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哈罗德，我甚至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会计。我从古典文学专业毕业，接触账簿最多的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个政客做研究员。他喜欢让我伪造支票簿存根，这样他的妻子就不会生疑。他也让我伪造其他的东西，但我划清底线，拒绝配合。

在班森姆海滩做出重新开始的决定后，我在金斯布里奇郊外找到一间家庭旅馆，住进了最便宜的房间。这个地方散发出肉汤和衣物柔顺剂的恶臭。那股味道无处不在。在木片墙壁里，涤纶床单里，粉色的床头灯和纸灯罩上。有时我走出半条街还能闻到它。它似乎钻进了我的皮肤，我的头发，留在里面了。我必须找个新地方。

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啤酒厂的招工广告，于是过去面试。这份工不值得我去做，但我当时走投无路。这个工作可以将就一下。我给金斯布里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动身上路。我以为我的生活到了夏末会变得迥然不同。

“我是来给你当新会计的。”

“你？”一个穿着三件套亮面西服的刺儿头（就是纳比尔）说。他没进办公室的门就停下了，盯着接待室另一头的我。“但你是个女的。”

我端详自己，隆起的胸部，整洁的双手，就好像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地方。“我的天哪，”我说，“我真的是女人。”

我说这话本来是为了搞笑。我想笑。但纳比尔显然不想。他看起来很震惊，接着怒不可遏。矮个男人不能穿高跟鞋真是个遗憾，本来这世界能省去很多麻烦的。“滚你妈的蛋。”他说。为了躲开我，匆忙中他几乎撞上一棵金银丝箔的圣诞树。

“至少你得面试我一下，”我大声喊道，“因为男女平等啊什么的。”

这句话似乎终于好笑了。纳比尔转过身来龇牙咧嘴。然后他大笑起来，音调很高。呀，哈，哈。我能看到他后牙上的金点。气氛并不欢乐。

“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人。”他厉声喊道。

我已经想起身离开。啤酒厂的气味太令人作呕，我不得不一直强作笑颜。但那个男人盯着我看的方式，还有他笑的样子，就好像我不够优秀，就好像我永远都不够好，这激起了我倔强的一面。“好吧，”我说，“我会等到你改变心意为止。”现在该轮到我挤出个笑容了。只不过，我的笑容刺人。

我等了一整个上午。每次纳比尔打开办公室的门，我都在那里。“有人来面试吗？”他对着秘书喊。

“轩尼斯小姐。”她会说。门就会猛力关上。

到了午餐时间，纳比尔从走廊潜逃，他几乎是贴着抛光镶板墙面在走。他的秘书问我还好吗，要不要喝水，但我说不要。“或许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她温柔地说。我们先是听到他在大楼另一端对着某人叫嚷，然后他又出现了，焦虑地四下张望，看我的椅子空了没有。我站起来挥手。“我在这里，纳比尔先生。”我很虚弱，因为没吃东西。

“你喜欢性和旅行吗，轩尼斯小姐？”

终于，有面试了，尽管不太常规。我脸红了，但我不会任他欺侮。“我喜欢，没错。”

“那就滚开。”门猛地关上。

我问秘书，她的老板是喜欢女人的吗，她说他喜欢，但基本只喜欢她们待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他也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女王并列，不过不是在他的汽车后座上。那两个女人是镶在银框里的。我好像说了句“好吧，无所谓了”之类的话，但她似乎听不出讽刺意味。

快五点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露面。纳比尔的秘书穿上外套，关上了灯。“还会有其他工作的，”她说，“等金斯布里奇的旅游旺季开始时，会有女服务员之类的事情做。”我对她解释说，我需要一份文员工作，一个不要求搬重物的活儿，而且我几乎身无分文。我没有时间等。“好吧，祝你好运。”她说。我又在沉默中干坐了半个小时。啤酒厂很静，老旧的建筑都是这种静，就好像这寂静是由吱嘎声和滴答声构成的，这些声音不再与人有关，只与人留下的东西有关。

我敲了敲纳比尔的门，等着。他已经为了躲开我而跳窗逃跑了吗？我等了一整天，却要在最后一刻被他耍吗？那真是过分了。我转开门把手，走进阴郁的浓烟里。我首先注意到一套穆拉诺玻璃小丑在他的桌上依稀闪烁，大概总共有二十个，有蓝有橙有黄，像一支融在烟雾里的乐师队伍。它们的后面坐着纳比尔。他坐在一把红木皮质办公椅里，心急火燎地转来转去。

“不许碰玻璃小丑。”他咆哮道。（就好像我想碰一样。）很抱歉要让你回忆起那些东西，哈罗德。

我说：“看来你非得雇用我不可了，纳比尔先生。”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他用正抽着的烟点上另一支烟，然后把抽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我不想要女人干的活儿。我想要男人的活儿。我可以帮你在六个月内省下五百英镑。”这个时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到。“我在这里坐了一整天。如果我铁了心要做一件事，就不会动摇。你能有什么损失呢？”

我就是那样得到会计工作的。我从金斯布里奇的旧货商店买了一套便宜的棕色羊毛套装，腰部有一点宽松。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双不那么花哨的棕色系带鞋——矮跟、圆头。我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攻读关于记账和财务的东西，有时我想起丢在身后的那个人，科比的那个男人，我本可以大哭出来，但我已经哭得太多，没有空间留给眼泪了。

我在新年期间回到啤酒厂，一半期待着被拒绝，一半期待着当晚坐上另一班大巴。但纳比尔的秘书说：“啊，轩尼斯小姐。你的办公室在一楼，右边数第三个门。”我差点穿着我那双朴素的棕色皮鞋跌倒。

流言显然已经传遍啤酒厂，一个女人要开始做账了。几个销售代表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流连，想看上一眼。女人。数学。棕色套装。他们假定了一件事。那可是二十四年前，要记得。在那些维多利亚年代的啤酒厂高墙后，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改变过。

“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女同性恋呢。”纳比尔的秘书欢快地说。

“但我不是，”我说，“我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喜欢男人。”

“这是个自由国家！”她唱起来，还是像唱高音一样。她笑了，但没跟我握手。

今晚是菲洛米娜修女送药，值班护士给我换了敷药，又给我贴上一块新的止痛贴。她们发现我仍拿着铅笔和笔记本端坐着，似乎很惊讶。“你还好吧？”菲洛米娜修女说，“你好像很忙啊。”

“很好。”我咕哝了一声。甚至微笑了。

“我们俩都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她把打好的纸页排好顺序。“今天是很棒的一天。”

“那就好。”菲洛米娜修女说。

“那就好。”值班护士说。

我们都笑起来，就好像笑是唯一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