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是亚洲的意大利人。”狄迪耶断言道，调皮地咧嘴而笑，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当然，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意大利人是欧洲的印度人，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印度人身上有许多意大利人的特质，意大利人身上也有许多印度人的特质，他们都是圣母的子民，都需要一位女神，即使宗教没给他们。这两个国家的男人高兴时都唱歌，女人走到街角的店铺时都跳舞。对他们而言，食物是身体的音乐，音乐是心灵的食物。印度语和意大利语，让每个男人都成为诗人，让每个平庸之物都成为美丽之物。在这两个国家，‘amore，pyaar’——爱，让街角上戴博尔萨利诺帽的男子成为骑士，让村姑成为公主，即使她与你四目相对只有一秒钟。林，我对印度的爱有个秘密，那就是——我最爱的是意大利。”

“你在哪里出生，狄迪耶？”

“林，我的身体出生在马赛，但我的心和灵魂十六年后才在热那亚诞生。”

有位侍者注意到狄迪耶，他懒懒地挥手，示意再来一杯酒。桌上的饮料，他只勉强喝了一口，因此我猜他打算久坐，来场长篇大论。当时是星期三阴天的午后两点，“暗杀者之夜”已过了三个月。雨季的头几场雨还有一星期才会降临，但有种期盼的气氛与紧绷的感觉紧揪住孟买每个人的心，仿佛正有一支大军在城外集结，准备发动石破天惊的攻击。我喜欢雨季降临前的那个礼拜，我在其他人身上见到的紧绷与兴奋，就像我自己几乎时时感受到的纠葛、不安的心情。

“从我母亲的照片看来，她是个纤细、美丽的女人。”狄迪耶继续说，“我出生时她才十八岁，她死时还不到二十岁，流感夺走她的性命。但有个残忍的谣传，我听过许多次，提到我父亲不管她死活，还有……嗯，他们是怎么说的？噢，在她生病时，他小气得要命，不肯花钱请医生。不管真相是怎样，她在我两岁不到时死掉，我对她完全没有印象。

“我父亲是老师，教化学和数学，年纪比我母亲大很多。我开始上学时，我父亲已当上小学校长。据说他很能干，因为身为犹太人，不够能干的话不可能当上法国小学校长。当时是战争结束后不久，马赛城内外弥漫着racisme（种族歧视），也就是反犹情绪，那是一种病。那是紧揪住他们的罪恶感，我想。我父亲是个顽固的人，正是某种顽固特质让人成为数学家的，不是吗？或许数学本身就是种顽固，你觉得呢？”

“或许。”我答，微笑，“我从没有那样想过数学，但或许你说得没错。”

“Alors（哎）！战争结束后，我父亲回到马赛，回到仇视犹太者掌控马赛时，迫使他离开的那栋房子。战时他投身抵抗运动，在与德国人徒手搏斗时受了伤。因为这样，没人敢公开找他麻烦。但我确信，他的犹太面孔、犹太骄傲和他年轻美丽的犹太新娘，让马赛有良心的公民想起被出卖、被送上黄泉路的数千名法国犹太人。对他而言，回到他当初被迫离开的那栋房子，回到出卖他的那个社会，是场冷漠的胜利。而我相信，我母亲死时，那冷漠早已占据了他的心。我如今回想，他的触碰都是冷的，就连他碰我的那只手也都是冷的。”

狄迪耶停下，喝了一小口酒，然后把酒杯缓慢又小心地放回原位，完全贴合先前酒杯在桌面上留下的环形湿印。

“但是，他很能干，”他继续说，抬头看我，匆匆挤出笑容，“也是个很出色的老师，除了一件事例外，那例外就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失败。我没有科学天分，也没有数学天分，那是我永远无法破解或理解的语言。面对我的愚蠢，我父亲的反应是暴跳如雷加残酷。我小时候，觉得他那只冷冷的手非常巨大，他打我的时候，那硬邦邦的巨掌和甩过来的手指，打得我胆战心惊、全身瘀青。我很怕他，为自己成绩差而觉得丢脸，所以我常逃学，就是英语说的bad company（坏分子）。我出入法院多次，未满十三岁就在少年监狱服了两年刑。十六岁时，我离开父亲的房子、父亲的城市、父亲的国家，没再回去。

“在偶然的机会下，我来到热那亚。你有没有去过？我告诉你，那真是利古里亚海岸冠冕上的珠宝。有一天，在热那亚的海滩，我遇到一个男人，那人让我见识到这世上所有美丽非凡的东西。他叫里纳尔多，那年他四十八岁，我十六岁。他的家族拥有古老的贵族头衔，贵族世系可追溯至哥伦布时代。但住在临海峭壁上大房子里的他不求阶级身份的虚荣。他是个学者，我所见过唯一真正的文艺复兴时代的通才。他教我认识古代的奥秘、艺术史、诗歌的音乐性，还有音乐的诗歌性。他还是个美男子，头发是银白色，像满月的颜色，带着忧伤的眼睛是灰色的。跟我父亲那双残忍的手和令人心寒的触感比起来，里纳尔多的双手修长、温暖，充满感情，他触摸的每样东西都充满柔情。我开始了解爱人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用全副身心去爱人，我在他的怀里重生了。”

狄迪耶开始咳嗽，想清痰却清不出来，咳嗽变成令他身体疼痛的一阵抽搐。

“狄迪耶，你不该再抽这么多烟，喝这么多酒，而且偶尔也该稍微运动一下。”

“噢，拜托！”他身子颤抖，咳嗽渐缓。他捻熄了烟，又从面前的烟盒里拿出另一根。“好言相劝是这世上最叫人扫兴的事，如果你不用这事来折磨我，我会很感谢。坦白说，你让我吓了一跳。你大概知道那件事吧！几年前，有人冒冒失失给了我一个没必要的好言相劝，让我足足抑郁了六个月。真的好险，我差点无法复原。”

“对不起，”我微笑，“我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

“没关系。”他轻描淡写地说，在侍者端来另一杯威士忌时，先喝完了桌上的那杯。

“你知道吗？”我告诫他，“卡拉说，抑郁只发生在不懂得如何伤心的人身上。”

“哎，她错了！”他严正声明，“我是抑郁的专家，抑郁是最完美、最出色的人类行为。世上有许多种动物能表达快乐，但只有人类具有表达深沉忧伤的天赋。对我而言，那是特殊的才能，一种每日例行的沉思。伤心是我独一无二的本事。”

他板起脸一阵子，气得不想继续说下去，但接着抬起头看我，放声大笑。

“有没有她的消息？”他问。

“没有。”

“那你知道她人在哪里？”

“不知道。”

“她离开果阿了？”

“我请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人帮忙，那人名叫达什兰特，在她落脚的那处海滩开餐馆。我请他盯着她，确保她平安无事。上礼拜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她走了。他劝她留下，但她……哎！你也知道。”

狄迪耶噘起嘴，皱眉沉思。我们望着利奥波德大门外，距我们只有两米的街上。街上人来人往，有人拖着脚走，有人闲晃，有人忙着去办事，众人行色匆匆。

“Et bien（好了），别为卡拉烦恼了，”狄迪耶终于说，“至少她受到周全的保护。”

我以为狄迪耶是说她能照顾好自己，又或许是说，她福星高照自能逢凶化吉。我错了。那句话另有深意，我那时候应该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次交谈之后，多年来我问过自己无数次，如果我那时问了他那话是什么意思，我的人生会是如何不同的光景。但那时候我满脑子的自以为是，满心的自负，我改变了话题。

“那……后来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他问，一脸困惑。

“你和里纳尔多在热那亚怎么了？”

“噢，对。没错，他爱我，我爱他，但他误判了，他考验我的爱。他让我发现他藏了大笔钱的秘密地方，我抗拒不了他对我的诱惑，我拿了钱跑掉。我爱他，但我却拿走他的钱，跑掉。他那么通达世事，却不知道爱是不能被考验的。诚实可以被考验，忠诚也可以，但爱不能。爱一旦萌芽就永远不会消失，即使我们最后恨起所爱的人。但爱永远不灭，因为爱诞生自我们内心那个永不死亡的角落。”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有，有再见过一次。差不多十五年后，命运之轮再次把我带回热那亚。我走在那条遍地是沙的林荫大道上，也就是他教我读兰波和魏尔伦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了他。他正和一群同年纪的男人坐在一块，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正在看两个老人家下棋。他穿着灰色开襟羊毛衫，围着黑色丝绒围巾，但那天天气并不冷。他的头发几乎掉光，那满头银发……消失不见了；脸上坑坑疤疤的，肤色不均，难看的颜色斑驳交错着，仿佛正从一场大病中复原。或许因为那个病，他行将就木，我不知道。我走过他身旁时，眼睛瞥向别处，以免他认出我。我甚至弯腰驼背，装出奇怪的走路姿势做掩饰。最后一刻，我回头瞥了他一眼，看到他用白手帕捂着嘴猛烈地咳嗽，我想，白手帕上有血。我越走越快，最后惊惶地逃开。”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漫无目的地看着经过的人群，一会儿盯着缠蓝头巾的男子，一会儿又飘向披黑面纱、方披巾的妇女。

“你知道吗？我经历过许多生活，或者应该是大部分人所说的那种无恶不作的生活。我也做过会让我坐牢的事，做过在某些国家可能会把我处死的事。我这辈子做过许多我并不觉得骄傲的事，但我这辈子只做过一件叫我真正觉得羞愧的事。我快步经过那个了不起的人身旁，我有足够的钱、足够的时间、足够强健的身体帮他。我匆匆走过，不是因为我偷了他的钱而心怀愧疚，不是因为我怕他的病，或者怕他的病可能要我得长久守着他。我匆匆与那个见识不凡的人擦身而过，那个爱我、教我怎么爱的人，纯粹是因为他老了，因为他不再好看了。”

他喝光杯中酒，往空空的酒杯检视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仿佛它即将爆炸。

“Merde（妈的）！喝吧，朋友！”他终于哭了起来，但我伸手按住他的手，阻止他叫侍者。

“狄迪耶，我不能再陪你了。我得去海岩饭店和莉萨见面，她要我骑车去那里见她。如果要赴约，我现在就得走。”

他咬着牙，忍着什么，或许是请求另一场忏悔。我仍旧按着他的手。

“如果你想，可以一起去。不是私人聚会，搭车兜风到朱胡区也不错。”

他慢慢露出微笑，把手从我的手底下抽出。举起一只手，伸出一根指头指着，眼睛仍盯着我。一名侍者过来，狄迪耶没看他，又点了一杯威士忌。我付了自己的账，走到街上时，他又再度咳嗽，弓起身子，抚着胸口，另一只手抓着酒杯。

我在一个月前买了辆摩托车，恩菲尔德的子弹款。在果阿骑摩托车的痛快刺激，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最后我受不了那诱惑，跟阿布杜拉去找替他修摩托车的技工。那是个叫胡子的泰米尔人，喜欢摩托车的程度跟喜欢阿布杜拉差不多。他卖给我的那辆恩菲尔德状况绝佳，交车后从未出毛病。维克兰看了非常喜欢，不到一星期也向胡子买了一辆。有时我们一起骑，阿布杜拉、维克兰和我三个人并排骑摩托车，放声大笑，阳光洒在脸上。

那天下午，在利奥波德告别狄迪耶后，我骑得很慢，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想事情。卡拉已经离开安朱纳海滩上的那间小房子。她会在哪里，我不知道。乌拉告诉我，卡拉已不再写信给她，我想她没理由骗我。所以，卡拉走了，我无从找她。我每天醒来都幻想见到她，想起她。每晚睡觉，懊悔都在切割我的胸口。

骑着骑着，我想起哈德拜。他似乎很满意我在他的黑帮网络里所扮演的角色，而我也觉得如鱼得水。我的工作包括督导通过国内、国际机场进行的黄金走私行动，到五星级饭店和航空公司办公室和经纪人交换现金，安排向外国人买护照等。由白人来做这些工作，会比印度人更容易，更不引人注目。我的显眼其实是种伪装，奇怪而无心插柳的伪装。在印度，外国人会引来当地人目不转睛的注视。在五千年历史的某个时期，印度文化就已决定扬弃那随意而冷淡的瞥视。我刚到孟买时，投过来的眼神从带挑逗意味的盯视，到张嘴凸眼的怒视都有。那些眼神毫无恶意。不管到什么地方，那些盯着我、跟着我的眼神，都是纯真、好奇而友善的。如此定睛细看有个好处：大部分情形下，旁人盯着我瞧，是在瞧我是什么样的人，而非我做了什么事。外国人对于被盯早已习以为常。因此，我在旅行社、大饭店、航空公司或企业办公室进进出出，一步步跟着我转的眼睛，看到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替那位大汗所干的犯罪活动。

我继续骑，经过哈吉·阿里清真寺，加速驶入午后车潮涌现的宽阔大道。我一边骑一边问自己，阿布德尔·哈德汗为什么从未提到他的朋友兼工作伙伴马基德被杀的事。他遇害的事仍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问问他的看法。但他遇害后不久，有次我向哈德拜提起马基德，他看起来哀痛难抑，我只好把这事搁下。随着时间流逝，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大家对这事只字不提，我觉得已不可能在我们聊天时带到这话题。我仿佛是那个保守秘密的人，不管脑子里如何念念不忘那件凶杀案，我从未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我们平常只是谈生意或谈哲学。在漫长的讨论期间，有次哈德拜终于回答了我的疑问。我记得，当我证明我理解他的教诲时，他眼里闪现了兴奋，或许还有骄傲。狄迪耶忏悔那天，我从利奥波德骑车前去和莉萨见面时，我忆起大汗当时的每个字句和一个又一个的微笑。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了解这论点的主旨了吗？”

“了解。”我答。一个礼拜前的某晚，我到他董里区的豪宅，向他报告我对埃杜尔·迦尼护照工厂的建议，以及开始实行的改革。得到迦尼的同意与支持后，我们扩大业务范围，把所有身份证件如驾驶执照、银行账户、信用卡乃至运动社团的会员证，都涵盖在内。哈德拜很满意改革的进度，但不久就改变话题，谈起他最爱的主题：善与恶，以及生命的目的。

“或许你可以复述一下我们先前所谈的。”他点头，凝望喷泉水柱随意四溅的水花。他的两只手肘倚在白色藤椅的扶手上，两手指尖在嘴唇及修剪整齐的银灰唇髭前弓成拱形。

“噢……没问题。你说整个宇宙正朝着某种终极复杂的状态移动，从宇宙诞生之初就开始了，物理学家称之为复杂倾向……而凡是推动这移动、有助于这移动的都是善，凡是妨碍这移动的都是恶。”

“很好。”哈德拜说，向我投来微笑，扬起一边眉毛。一如这表情给我的感觉，我不确定他是在表示肯定或嘲笑，还是两者皆有。对哈德拜来说，他每次感受或表达某种情绪时，似乎都会同时感受到些许负面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共通的现象。但就此人，就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而言，想知道他对你真正的想法或感受，却是不可能的事。我唯一一次在他眼里看到他全部的想法或感受，是在一座白雪皑皑，名叫“忧伤的奖赏”的山上，但为时已晚，而且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

“而那最后的复杂，”他补充道，“可以称之为上帝，或宇宙灵，或终极复杂，随你高兴。对我而言，称之为上帝顺理成章。整个宇宙正朝上帝移动，表现出朝向上帝，也就是朝向终极复杂移动的倾向。”

“我上次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还是没有回答。你如何决定某个东西是善或恶？”

“的确，那时我答应你要回答这个问得很好的问题，年轻的林先生，你会得到答案。但首先，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杀人是不对的？”

“呃，我不觉得杀人都是不对的。”

“噢。”他若有所思地说，琥珀色的眼睛在古怪的微笑里绽放光彩，“嗯，我得告诉你，杀人永远是不对的！等我们讨论到最后，你就会明白这道理。眼下，就只谈谈你认为不对的那种杀人，告诉我为什么不对。”

“行，嗯，就是非法夺人性命。”

“谁的法？”

“社会的法、国家的法。”我说，意识到自己的哲学立足点开始不稳。

“那法是谁立的？”他轻声问。

“政治人物通过法律，刑事法传承自……文明。禁止非法杀人的法律，或许可追溯到穴居时代。”

“那为什么杀人对他们而言是不对的？”

“你是说……嗯，我说，因为人只有一条命，人只能活一次，夺走人命很可怕。”

“夹杂闪电的暴风雨相当可怕，你说这会不会让暴风雨变成不对或恶的？”

“不会，当然不会。”我答，语气更恼火，“嘿，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得知道立法禁止杀人背后的原因。人只有一条命，没有正当理由夺走人命，就是不对。”

“没错，”他很有耐心地说，“但为什么不对？”

“就是不对，就这样。”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认可的结论。”哈德拜断言道，语气更为严肃。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坐在旁边的他将手放在我那只手的手腕上，用手指轻敲，强调他的观点。“你如果问人为什么杀人或其他任何犯罪行为不对，他们会告诉你那违法，或者提到《圣经》《奥义书》《古兰经》佛教的八正道、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告诉他们那不对。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对。他们说的或许没错，但他们不知道那为什么没错。”

“不管是哪种行为、意图或结果，要了解这事，首先必须问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每个人都做那事会如何？二是那到底会协助还是妨碍朝向复杂的运动？”

一名仆人跟着纳吉尔进来，哈德拜停下来。仆人端来用高杯盛着的浓甜苏莱曼茶，还有银盘上叫人食指大动的多种甜点。纳吉尔以询问的神情向哈德拜瞥了一眼，对我则绷着脸，鄙夷之情丝毫不减。哈德拜谢过他和仆人，这两人便离开，再度剩下我们俩。

“就杀人来说，”他加了一块方糖，啜了一口茶，继续说，“如果每个人都杀人会如何？那会有帮助还是妨碍？你说。”

“如果每个人都杀人，我们显然会在相互残杀中死光。所以……那不会有帮助。”

“没错，人类是我们所知最为复杂的东西，但我们不是宇宙的最终成果，我们也会随着宇宙的其余部分发展、改变。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就无法达到那个状态。我们会杀光人类，引领我们走过数百万年、数十亿年的那些发展，也会随之消失。这道理也可用在偷窃上，如果每个人都偷东西会如何？会对我们有帮助，还是妨碍我们？”

“没错，我懂你的意思了。如果每个人都偷别人的东西，我们会陷入病态多疑，我们会在这上头浪费许多时间和金钱，因而放慢步伐，永远无法抵达——”

“那终极复杂，”他替我说完我要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杀人和偷窃不对，不是因为某本书、某条法律或某个精神导师告诉我们那不对，而是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做那种事，我们会无法跟着宇宙的其余部分，朝向名叫上帝的终极复杂移动，这些行为的反面亦然。为什么爱就是善？如果每个人都爱自己以外的人会如何？那会对我们有帮助，还是妨碍我们？”

“那会对我们有帮助。”我同意，陷在他为我设下的陷阱里，大笑了起来。

“没错。事实上，这种博爱将使我们更快接近上帝。爱是善，友情是善，忠贞是善，自由是善，诚实是善。我们过去就知道这些东西是善，我们已在内心体验过那为何是善，所有伟大导师也始终告诉我们这道理，但现在，借由这个善与恶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那为什么是善，一如我们可以了解偷窃、说谎、杀人为什么是恶。”

“但有时候……”我反驳道，“你知道的，自卫这种事怎么说？为自卫而杀人怎么说？”

“没错，问得好，林。请你设想一个情景，你站在一个房间里，面前有张书桌，另一头有你的母亲。有个坏人把刀架在你母亲脖子上，要杀掉她。你面前的桌上有个按钮，按下它，那坏蛋会死；不按，他会杀了你母亲。只有这两个结果。你如果什么都不做，你母亲就会死。你按了按钮，那坏人会死掉，你母亲则获救。你会怎么做？”

“那家伙该死。”我答，毫不迟疑。

“就这样。”他叹口气，或许原本希望我踌躇良久才按下按钮，“你如果这么做，如果从那要杀人的坏人手中救出你母亲，你是在做错的事，还是对的事？”

“对的事。”我答，同样迅速。

“不对，林，恐怕不是。”他皱起眉，“根据新得出的善与恶的客观定义，我们刚刚已经了解，杀人永远不对，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杀人，我们便无法跟着宇宙的其余部分，朝着上帝那终极复杂移动。因此，杀人不对，但你的理由是对的。因此，你的决定所代表的真实意义，乃是为了对的理由，做了不对的事……”

哈德拜讲授那场伦理学一个星期之后，我在风中骑着摩托车，在乌黑、不祥、翻腾不已的云层下，曲折地穿过新旧混杂的车阵。脑海里仍不停回荡着那些话语。为了对的理由，做了不对的事。我继续骑，即使不再想哈德拜的那番训示，那些话语仍在记忆与灵感交会处的小小灰色幻想空间里低语。我这时知道那些话就像咒语，而我的直觉，命运在黑暗处的窃窃私语，正重复那些话，想警告我什么事。为了对的理由，做了不对的事。

但那天，就在狄迪耶忏悔一小时后，我任由那低语的警告渐渐消逝。对或错，我不愿去想理由，不想去想我所作所为的理由，哈德拜的理由，或任何人的理由。我喜欢那些善与恶的讨论，但只当那是消遣，是娱乐。我其实不想知道真相。我厌恶真相，特别是我自己的真相，我当时还无法面对。因此，那些念头和不祥预感回荡着，飞掠过我身边，进入盘旋的湿风里。当我驶进海岩饭店附近最后一个海岸弯道，我的心虽清明得像宽阔的地平线，但上头压着幽黑、颤动的海水。

海岩饭店像孟买其他五星级饭店一样豪华高档，引人之处便在于它名副其实地建在朱胡区的海岩上。从这饭店的各大餐厅、酒吧和上百个窗户望出去，可环视阿拉伯海起伏不止的波涛。这饭店还供应自助午餐，菜肴之精、菜色之丰，在孟买市名列前茅。我很饿，看到莉萨在饭店门厅等我很是高兴。她穿着浆硬的天蓝色衬衫，衣领翻起，还有天蓝色裤裙，金发编成仿若正交叉着手指做祈祷状的法式辫子。她戒掉海洛因已经一年多，古铜色的肌肤看起来健康又有自信。

“嗨，林。”她微笑，凑上来吻我的脸颊，“你来得正是时候。”

“对啊！我快饿死了。”

“不是，我是说你可以及时和卡尔帕娜见面。再等一下，她马上就来。”

一名少妇朝我们走来，留着时髦的西式短发，身穿低腰牛仔裤和紧身红T恤，脖子上挂着颈带，下方吊着秒表，手上拿着写字夹板，年纪约二十六岁。

“你好，”莉萨介绍我们认识时，我说，“外面那几台广播厢型车和那些缆线是你的设备吗？你在拍电影？”

“应该算是，yaar。”她用孟买腔那种夸张的英语元音回答。我喜欢那种腔调，不自觉跟着说起来，“导演跟我们某位舞者溜到某个地方，照理应该没人知道，yaar，但现在整个该死的剧组都在八卦这件事。我们有四十五分钟可以休息，不过说真的，我听说那家伙大概只需要五分钟就够了！”

“很好，”我啪地合拢双掌，建议道，“这下我们就有时间吃午餐了！”

“去你的午餐，我们先来爽一下，yaar，”卡尔帕娜反对，“你身上有没有大麻胶？”

“有，”我耸耸肩，“当然有。”

“你开车来？”

“我骑子弹摩托车来。”

“那好，开我的车子，在停车场。”

我们离开饭店，坐进卡尔帕娜的菲亚特新车里吸大麻。我准备水烟筒时，她说她是那部电影和其他几部电影的制作人助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替电影里的小角色找演员。她从某个选角经纪人那里转包这项工作，但那个经纪人在找外国人扮演不必讲话的小角色时，却碰到困难。

卡尔帕娜开始抽，莉萨大致说明了一下：“卡尔帕娜上星期吃晚餐时谈到这事，她告诉我，她的人找不到外国人演电影里的角色。你也知道，就是演迪斯科舞厅或派对里的人，或者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英国人，或类似的角色，所以……我想到你。”

“噢！”

“如果你能在我们需要时替我找来白人，那就太好啦。”卡尔帕娜说，对我抛了个过于热络的媚眼。不管她是否练过，那表情还真管用。“我们会叫出租车载他们到片场，再载他们回去。休息时供应午餐，每人每天约两千卢比酬劳。我们也付你同样的钱，外加按人头算的抽头。你要付他们什么，由你决定。他们大部分都很乐于无酬演出，而且，你知道吗？知道我们真的要付钱请他们演电影时，他们都非常吃惊。”

“怎么样啊？”莉萨问我，吸了大麻的玫瑰色眼睛，在陶醉中绽放光芒。

“我有兴趣。”

我在脑中搜寻这带来的好处，有些显而易见。制片人是一群很有钱的人，常搭机出国，有时可能需要找黑市换钱、买证照。我还清楚地了解到，找演员的工作对莉萨很重要，光是这点，我就该帮。我喜欢她，也很高兴她喜欢我。

“很好。”卡尔帕娜说道，打开车门，走到停车场上。我们走回饭店门厅，各戴着紧贴眼睛的墨镜，在半小时前见面的地方握手告别。

“你们去吃午餐，”她说，“我得回去了，我们在舞厅拍。你们吃完后，跟着那些缆线，就会找到我。我会介绍你跟那些人认识，你就可以立刻开始干活。这里明天就需要一些外国人，两男两女，yaar。可以的话，找金发瑞典人那一种。嘿！刚刚抽的是克什米尔大麻胶，na（对吧）？林，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你和我。Ciao（再见）！Ciao，老弟。”

在餐厅里，莉萨和我堆了高高的一盘食物，面对大海坐着吃。

“卡尔帕娜没问题，”她把食物大口大口塞进嘴巴，趁着吞咽的空当说，“她有时很爱挖苦人，而且很有野心，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但她说话很直，很重义气。她跟我说起找演员的工作，我就想到你。我想你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什么。”

“谢了。”我说，眼神和她交会，想读出她眼里的意思，“谢谢你的这番心意，这件事，要不要和我合伙？”

“好，”她爽快回答，“我正希望……希望如此。”

“我们可以分工合作，”我建议，“找外国人演电影，我想我没问题，但剩下的部分，说实在我不想做。可以的话，请你负责那部分。你可以统筹接送、在片场照料他们、支付报酬等事。我会说服他们去做，由你负责接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很乐意和你合作。”

她微笑，令人舒服的微笑，是那种你希望保存下来的微笑。

“我很乐意。”她感动地说，古铜色的肤色因不好意思而泛红，“我真的需要做点什么，我想我准备好了。卡尔帕娜问我要不要接下找演员的事，我原本想一口答应，但我太紧张，不敢一个人接下，谢了。”

“不客气，你和阿布杜拉如何？”

“这个嘛！”她小声而含糊地说，吞下口中的食物，“我没上班，如果你知道我意思的话，所以算是差强人意。我没在‘皇宫’上班，没吸毒。他给我钱，许多钱。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那些钱。我并不是一点都不在乎，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捆钱，就放在一个盒子里，一只金属盒。他把钱给我，要我替他看好，有需要随时可以拿出来花。但这事诡异得叫人害怕，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像是他的遗嘱或什么的。”

我不自觉地挑起一边眉毛，露出探询的表情。她注意到了，思索了片刻，然后回应。

“我信任你，林。你是这城市里我唯一信任的男人。怪的是，阿布杜拉给我钱，替我做许多事，而且我想我爱他，以一种疯狂的方式爱他，但我不信任他。这样说自己的同居人，是不是很不应该？”

“不。”

“你信任他？”

“用我的性命信任。”

“为什么？”

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开口。我们吃完午餐，坐在椅子上，看海。

“我们一起经历过一些事，”片刻之后，我说，“但不只是因为那个。在我们还没有同甘共苦之前，我就信任他，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想，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上看到自己或是希望拥有的特质，就会信任那个男人。”

我们陷入一阵沉默，各自心情烦乱，各以自己的方式顽固地在玩命。

“准备好了吗？”我问，她点头，“那就去片场吧。”

我们沿着饭店外头发电卡车拉出的黑色转接线走着，穿过侧门，经过一排忙碌的助理，来到现在已被租来作为片场的舞厅。房间里挤满了人、强烈的灯光、亮眼的反光板、摄影机与器材。我们进去没多久，有人大喊：“请安静！”然后，一幕热闹的歌舞剧开始了。

并不是人人爱看印地语电影。有些我认识的外国人告诉我，他们很受不了歌舞剧那种声光繁复多变的喧闹，受不了母亲在号哭、热恋者在叹气、恶徒在打架的时候，突然间就蹦出一场歌舞。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我不认同。一年前，强尼·雪茄告诉我，我的前世想必是至少六种不同性格的印度人。我把那当作是崇高的赞美，但直到第一次看到宝莱坞电影拍摄现场，我才终于知道，确切地知道，他的意思。从第一刻，我就全心爱上那歌唱、那舞蹈、那音乐。

制作人租了个两千瓦的扬声器，音乐声震天价响，轰遍整个舞厅，震得我们骨头格格作响。片场的颜色好像来自热带海洋，无数灯光像阳光直射的湖面叫人目眩。每个人的面孔都漂亮得像神庙墙上的人像。舞蹈亢奋激昂，展现了古典舞技，极尽挑逗之能事。一个优美的手势或媚眼，细腻而尽显优雅，出奇完整而紧凑地表达了爱与生命、戏剧与喜剧。

我们看着那幕舞剧排演、修正，正式录像，足足看了一小时。然后是休息时间，卡尔帕娜介绍我跟克利夫·德苏萨和昌德拉·梅赫塔认识，他们是那部电影的四位制作人中的两位。德苏萨是果阿人，高大、卷发、三十岁，咧嘴而笑，令人戒心全消，但走路时拖着脚，显得无精打采。昌德拉·梅赫塔年近四十岁，体重过重，但一派乐观开朗，丝毫不把肥胖放在心上，是那种自视不凡、增重以符合形象的大人物之一。我喜欢这两个人，虽然他们忙得没时间与我们长谈，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

我表示可顺道载莉萨回城里，但她早就和卡尔帕娜约好同搭一部车，她决定等。我给她我新住所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有需要就打过来。走出门厅时，我看见卡维塔·辛格也正要离开饭店。最近几个月我们俩都很忙，她忙着写犯罪活动的报道，我则忙着犯罪，已有好几个礼拜没见面。

“卡维塔！”我叫喊，跑上前跟上，“正是我想见的女人！孟买第一大报的头牌记者，你好！你……看上去……很不错！”

她身穿象牙色的丝质裤装，拿着同样颜色的亚麻手提包。单排纽扣的外套往下开成深V字领，里面显然什么都没穿。

“噢，别提了！”她厉声说，咧嘴而笑，显得难为情，“这是我穿来迷死男人的，我得采访瓦桑特·拉尔，我刚离开那里。”

“你在有势力人士的圈子里走动。”我说，想起那个走民粹路线政治人物的照片。他鼓吹族群暴力，已经造成暴动、纵火、谋杀。每次在电视上见到他，或在报纸上读到他偏执的演说，就想起那个自称萨普娜的冷血狂人，他简直就是那个变态杀手在政治界的合法翻版。

“我告诉你，巴巴，上面那个套房就像蛇窝一样可怕，但我完成了采访，大咪咪是他的罩门。”她迅速往我脸上戳了一下，“什么都别说！”

“嘿！”我举起双手，左右摆头，向她保证，“我什么……都不会说，yaar，绝对一字不提。说真的，我只有看，真希望我有三只眼睛，但我什么都不会说！”

“你这个混蛋！”她低声说，咬牙切齿地大笑，“噢，呸！老兄，这世界是怎么了，一个在这城市里呼风唤雨的人不愿意跟你说话，却愿意接受你的奶子两小时的采访？男人真是变态，你不觉得？”

“被你说中了。”我叹口气。

“真是头猪，yaar。”

“你说了算，你说是就是。”

她狐疑地盯着我。

“什么事让你这么快活，林？”

“对了，你要去哪里？”

“什么？”

“你要去哪里？我是说，现在。”

“我要搭出租车回城里，我现在住花神喷泉附近。”

“我骑摩托车顺道载你回去如何？我有事想跟你谈，有个麻烦想请你帮忙。”

卡维塔跟我不熟。她的眼睛是肉桂皮的颜色，缀着金黄色斑点。她用那双眼睛上下打量我，经过法医般的检视之后，她仍然有点不放心。

“什么样的麻烦？”她问。

“跟一桩凶杀案有关，”我回答，“我想请你替那案子写头版报道，到了你家，我会把那案子的来龙去脉告诉你。在回去的路上，你可以告诉我瓦桑特·拉尔的事，你坐在摩托车后座时得大声说，这样我才能帮你发泄那满腔怒火，na？”

约四十分钟后，我们一起坐在她没有电梯的四楼公寓里。那间公寓位于要塞区边缘，花神喷泉附近，室内空间狭小，有张折叠床、简陋的厨房，还有上百名吵闹的邻居。但房里有间超棒的浴室，大得足以摆下洗衣机、烘干机而不嫌挤。还有道阳台，由古色古香的铸铁围栏圈住，俯瞰喷泉周边宽阔热闹的广场。

“他叫阿南德·拉奥。”我告诉她，啜一口她为我调制的意式浓缩咖啡，“他在贫民窟里跟一个叫拉希德的男人合住一间小屋。我住那里时，他们是我的邻居。那时，拉希德的妻子和小姨子从拉贾斯坦的乡下前来投靠，于是阿南德搬出小屋，好腾出空间给拉希德和那对姐妹。”

“等一下，”卡维塔插话，“我最好写下来。”

她起身，走到凌乱的大桌子旁，拿起笔、便条纸和录音机。这时她已换下套装，穿上背心和宽松的缩口裤。我看着她走路的姿态，目光跟随她坚定、优美、迅速的动作，我首次意识到她有多美。她回来，放好录音机，盘腿坐在扶手椅上，准备写字，这时她注意到我正盯着她看。“什么事？”她问。

“没事，”我微笑，“好，后来，阿南德·拉奥见到了拉希德的妻子和她妹妹，渐渐喜欢上她们。她们害羞、友善、快乐而亲切。现在，从蛛丝马迹分析，我认为阿南德爱上那个妹妹。总之，有天拉希德告诉他妻子，如果想要如愿开个小店，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熟悉的私立医院卖掉一个肾。她极力反对，但他说服了她，同意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接着，他从医院回来，告诉她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医院的确需要一个肾，坏消息是他们不要男人的肾，要女人的肾。”

“真是的。”卡维塔叹气，摇摇头。

“对，那家伙是个伪君子。总之，可想而知，他妻子对此犹豫不决，但拉希德说服了她，她就到医院做了手术。”

“你知道是在哪间医院？”卡维塔问。

“知道，阿南德·拉奥查得清清楚楚，也告诉了贫民窟的头头卡西姆·阿里，他知道详情。总之，拉希德的妻子从医院回来时，阿南德·拉奥听到这事，非常生气。他太了解拉希德，不要忘记，他们曾合住一间小屋两年，他知道拉希德是个骗子。他找拉希德谈，想解决这事，但没有用。拉希德非常气愤，把煤油倒在自己身上，告诉阿南德·拉奥，如果不相信他，如果认为他那么坏，就点火。因此阿南德只警告他要好好照顾那两个女人，之后就没再说什么。”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手术是六个月前了。哎，接下来更糟，拉希德告诉他妻子，他又去了医院二十次，想卖掉自己的肾，他们都不要。他告诉她，卖掉她的肾所赚的钱，只够他们开店做生意的一半。他告诉她，他们还是只要女人的肾，便开始劝她卖她妹妹的肾。他妻子不肯，但拉希德直接找上小姨子，告诉她如果她不卖，她姐姐卖掉的那颗肾就白费了。最后，两个女人让步，拉希德急急把小姨子送到医院，她回来时，也少了一颗肾。”

“怎么会有这种男人？”卡维塔咕哝道。

“对，我从没喜欢过他。他是那种，你知道，那种有所企图才笑，而不是因为觉得值得笑而笑的男人。有点像是黑猩猩的那种笑。”

“然后呢？他拿钱跑了，我猜。”

“对，拉希德拿钱跑掉了。那对姐妹既震惊又生气，健康迅速恶化，最后住进医院。两人接连陷入昏迷，她们躺在相邻的病床上，相隔几分钟陆续被宣判死亡。阿南德在场，还有贫民窟的其他人。他待了很久，直到白布盖上她们的脸，然后跑出医院。他气得发狂……我想，还有愧疚吧。他去找拉希德，拉希德会去哪几家廉价酒吧，他一清二楚。找到时，拉希德躺在垃圾坑里，喝得烂醉正在睡觉。他花钱请了一些小鬼赶老鼠，所以他酩酊大醉时，那些东西才不至于爬满他的身体。阿南德赶跑那些小鬼，在拉希德旁边坐下，听着他打鼾，割断他的喉咙，血流干了才离开。”

“真是糟糕。”卡维塔嘀咕着，仍低头在便条纸上写。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阿南德自首，供认一切，现已以谋杀罪被起诉。”

“你希望我怎么做？”

“我希望你把这写成头版新闻，希望你鼓动民意声援他。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判他有罪，也不得不判轻一点，但肯定会判他有罪的。我希望他在狱中能得到支持，希望他待在牢里的时间越短越好。”

“你对我的希望还真不少。”

“我知道。”

“这个嘛，”她皱起眉头，“这故事很有意思，但我得告诉你，林，我们每天有太多类似的故事。嫌嫁妆不够而烧死妻子、儿童卖淫、被卖为奴隶、杀女婴。在印度，这是一场冲着女人来的战争，林，这是场至死方休的战争，而大部分情形下，死的是女人。我想帮你的朋友，但我不觉得那值得放在头版，yaar。而且，放不放头版不是我能决定的。别忘了，我才刚到那里上班不久。”

“我还没讲完，”我锲而不舍，“这故事最曲折离奇的地方在于那对姐妹花没死。宣判死亡半小时后，盖上白布的拉希德妻子，身子突然动了；几分钟后，她妹妹也动了起来，并且开始呻吟。现在她们活得好好的，她们在贫民窟住的那间小屋已经成为某种圣地。人群从这城市各地前来，看这对死而复活的神奇姐妹花。对在贫民窟做生意的人而言，这辈子没碰过这么好的事。朝圣的信徒涌入，让他们生意兴隆。那对姐妹变得很有钱，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有钱。朝圣者丢钱给她们，一次一两块卢比，越来越多。她们为被丈夫遗弃的妇女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我想她们死而复活的故事够格登上头版。”

“嘿，yaar，巴巴！”卡维塔兴奋得尖叫，“好，你得先安排我和那两个女人见面。她们是这故事的灵魂，然后我得去采访狱中的阿南德·拉奥。”

“我会带你去。”

“不，”她坚持，“我单独跟他谈。我不希望你在场提示他或影响他的反应。我得看看他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要声援他，他得独立奋战，yaar。但在我采访他之前，你可以先跟他谈，做好准备，我会想办法在两三星期后去见他，在这之前，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们讨论声援运动，谈了两小时，我回答她许多问题。离开时，我心情愉快，斗志昂扬，感到重任在身，可以大有作为。我骑车直抵纳里曼岬，在停放在海滩上的快餐车买了一份热腾腾的食物。但我的胃口没有预期中好，吃不到一半就吃不下了。我走到岩石区，手伸进海水清洗时，想到三年前阿布杜拉与我结识的地方就在眼前。

哈德拜的话再度浮现于我流转的思绪中：为了对的理由，做了不对的事……我想起阿南德·拉奥，他人正在阿瑟路监狱里，在那个有着狱卒和体虱的大寝室里。我抖抖身子，把那思绪抖进海风中。卡维塔问我，为什么把阿南德·拉奥的案子看得那么重要。我没有告诉她，他犯下那桩杀人案之前来找过我，就在他割断拉希德喉咙的一个礼拜之前。我没有告诉她，我那时不愿耐心倾听他的心声，在他面临两难抉择时，只有主动拿钱给他，侮辱了他。我没有如实回答卡维塔的问题，让她以为我只是想帮朋友，只是想做该做的事。

哈德拜曾说，每个高洁的行为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动机。未必每个人都是如此，但对我而言，的确如此。我在这世上所做的小小善事，背后总是跟着一团阴影——一个见不得人的动机。我现在知道，长远来看，动机对善行的重要性，更甚于动机对恶行的重要性，但那时我不知道这道理。当我们为所做的坏事感到愧疚、羞耻，而愧疚与羞耻最后却消失时，拯救我们的，是我们行为的善。然而，一旦展开拯救行动，当初我们所隐藏的秘密和动机，便会从暗影里悄悄爬出。那些行善背后见不得人的动机会缠住我们。如果我们行善时，心里带着不为人知的羞愧，那段通往救赎的路将是一段陡峭的险径。

但我那时候不懂这道理。我在冷冽的海水里心不在焉地洗手，我的良心和遥不可及、喑哑无声的繁星一样静默、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