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哈罗德，你已经走了一整个星期，现在你路过埃克赛特了。一天里寄来两张明信片！你对脚在袜子里的描写尤其生动。但愿你在恰德莱买到了膏药。我喜欢埃克赛特那张图片。大教堂还有绿色植物。想到自己上一次在那里是二十年前，感觉很怪。那一天我永远离开了德文郡。

“亲爱的奎妮，”露西修女读道，“不要放弃。祝好，哈罗德·弗莱。”

“那个傻子还没回家吗？”亨德森先生说。

“当然没有！”芬缇大叫，“他正走路来看奎妮·轩尼斯。”

今天派件时，她收到一张代金券，说她如果去填写一张网上调查问卷的话，就能得到一整年供应的麦维他饼干。亨德森先生没有收到东西。

“收到你那样的邮件，还不够烦心啊。”他说。

珠母纽王有两个包裹，但他说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房间里拆开。芭芭拉从她的侄子那里收到一个编织眼镜袋。“真不错啊，”她说，“可惜我没有眼睛，但我能把我的注射泵放在编织袋里。那样也不错。”

另一拨病人今天下午过来。

“你一旦进了那几道门，就是一张单程票。”亨德森先生说，“下一个轮到谁？”

我假装在读你的明信片。

“你以前在金斯布里奇住过吗，奎妮？”凯瑟琳修女问。我飞快地点头。“你就是那样和哈罗德·弗莱成为朋友的？”又一次点头。“你为什么离开？”我觉得鼻子刺痛。露西修女拉过我的手。

“那么，我们猜猜看哈罗德·弗莱什么时候会到这里？”她大胆地说，“明天早上，还是明天下午？”

露西修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善良的年轻女人之一。在法式美甲和吹干头发方面，无人能及她。但我认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来没见过英格兰地图。

怪不得拼图对她是个挑战。

是的，我记得埃克赛特。它就在地图的一端。我去过你在福斯桥路的家道别，却遇到了你的妻子。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对话，她和我，而且那是我一生中最具毁灭性的对话之一。我记得埃克赛特车站对面忙碌的咖啡馆，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在里面，带着我的格呢行李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很明显我必须离开。莫琳的话在我的耳边回荡。只要我一静下来，就能听到。与她会面后，我走啊走啊，但都没有用，我躲不过她对我说的话。我还能看到她。我在脑海里看到她。她在晾晒洗过的衣物，晾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太阳再也不会出来，风再也不会刮起，而她的工作永远完成不了。她的身后，纱网窗帘挂在每扇窗上。房子合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回忆就非得保留得这么清晰。我才想起一小片，整幅画面就忙不迭地杀了回来，而其他的东西，比如那些我愿意记起的东西，却了无踪影。如果回忆是一座图书馆该多好，所有东西都各得其所。你可以走到咨询台旁，对图书馆助理说，我想退还有关戴维·弗莱的痛苦回忆，或者说，其实是有关他母亲的回忆，取出一些开心的，麻烦你了。和我父亲去钓棘鱼的回忆。或者我做学生时去彻韦尔河畔野餐的回忆。

然后助理会说，当然可以，女士。我们这儿都有。“钓鱼”在“D”架。同理“野餐”在“Y”架。你会在左手边找到。

于是我父亲就出现了。高高大大，穿着他的工装裤，笑眯眯的，一只手里捏着手卷烟，另一只手里是我的渔网。当他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向溪流的崎岖小径上时，我得连蹦带跳才能跟得上他。“那个丫头呢？你在哪儿？”灌木花丛里虫鸣鼎沸，父亲会把我扛在肩上——然后呢？

我没有头绪。剩下的我不记得了。

但我在写埃克赛特的咖啡馆啊。那地方已经挤满了人。行李箱，背囊，帆布包。人都难以挪步。学校假期正好结束，外面笼罩着晨雾。我身边都是彼此相系的人，有说有笑，憧憬着他们彼此相系的未来。这让人难堪，所有的一切。太多的幸福，让窗户蒙上了水汽。我选了门边的一张桌子。每一次门开，我都希望是你。哈罗德会听说我为他做的事，我心想。即使莫琳没把我的口信转达给他，他也会碰上某个啤酒厂的人告诉他。哈罗德会来找我，我会说出真相。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不好意思？这位子有人吗？”

我心神荡漾。抬起头，当然，是另一个人。不是你。他有浓密的棕发，但不像你，他颈后的头发没有一丁点儿的卷曲，而且也没有从耳朵上方扎出来一点。他指着我对面的空座。不行，那位子有人了，我告诉他。我在等人。现在给我闪开。

最后那一小句话我没说出口，但我的头部动作传达了那个意思。

男人点点头，走开了。他身上有种很害怕很小心的感觉，在行李和喧闹声中谨慎前进。他似乎不熟悉这地方。看起来像只玻璃做的动物，手脚太过纤弱。最后，他在一家人的旁边找到一个空位，挤在边缘坐下。他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袖口、头发、鞋子，当人们没有自信，需要提醒自己的身体界限在哪里，世界的其他部分又从哪里开始时，就会这么做。他要了一壶锡兰红茶（不加奶）和一份烘烤茶点饼干。然后他身旁的小孩打翻了塑料杯，泼了他一身的果汁汽水。

每个人都跳起来了。寂寞的绅士，女招待，其他顾客。别担心，别担心，他一直在说，同时用他的手帕擦拭西服。女孩的父母递给他餐巾纸，说着，把干洗账单寄给我们吧，要不你吃我们点的食物？而他满脸通红，说着，不用，不用，别这样。不用，不用，别这样。越多人关注他，他看起来就越痛苦。我耻于说出口，但我坐着旁观时，心里想的是，好。就让这个孤独的人别扭。至少不是我。

一个年轻人来了。他在门口驻足，没有进咖啡馆。牛仔裤，T恤，新的牛仔靴。他环抱手臂，扫视了每张桌子，就好像在清点我们的人数。寂寞的绅士站起来。他又擦了擦西服，但手在抖。不好意思，他说。不好意思，全世界。他放下付账的钱，跟着年轻人走出咖啡馆。

我用袖子抹掉窗上的水汽。从我坐的地方能看到他们沿街往下走去。寂寞的绅士并排走在年轻人的身边，手插在口袋里，直到年轻人伸出手臂揽过寂寞的绅士，把他拉近。其他人注意到了，避开他们，但年轻人一直搂着绅士，领着他往前走。我看着他们走进雾里。然后消失了。

你看，连咖啡馆里仅有的另一个单身的人都不是孤身一人。这是最后的稻草。哈罗德·弗莱不会来了，我想。你可以等上一辈子，他也不会来。我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原谅。我抓起我的格呢行李箱提手，猛拖着它穿过人群，就像我见过的恼火的母亲拽着尖叫的小孩穿过陌生人群那样。“看着点路。”人们对我嘟囔。我恨他们，但我真正恨的人是我自己。我逃跑了。

在火车站里，我浏览着发车显示牌，想找出最远的终点站。要是火星列在上面，我就去火星。就目前来看，我只能将就着去纽卡斯尔。

“Single吗，女士？”

哈哈，很好笑。谢谢你指出来。“是的，我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还准备回来吗，女士？你想要往返票吗？”

现实逐渐清晰。我不想走。请你别让我走。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爱着哈罗德·弗莱。如果我离开，我的生活就一无是处了。然后我记起莫琳的话，再次感觉到它们空洞的痛击。

“请给我一张单程票，”我说，“永远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