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上一次给你写信已有三天。尽管身体不够好，没法离开房间，我还是在脑海里为芬缇办了一个好女人的入葬仪式。我想象她的棺木上放着从我花园里采来的明丽的蜀葵。还有用来纪念的迷迭香和紫罗兰。我给她安排了一个福音唱诗班，唱着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插了吸管的玻璃杯里是波普甜酒，每个人都穿着鲜红明黄，在停车场里跳舞，完全按照她的心意来。从那以后，我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无法好好地安静下来给你写信。

我的朝圣同行者们都抛下我，开溜上路了。我想到芬缇在我身旁死去，那不可怕，但我有太多东西想对她说，而不是在那里嘟哝地哼着《三只瞎老鼠》。事物并不总以消失的方式终结。也不总是以突然出现的方式开始。你以为会有一个时间说再见，但人们往往在你回过神来之前已经消失。我指的不单是死亡。

我很少去娱乐室，即使去了，也远离其他人，坐在窗边的一张椅子里。我没去了解新病人们的名字。我没参加音乐治疗，也不让露西修女给我涂指甲。我坐在这里，等，坐着的每一天都在想，你到哪里了，还能不能到这里，有时这些太过沉重，这样翘首企盼，这么多未知。

“哈罗德·弗莱寄了一张明信片来，”露西修女说，“他已经离开纽卡斯尔。已经绕道经过赫克瑟姆了。现在他正前往坎博。他就快到这儿了，奎妮。几乎就快到了。你想看看图片吗？”

我看了，但我得承认，眼前只有一片模糊不清，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露西修女粉红色的手，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