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 快乐的一天
十月下旬。正值那些醇美的日子,光是金蓝色的,树木还没有掉光叶片。绿色染上了一点红色和棕色,变得更鲜明。米迦勒雏菊把道路两边都铺上了紫色。夏天已经过去,而阳光还在,是秋天的阳光,更友善,更沧桑。
你和我摇下车窗开着车。空气轻柔温和,抚着我们的脸。我突然想到问问剑桥那边怎么样,但我不想毁了这个傍晚,于是沉默不语。
然后车“劈啪”一声,你扫了一眼仪表盘,车又“咯噔”了一下。等你把车停靠在路边,熄了火后,引擎发出一声重重的嘶声,就好像在叹气。
“天杀的。”你说着打开车门,踏出车外。我记得乡村小道上的宁静。除了鸟叫和虫鸣,别无它响。一条温暖马路上的沉静。我们的前方只有树。身后也是。你搓着手,抬起了车前盖。我闭上眼睛片刻。感受秋阳落在我的皮肤上。
“怎么回事,哈罗德?”
没有回应。
我走下车时,你正对着引擎冥思苦想。光落在你的肩上,成了金色。你挠着头。等你停下检修后,有一小抹黑色的油污留在了你的左眼上。
“有故障吗?”我问。
看似如此。我们需要找间修理厂,但这是南德文郡。最近的也在金斯布里奇。还有,你补充道,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你是说,我们迷路了?”
“我还心存侥幸希望你没发现。”
我看着我们身前身后的空空小路。两个方向的柏油路面都闪烁着水汽般的薄雾。
“我们要怎么办?”
“我得喊人来帮忙。”
“但你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啊。”
你做了个鬼脸,叹了口气:“嗨,不知道啊。”
“你有地图吗?”
啊,有。地图。你钻进车里,翻出一张《全国地形测量图》。你重重地砸下车前盖后,非常仔细地打开地图,摊开来。我们俩都俯在上面,想办法弄明白我们身在何处。我一度忘记了你,忘记了秋天的光,全神贯注地辨认地图。所以当我意识到,我们几乎挨在一起,手臂贴着手臂,脸贴着脸,你的味道离我那么近,都留在我的皮肤上了,而我却还能看着地图,看到道路、等高线、农业建筑和教堂的标注时,我真的很惊讶。
“我们在这里,”我说着得意地指到一个点上,“这就是我们的位置。”
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居然开始大笑。我直起身来,说真的,就算有人要哈哈大笑那也应该是我,因为左眼上有油污的人是你。“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我问。
这个好笑的事情让你丧失了沟通的能力。你捂着肚子爆笑,高声地“嘿嘿”着。
于是我拽你的袖子,你呜咽着抱怨,就好像我要挠你的痒痒,你咯咯地说:“走开啦你!”我又问你什么东西这么好笑,你努力地摆出正常的面孔,说:“你。”
“我?”
“对。你老是想争第一。”
当然,你说得对。我是很挑剔。我善于注意细节。我是一个努力的员工。还有,我好强。但你在这儿嘲笑我,我却不介意。我其实看到了好笑的一面。我也笑了。
“因为我是独生女啊。”
“我也是独生子啊。”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比我人好。”
“确实,那当然。”你说。
这一次我扬起地图来拍你。你缩起来,假装用胳膊防卫,为什么连这个都很好笑,我想不出原因。
我很快乐。那就是原因。我非常快乐。
“至少我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我也逐渐明白,这句话不止一层意思。我知道你我在地图上处于什么位置。但我也看到,我们作为朋友处于什么位置。我的爱已经更深入了。我几乎可以碰你的胳膊,用《全国地形测量图》拍你。我可以待在你的身边,却仍能看见其他东西了。你不再抹掉我的景致。实际上,你的存在让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更好更美。空气中木头的清香,我闻到了。天空中一条水汽痕迹的白丝带,变成金色后消散,我也看到了。金银花的浆果在光线里红得那么透亮,几乎在呐喊。爱着你,让整个世界都更加美好。我现在看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
我提议走回金斯布里奇。你建议我坐在车里等,我问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女王吗?你说不是的,但你还是忍不住拿我的名字开玩笑。
于是我们出发。你的脚踩在柏油路上,发出踏实的“啪嗒啪嗒”声。我的则更像“咯噔咯噔”声。成团的夏蝇绕着我们的头转。你坚定地大步向前,有时我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
你“哦哦”了一两声。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穿那种鞋子。”
“帆船鞋到底哪里不好?”
“没有不好。但你不是在船上。”
你停下来笑。“我连游泳都不会。”你抹抹眼睛,说道。
之后我们就不太说话了。我们走过了笼罩小径的绿叶隧道。你面红耳赤,我敢肯定我也是。我们走了一路,半个人影都没碰见。有时你问我还好吗,有时我正陷入沉思中,想着你和我,以及这一切会引发什么,以至于忘了回答,或者至少隔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说:“我从来不走路。”
“我也不走。”我说。
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我能感觉到腋下暖暖地湿了一片。膝盖开始打软。等我们走到金斯布里奇时,道路一下宽阔起来,人行道出现了,还有街灯、房屋、花园和车辆。只有看到这些东西,我才突然想起来,我们正肩并肩地走着,步伐与你同一节奏,我们好亲近,几乎挨在一起。
几乎挨在一起了,而你又一次没看见。
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没有戴维的消息。没有来信。没有明信片。我偶尔在车里问你:“你儿子有音信吗?”
我试图从你的回答里打探戴维有没有提过我的诗。他显然没有。我也问过他适应得怎么样。我问他喜不喜欢那个镇,觉得课程如何。我有一次甚至说:“他喜欢撑篙吗?”
你看着前方的路面,复述了一遍这个词。“我不确定,”你说,“莫琳没提过什么撑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俩都大笑起来。突然间,它似乎成了很疯癫的词。
就算戴维拿走了我的诗,正如我害怕的那样,他也不知道诗是写给你的。没有提及你的名字。没有你的外形描述。这些诗更偏重于爱的本质,而非我们在一起的记录史。如果戴维拿走了诗,它们现在肯定也葬身垃圾桶了。或许他反倒帮了我一个忙。或许是该放下我的诗了。
既然戴维已经离开,我又重回皇家舞厅和陌生人跳舞。头发稀疏的男人。脚步紧张。手心黏湿。售票亭的女人有一晚对我说:“真遗憾,你儿子不来了。我喜欢看他跳舞。”她把染黑的头发盘成一个巨大的蜂窝头,让头部看起来很难移动。但那只是随口一说。
“哦,他现在人在剑桥,”我说,“在读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她挑起一边的眉毛,说道。一个门房过来站在她旁边。“很有脑子啊,这么说?”
“相当。”这对你来说看似荒唐,但我觉得充满骄傲感。
“或许他放假会再来吧。”
“或许。”
“哦,男孩子都爱他的妈咪。”从她目不转睛看我的方式,以及之后她又和门房交换的微笑来看,这场对话显然比我刚开始理解的要复杂许多。她一眼看透了我。尽管我只能自行想象她看到了什么。从那之后,我就避开卖票的女人。
我同情的是莫琳。你有一次告诉我,她还在等戴维打电话或写信回来:“她想他。非常想他。她一直对他说话,你要知道。他们俩一直讲个不停。不管我什么时候走进房间。他们都在——你知道——讲话。就好像我不在一样。”不知怎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一幅画面。这幅戴维和莫琳讲话的画面。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他被我想象成在家里一声不吭、悄悄踱步的样子,就像一只笼子已容不下的困兽。
“我敢肯定他很快就会和她联系。”我说。
十二月初,你又来了。又拿着空罐子站在院子里。雨下得很猛,来势汹汹,就像黑色的大头钉,但你从外套里拎出罐子,谨慎地把它们放进垃圾箱里。
那个圣诞我见过他一两次,尽管他没看到我。他正穿着他的厚外套,大步地走在福尔大街上,还戴了顶羽毛装饰的黑色费多拉帽。那顶帽子让我发笑。他经过时,人们驻足看他,要我说,他知道有人看他,也喜欢被人看。金斯布里奇容不下你了,我心想。尽管这对莫琳来说难以接受,我却为戴维高兴。他需要自由。
我们已经认识一年多了,你和我。我已经爱着你将近一年。我也开始和一个名叫比尔的男人约会。夜里,我不再独自离开皇家舞厅。我每周四和比尔跳舞,周六再和他见面。我们会看一部电影。随便吃点东西。但从来不在金斯布里奇约会。比尔刚刚丧妻,和两个成年的女儿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去你住的地方?”他会说,我就编些理由,有其他住户啊,或者我的公寓太小。有一次他说,你觉得我给你丢脸,是不是?我马上对他保证说不是。即使我的话说出了口,却仍感到自己肩膀一沉,因为他是对的。我是觉得丢脸,既然话已经说开,就没必要再装了。我不像爱着你一样爱他。而且我做不到。我不愿意。我心里只能容下一个男人。
我有一次逮到你死死盯着我没戴戒指的手指。
“没人愿意娶我。”我笑了笑。
你一通狂笑,但你没说“我愿意”。
我好奇戴维是不是在忙着谈恋爱,因为复活节假期他几乎没露面。我当时觉得,那对莫琳一定又是一次打击。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真希望我在戴维那个年纪时曾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但他不再夹在你我之间,这倒是个解脱。
我的四十一岁生日到了。我从面包店给你买了奶油泡芙。我们停下车,在路边吃完了它们。“有特殊原因吗?”你问。“完全没有。”我告诉你。这一次你没说,“你会让我变胖的”,这会很讽刺,因为你的腰和下巴都多了些肉。裤子也不再晃荡了。
让我吓一跳的是,比尔拿着花和“生日快乐”的气球在啤酒厂门口等我。他只是想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他说。为了努力藏起他,我几乎是逼着他双手背在脑后走过街道的——尽管要把一个拿着“生日快乐”锡箔气球的男人藏起来很难。他坚持要带我在金斯布里奇吃饭,我很耻于说出来,但那个夜晚糟透了。吃提拉米苏的时候,比尔开始不耐烦:“你觉得无聊了,是不是?你有别人了,是不是?”
“当然没有。”我听到自己说。
“你一直看着窗外。”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盒子,试图把它塞进我手里。“嫁给我。”
外面的天还是亮的。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盯着窗户看了好久,设法思考该怎么办。如果嫁给比尔,我可以照顾他,照顾他的女儿们,可以组建一个家。我为了专心思考,眼睛一直落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但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在专心思考,只是在找你。
比尔在他的椅子里换了个姿势。“我就知道有别人。”他说。
“对不起,”我告诉他,“我真的很抱歉。”
他静静地坐了片刻。然后他吃完了他的提拉米苏。把玻璃碗都刮得干干净净。真奇怪,即使当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也试图把它们渺小化。“不过,就算你爱着别人,也可以,”他说,“我可以勉强接受。”
“不,你不行,”我去拿外套,“结束了。”皇家舞厅也就此结束。并不偶然,这也是我婚恋生活的结束。我再也没有和男人约会。别为我难过,哈罗德。这是我的选择。
不过,我仍和比尔的女儿保持联系。年纪较小的那个女儿结婚时,我寄给她一套酒杯。女孩们也偶尔写信给我。即使住在恩布尔顿湾,我也给她们寄卡片。直到我病倒了,才没再和她们联系。我病倒之后,就断绝了所有的友谊。
那个夏天你休了年假,但哪儿都没去。戴维告诉过你,他要拿着欧洲铁路通票去旅行,而且显然莫琳决定,她更愿意待在家里。我后来问起你做了什么时——没有你,我一个人在啤酒厂非常寂寞——你说:“我割草了。”
我们又因为那个大笑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