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她察觉到了午后的寂静，就在一刹那间，仿佛有人将寂静倾泻在了起居室的中央，倾泻在了妈妈的照片上，她一头卷发，不太像二十岁的样子，倾泻在她和曼努埃尔的东西上，倾泻在孩子们身上。那张照片是妈妈一个多月前自尊心受伤后留下来的，因为她喜欢那张照片，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很生气起居室里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却有一张曼努埃尔母亲的。现在她的相片就挂在那儿，优雅，滑稽，不协调，跟每件家具都格格不入，极其醒目，那么地“妈妈”。

刚刚在电话中听到的那些话，以及电话那端女仆受惊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南美腔，或许有些夸张），使她变成了那个样子，同时还有一点儿愧疚，因为没有像往常那样马上拿起背包，冲向医院。女仆说，一向固执的夫人洗澡的时候滑倒了，女仆还说，尽管她一开始就听到了撞击声和呻吟声，然而直到救护车来了、人们砸开浴室门锁，夫人才得到了应有的救治。现在夫人在医院。

她又耽搁了一会儿才出门，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或许就是妈妈本人，相框中二十岁的妈妈在黑白照片里看着她，带着标准的微笑，侧着身。摆成这个姿势，笑一个，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妈妈明确告诉摄影师她想怎么拍不想怎么拍的，因为那是她要在相恋一周年时送给爸爸的照片（对爸爸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回忆中简直都算不上回忆的葬礼），那是战后的年月，没钱做奢侈的事情。

可是，那个下午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担心的不是妈妈会像上次一样无缘无故地逼着曼努埃尔和孩子们去看她，逼着安东尼奥和路易莎去看她，甚至逼着玛丽亚·费尔南达从瓦伦西亚赶去看她，或许只是为了让他们看看那一大片淤青，并借此要求应有的关注，而是突然间她觉得妈妈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妈妈那一千张或仅有一张的脸上，有某种东西又一次地出现在了那里，忽而权威感十足，忽而又没了权威，就像起居室里正对着她的那张照片，就像橱窗玻璃后面收藏的扇子。

她在医院门口报了妈妈的名字，得知妈妈已经做过急救了，这让她倍感愧疚。电梯前有人在等，于是她从楼梯跑了上去。

“你怎么样？”她打开门，看到妈妈躺在床上，身旁站着一位医生，似乎正等着妈妈把体温计递给他。

“你来啦。”妈妈可怜兮兮地回应道，然后指了指医生，希望他能给出更权威的回答。

“您母亲胯部有两处骨折。断面很干净，但是接合起来会比较困难。”

“难点在于我的退行性骨关节炎对吧，医生？”

“对，上年纪了。”

那场简短的对话完全是妈妈的风格，或者说，至少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在她护腰外面披了一件难看的天蓝色长袍。房间里的光线昏暗，显得她的黑眼圈更深了，几近紫色，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就像长在皮肤下面的古怪苔藓。她双手摊开，掌心朝上，脸色苍白，活像一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

“你给玛丽亚·费尔南达打电话说我的情况了吗？”

“没，还没打。你疼不疼？”

“就像被狗咬。”

“好吧。”

“还有安东尼奥，也要打给安东尼奥。”

医生悄无声息地走了，像一个白色的幽灵，保证说一会儿再过来。妈妈的衣服，从浴室里被抬出来时半裹上的长袍，装在扶手椅上的一个塑料袋里。

“孩子，我身上净发生些不幸的事情。”她说着，开始抽泣。

“要是你让那姑娘帮你洗......”

“那姑娘就是个无赖，小偷。我想让你把她辞了，再给我找个新的。”

“你总是这么说，但是根本没有人偷过你的东西，要说你的胸针的话，一周内它肯定会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她的房间就是一个猪窝。”

“反正房子是干净的，她自己的房间怎么样又碍着你什么事了？”

“她整天往委内瑞拉打电话。”

“你可以不让她打......”

这场对话，与其说是在聊那个姑娘，倒不如说是为了确保话题不会回到她的疼痛上来。与此同时，她取出袋子里的长袍，石榴红色的长袍上绣着黄色的M.A.A.字样，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阿隆索装裱厂”还在的时候，工人们总是称呼她为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夫人，华金也这样称呼她，就连不想继续上学开始在工厂工作的安东尼奥也必须这样称呼她。

现在那件长袍看起来比妈妈本人更像妈妈，或者说至少看起来更寻常，不那么悲伤。让她心烦的不是衰老，而是妈妈的衰老，或者说，是害怕自己老了之后也变成妈妈那样。她有些愧疚地想着，她宁愿在变成妈妈那样之前就死去。离开医院去买一些必需品（牙刷，药片，好一点儿的毛巾）的时候，她倍感轻松地呼吸着街道上清冷的空气。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回家路上，她想起了六年前曼努埃尔母亲的死。医院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婆婆。每次去医院，她都会想起那些事：在毕尔巴鄂的最后一周，她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不停地亲吻婆婆，一直抓着她的手不放。气味并没有什么不同，千篇一律的房间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然而她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却觉得毫不费力，就像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

而那个下午则恰恰相反，离开病房之前，妈妈让她亲自己一下的时候，她几乎是无动于衷地亲了妈妈一下，几乎带着勉强。这并不公平，因为在那个年纪胯骨骨折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到家再给他们打电话吧，这样最好，她能很容易地找到他们，因为那天是星期六，还是下午。一周下来，安东尼奥已经筋疲力尽，懒得出门；而玛丽亚·费尔南达，据妈妈说，她得了感冒。

跟安东尼奥用不着拐弯抹角。上一个圣诞节他跟妈妈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芥蒂还在，他只是问了一下妈妈的情况，跟她要了医院的病房号。

“你会去看她吗？”

“嗯，明天去。”

“她不太好。”她说，宁愿相信自己是有意识这样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几个字，只不过是在试图避免一场或许是最艰难的告别，同时，那句话也打开了一种她不敢细想的可能性。妈妈当然不太好，一个那个年纪的人摔坏了胯骨当然不会好到哪儿去，然而这并不是她说出那句话的目的所在，这更像是他们这些受害者之间一个无言的约定，而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默契更是增添了愧疚的意味。

“我明天去，肯定去。”安东尼奥说，随后他们挂断了电话。

电话响了至少七声，玛丽亚·费尔南达才接了起来，声音中明显带着感冒带来的疲倦。

“妈妈的胯骨摔断了，”没等对方开口，她便脱口而出，“洗澡的时候摔倒了。”

“救助及时吗？”

“迟了，因为她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他们只能先把锁撬开。”

“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我们花钱给妈妈请那个女孩是为了什么，她本该在那儿帮她的。”玛丽亚·费尔南达愤慨地说，声音里的虚弱不见了。

“不让人帮的那个人是妈妈。”她回答，意识到自己几乎都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开始维护起那个女孩来了。

“妈妈已经过了有能力说要什么不要什么的年纪了，轮到别人来告诉她该做什么了，就这样。”

“你什么意思？怪到我头上，还是怎样？”

“我是想说你应该多上点儿心。”

“你人在瓦伦西亚，说这些话当然容易。”

“好了，我们别又开始这样了。”玛丽亚·费尔南达沉默了一小会儿，好像还是想继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两个人都意识到，即便是在那样的时刻，她们还是免不了把妈妈撂在一边，开始争吵。

那场谈话有点儿奇怪。她习惯在自己家里给玛丽亚·费尔南达打电话，坐在起居室，关着门，而现在她是在妈妈家里给她打电话，这使对话有了一些旧时争吵的意味，有了一些年轻时的愤怒和绝望。在她对面有一个巨大的银相框，相框里有一张她一直想毁掉的大幅照片：她们两个穿着泳衣，玛丽亚·费尔南达穿的是比基尼，她的不是，二十岁的她们在加的斯的沙滩上笑着。更确切地说，是玛丽亚·费尔南达在笑着，而她则带着一脸假装出来的微笑注视着她。照片脸，她想，就是曼努埃尔说的那种只要有人拿相机对着她，她就会摆出来的脸。那张照片使她猛然回想起那些年里她对玛丽亚·费尔南达的依赖，她还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虽然她是老大，但比她小一岁半的玛丽亚·费尔南达却总是那个给她解释各种事情的人，那个外向的人，那个经常打电话的人。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会感觉好一些；只要在她身旁，哪怕她已经认识了曼努埃尔并在两年后结了婚，都还是会无可救药地变成照片中那个无知的傻瓜，害羞又好骗。

就像是在玩一场游戏，就像是在表演悲喜剧，那些年里，她几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负责任的姐姐的角色。她因为妹妹和那个索蒙特斯的小伙子发生了性关系而勃然大怒，不是这件事本身让她生气（她自己也差点儿跟曼努埃尔发生性关系），而是好姐姐这个角色要求她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还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怒气是真心的。想到别人的性爱总会让她感到不舒服，玛丽亚·费尔南达的也不例外。如果非要说这是谁的错的话，那便是妈妈了，她想。一个太过漂亮的寡妇，一个太过大胆地在那些年里撑起了一家工厂的发展的女人，以至于她每每想起，都觉得那个人不是妈妈，而是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夫人。华金，如果说这个人还有些存在的必要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一个奢求得到尊重的木偶，又或许算得上是妈妈最好的作品。这么想或许有点阴谋论了，但对于妈妈来说，还有什么比在爸爸死后，随便找一个刚从乡下来的文盲来当工厂经理更好的办法呢？难道这不就是为了让明眼人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是妈妈在继续掌管着这一切吗？难道这不就是在宣告连爸爸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吗？在最初的几年里，妈妈对华金的屈就中带着一种倨傲和蔑视，就像那些古罗马皇帝的女人们一样，可以在奴隶们面前毫无羞耻地脱光衣服，因为她们甚至都不把他们当男人看。电话里玛丽亚·费尔南达的沉默也带着这种倨傲和蔑视，似乎是智力上的优越感要求她去扼杀一场毫无必要的争吵的。

“你今晚要留在她那儿，是吧？”

“是。”她答道，带着一丝迟疑。

“你根本没打算留在那儿。”玛丽亚·费尔南达说。

“什么？”

“我要是不提，你没准儿就不去了。”

“不是，现在不是你提不提的问题……而是妈妈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需要我留在那儿，她的状态还不算太糟糕。”

“妈妈摔断了胯骨，你却说她的状态不算太糟糕，你觉得什么才是糟糕？”

交谈又持续了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前，她们因为语气不友善向彼此说了对不起，就像她们在争吵之后常常会做的那样，但这既弥补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只是被妈妈精心调教出来的女孩们下意识的举动。虽然她很不安，但她还是会承认：她们俩这个样子，谁都不占理，占不占理都没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一次，跟上次在圣诞节见面时一样，跟妹妹之间还是无法进行正常的交谈，这使她更加确信在妈妈出院前的这几周时间里，她们两个都会非常难熬。

跟曼努埃尔的交谈就像是在决战之前放任自己喘口气。她向他讲述了妈妈的状态，讲述了和弟弟妹妹的对话，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到了，仿佛这是获得安慰的唯一途径。他主动提出去医院陪她过夜，但她说不用，让他留在家里带孩子。

“我们可以叫个保姆，这不是问题。”

“不用，留在家里吧，我更希望你在家。”

很奇怪，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曼努埃尔了，但又好像其实什么都没说一样，当他问她感觉怎么样而不是问她妈妈怎么样的时候，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可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不知道。”她说。

“但是你很紧张？”他问。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怎么样。”

“她睡着了你就回来吧。”

她回到医院时，妈妈正不安地等待着。

“给他们打电话了？”

“嗯。”

“安东尼奥怎么说？”

“说他明天来。”

“他今天有事？”

“不知道。”

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似乎妈妈想要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包围起来。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不知道。”她回答道，然而就在说出“不知道”的那一刻，她知道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想必妈妈也通过她的神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没再解释。

“上帝真会开玩笑。”妈妈终于又说了一句，似乎想用这句话来结束对那件事情的讨论，再一次做回那个真正的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夫人，近年来，岁月为她戴上了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颇具欺骗性，可是短短几秒钟之后，沉默便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真假参半的哭泣。这绝非偶然。

“十年？”

“九年。”妈妈说，随后两个人都沉默了，像是收到了某项指令。

几乎是分毫不差，正好九年。也是在晚上，也是在这个时间，工厂着了火。几乎整晚的事她全都记得，不同于与其他记忆的是，那些场景仿佛彻底凝固了，尤其是查看完灾后的阿隆索装裱厂后，妈妈、安东尼奥和华金在妈妈的客厅里的那场争吵。华金说，这显然不是一场意外，都怪安东尼奥，他一贯的做事方式——恐吓欠债的人，呵斥员工——得罪了不少人。而她，去妈妈家本来是为了看看能否帮上什么忙，却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当时妈妈还没有哭，或许再迟一些会哭，但那一刻她还保持着完美的法官形象。安东尼奥当时二十二岁，除了历数证据反驳华金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之外，便只会谩骂他了。妈妈一直看着他们，但又好像根本没有关注他们。她从座位上起身，走到安东尼奥面前，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回家去，孩子。”她随即说道，言语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怒意，仿佛那记耳光是铁面无私之举，而让安东尼奥回家则是唯一可行的事情。

后来，她也许会想，妈妈对待所有跟她朝夕相处的人都是一个态度，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那儿似的，几乎都看不见，直到突然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他们才被赋予了真实的重量与本质。就是这样，在那之前安东尼奥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直到妈妈的那记耳光才赋予了他一个不容忽视的实体。让他感到自尊心受伤的，与其说是妈妈，不如说是妈妈对华金的偏袒，但更让他感到绝望和恐惧的是，厂子被烧了以后，他不但没了工作，光靠中学学历也没法找到别的活儿干。所有的一切，而不只是第一次差点儿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出来的画面，赋予了安东尼奥气味和分量，而在那之前，对她来说，他都只是小安东尼奥，家里最小的那个，将近十岁的年龄差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流几近不可能，仅限于一些乏味的家常。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安东尼奥缓缓地离开了，没有任何愤怒的表现，但这种反常的行为却让人觉得，他的身上裂开了一道怨恨的伤口，永远都无法愈合。房间里只剩下妈妈、华金和她。除了华金没完没了地奉承妈妈的决断有多么英明，屋子里一片寂静，这似乎有助于妈妈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

“您站起来，华金。”妈妈终于说道，这也显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之间一向以“你”相称。

她给华金的那记耳光，那么出乎意料，甚至有些荒谬，他只来得及做出一种孩童本能般的反应来徒劳地保护自己。

“这是您最后一次这样说我的儿子。”

华金离开了妈妈的家，又变回了第一次来到工厂时的那个人，要不是妈妈，他就是一个不知道会死在哪儿的乡巴佬罢了。可笑的是，此刻，灰色的套装，呛人的古龙水，抹了发蜡的背头都让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他本该是的那个人，他从来没能不是的那个人。

那一刻她觉得，如果不是华金走了，妈妈可能永远都不会察觉到她的存在。妈妈重新坐回扶手椅，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仿佛已经放弃了伪装。这时，妈妈令她感到了害怕，一种经年累月习以为常的害怕，这种感觉太熟悉了，简直不像是害怕，而是一种说来有些奇怪的感觉：同情。她离开家已经几年了，也结了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受人尊敬，但还是不知道该拿对自己母亲的同情怎么办。一个在别人看来自然而然的举动，对她来说却很奇怪，让她感到无所适从。这在曼努埃尔家不是件难事。如果在曼努埃尔家不是件难事，那就意味着这事本来就不难。靠近妈妈，拥抱妈妈，那个晚上，这样一个念头犹如一叶刀片，迅疾而痛楚地从她的大脑中闪过。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妈妈突然问。

她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形容自己对那句话的反应。就好像妈妈也扇了她一记耳光。她先是觉得自己很可笑，然后咬紧牙关，以免被人察觉。从房子里出来时，她差一点儿再次打开房门，对妈妈大喊她很高兴那个该死的厂子着火了。在电梯里她哭了。不是因为痛苦。也不是因为愤怒。

忽然间，一切都变得缓慢而荒诞。妈妈安静地躺在医院床上的画面和起居室里那张卷发照片融为了一体，由此，变得不再真实。其实她并不喜欢玛丽亚·费尔南达。同情安东尼奥也不过是因为他的运气差，她轻视他，却并非出于恶意；她害怕他，就像害怕一条生性凶猛的恶犬。就连曼努埃尔也没能逃开这种缓慢，一下子变得怪诞起来。没有明显的演变过程，也没有符合逻辑的理由，他的温柔变成了一种柔软的烦忧，使她感到窒息，就像孩子们一样，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概念，他们意味着的责任。

她想起上次见到玛丽亚·费尔南达是圣诞节那天，在妈妈家的厨房，她们凑到一起，乐此不疲地聊着谁长胖得更多，发现自己更瘦一些让她觉得开心。安东尼奥和路易莎在起居室里，一言不发地看着电视机里的圣诞节目，等着晚饭。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记忆还是现实，都变成了妈妈。现在她已经没法不去恨她了。就好像在此刻，在今天，而不是别的什么日子，她拥有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理由去恨她，无法补救，也不可能原谅，这种把一切都变得荒诞的缓慢全是她造成的；就好像那层包裹愤怒的薄膜已经破裂，但不是以爆裂的方式，而是缓慢无声流淌着的轻蔑。

“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净倒霉了，孩子。”妈妈说，这句话令她当即站起了身，似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忍耐的极限。她径直朝门走去。

“你去哪儿？”

“马上回来。”

“你去哪儿？”

她关门时一点声音都没弄出来，跑下楼梯向大街奔去时也是。凌晨一点三十分，出租车停在了她家门口。她上了电梯，喉咙里打着结，像是想哭或者想说出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孩子们睡着。她走进卧室时，曼努埃尔问道：“你怎么样？”但她没有回答。

“你还好吗？”

在他身边躺下，她闻到一股淡淡的牙膏味。

“你还好吗？”

在曼努埃尔身边，她觉得自己很丑陋，某种黑暗的东西很享受这种丑陋。她把手伸向他的腿间，开始抚弄，直到他兴奋起来。

“你怎么了？”

她俯身趴在他身上，没有看他的脸，渴望自我伤害，试图自我伤害，似乎在绝望地寻求某种惩罚。曼努埃尔并没有轻易就范。他先是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抽身而出，像是从自身的快感中抽离。他定定地看着她，用手拂去她脸上的发丝。他们没有再说话。他在她的身体里沉沦，却并不懂她，在一片沉寂中，更显悲伤。

也是在这片沉寂中：

等在医院的妈妈。

玛丽亚·费尔南达。

说明天去看妈妈一定会很煎熬的安东尼奥。

睡在隔壁房间的孩子们。

她本想伤害自己，结果却伤害了曼努埃尔。此时他的睡裤褪至膝盖，有着一种异样的美感。他放弃了继续探究的打算，至少不是在此刻。他想调转在床上的位置，采取一种更常用的姿势，但是她阻止了他，虽然不清楚缘由，但她确信自己想要快点儿结束这场荒唐，她沉入其中，而曼努埃尔则一动不动地接受了，直到抵达，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有种短暂的满足感，喉咙里有一种金属质感的干涩，分开的时候，曼努埃尔的勃起带来的熟悉的美妙感觉，以及单纯的性快感，都使她觉得比以往更为满足。那将她的头发别到耳后，并驻留下来抚摸她的脸颊、触摸她的呼吸的，是曼努埃尔的双手。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她从气味开始讲起，从记忆里阿隆索装裱厂锯木女工身旁那堆积如山的锯末中升腾起来的新抛光的木头味道开始讲起。玛丽亚·费尔南达一定会觉得她这样回答曼努埃尔的问题很可笑，但那一刻，除了这个，她确实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方式了。不止是气味。她记得妈妈不在的时候，自己会跪在其中的一个锯末堆上，将双手埋在里面，就像是伸进了某种恒温动物的内脏里。那个时候她应该还不到十岁，但直到现在，她仍旧记得木头那潮湿的香气，有点甜丝丝的，华金就在她身边，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猛兽般照看着她，几乎是带着畏惧，从来不敢因为任何事情指责她。她继续坦率地看着曼努埃尔，逐渐意识到，承认这些，便等于试图反对自己，便等于承认了她不但从未痛恨过那家工厂，实际上，那里反倒有一些她曾全心全意爱护的东西；如果说那个下午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谬，那也是因为，她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恰恰相反的，那个下午是那么明晰，那么有意义。承认自己爱过那家工厂，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爱过妈妈，不是此刻那个摔断了胯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人，而是玛丽亚·安东尼娅夫人，那个带着强大的雌威，沉默地穿行在锯木女工间的女人，身边跟着华金，犹如一条巨型猎犬，或许她并没有爱过妈妈，但的确曾被她的权力吸引过，在整个青春期，玛丽亚·费尔南达自然而然地对她施加的也正是这种权力。

妈妈和玛丽亚·费尔南达的脸都是那么地可怕。现在，她向曼努埃尔讲述着这一切，也使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已经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形容她惯有的那种情绪，找到之后，她察觉到整个现实仿佛有了不同的意义。

“九年前的今天，厂子烧了。”她说。曼努埃尔嘴唇翕动着，脸上带着一种无意识的、浅浅的笑意。

“天哪。”他回应道。

“我都没意识到，还是妈妈在医院跟我说的。”

“她怎么样？”

“不好。”

“你弟弟怎么说？”

“说明天去看她。”

“我觉得你也应该去。”

“嗯。”

说出这个“嗯”字，听从曼努埃尔明智的建议，与此同时她清楚做这个决定的其实是她自己，她突然感受到一种如此简单、如此寻常的美好，这使得她想伪装出更多的痛苦，好让交谈能够一直持续到深夜。

“你还要回医院吗？”

“不知道。你觉得我该回吗？”

“我觉得你应该先休息一下。”

“嗯。”她回应道。看到曼努埃尔露出一副疲惫的神情，她补充道：“你说得对。”

隔壁的房间传来一声孩子的咳嗽。

她走进医院病房，走廊里传来一股呛人的气味，介于消毒药水与汗臭味之间，她觉得胃更痛了。妈妈醒着。

“我整夜都没睡。”妈妈马上说道，责怪她昨晚没有留下来。她没有立刻回答。

“吃早饭了吗？”最终她问道。

“别转移话题，别把我当成傻子，我在跟你说我昨晚一整夜都没睡。我是你妈。”妈妈的话明显前言不搭后语，混乱得就像有人想把自己整夜的胡思乱想塞进一句话里，“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妈妈。难道你的孩子不爱你？”

妈妈的眉头紧皱，这表示疼痛加重了，完全不同于到她家跟曼努埃尔或孩子们抱怨时装出来的那种，妈妈似乎深信，同情必定能带来爱。

“不，他们爱我。”

“这不就得了。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从来没跟我说过‘妈妈，我爱你’。”

这确实很“妈妈”，或者说，这是妈妈最可笑的一面。妈妈从未像现在这样像她本人，受伤的表情使她显得更加瘦削，黑眼圈后面是一张无助的面孔，那张面孔曾经拥有那么高贵、那么坚忍的美丽。那份做作并不全是假装出来的，而是她虚弱和缺乏情绪能力的典型表现。她要求爱，要是她觉得自己没得到，便会将要求变成命令，就像厂子还在的时候，她命令员工重新打磨相框时的那种命令。

即便如此，在妈妈那张千变万化又始终如一的面孔背后，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或许早在那个晚上就已经改变了。就像装裱厂的火灾划分出了“之前”和“之后”，妈妈这种每天都会上演的戏剧化反应，这次却有些不同寻常，仿佛也开启了某种“之后”。

妈妈不声不响地吃了早饭，整个过程相当艰难，因为戴着的护腰令她无法俯身。吃完早饭之后，妈妈问她安东尼奥说什么时候过来看她。

“我不知道几点，他跟我说是今天。”她回答道，几乎有点害怕妈妈会继续追问。

“他不会来的。”

“他跟我说他会来，真的。”

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小女孩，说谎被人发现后又重复了一千遍，坚称自己没有说谎。

“他不会来的。”

事实上，要是让她选的话，她也宁愿安东尼奥别来。自装裱厂着火以来，还没有哪件事像上个圣诞节那样，搞砸了所有人的关系，最终也没能缓解，徒留他们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并将大家分成了两派：安东尼奥和她是一派，仿佛是两人都察觉到了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妈妈和玛丽亚·费尔南达是另一派。虽然这一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同以往的事，但大家似乎都感受到了在其他人面前稳住阵脚的迫切需求，但这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给他们在妈妈家享用圣诞晚餐的那几个小时增添了一种戏剧化的、近乎荒诞的假象。在这场看似正常的聚会中，尽管没有明说，三个人还是在互相埋怨自己的不幸都是由对方造成的。在这场由妈妈主导的无声对抗中，曼努埃尔、孩子们、安东尼奥的妻子路易莎仿佛变成了纯粹的路人甲，像往年一样，这场对抗也将这样结束，用过甜品后，大家站起身来，到进门处的耶稣降生像旁齐唱圣诞颂歌，如果不是安东尼奥把杯子砸向了桌角，他们很可能又会像之前任何一个圣诞节一样，带着挫败感离开。

“我们来唱圣诞颂歌吧。”妈妈说。安东尼奥突然摔碎了杯子。后来她尽力掩饰，把这次时间伪装成意外，可是她的伪装就像圣诞颂歌里的欢乐一样，突然有些令人厌恶。

从那以后安东尼奥和妈妈再也没有说过话。现在，他马上就要来了，圣诞节那天的紧张气氛又回来了。她建议打开电视，只是想打破沉默，也为了让妈妈停止抱怨，但后来她后悔了，因为妈妈想看一档模拟法庭节目。一个宣称自己两度心梗的男人起诉一家烟草公司，他坚称当初染上烟瘾时，烟盒上没有任何提示说抽烟会加大这类风险。

“您在发现早期症状时曾去咨询过您的医生，”检察官说，“据这份报告显示，他强烈建议您戒烟……”

安东尼奥出现在门口，脸上带着一种不得不去做某件违背自身意愿的事情时的严肃表情，他一个人，没带路易莎，这无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些。这时她想，他们的见面就像是提前规划好的会面一样，玛丽亚·费尔南达不在场，妈妈的神情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助。

“可我已经染上烟瘾了，你们要负责……”电视里男人的声音中颤抖着，摄像师感觉到他可能会掉眼泪，给了他一个特写。“……对我的死负责，对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男男女女的死负责……”

妈妈已经没在看电视了，可是安东尼奥还在看，就好像即使在那种情形下，他似乎还在试图逃离妈妈。

“过来，儿子。”

安东尼奥动作急促，撞到了挂在门上的笔记簿，上面有医生写的关于饮食的注意事项，笔记簿有节奏地晃着，叮叮作响，让人心烦得很。

“近一点儿。”

街上应该很冷，因为安东尼奥的耳朵和鼻子都有点发红。

“难道酿酒厂要对司机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中的伤亡负责吗？”检察官一边捋平自己的领带，一边说道，“谨慎、负责地使用产品难道不应该是消费者的责任吗？”

尽管已经三十九岁了，然而站在妈妈面前，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一个刚打过架的莽撞孩童，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只能保持沉默。他慢慢地靠近，夹杂着怨恨与恐惧，那是一种自从装裱厂着火、妈妈在华金面前打了他一记耳光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的怨恨与恐惧。

“如果让您去死，您会愿意吗？”电视上的男人说。

“我不是希望您死，我只是在说您应尽的责任……”

妈妈想要喝水。节目中的对话突然变得让人心烦。她迅速地起身去给妈妈找水喝，使得原本没那么明显的一件事情变得显而易见：她待在这儿也不太舒服。水取回来了，妈妈喝得很慢，一直盯着安东尼奥看。

“您知道什么是癌症吗？”电视上的男人摘掉帽子，化疗导致的秃头闪闪发光。观众们惊呆了，发出一声低低的“啊”。

“我觉得我们未免有点过激了。”

“我要死了，”男人说道：“你说这是过激？”

那个男人就要死了，虽然这很悲惨，很真实，但是节目中的对话仍然有一种戏剧化的虚假感，使节目变得荒诞可笑。

“我要死了。”男人重复道。

“我们非得看这个烂节目吗？”安东尼奥粗鲁地问道，几乎是喊出来的，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觉得烂，”妈妈说，“那个男的就要死了……”

然而使节目变得荒诞的并不是那个男人要死了，而是因为很明显，他在表演自己的死亡，就像妈妈在扮演一个康复中的病人一样，尽管她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

“亲我一下，”妈妈说：“亲你妈妈一下。”

一种奇怪的表情凝固在了安东尼奥的脸上，打破了此刻之前沉默所隐藏的一切。到了这种境地，妈妈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仿佛已经不重要了。安东尼奥走近妈妈，迅速地在妈妈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好像这样便可以使他的不情愿显得不那么明显。

“你是爱我的，对不对，儿子？”

“我爱你，又怎样？”

“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妈妈的问题又可悲，又强硬，哪怕是假装出来的，她也不能接受否定的回答。安东尼奥回的那句“当然”，只不过是他能找到的最得体、最快捷的逃离方式。他们又在一块待了会儿，直到医生突然来访，一切都变得更容易了，他们又退回到装模作样互相关心的地带。安东尼奥走了，用一个带着明显报复意味的借口：有工作要做。可是那天是星期天，妈妈对此不置一词，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第二天会请假不去上班。

“你明天上午过来的时候，先去趟家里，帮我再拿一件长袍，绿色那件。”

“妈妈，我明天要上班。”

“那就跟他们请一天假。总得有人在这儿陪我，不是吗？”

电视里，法官宣布烟草公司有罪。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来。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怕什么，但就是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是因为无论如何，她都没办法不站在安东尼奥这一边，而同时这又让她感到羞愧。安东尼奥也并不是全都占理。实际上，谁都不占理。当她回到家里，曼努埃尔问她下午怎么样的时候，她想，无论她怎样竭尽全力去描述妈妈说的那些话和安东尼奥的反应，曼努埃尔也不可能全部理解。实际上，那一切距离现在都太遥远了，尘封了太多年，现在，要在短时间内用几句话就解释明白是不太可能的。既解释不清，也解决不了。这一切。事关她跟妈妈，跟玛丽亚·费尔南达，或者跟安东尼奥之间的关系，法描述，无法改变，亦无法解决，就像一张石网，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上面的恨与怨已经不再是实实在在的恨与怨，而是一个一个无法调和的人形，已经放弃去了解彼此了，如果说，他们也曾这样尝试过的话。因此，认识曼努埃尔一家人的时候，她一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认为他们的爱也是假的，只不过是比她家伪装得更好而已。后来，她发现这份爱的的确确是真的，这也使她再次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跟妈妈对立起来，因为同样是妈妈，曼努埃尔的母亲以一己之力维持了全家人的相亲相爱，而自己的妈妈却只是一手造就了隔阂与嫉妒。

她对曼努埃尔母亲的爱带有某种渴望，类似于一个孤女竭力取悦自己的养父母，甚至到了一种可笑的地步。每次想起她（尽管她已经去世了），回忆起她那无声的善意与谦卑，都会让她有一种舒适得想哭的冲动。但是，她并不能欺骗自己，尽管她竭尽全力地想把自己的家庭变成像曼努埃尔的家庭一样，最终妈妈的阴影总是会占据上风。他们住得很远，而自从工厂着火之后，妈妈便养成了在她家跟曼努埃尔和孩子们一起过周末的习惯。要是有机会责怪妈妈，她会对妈妈说：并不是她来自己家这件事让她烦恼，而是她做这件事的方式，一点儿不知道心怀感恩，总是带着一种屈尊就驾的感觉，就像这是别人理所当然的义务。她不再与妈妈吵架，因为每次吵架，她都觉得是在虐待妈妈，也害怕曼努埃尔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神经质。妈妈总是能让人觉得自己有理，而她呢，紧张使她行事粗鲁，因此每一次吵架，她都感觉自己是吵输了的那个人。她安慰自己，所有人都在默默地对抗生活，而她对付妈妈的方式便是：给她房子，给她家庭，却不给她爱。这就是为什么，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她把妈妈摆在起居室的照片摘了下来，因为她突然再也无法忍受妈妈的卷发，她黑白照片里二十岁的样子，以及拍照时的标准微笑。然后，她打电话到办公室，说她第二天不能去上班，她母亲病得很重，她得去照顾她。

照片中的玛丽亚·费尔南达总是同一副模样：同样的露齿而笑，同样闪着光泽的头发，以及一成不变的眼神。看着她在照片中一点一点地变化，就像在欣赏一间展现时光如何在一张不变的美丽容颜上流逝的艺术工作室，虽然结构没有变，但似乎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着细微至极的磨损。有时候她会想，如果玛丽亚·费尔南达对自己的美貌不是那么自知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心甘情愿地认为做她的姐姐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就像她其实也不介意做曼努埃尔的妻子，虽然这使她变成了配角。如果说她也曾嫉妒过，那也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的自信，因为她适应一切环境、一切对话的能力。很多时候，妹妹身上让她喜欢的地方，到了妈妈身上便会让她觉得讨厌，这一点是否前后矛盾，对她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正好像今天是周一，而她要请假来照顾妈妈，她也觉得无所谓了。安东尼奥还得过段时间才会再来医院；而玛丽亚·费尔南达，不管从瓦伦西亚打多少电话过来，都只会使妈妈变得更加神经质，让她继续抱怨病房不舒服而不是帮她接受这些，少给自己找点罪受。之后，她往曼努埃尔教课的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告知了下面几件事：

妈妈看上去更不好了。

医生提到了消化系统的并发症。

她喝了汤和酸奶。

没有安东尼奥的消息。

妈妈雇的那个女孩传信说华金来过电话。

她努力向曼努埃尔描述着这些事情，尽可能清楚地向他解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她对此那奇怪的反应，或者是在医院再次感到的恐惧，或者那种非常震惊的感觉，一直以来，她都觉得自己是妈妈的受害者，此时却发现，对于自己曾经以为的那一切，可能自己才是错得更厉害的那个人，可能妈妈并没有那么不关心她，她试图去深入自己怨恨的最深处，迫使自己从中提炼出能够证明妈妈不可原谅的具体证据。此刻，她发现，即使是在那些她最坚信错的是妈妈的时候，现在也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怀疑转向了她自己，将她变成了她从来都不想成为的样子：不公平，愤世嫉俗，妄下判断，不可理喻。妈妈的形象在渐渐变化（“这次的骨折可能会引起所有器官的逐步退化。”医生说。），为了她努力抗争的妈妈，（“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些反应”），即使说不上和蔼，至少也是通情达理的，（其他器官已经出现损伤，不一定是骨折引起的），更糟糕的是医生说这些话时的样子，是那种不排除病人会很快死去的可能性的严肃，把一个合乎逻辑但又绝对荒谬的事实摆在了她的面前：像所有人一样，妈妈也会在某一时刻死去。

她买了几本杂志，只是为了来掩饰自己的慌乱，尽可能地把它藏起来。怎么没话找话都能得到妈妈的积极回应，尽管如此，那个下午的对话显然还是有种刻意的痕迹，在其他任何时候，她都会称之为恐惧，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

“安东尼奥长得像爸爸，是吧？”

她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最容易的提问方式。而似乎一整天都很乐于参与这场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的妈妈，不想再配合了（“有时候吧”），似乎更愿意相信来日方长，省下完整的答案日后再说（“但只是有时候而已”）。

谈论玛丽亚·费尔南达的时候有多容易，换作安东尼奥或者爸爸时就有多难。对爸爸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回忆中简直都算不上回忆的葬礼，以及挂在起居室和工厂办公室里的炭笔画像；谈起时也总不过是照本宣科地遗传给安东尼奥的扁平额头，以及一般无二的无能老实人的性情，因为每当她问起爸爸，妈妈的回答总是那么轻描淡写，更像是从某本风俗小说里抄来的，而非如其所是的忠实还原：一个多余的人。

因此，她没告诉妈妈华金来过电话。告诉她就等于承认妈妈又胜利了，这或许是工厂着火以来妈妈唯一看重的一场。火灾之后，华金来索要他的那份遣散费，而妈妈不但没同意，还抢先把他辞退了（这一举动表明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以后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妈妈对他很失望，就像看着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那得意忘形的样子，虽然他最后还是拿到了那份钱，但那是在他试图利用阿隆索装裱厂的客户资源自己创业之后，以自己的声誉为代价。

妈妈做的唯一一件真正残忍的事，或者说唯一一件她也许会承认自己是故意去做的，就是等到华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之后才出手毁了他。仅仅是打了几个电话便做到了，又省力又巧妙，华金甚至都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破产。干净利落、准确无误，妈妈所做的完全是一桩教科书级别的完美犯罪，但是为了让这个胜利完美谢幕，还需要加上华金的忏悔，需要他像一只逃家的狗那样，卧回自己的脚边乞食。

不告诉妈妈华金来过电话也是她最后的坚守，表明她不肯轻易向这种突如其来的对妈妈的同情、这种妈妈尚未请求她便主动奉上的原谅屈服，即使她也承认一直以来妈妈对她的疏于关心并不一定都是有意的。

“可能不光是消化系统的并发症，也可能是全身性的。”医生的话开启了一片新的领域，语气与第一天下午截然不同：含蓄的“可能”与当初笃定的“会是一个缓慢的康复过程”。她什么都没有告诉妈妈，包括医生出的报告，这件事仿佛赋予了她某种特权，就像眼看着盲人自信地走向一堵墙，却什么都没做。

二十二年前，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是玛丽亚·费尔南达。现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件事好像很荒谬，然而实际上也并没有那么荒谬，因为妈妈的神情中的某种东西使她们从具体的情境中超脱出来，使她们两个的形象变得更加简明，更加具体。在她们床头的墙上，玛丽亚·费尔南达贴了一张柯克·道格拉斯扮演尤利西斯时的剧照，半裸，穿着一条更像是破布的短裤，正要和一个块头比他大很多的人决斗，眼神不像是要和那个人决斗，而是要把他吃掉一般，她把它贴在那儿，是因为她超级喜欢柯克·道格拉斯，尤其是他那野性面庞上的美人沟，那个最后跟玛丽亚·费尔南达睡到一起的搞射击的索蒙特斯小伙子也有着这样一张脸，在她告诉她之后，她想象着妹妹在那个小伙子身上叉开双腿的样子，心中抑制不住地产生了一种对她性行为的厌恶；她还想起照片中爸爸那张愚钝的脸，妈妈从来不会出现在旁边（“在这些状况下，无法预测老人的器官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医生说。），因为即使现在玛丽亚·费尔南达胖了一些，而妈妈消瘦了许多，皮肤泛出土咖色，从骨子里来看，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她害怕把曼努埃尔介绍给玛丽亚·费尔南达认识，那也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不自信，还因为担心他会被她的性感所吸引。妈妈允许妹妹穿各种各样的裙子，但是几乎从来不让她穿，还会找一个乏力的借口，妈妈会说，穿裙子也得讲究“方式方法”，玛丽亚·费尔南达穿着就很自然，到了她身上就像要出去站街一样（“一个妓女，你看上去就这样”），而这，带着妈妈从工厂回来时有时候会带上的粗鲁语气，最终总能说服她。曼努埃尔不但没有臣服在玛丽亚·费尔南达的石榴裙下，甚至连注意都没注意到她，一个男人最终选择了她，这似乎是自己对妹妹的第一场也是最精彩的胜利。后来，他们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但是，从她不再会被曼努埃尔的性欲吓到的那一刻起，这对她来说就不怎么重要了。时间晚了不要紧，但是一定要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两个人呆在车里，她感觉到他的手擦着敞开的衬衣纽扣搭在了她的胸前（“确实，这种恶化可能也跟关节炎有关系。”医生说。），曼努埃尔的手要么一动不动，要么会用手指掀起她的胸罩。衬衣已经开到不能再开，但是她还是不愿意脱光，无疑，这种穿着衣服的性事是最让人舒服的，它能把曼努埃尔的裤子弄湿，使他露出笑容，还要摇下车窗以清除水汽。没错，肯定比玛丽亚·费尔南达跟那个索蒙特斯射击冠军之间的床上运动要更舒服，他射击的时候跟柯克·道格拉斯一模一样，同样的野性面庞，同样的美人沟，被玛丽亚·费尔南达抛弃之后，他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就像一只羔羊，一只猎犬，就像工厂还在时每个周日走进饭厅的华金，嘴里说着“玛丽亚·安东尼娅，晚点儿咱们得处理一下锯子承包商的事”，换回一句“过会儿吧，华金”，他慢慢地喝着酒，心满意足，仿佛只想显示他能与妈妈以“你”相称，不是现在这个因为胯部刺痛而辗转反侧的女人（“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净倒霉了”），而是那个其实在九年前厂子着火时便已经死去的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夫人，从那以后，在她的骨子里，剩下的便只有另外一个默默渴望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渴望控制所有人的女人。

趁着妈妈打盹儿的工夫，她回家吃晚饭。进门的时候，曼努埃尔正在给孩子们喂饭，一整天她的脑子都紧绷着，现在这日常的一幕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样？”他问。

她答道：

“还行。”

“你弟弟打电话了。他挺紧张的。出什么事了？”“没有。他说什么？”

“让你给他回电话。”

“确定没什么事？”

“对。”

安东尼奥在家，路易莎接起电话以后立即递给了他，小心得像是什么重要来电。

“昨天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安东尼奥粗鲁地问道，一副被人惹到的模样。

“昨天怎么了？”

“什么昨天怎么了，在妈妈那儿，你他妈的到底怎么了？”

“别这么跟我说话，安东尼奥。”

“抱歉。”

很难说她不喜欢这场对话。本质来说，它揭示了她这个大姐是安东尼奥唯一认可的权威。

“好吧，你也知道妈妈是怎么看我们的：你是一个废物，而我是一个傻子。”

“那她昨天到底是想干什么？”

“试探你，试探我们俩，我猜。”

就这么明明白白地承认这一点使她的语气中带有了一种恐惧，她抬起头看向曼努埃尔。他们刚一开始说话，曼努埃尔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孩子们则不停地跺着脚，似乎是很惊讶晚饭突然就无缘无故地中断了。

“可是为什么要试探我们？”

“我觉得她快死了，安东尼奥，更糟的是，我觉得她很清楚自己要死了。她今天几乎没怎么说话，这可不多见，脸色近乎苍白，我觉得她快死了，安东尼奥。”

她说得飞快，曼努埃尔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安东尼奥也是。突然之间，她感觉一切都像是假装出来的：谈论妈妈的那些话，曼努埃尔的表情，安东尼奥的沉默，仿佛只要谈及人的死亡，就无法不成为一场表演，一种矫饰。

“医生怎么说？”

“你也知道，医生说起话来就跟洗个手似的。他说妈妈会逐渐恶化。”

“说什么？”路易莎的声音在安东尼奥身后响起，几不可闻。

“闭嘴，一会儿跟你说，”安东尼奥说道。然后问：“你明天去吗？”

“嗯。”

“咱们得给玛丽亚·费尔南达打个电话。”

那是安东尼奥表示这事不归他管的惯用方式。

“我给她打，等明天去了医院。”

“她下午晚些时候打过电话。”曼努埃尔估摸着电话的内容说道。

“她说什么了？”

“说之后再打。”

“我来处理吧，”她对安东尼奥说：“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好的。”

电话挂了。忽然，曼努埃尔的眼神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不知道，”她回答：“我也不知道。”

害怕。害怕他们生来智障，或者身体残缺，或者长相丑陋，或者长得太胖，从知道是一对双胞胎时起，她就开始做噩梦，梦中看到他们的后背连在一起，只能共用一只胳膊或一条大腿；两个和她一样丑陋的怪胎，甚至更加怪诞。现在他们已经三岁半了，证明当时那么想真是太愚蠢了，但从怀孕中期开始，自己的孕相，那么多年吃的避孕药，女性杂志里的那么多文章，都让她感到一股巨大的恐惧，她几乎可以确信孩子们身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妈妈当上了外婆，但完全不觉得她有什么好害怕的，甚至没有意识到，她之所以这么晚才要孩子，其实是因为她渴望向妈妈证明，她也能像玛丽亚·费尔南达一样，有上一份自己的事业。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对于妈妈来说，做两个孩子的教母比孩子出生本身还重要，这让她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感，以至于她简直想随便找一个朋友来当他们的教母。

最后，当然还是妈妈当了孩子们的教母，在仪式中，曼努埃尔不得不竭尽全力安抚她，好让她身上的焦躁不至于被别人看出来。然后，她又害怕了，一种荒唐的、没来由的恐惧，就像现在刚跟玛丽亚·费尔南达说完话——更确切地说，是吵完架——之后的感觉。

那天晚上跟曼努埃尔的性爱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她迫切地需要这个。实际上，那是她主动投身进去的一个陷阱，虽然知道事后也不会感觉更好，但是至少能让那个晚上过得快一点。后来，她又回到了医院，那是因为她也不想和曼努埃尔待在一块儿，因为那意味着有太多的事情要跟他解释。

离开家门的时候，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在抛弃他们，喉咙里跳动着所有那些没有跟玛丽亚·费尔南达说的话。就像每次跟她争吵之后的那几个小时里的不适感，那种从头到尾回想两个人的对话，一边想着哪句话本可以答得更好一边为自己当时的说法而懊悔的无力感。而且，和以前一样，那种挫败中还带有一种青春期历史重演的意味，那么地熟悉。

她到医院的时候，妈妈还在睡着，但她刚坐到床边沙发上，弄出了一点动静，妈妈便醒了过来。

“你去哪儿了？”

“回家给孩子们弄晚饭了。”她撒谎道。

“好吧。”

干裂的嘴唇使妈妈的语调显得愈发可怜。于是她走进小盥洗室，回来的时候拿着一杯水，妈妈大口大口地喝着，由于不方便弯腰，水不可避免地洒在了衣服上。她的双唇夸张地颤抖着。

“我希望你们能带我走。”她说。

“什么叫带你走？你想去哪儿？妈，你身体不好，需要看医生，你不能就这样回家。”

她又用了那种矫饰的语气，现在，她就像是在跟一个小女孩说话，试图劝阻她去做一件荒唐任性的事，但是实际上，妈妈要求带她离开医院时的悲情语气也不是那么自然。

“我不是说回家。我想去别的医院，私立医院，这些医生简直要杀死我了。”

“天啊，这儿没人想杀死你。”

“我想离开这儿。”

“妈，你没这份钱。”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清楚地知道，听到这些话对妈妈来说会有多么残忍，然而她并没有看到预期中的反应，也就是人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做了荒唐事时通常会有的那种被恶心到的怪相，反而是一种出神的凝重，仿佛已经猜测到她会那样回答，甚至有点为自己猜中了答案而自得。

“我想要那一百万。”妈妈直视着她的双眼，说道。

“什么一百万？”

“你和曼努埃尔买房子的时候，我给你们的一百万。”

“妈，那都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但我就想要那一百万。”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笔钱，因为那是妈妈最钟爱的战马之一，每次争吵之后，都会闪亮登场，就连一贯最平和的曼努埃尔，也被它弄得不胜其烦，甚至懒得跟她说话。现在它又出现了，带着庄重，不是那种挟恩图报的语气，而是一种对于有来有往的强制要求。

“我没有一百万，我都快穷死了，你清楚得很。”

这些话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祈求怜悯的方式，尽管她马上就意识到妈妈没那么容易饶过她。

“你要是爱我的话，就会把这一百万给我，你要是真爱我的话，就不会忍心眼看着我住在这家破医院。”

虽然没有明说，但妈妈想要的是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她无法摆脱这笔债务，因为它正是一个爱的最后通牒，是妈妈对爱唯一的理解方式。

“我只能去借一笔贷款，用房子做抵押。”她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不会让妈妈重新考虑自己的要求，反而会让她越发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妈妈的眼中的严肃被无助与乞求取代，突然之间，她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就像她突然再也受不了妈妈身上那股老人味，再也受不了她咽唾沫时咂嘴的声音。

“玛丽亚·费尔南达明天过来，”她说，“我今天跟她谈过了。”

但即使是这样，妈妈也不为所动。

“你会把钱给我，对不对，女儿？”

又是那种味道。又是那种塞满喉咙的恶心，以及使她紧搓手指的紧张。

“妈，你知道给你一百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嗯？”

她没忍住吼了妈妈，话音刚落她就意识到了，也是因为很快便听到了监察员走来的脚步声。

“你会给我的，是不是，女儿？”

“对，妈，我会给你的，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

“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

“我马上就给你，现在你就别说了。”

“你不知道为了送你们去最好的学校，我费了多少劲。”

“你给我闭嘴！”

监察员走进病房，粗暴地勒令她离开。妈妈已经哭了起来，就像一个已经习惯去表演自己不了解的感情的演员那样虚假和夸张：

“人都应该爱母亲，尊重母亲，您觉得是不是？”妈妈问监察员，监察员看着她，带着无声的责备，就像是在轻蔑地看着一个罪犯。“爱母亲，尊重母亲。”

“当然，夫人，您平静一下。”

“我只是想要回一份本来就属于我的钱，我想要的其实是爱啊，是爱。”

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不再反抗监察员的推搡。为了能够尽快逃离那里，她一路沿着走廊跑开了。她大汗淋漓地回到家。曼努埃尔已经睡了。

让她觉得荒唐的不是广义上的死亡，而是妈妈的死亡这个具体的现实。玛丽亚·费尔南达应该已经在医院了。应该已经跟医生谈过了。应该已经把真相告诉妈妈了。天气虽冷，天空却没有一丝阴云。妈妈应该从床上看到了这片天空，然后又转头看向玛丽亚·费尔南达，估计又哭了起来。

你跟一个女人说她要死了，你跟她说“你要死了”，不管你是缓缓地说，亲热地说，还是拉着她的手说，你跟她说“你要死了”，也许这个女人一直都知道，甚至不止一次深思过，就像每一个超过七十岁的老人一样，她都仿佛听到了一声真实的敲门声，就像当有人告诉曼努埃尔的母亲“你要死了”的时候，曼努埃尔的母亲顿了下来，然后望向她，不是曼努埃尔，也不是他的兄弟，或是兄弟的孩子们，而是她，站在门旁，离床远远的，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似乎这样便可以躲过在他们面前装模作样，而在这短短四五秒的时间里已经来不及了，一个愚蠢的表情（“你要死了”）僵在她的脸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微笑。

因此，当玛丽亚·费尔南达在医院问她为什么没把情况告诉妈妈的时候，她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她懒得跟玛丽亚·费尔南达争吵。她实在是太累了，几乎整晚都没睡。

当然，在钱的问题上，她也不该对妈妈做出那样的反应，或许她都没意识到，妈妈只不过是在要回本就属于她的东西。

“我知道了，”她说道，只是为了让她闭嘴，“听着，你告诉妈，曼努埃尔今天上午已经去银行贷款了，她马上就能拿到自己那一百万了。”

她晚点要不要过去，等下了班。

“不，我不去，有你在呢，还要我干吗？”

这不是重点，能不能想想她现在是什么状况。她也很累，行行好吧，她发着烧，还开车从瓦伦西亚赶了过来。

“你想让我说什么？”

不用跟她说，什么都不用跟她说，但至少应该去医院跟妈妈说声对不起，她欠妈妈的，安东尼奥也是。给安东尼奥打电话让他下午也过来。

“你自己怎么不打？”

明明知道她为什么不打。

“不，我不知道。”

别装傻了，安东尼奥不愿意跟她说话，她再清楚不过了。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你试过了？”

最后，两件事她都答应了：给安东尼奥打电话，下班后去医院。曼努埃尔从银行打电话来问她身份证号，办贷款要用。保姆打电话说双胞胎中的一个发烧了，而另外一个很烦人，不光故意打碎了搁板上的小丑像，还打了她一个嘴巴。玛丽亚·费尔南达又打电话了。安东尼奥回复说不知道会不会去，他得想想。妈妈的女仆又给她留了个华金打过电话的口信。曼努埃尔打电话过来说贷款发放了。她的上司问她是不是想在工作计划表上填满家庭求助热线电话。咖啡洒在了一份报告上。她跑到洗手间去哭，在洗手间的一个同事给了她一个拥抱，告诉她说只要她需要，不管何时何地她都会在，她也知道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死去意味着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死去是多么地艰难。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她想，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好，哪怕是再冷一点儿，一切也许都会变得容易一些，她震惊于自己的冷血程度，妈妈就快死了这件事对她来说无关紧要，玛丽亚·费尔南达的抱怨和安东尼奥的痛苦也一样。

到家的时候，曼努埃尔跟她说她妹妹打了两个电话，告诉她不用去医院了，当天下午他们就把妈妈转到一家私人诊所去了，她又哭了，只是为了赢得曼努埃尔的拥抱。曼努埃尔身上有烟草的味道，还有薄荷味儿。

“你想我跟你一块儿去吗？”

“不用。”

“想不想让我送你过去，然后你上去看她的时候，我在车里等你？”

“那孩子们呢？”

“让邻居帮着照看一下，我跟他们说好了。”

曼努埃尔的爱温暖而单纯。她多想在他面前变成一个软弱的小女孩，等他拿出一个万能又合理的建议，多想跟他说“告诉我能做什么，怎么办”，但在车上的时候，他们只聊了贷款和它的期限。三年。他们能够承受，只是这样一来，八月份就不能出去度假了，如果不是，曼努埃尔停顿了一下，就像是止步于一个不适合踏入的空间之外，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母亲……

“我不想要我母亲的一分钱，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要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母亲的钱。”

“当然。”曼努埃尔说。

三个人都在，如果不是因为有玛丽亚·费尔南达在，这份沉默会变得更加难熬。除非必要，大家都不会直视彼此，说话的时候，也都是面向妈妈，但是也不是看向她的脸，而是她的手，是床单下面膝盖的轮廓。妈妈散发着恶臭。她想不起有哪种味道比这个更刺鼻、更难闻，因为即使她远离了病房，这个味道也一直留在她的脑下垂体里。从昨天开始妈妈的状况明显恶化了。医生们将其归咎于转院的折腾，同时认为给她装围腰的人明显失职了，没把它固定好。眼下的疼痛是为了她自己好，每次进病房，医生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这一点，仿佛让她一直咬紧牙关、五官变形的只是一种毫无必要的酷刑。病房低调而舒适，就像一家星级酒店的房间，但是也没能摆脱医院那种千篇一律的清冷感觉。私人诊所特有的细节：插着玫瑰的花瓶，窗帘，而这些只是凸显出妈妈的无助，甚至使她的疼痛从纯粹的怪诞变成了一种丑陋。玛丽亚·费尔南达总是面朝着她，即使实际上是在跟安东尼奥说话。安东尼奥是后来到的，整个下午的表情都没变过，像个随时可以被换掉的群众演员，只是有些胆怯，这昭示着他的紧张。

妈妈下午睡着了。趁着这段时间，他们去找医生谈了谈。医生对这种事情已经有了很好的免疫力，因此在介绍妈妈身体的恶化情况时，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一种学术腔。

“多久？”安东尼奥说，语气生冷，粗暴地打断了医生的话。

“您是想问她还能活多久？”医生问。

“对。”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这么禽兽。”玛丽亚·费尔南达抗议道，第一次直视安东尼奥。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这么虚伪。”

“你以为你是谁啊，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在这两个人之间，很显然她更偏向于安东尼奥的粗鲁，而瞧不起玛丽亚·费尔南达虚伪的惊诧，带着这份虚伪的惊诧，玛丽亚·费尔南达从谈话中解脱了出来。说白了，这场谈话早晚都会以玛丽亚·费尔南达的胜利而告终。

“妈妈还剩多少时间？”她插嘴道，为了尽快结束，也为了缓解医生的尴尬。

“病情恶化的过程具有渐进性，而且很迅速。从到这里开始到现在，病情恶化得很厉害。没法肯定。也许一个月，也许更短。基本上看她自己。”

这位医生年纪轻轻，还不是很擅长伪装，他肯定以为这三个人是在争财产。事实上，跟往常一样，事情不单是要复杂得多，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妈妈的遗产如果分成三份，简直微不足道。如果说此刻将他们聚拢在垂死的妈妈周围的不是爱或者担忧，很难不去认为这三个围观者是想得到什么。这种感情放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会显得很病态，但是放在妈妈身上，便不再含有这种意味。仿佛三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特邀的观众，是一座只有三把椅子的环形剧场中仅有的持票者，舞台上，妈妈在演绎她自己的死亡，带着一种混杂着爱与不爱的严肃，时而怪诞，时而带着一种动人的凄苦。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玛丽亚·费尔南达和安东尼奥讨论要不要告诉妈妈。在这个过程中，玛丽亚·费尔南达连看都懒得看安东尼奥一眼，作为对他的报复。而她是唯一一个觉得不该告诉妈妈的人，最好是等到离那一天再近一些，尽管她嘴上说这是为了不让妈妈担心，但心底里，她是害怕看到妈妈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的那种反应。

由于安东尼奥站在了她这边，大家决定先不告诉妈妈，至少再等五天，看看是否有好转，到那时候再说。然而，第二天，当她下班去看望妈妈的时候，发现玛丽亚·费尔南达已经全都告诉了妈妈。妈妈还没开始说话，她就从病房里少有的寂静中发现了这一点，以及妈妈投向她的眼神，带着审讯叛徒时的那种冷酷。

“女儿，别人不告诉你你快死了，你会乐意？”妈妈问道，完全多此一举。

“对，”她回答道，觉得自己头一次这么诚恳，“我想我宁愿别人不告诉我。”

“很显然我不是你。”

刚开始，玛丽亚·费尔南达并没有看她。在妈妈像平常一样旁若无人地独白的那半个小时里也没有。妈妈的自言自语中，由于死亡这一真相，使之带上了一种奇怪的疏离感。然而，这真真切切的事实，这最大的真相，此刻却使妈妈前所未有地远离了她一辈子都曾是的那个人，此刻，妈妈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像是要死了，就连死亡的消息都像是以某种方式将妈妈复活了一般。

当天下午，玛丽亚·费尔南达便乘坐火车回瓦伦西亚了。走的时候连句道别的话都没说，这是因为她的妹妹或多或少也认识到了把事情告诉妈妈的后果。向来如此，但是现在，她好像终于明白了。她从大门离开了，兑现了妈妈对一个优秀女儿的期望，却把麻烦都留给了她。

玛丽亚·费尔南达更胖了，也更丑了。疲劳很快使她的眼圈发黑，颧周的皮肤泛着一种没精打采、深浅不一的光泽。在那一刻，她看到了妹妹的丑陋，这甚至比看到妹妹后悔更让她有胜利感。请求原谅（即使是玛丽亚·费尔南达哭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都不重要了）实际上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妈妈那番有理有据、精彩异常的关于诚实的女儿和不诚实的女儿的做作演讲，也不是死亡，也不在于她拼了一辈子却只换来这些，而是在那个确凿的时刻，玛丽亚·费尔南达真真切切、的的确确比她丑。如果非要说最后沉默也代表了宽恕，那也只不过是对另一个真相的逃避：真正的救赎不是施予宽恕，而是请求宽恕。后来，她心里的满足使她产生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似乎她对当下的状况并不满意，甚至宁愿自己是那个向玛丽亚·费尔南达请求原谅的人，因为这样才意味着取得了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然而，事实是妈妈真的快死了，安东尼奥不会原谅妈妈也是真的，妈妈也不会原谅安东尼奥也是真的，两个人都能很好地为自己的怨恨举证，具体到哪天，具体到哪件事，但最后也只能证明两个人谁都不占理。

玛丽亚·费尔南达在九点三十五分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末班火车，仿佛耗到最后一分钟也是请求原谅的一种方式。就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妈妈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虚伪行径已经被公之于众的朋友。

曼努埃尔并没有走远。有时候他走开，也只是出于下意识的动作，为了谈论他们选择三年还清的贷款。然而，听到他用那样一种少有的严肃谈论钱的事，使她产生一种孩童时期的记忆里奇特的熟悉感：吃饭的时候，华金缓慢而谨慎地汇报着工厂的事情，精准得像一个在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自己的钱币的乡下人。她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她整个晚上才会有种逐渐看透的感觉，感觉自己在一条荒谬的线索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与真相擦肩而过，心里却没有半丝怀疑。突然之间，真相又一次变成了工厂，只是这一次工厂变成了一个人，成为了家里的又一名成员，也许是最受宠的那个，它的生死存亡，有关它的记忆，对于妈妈来说，就等同于一个人。工厂就像一条有着三十年生命的河，决定了妈妈的喜怒哀乐，即使它已经不复存在，还是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决定着。所有的死亡都会将记忆留存在一两个它曾触碰到的物体上，一瞬间，它们就变成了一种象征，似乎死亡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将周围的事物清空，再用死亡将其填满，赋予其另外的含义。工厂着火之后，妈妈对华金和安东尼奥的感情也一定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其中一个是她自己的儿子，这应该让她感到困扰，正如无法忍受一个最终带着不甘和绝望远离她的好心人所产生的烦恼。妈妈并不觉得安东尼奥本人有多失败，而是认为他要对她的失败负责，这也是对工厂的纪念。因此，妈妈一点都不想知道安东尼奥靠出租工厂的地皮赚了多少钱，却要求她归还那一百万，因为那是对于过去殷实时光的纪念。事实上，妈妈真正想要的并不只是钱，而是钱唤起的记忆，关于工厂里的办公室，奇大无比的办公桌，一整套高雅的写字台上，往来信函摊在那儿等着被拆开；妈妈真正想让人们归还的是她的阔绰，以及尽可能体面地将残留的失败隐藏起来。因此，医院病房的窗帘，为访客准备的高雅沙发，花瓶里盛开的玫瑰，美丽却单调，和豪华酒店的那种高雅一样，这一切比妈妈本人还要“妈妈”。

世界变成了医院病房上午的味道，而妈妈，在最初的几小时她重新做回了自己，之后，止疼药的麻醉效果一过，便开始了一番尖声的抱怨，就像一只声调越来越高的动物，到最后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尖叫，很快就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来了。在她看来，自从昨天下午玛丽亚·费尔南达走后，妈妈仿佛穿过了一堵薄薄的墙，一道再也无法回头的界线。甚至有那么几分钟，她敢肯定妈妈就要死了。在一阵冗长、单一的呻吟声之后，本来应该是明显的喘息，但是这次没有喘息，而是突然就不喘气了。她害怕了。在那一刻之前，她从未感到过害怕，从未真实描述过任何一种类似害怕的感情，那一刻，突然感觉自己滑进了妈妈睁大的眼睛里的巨大深渊。只有眼睛。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因为疼痛而变得僵硬，这种疼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伪装，妈妈的疼痛，妈妈的抱怨，妈妈的爱和担忧，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只有那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粗糙得像两个结，仿佛在乞求怜悯。她大喊了一声“医生”。她记得自己大喊了好几声“医生”，也喊了好几次“妈妈”，接着又开始喊“医生”。她记得自己的尖叫，可能并不是为了让医生救妈妈，而是为了把她从妈妈手里拯救出来，为了让旁人把她从眼前这场如此真实、如此残酷的荒谬现实中解救出来。医生冲了进来，硬生生地把她推开。护士也是。她看着妈妈的膝盖，盖在被子下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想，相比死亡出现时的喧闹和戏剧化，那时的寂静才更可怕，在这片寂静中，原不原谅妈妈已经不重要了。生命看似茫茫，一瞬间，就变得渺小，变得无关紧要，几乎不值一提。或许，相比生命来说，更不值一提的是死亡，是死亡如何使曼努埃尔的母亲和妈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有了同样的神态，同样的表情。在别人身上让她心软的表情，到了妈妈身上却让她厌恶，这让她意识到，同样的表情之所以在这个人脸上便是那么真挚，到了另外一个人脸上就变得怪诞，归根结底，不是因为表情本身，而在于她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解读方式。已经不再有恨了，不再有了（“我们可以给她用吗啡。”医生说。），现在剩下的东西比恨更难解释清楚：二十二岁的玛丽亚·费尔南达跟妈妈抗争，说她要去瓦伦西亚工作，要去瓦伦西亚生活。“一个人。”妈妈说。“不，和佩德罗一起。”她说。那时佩德罗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医学硕士。“你不能去。”妈妈说。“当然能，明天就走。”她说。“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吧。”“那就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实际上，后来让妈妈为之骄傲的，正是她在后来的信里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坚定，信中描述着她有多么幸福，同时带着一种对愚笨姐姐和没用弟弟的宽容，妈妈说：“我能猜到她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从你们父亲那儿，这是肯定的。”（“今天上午的突发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的神经系统。”医生说。）待在饭厅里，磨蹭着不愿离开，华金的古龙水所散发的男性味道，他的背头，他那粗野的步态，因妈妈为他挑选的衣服极具品味而更显土气。不，现在原不原谅妈妈已经不重要了。她之所以给安东尼奥打电话，是因为她觉得发生上午的事情之后，她应该这么做，应该告诉他妈妈要求叫牧师过来，妈妈，叫牧师（“吗啡几乎能够屏蔽她所有的痛苦，但她也有可能陷入重度昏迷，或者神志不清的状态。”医生说。），在决定用吗啡来减轻她的痛苦之前，或许应该先来看看她。牧师当天下午就能到，或许应该叫玛丽亚·费尔南达再过来一趟。

牧师年轻帅气，有种近乎色情、近乎病态的美丽。他迟到了。他带着一种对待时日无多的病人的热情靠近妈妈身边，与此同时，也令妈妈的眼睛亮了起来。每一秒钟都那么久远，每种感受都历历在目。牧师问医生病人叫什么名字，医生在临走之前回答说叫玛丽亚·安东尼娅。

“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妈妈说。

“玛丽亚·安东尼娅，您准备好忏悔了吗？”牧师问。

“我没有什么要忏悔的，我叫您来是为了让您为我祈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忏悔的事，”年轻的牧师说，极力掩饰自己的困惑，“主说，圣徒也会跌倒七次。”

“圣徒做什么我不感兴趣，”妈妈回答：“圣徒不是说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现在我要我的冠冕。”

“圣人保罗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他说的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我期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年轻牧师的严谨轻微地惹恼了妈妈，她只能在床上绝望地背过身去。

“反正，我要我的冠冕。”

“圣人保罗说的是‘我期待’。”

“都一样。”

一阵短暂的沉寂。突然间，生命变得残忍，而非荒谬。在这片沉寂中，妈妈又变回了那个刚从工厂回家的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夫人，在电话里对着华金大喊，让他重新检查所有的相框，直到全部打磨好为止。

“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妈妈说，“我只想要属于我的东西，不属于我的一点儿都不要，这就是我的要求，”然后，妈妈看向她，就像看着一个不可饶恕的叛徒，“还有爱，我还要求爱。”

牧师察觉到了妈妈后面的话引起了她的反感，因为他看了她好几次，完全超过了必要的次数。此刻，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于妈妈的压力，又一次感受到了妈妈划十字祈福时的假惺惺，她想：“你从来没爱过我，后悔去吧。”牧师将一块圣餐布铺在妈妈身边的床上，又小心翼翼地放了一个圣杯，怀着一种几乎有些可笑的柔情。然后，他打开弥撒书，念道：

“亲爱的玛丽亚·安东尼娅·阿隆索，我的姊妹，我将你引荐给全能的天父。现在我将你交予你的创造者。愿你归于用地上的尘土造你的那位。”

妈妈看了她一眼，马上又收回了眼神，其中饱含着不悦，就像是在看一个麻风病人一样。当下，她已经闭上了双眼。当下，似乎她的手和脚都不在了，似乎她的这种假惺惺的虔诚便是造就她、玛丽亚·费尔南达以及安东尼奥的无神论的罪魁祸首。她想，对那些话显示出哪怕一丁点儿的诚心，都会拯救妈妈，会瞬间将她净化，而她，也才能原谅她。

“当你的灵魂脱离肉体，愿最荣耀的诸天使来迎接你，愿众使徒来迎接你，愿荣耀的殉道者者组成的得胜军队来迎接你，愿身着白衣散发光芒的虔信者群体围绕在你的周围，愿童女们的欢快合唱迎接你，愿你可以有福地休憩于主教们的怀中。”

然而，妈妈紧闭的双眼中闪出一丝责备，令人难以释怀。看着一个垂死之人带着微笑，倾听着她认为自己担当得起的功勋，突然间，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该浪费在这件事情上。她爱她，就像爱一个愚蠢、自私，却也早已承受了远远多于她应得的惩罚的小女孩。

“愿黑暗的恐惧、烈火的焚烧和折磨远离你。当你在天使的陪伴下临近时，愿最凶狠的撒旦及他的信徒们都会屈服，都会颤抖，进而逃离到无尽黑夜的可怕混乱中。”

“阿门。”妈妈说。荒唐的是，安东尼奥在这时进来了，他站在门口，仿佛看到了一幅诡异的画面。牧师停了下来，一边用手指摩挲着弥撒书的边缘，一边看着安东尼奥。安东尼奥也许在想：“你从来没爱过我，后悔去吧。”生命如同一曲公交喇叭，因为从医院窗外传来而更显荒谬。

“愿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在他伊甸园永远翠绿的花园中赐你一席之地；愿他这位真正的牧羊人将你视为他的小羊。愿你与自己的救主面对面，永远侍立于他面前，愿你得以欣喜地注视所展现的真理本身。愿你在那蒙恩者之列，永远得以有福地面见上帝。”

“阿门。”妈妈说。

“我主耶稣，极圣之躯。”

“阿门。”

与此同时，那个简约的白色小圆片融化在妈妈的口中。

“上帝啊，我们乞求您，乞求您忘记她年幼时犯下的罪行，忘记她因无知犯下的罪孽。然而因你的怜悯，在你荣耀的光中记念她。”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安东尼奥说道，“她这是想骗谁呢？”

“她要死了，”她说，“她真的要死了，安东尼奥。”

一片寂静中，牧师道了声再见，只留下妈妈，双眼紧闭，像一个堕落的神。

那天晚上，华金莫名其妙地去了她家，他按了呼叫器，问她在不在家。她当时已经换上了睡衣，只好重新穿好衣服，下楼来到街上。曼努埃尔甚至比她还要惊讶，因为从几周前开始，在她的内心深处，有意无意地，就在等待这场到访。从相貌上来看，岁月对华金格外残忍，至少当时她就是这种感觉，她看到华金等在大门口，抽着跟以前一样牌子的香烟，带着之前工厂还在时，妈妈打电话叫他去办公室时的那种神情。华金完全是人们想象中一个疲惫老男人的样子：双手和眼睛都写着疲惫，裤子松松垮垮的，也可能是太长了，带有咖啡渍的衬衫袖口暴露了他的年纪，身上透着股生活还能自理，但已力不从心的老年人气息。她提建找个酒吧坐坐，但他回答说，他更愿意在街边随便找一个长椅坐。

最初的几分钟里，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离开很多年以后，一个人又重新回到了儿时住过的房子，一切都显得更小，更舒适，而这个她以前从没正眼看过的男人，以他的衰老触动了她，仿佛最终华金也只不过是妈妈的又一个受害者。

“你母亲怎么样？”

“快死了，华金，她快要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没有感到一丝难过。她知道路易莎此时正在医院陪着她，也许就在那一刻，妈妈就要死了。尽管心里早就猜到了，华金还是表现得像是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低了头。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看看她。”他说。

“我觉得值不当得，华金。”

她知道，那是她能施予妈妈的最坏也是最后一个惩罚，然而，那天下午牧师在时，她给了妈妈最后一个机会让她袒露诚心，最后却失望而归，这种感觉使她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拒绝怜悯。

“我对她也不太好。”

“在我母亲眼里，没有人对她好。”

“不是这样的……是我真的对她不好。”

忽然，她有了一种想去安慰他的冲动，想去拉起他的手。华金突然变得异常严肃，甚至都不再看她。

“说说看，你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能让我们知道吗？”

“我烧了工厂。”

“什么？”

“工厂是我烧的。”

华金不慌不忙地说着，慢慢悠悠地，仿佛里面饱含着长长的悔恨，而她，本来都要去安慰他了，突然感觉自己被背叛了，再一次望向他的时候，已经带上了不信任，就像看着一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然而，其中还不只是有怨恨。最初的惊讶过后，她还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人道愉悦。华金是整个星期的时间里第一个承认自己应该为某些事情负责的人，而那种负罪感不仅拯救了他自己，与此同时，也很奇怪地拯救了妈妈自己。

“可是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了，”他答道，“我只知道是我干的，我只知道在那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

华金的忏悔中，有种老人说起年少荒唐时的自嘲，有一点尴尬，但同时也完全清楚它在自己生命中的分量。一方面，在他试图进一步解释，描述火灾之前的那段日子，描述火灾之后那些年里的恐惧和悔恨，仿佛是在描述别的什么人那有点可笑但也可以理解的生活时，她立刻原谅了他；另一方面，她也瞧不起他，认为是他造成了妈妈的不幸，尤其是安东尼奥的不幸，她甚至想当场给他一记耳光。

“但是你怕什么呢？”

“火灾发生前五个月，我请求你母亲嫁给我。你别惊讶。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已经很久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对结婚的渴望是不是出于真心，我只知道我想跟她在一起，归她所有。”

“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她需要的是一个经理，不是一个丈夫。”

“妈妈，”她喃喃道，突然说出“妈妈”这个词让她觉得十分荒唐。

“我猜，我是想归她所有，像工厂那样属于她，或者像你们那样属于她。后来我想了很多，想了很多，因为如果有人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把厂子给烧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向她求婚之后的几个月里，这种感觉越发煎熬，就像被人扒光了衣服，而她呢，待我还像以前一样，我们还像之前那样，一块儿吃饭，一块儿整理承包商的文件，但我已经无法忍受从属于她，这让我感到窒息。那时候你弟弟已经开始管理很多事务，做得很糟糕。我猜是因为他需要克服作为某人的儿子的身份。”

华金缓缓地诉说着，很平和，就好像那些话并不算是忏悔。她感到自己心跳加速，她觉得自己懂了，懂了之后，她便得到了解脱。

“还有吗，华金。”

“一天晚上，我们去索里亚修机器，住在一家酒店里。我像发疯了一样。我跟她说我爱她。我曾试图闯入她的房间。第二天，她拒绝谈论这件事。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到底爱不爱她了，我猜可能不爱。”

“你不爱她。”她说，一边说，一边后悔。

“应该吧。”

街上突然冷了起来，夜色更浓，夜晚就像是被小石子遮蔽了起来。

“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把手插进锯末堆里？”

“嗯，记得，”华金答道，被话题的突转搞得有点儿懵，“你很喜欢。”

一阵长长的、缓慢的、荒唐的沉默。让华金跟妈妈谈话也解决不了任何事情，让安东尼奥去起诉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每一个罪过本身都会带着救赎，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华金的救赎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现在，他把自己的救赎带到这里，将其摆在她的面前，同时拯救了她，虽然没有让她免于当晚的痛苦，但至少让她摆脱了当时的恐惧。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夏天去加的斯的事？你记不记得我们总爱租的那个房子？”

“当然。”华金说。

有什么渐渐消失了。那个老男人的一时犯蠢，还有她自己的痛苦。她的心底涌出了一种审视他人的性冲动与弱点时本能的不悦；同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原谅他，仿佛以德报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明天去，”华金说，“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

“不要。”

“为什么不？”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此没有马上答话。街道就在她的面前，仿佛是有人故意摆在那儿的。

“你不用去，因为我原谅你了。”

“需要原谅我的人是你母亲。”

“你不懂，我代表我母亲原谅你。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祝你好梦，华金。”她说着，站起身来。

“谢谢。”

走进大门的时候，她回过头，发现他还在那儿，坐在长椅上，就像一个不相信自己已经被赦免的罪人。

怨不在了，恨不在了，叛逆不在了，华金不在了，阿隆索装裱工厂不在了，对玛丽亚·费尔南达的偏爱也不在了，只有一个将死之人，一个缓缓死去的女人。（“没必要大惊小怪，这只是吗啡一开始的副作用。”医生说。），她想到了小孩，想到妈妈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孩子，这个念头让她不禁露出一丝笑意。安东尼奥下楼去医院的咖啡厅喝威士忌了。她想，如果现在掀开被子，脱掉她的衣服，妈妈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小孩子。此刻，妈妈散发着汗臭，闻起来像个老太婆，可看上去还是像一个小孩子。她坐到床边，以便更充分地沉浸在宽恕的感觉里。突然，她就原谅了妈妈，甚至都不需要主观的努力，仿佛是一种完美的同理心。在这种快乐中，伴随着妈妈那些此刻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话语，“我渴了，给我倒杯水”，两个人对望着，仿佛最终也远不足以理解彼此。她再一次想起华金，那个下午她不止一次想起华金。想象着他走进工厂并点燃它时的恐惧，想象着他后来的悔恨，那时妈妈甚至连话都不愿和他讲，抛弃了他，就像抛弃一只已经没用了的看门狗。她没有把那件事告诉妈妈，仅仅是因为她不想让浮出水面的真相将刚刚成为她的妈妈的那个女人掳走。“这儿好冷”，尽管可能只是下意识的念头，但她就想帮她洗漱，为她梳头，替她换衣服，只是因为现在她已经不像是以前的那个妈妈，仅仅是因为妈妈现在的神态看上去是那么地亲切，那么地温和。她的心里涌动着一个愉悦的，近乎炙热的念头，想在妈妈身旁大哭一场，想拉着妈妈的手。（“她很可能会丧失大部分触觉。”医生说。）当她这么做的时候，玛丽亚·费尔南达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她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亡在靠近，就像风从滑冰的人脸上拂过，她感觉到死亡来到了妈妈身边，“太冷了，玛丽亚·费尔南达，把窗户关上。”

她敢发誓，她已经不在意妈妈把自己和妹妹搞混了。比起混淆，这更像是妈妈这场演出里最后一个装饰音，现在，她终于喜欢上了这场演出。

“都关着呢。”

“没有，关上，都关好。”

她站起身，朝着窗户走去，把窗户打开，再关上，用发出的声响来配合她的表演，她想，这样她便能摆脱这些荒唐举动中所包含的不真实。

“好了。”

“我还是觉得冷。”

“不冷了，已经不冷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给你盖上，一会儿你就不冷了。”

“你是唯一一个爱我的人，玛丽亚·费尔南达。”

“我知道。”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妈妈沉默着，像是在努力辨认着她，而她则特别想哭，就像一个等待着绞刑的铃声响起的死刑犯，铃声最终没有响起，或者说没有像她预期的那样响起，只是一场梦，一场昏迷。（“我们可以维持她的生命。”两个小时后，医生说。）之后，就一片虚无，妈妈沉浸在深深的梦里，梦里可能没有她，但是一定会有在加的斯穿着比基尼的二十岁的玛丽亚·费尔南达，有工厂，有华金或爸爸，或是任何一个可以替代的男人的影子。妈妈仿佛死了两次，这次好像没有上次那么悲伤，双目紧闭，有种与她不相称的平和。“维持她的生命”，这些话就像一个牢中之牢，在这个牢里，只有一片白茫茫，白色深处是生活，那么可笑，那么渺小，那么合理，同时又坚硬如杏仁，却还是被一束细到极致的理解之光穿透了。

“她死了。”

“她死了”这几个字，似乎比妈妈的死亡更来得真实。它存在于安东尼奥的嘴唇上，存在于打给曼努埃尔和玛丽亚·费尔南达的电话里。“她死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简单得近乎荒唐，解释了妈妈已经不在了的事实，那个在给玛丽亚·费尔南达打电话时就睡着了的妈妈，那个说她是唯一一个爱她的人的妈妈，妈妈的双手本来让她充满希冀，现在却开始变得那么荒谬，原来真的是这样，所有的亡者都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为她清洗了身体，带着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小心为她换上一件蓝色的衣服，本是妈妈为节日准备的，收在衣柜一角，团在一个洗衣店的袋子里。突然，所有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感动：妈妈家起居室里收藏的扇子旁边与华金的合影，后来以一种可笑、做作的方式大哭着来到殡仪馆的玛丽亚·费尔南达，沉默的安东尼奥和路易莎，曼努埃尔的拥抱，当他出现在为妈妈准备的房间里时，她心底涌起的想和他做爱的念头，这个念头是那么地荒唐，甚至非常可笑，但她就是突然很想和他做爱，想跟他一起冲回家，慢慢做爱。躺在棺材里的妈妈，完全不像她本人，更像是黑白照片里，和华金合影但又保持距离的妈妈，或者是和爸爸合影但也保持距离的妈妈，或者是跟孩子们一起合影但却像是在向别人展示一件物品，更像是将他们指给别人看而不是抱着他们的妈妈，更像是起居室里摆在曼努埃尔母亲的照片旁边的那张卷发照片，现在她躺在棺材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像妈妈，那个有着千变万化又始终如一的面孔的妈妈。

“她最后说了什么？”大家正在讨论如何安排爸爸墓里的空间时，玛丽亚·费尔南达不合时宜地问道。

“什么她最后说了什么？”

“妈妈的遗言啊。她什么都没说？”

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被自己撒谎时的干脆利落震惊到了，平时她都会变得很紧张的：

“她说，嗯，先是说觉得冷，好长一段时间都说自己冷。她让我把窗户关上，更准确地说，是让我把窗户打开，然后再关上。”

“关于我们呢？”安东尼奥问，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开口，“难道她都没提我们？”

“她说她爱你们。”

“别扯了。”安东尼奥回应道。

“她说她爱你们，真的，当然，妈妈就是那样，妈妈说话总是那副样子，但是她确实说了她爱你们。”

“她怎么说的，你说说看。”

“好了，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你在干吗？审问她？”玛丽亚·费尔南达插话道，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妈妈死了，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聚拢在了谎言的边缘。“我觉得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不然还能说什么呢？”

“真相。”安东尼奥回答。

“这就是真相。”玛丽亚·费尔南达反驳道。

“不，这是你认为的真相。”

安东尼奥的语气中有种直白的指责，像个莽撞的孩子，而之前从未跟安东尼奥有过肢体接触的她，那个在节日里需要吻他时也总是非常迅速地亲一下，像是试图缓解一个尴尬局面的她，现在，正在用手掌轻轻摩挲他的后背。

“她就是这么说的，安东尼奥。”

死亡真正变得真实起来，是在曼努埃尔在床上吐出“死”这个字的时候，在孩子们的神情里，在电话那头华金的声音里，遥远而亲近，在妈妈二十岁时拍的那张带着浮夸微笑的黑白照片里，就摆在曼努埃尔母亲照片旁边，那么荒谬，那么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