我们还是欠你人情,而且是很重要的人情。像这样的人情债,是世上最重要的债。我一定得还。”

“用钱还。”我说。司机往后照镜瞥了一眼,与哈桑交换了一下眼神。

“但……这不能用钱还。”哈桑回话。

“我是在说那个拉车的人,被你车子撞上的那个人,还有你撞坏的那辆出租车。你给我一些钱,我一定会替你把钱交到他们手上,那对摆平皇家圆环的车祸很管用。那里我常去,我每天都得去那儿工作,而那里的人要隔一段时间,气才会消。如果那样做,一切就搞定了。”

哈桑大笑,拍我的膝盖。那是很尽情的大笑,坦率但邪恶,豪爽但精明。

“别担心,”他说,仍笑得很开心,“这里不是我的地盘,这没错,但即使是在这里,我也不是毫无势力。那个受伤的人需要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给他。”

“另一个。”我补充说。

“另一个?”

“对,另一个也要。”

“另一个……什么?”他问,一头雾水。

“那个出租车司机。”

“对,对,他也要。”

车里陷入小小的沉默,空气里嗡嗡响着谜团和疑问。我瞥向车窗外,但我仍能感受到他盯着我的眼神,正在查探着。我转头再度面对他。

“我……喜欢……开出租车的。”我说。

“哦……”

“我……认识一些开出租车的。”

“哦……”

“那辆出租车被撞得稀烂,会让那个司机和他的家人很伤心。”

“的确。”

“所以,你什么时候做?”我问。

“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拿钱,给那个拉车人和出租车司机?”

“噢!”哈桑·奥比克瓦咧嘴而笑,再度抬头瞧了瞧后照镜,和拉希姆交换眼神。那个大个子耸耸肩,对着镜子咧嘴而笑。“明天,明天行吗?”

“可以!”我皱眉,不清楚那咧嘴而笑是何用意。“我只是想知道,好跟他们说。不是钱的问题,我可以自己拿钱出来,我也打算这么做。但我得回那里修补关系,其中有些人……我认识,所以……那很重要。你如果不想做,你得让我知道,好让我自己处理。就这样。”

整件事似乎变得很复杂,我后悔跟他提起这事。我开始讨厌他,但不是很清楚为何讨厌。然后他伸手,要跟我握手。

“我说到做到。”他严正说道。我们握了手。

车内再度陷入沉默,一阵子之后,我伸出手轻拍司机的肩膀。

“到这里就可以,”我说,口气可能超乎我本意地刺耳,“我在这里下车。”

车子靠到人行道边,距贫民窟几个街区。我开门要下车,哈桑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用力。瞬间,我脑海里估算着,如果是拉希姆抓住我的手,力道肯定比他大得多。

“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桑·奥比克瓦。你可以在安德理的非洲区找到我,那里每个人都认得我。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都可以来找我。我想还人情,林·福特,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从今以后,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来找我。”

我接下名片,上头只有他的名字和号码,跟他握了手。跟拉希姆点了点头,我下了车。

“谢了,林,”哈桑隔着敞开的车窗大喊,“印沙阿拉(Inshallah,如蒙阿拉允许),我们不久后会再见面。”

车子驶离,我朝着贫民窟的方向,边走边瞧印着烫金字母的名片,就这样走了一个街区,才把名片放进口袋。几分钟后,我经过世贸中心,进入贫民窟。每次走进这个幸福又充满苦难的地方,我总会想起第一次进来的情景,这次也不例外。

经过库马尔的茶铺时,普拉巴克出来打招呼。他穿着黄色丝质衬衫、黑色裤子、红黑漆皮的木屐式船形高跟鞋,脖子上系着深红丝领巾。

“啊,林!”他大喊,穿着高跟鞋穿过不平的路面,一跛一跛走过来。他抱住我,既是友善的招呼,也是为了稳住身子。“有个人,你认识的人,在等你,在你屋里。但等一下,你的脸怎么了,还有你的衬衫,跟哪个坏蛋打了架?Arrey!(嘿!)你被人打得好惨,需要的话,我跟你去海扁那个家伙。”

“没什么,普拉布,没事,”我小声说,大步往我小屋走。“你知道那是谁吗?”

“那……是谁?你是说打你脸的那个人是谁?”

“不是,当然不是!我是说在我屋里等我的那个人,你知道那是谁吗?”

“知道啊,林。”他说,踉跄地走在我身边,抓着我的袖子稳住身子。

我们往前走,好几秒钟彼此无言。路两边的人向我们打招呼,大喊着要请我们喝茶、吃东西或抽烟。

“然后呢?”片刻之后我问。

“然后?什么然后?”

“然后,那是谁?谁在我屋里?”

“噢!”他大笑,“抱歉,林,我以为你想要点惊喜,所以我才没讲。”

“这算哪门子惊喜!普拉布,你已经告诉我有人在我屋里等我了。”

“才没有!”他坚称,“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会有惊喜的,而且是件好事。我如果没告诉你有人在等你,你开门进屋,受到惊吓,那就是坏事。惊吓是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发生的。”

“谢了,普拉布。”我答,讥讽之意在说出口时消失无踪。

他终究是一番好心,怕我被吓到。越走近我的小屋,越多人告知我有个外国人在等我。“你好,林巴巴!你屋里有个白人在等你!”

我们来到屋前,发现狄迪耶正坐在屋里的凳子上,拿着杂志在扇凉。

“是狄迪耶。”普拉巴克告诉我,开心地咧嘴而笑。

“谢谢你,普拉布。”我转向狄迪耶,狄迪耶起身握手,“真是想不到,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好兄弟。”狄迪耶答,虽然热得难受,仍面带微笑。“但,老实说,套句莉蒂常说的话,你看起来有点不妙。”

“没事,误会一场,没什么。等我一下,我去洗干净。”

我脱下扯破且沾血的衬衫,把陶罐里的清水倒入水桶至三分之一处,站在小屋旁被敲平的石堆上,洗洗脸、手臂和胸膛。邻居走过,与我四目相对,对我微笑。这样子洗澡得有点技术才不会浪费一滴水,不把环境弄得太糟。我已经驾轻就熟,那是我在生活上效法他们的上百个小地方之一,由此可知,我已融入他们与命运相亲相爱、充满希望的角力之中。

“要不要喝杯茶?”我在屋门口迅速套上干净的白衬衫,问狄迪耶,“可以去库马尔的店喝。”

“我刚喝过满满一杯,”狄迪耶还没能开口,普拉巴克就插话,“但为了朋友,我想,再喝一杯也行。”

他与我们在茶铺坐下。那茶铺是拆了五间小屋才搭成的大屋,搭得不牢靠,看起来随时会倒塌。店里的柜台是用旧梳妆台改制而成的,屋顶是用多块塑料板拼凑而成的,给客人坐的长椅,则是用长木板放在叠起的砖块上制成,坐在上面还会摇摇晃晃。所有材料都偷自贫民窟旁边的建筑工地,店老板库马尔则和顾客长年上演“游击战”,因为所有的顾客都想偷他的砖块和木板给自己的屋子用。

库马尔亲自前来帮我们点餐。贫民窟生活有个通则,钱赚得越多,就越要显得寒碜。库马尔奉行这个通则,一身衣服要穿得比最寒碜的顾客更邋遢、更破烂。他拖来一只肮脏的条板箱充当我们的桌子,眯着怀疑的眼睛对着箱子打量了一番,然后拿起脏抹布拍掉箱子上的灰尘,把抹布塞进汗衫里。

“狄迪耶,你看起来气色很差,”库马尔离开去泡茶时,我说,“一定是因为感情问题。”

他对着我咧嘴而笑,摇摇他长着黑卷发的头,举起双手。

“我很累,的确,”他勉强耸耸肩,一副自怜自艾的模样,“要让单纯的人腐化,得费多大的工夫,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人越单纯,腐化就越费事。没有人知道,天生不具堕落因子的我,花了多大工夫,才让自己如此堕落。”

“你可能是在自讨苦吃。”我挖苦道。

“该来的总是会来。”他答,带着沉思的微笑,“但是你,老哥,你看起来过得很惬意。只是有一点,该怎么说呢!孤单,断了外面的信息。为此,狄迪耶特地来这里,替你带来所有最新的消息和八卦。你知道消息与八卦的不同吧?消息是告诉你别人做了什么,八卦是告诉你别人这么做有多大的乐子。”

我们俩大笑,普拉巴克跟着笑,笑得好大声,茶铺里每个人都转头看他。

“哦,接着,”狄迪耶继续说,“该从哪里开始?对了,就从维克兰对莉蒂希亚的追求过程开始说,那带着某种古怪的必然性。她一开始是痛恨他的。”

“我想痛恨这个字眼稍嫌强烈了点。”我说。

“噢!对,你说得可能没错。如果她痛恨我,这朵可爱的英国玫瑰,而她的的确确痛恨我,那么她对维克兰的感觉就的确没这么强烈。是不是该用厌恶来形容?”

“我想这会更贴切。”我同意。

“Et bien(那好),她一开始厌恶他,但经过他不屈不挠的追求,他已在她心里激起我只能称之为亲切厌恶的感觉。”

我们再度大笑,普拉巴克再拍大腿,乐得哈哈大笑,引得每个人再度转头看他。狄迪耶和我带着不解的神情打量他,他回以调皮的微笑,但我注意到他迅速往左边瞥了一眼。我顺着那一瞥望去,看见他的新爱人帕瓦蒂正在库马尔厨房里料理食物。她粗黑的发辫是男人爬上天堂的绳子。她身材娇小,比普拉巴克矮,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身材。她侧着身子转头看我们时,黑色的眼睛燃着熊熊烈火。

但她的母亲南蒂塔,视线也越过帕瓦蒂肩膀,盯着我们瞧。她身形庞大,宽度和体重比她两个娇小的女儿帕瓦蒂和席塔加起来还大了两倍。她瞪着我们,脸上既有渴望我们上门光顾的贪婪,又有一种对男人的鄙夷。我向她微笑,左右摇头。她回应的微笑,像极了毛利战士欲吓阻敌人时所摆出来的凶狠怪样。

“最后,”狄迪耶继续说,“这个维克兰宝贝蛋从昭帕提海滩的驯养师那里租来一匹马,骑到临海大道上的莉蒂希亚公寓外,对着她的窗户唱小夜曲。”

“有用吗?”

“很遗憾,non(没有)。那匹马在屋前小径留下一坨merde(屎)——毫无疑问,就在他的小夜曲唱到特别动人的段落时,公寓大楼的许多住户,气得把腐烂的食物砸向可怜的维克兰。有人通知莉蒂希亚后,她丢出来的恶心东西比任何邻居都还更多、更准。”

“C'est l'amour(这就是爱啊)。”我叹口气。

“说得好,merde和馊水,C'est l'amour。”狄迪耶立即附和道,“我不认为我该卷入这桩爱情——如果会成功的话。可怜的维克兰,他是个爱情傻子,而莉蒂特别瞧不起傻子。另外,毛里齐欧的生活现在顺利多了。他和乌拉的情夫莫德纳搞起有风险的事业,就像我们的莉蒂小姐说的,他现在很有钱。他现在是科拉巴区的大商人。”

我强自压抑,不露出任何表情,心里则对英俊而事业得意的毛里齐欧生起不快的嫉妒。雨又开始下,我瞥向外面,看见人们提起长裤和纱丽在奔跑,躲避水坑。

“就在昨天,”狄迪耶接着说,小心翼翼地将茶杯里的茶倒进茶碟里,像大部分贫民窟居民那样就着茶碟啜饮,“莫德纳搭着私人司机驾驶的车子来到利奥波德。现在,毛里齐欧戴着价值一万美元的劳力士手表,但是……”

“但是?”他停下来喝茶,我急切地问道。

“唉,他们的事业风险很大。毛里齐欧做生意……有时不……老实。他如果惹错了人,就会很惨。”

“那你呢?”我改变话题,因为不想让狄迪耶在谈起毛里齐欧遇上的麻烦时,看到我心中浮现的怨恨。“你是把危险当一回事的人吗?你的新……同志……几乎和傀儡没两样,有人这样对我说。莉蒂说,那人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

“噢,他呀?”他轻蔑地说,富有表情的嘴,两边嘴角往下撇。“没那回事,他不危险。但他叫人恼火,那比危险更糟,n'est-ce pas(不是吗)?比起跟叫人恼火的人同住,跟危险的人同住还更容易一点。”

普拉巴克去库马尔茶铺柜台,买了三根手工线扎小烟卷,用一根火柴点燃。点烟时,他一只手拿着三根烟卷,另一只手拿火柴点燃。他各递上一根烟给狄迪耶和我,再度坐下,满足地抽起烟。

“啊!对了,还有一个消息。卡维塔已经在《正午》杂志找到了新差事,当特约撰稿员。我知道那是很令人羡慕的工作,是迅速当上副总编辑的跳板。能从众多才华横溢的候选人中被选上,她很高兴。”

“我喜欢卡维塔。”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知道吗?”狄迪耶主动说道,盯着燃烧的烟卷末端,然后抬头看我,一脸发自内心的惊讶,“我也是。”

我们再度大笑,我刻意让普拉巴克听到这笑话。帕瓦蒂压抑着情感,斜眼瞄着我们。

“嘿!”我问,抓住我们交谈中的短暂空当,“哈桑·奥比克瓦这名字,你知道吗?”

狄迪耶提起毛里齐欧那只一万美元的新劳力士手表,让我想起那个尼日利亚人。我从衬衫口袋摸出金白色的名片,递给他。

“这还用说!”狄迪耶答,“这是个著名的博尔萨利诺帽,非洲聚居区里的人叫他掘墓盗尸人。”

“哦,这还真是个故事的好开头。”我喃喃说道,歪起嘴苦笑。普拉巴克拍打大腿,笑弯了腰,几乎歇斯底里。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要他安静。

“听说哈桑·奥比克瓦偷走尸体后,藏得连魔鬼都找不到,再也不会有人见到那些尸体。Jamais(从来没有)!你怎么认识他的?从哪里弄来他的名片?”

“今天稍早的时候,算是偶然遇上。”我答,收回名片,塞进口袋。

“哦!小心点,老哥。”狄迪耶轻蔑地说。我没有详细交代与哈桑相遇的事,明显让他不高兴。“这位叫奥比克瓦的人,犹如他王国里的黑国王。而你知道吗?有句古谚说,国王是恶敌,是损友,是会带来噩运的亲戚。”

就在这时,一群年轻男子走近我们。他们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合法的一边。过去一年他们都来过我的小诊所,大部分是要我包扎他们工作时意外受的伤。今天是工地发薪日,厚厚一沓钞票,让年轻、卖力工作的他们一脸兴奋得意。他们一一与我握手,逗留在我们桌边,直到他们请我们吃的茶和甜点送来才离开。他们离开时,我开心地笑着,就像他们一样。

“这项社会工作似乎很适合你,”狄迪耶带着调皮的笑容评论道,“你看起来这么好,这么健康——撇开表面的瘀伤和擦伤不说。林,我想,你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只有坏人才会从善行中得到这么多好处。相反地,好人只会失去耐心,脾气暴躁。”

“你说得很对,狄迪耶,”我说,仍然咧嘴而笑,“就像卡拉说的,你谈到你在人身上所发现的邪恶面时,通常说得都没错。”

“拜托,老哥!”他抗议道,“不要灌我迷魂汤!”

就在茶铺外面,突然传来许多鼓声,然后有笛声、喇叭声加入。喧闹、狂野的音乐开始了。这音乐和那些乐师,我很熟悉。每当碰上节日或庆典,贫民窟乐师就会演奏这种嘈杂刺耳的流行乐。此时,我们全走到茶铺的店前空地。普拉巴克站在我们旁边的长椅上,隔着围观群众居高临下观看。

“干什么?游行?”一大群乐师慢慢走过店前时,狄迪耶问。

“是约瑟夫!”普拉巴克大叫,指向小巷另一头。“约瑟夫和玛丽亚!他们来了!”

我们远远地看到约瑟夫和他妻子由亲友簇拥着,踩着庄重缓慢的步伐,渐渐靠近。他们前面有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毫不扭捏、近乎歇斯底里地尽情狂舞。其中有些小孩摆出他们最爱的电影舞蹈场面里的姿势,模仿明星走路;其他小孩像杂技演员般跳来跳去,或者纵情跳着他们自己编的痉挛舞步。

听乐团演奏,看小孩表演,想着那个令我怀念的男孩塔里克,我想起狱中的一件事。那时,在那个与世隔离的地方,我搬进一间新牢房,在那里发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从通风管道的裂缝进来,每晚都溜进我的牢房。在孤独的囚房里,耐心与专注是人开采到的宝石。我利用这两项宝物,还有食物的碎屑,贿赂小老鼠。几星期后,我把它训练成敢吃我手边食物的老鼠。后来,按照例行的换房规定,搬进别的牢房后,我向原牢房的新房客(一个我自认很了解的狱友)讲到那只受过训练的老鼠。有天早上,他邀我去看那只老鼠。他抓住那只相信人的小动物,将它面朝下钉在用破尺制成的十字架上。他边大笑边跟我说,他用棉线把老鼠脖子绑在十字架上时老鼠如何地挣扎。他很惊讶居然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能将图钉钉进它不断扭动的脚掌。

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哪次是出于正当理由?看了饱受折磨的小老鼠,这问题叫我久久无法成眠。我们干预外界时,我们有所作为时,即使抱持最良善的动机,也永远都可能带来新灾难。那灾难或许不是我们直接促成的,但没有我们的作为,那灾难不可能会发生。卡拉曾经说过,世上最不可原谅的错事,有些是由有心改变现状的人造成的。

我看着贫民窟小孩像电影歌舞队那样跳舞,像神庙猴子那样蹦蹦跳跳。其中有些小孩正跟着我学说、读、写英语;之中又有一些小孩靠着跟我学了三个月的几句英语,开始从外国游客身上赚钱。我在想,那些小孩是不是我用手喂食的老鼠?他们毫无心机的信赖,会不会让他们落入一个若没有我出现、若没有我干预他们的生活,就不会落入、也不可能落入的命运?那么因为与我结交,受过我的教导,塔里克将会受到什么创伤和折磨?

“约瑟夫打过他老婆,”这对夫妻走近时,普拉巴克解释道,“如今大家大肆庆祝。”

“如果有人打老婆后,大家这样游行庆祝,那有人被杀了,该举行什么样的庆祝会!”狄迪耶评论道,惊讶地眉毛都弓起来了。

“他喝醉,毒打老婆,”我大声说,压过喧闹声,“她的家人和整个小区惩罚了他。”

“我用自己的棍子狠狠打了他好几下!”普拉巴克补充说,脸上洋溢着得意兴奋的光彩。

“过去几个月,他努力工作,不碰酒,在小区里接了几份工作,”我接着说,“那是惩罚的一部分,借此恢复邻居对他的尊敬。他太太在两个月前原谅了他。他们卖力工作,一起存钱。如今他们存够了钱,今天要出去度长假。”

“哎!还有更糟的事值得人庆祝。”狄迪耶断言道,跟着鼓声和蛇笛声的节奏微微转动肩部和臀部,“噢!我差点忘了。有个迷信,有个著名的迷信,是跟哈桑·奥比克瓦有关,该让你知道。”

“我不迷信,狄迪耶。”我回头大喊,盖过喧嚣的乐声。

“别鬼扯了!”他嘲笑道,“世上每个人都迷信。”

“那是卡拉说的话。”我反驳道。

他皱眉,噘嘴,竭力回想。

“是吗?”

“绝对是,那是卡拉说的,狄迪耶。”

“真离奇,”他以别人听不清楚的小声说,“我以为那是我说的。你确定?”

“我确定。”

“好,不管。关于他的那则迷信是,凡是见过哈桑·奥比克瓦,跟他寒暄时互报过姓名的人,最后都会成为他的客户,不是活客户,就是死客户。为避开这样的下场,第一次见到他时,不要报上自己的名字。从来没有人这么做。你没告诉他你的名字吧?”

我们身边的群众大叫。约瑟夫和玛丽亚离我们很近。他们走近时,我看见她脸上绽放着开心、乐观、勇敢的笑容,他则是带着羞愧与坚定的矛盾表情。她很美,将浓密的头发剪短了,与她最体面的现代款式连身裙很配。他变瘦了,看起来健壮、英俊,身穿蓝衬衫和新长裤。这对夫妻每走一步,身体都紧挨在一块,四只手也紧紧握在一起。亲人走在他们后面,捧着一面蓝披巾,接住群众丢进来的纸钞和硬币。

普拉巴克禁不住跳舞人群的呼唤,跟着下场。他从长椅上猛地跳起,加入密密麻麻、抽筋般扭动身体的人群中。他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跳到舞群中央。他伸长双臂以平衡身体,好似正踩着浅河中的成排石头要过河。他突然转身,把身子往旁边一斜,大笑,黄色衬衫随着他身子舞动,闪现于人群里。狂欢队伍在长长的巷子里移动,朝街道走去,狄迪耶也被拉进队伍中。我看着他优雅地摇摆身体,轻快地步入队伍,跟着队伍移动,跟着节奏舞动,最后只见他的双手在黑卷发上头舞弄着。

女孩们抛出菊花花瓣,亮白的花瓣成簇爆开,如天雨般落下,落在不断涌来的群众身上。就在这对爱侣经过我面前的前一刻,约瑟夫转头与我互望。他脸上的表情介于微笑与皱眉之间,热情的眼睛在紧蹙的眉头底下闪闪发亮,嘴角则带着开心的笑容。他点了两次头,然后望向别处。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那简单的点头动作,已回答了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那隐隐作痛的疑惑。约瑟夫得救了。他点头时,眼神里隐隐表露的就是那种表情,那是得到救赎的强烈感动。那表情,那皱着眉头的微笑,既羞愧又狂喜,因为这两种感觉都是基本必要的东西——羞愧让狂喜有了目的,狂喜让羞愧有了回报。我们用同享他的狂喜拯救了他,同样也用目睹他的羞愧拯救了他。而这全有赖于我们的行动,有赖于我们对他生命的干预,因为人要得到拯救,必然要用到爱。

卡拉曾问我,残酷,或是因残酷感到羞愧的能力,哪个才是人类主要的特征?我第一次听到时,觉得那是高明的大问题,但现在,我更孤单、更懂得世事,我知道人类的特色不在残酷,也不在羞愧。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关键在宽容。没有宽容,人类大概早在无尽的报复中灭绝了。没有宽容,就不会有历史;没有那份希望,就不会有艺术,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每件艺术作品都是宽容的表现。没有梦想,就不会有爱,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每一份爱的表现都是对宽容的承诺。人类生生不息,因为人类能爱;人类爱人,因为人类能宽容。

打得不甚协调的鼓声,朝遥远的街头渐渐远去。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舞者,彼此嬉闹,随着节奏摆动身体,左右摇摆的头就像迎风摆动的大片野花。乐声渐弱,成为我们心中的回声,小巷子慢慢恢复了贫民窟原本的平静。我们埋头于例行作息,埋头于满足需求,埋头于策划无害而乐观的计划。有那么小小的片刻,我们的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因为主宰我们世界的情意和微笑,几乎和从我们头发上飘落、像白色泪水般附着在我们脸上的花瓣一样纯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