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末。戴维二十一岁。

他已经去过湖区回来了。

一周过去，没有探望。没有电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又背包上路了。我问过你一次。我说：“戴维怎么样？”你对着手皱眉头，说：“不错。不错。”

一个傍晚，走廊里的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时，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试图赶时间把硬币塞进公用电话里。大概半小时后，前门响起一阵吵闹的拳头砸门声。他似乎想踢门而入。我得承认，我不想见到戴维。上班忙了一天，我很累。我并不是在试图给我那晚的作为找借口。我只是在非常努力地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咚咚的响声又来了。我扭动锁孔里的钥匙，拉开前门。

戴维瘦了更多，但让我震惊的是他的头发。他把头发剪得那么短，看起来就好像被人袭击过一样。看起来很疼。有鲜红的切口，是剃刀划破头皮留下的。我说，见到他真好。我在试图保持礼貌，让谈话留在安全区域。他问能不能进屋说话。

戴维的手在抖。他有一个金酒瓶子，但几乎拿不住。我从他手上拿过瓶子。已空了一半。

等戴维踉跄地来到走廊的灯光下，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有多糟糕，那么红肿酸胀，眼周围的皮肤都像有轻微的瘀伤。他一定哭了很久。“现在我能不能拿回我的瓶子了？”他说。

那一晚的大多数时间他都非常安静，几乎悄无声息，像一个支支吾吾的人。他坐在暖气旁的扶手椅里，没有脱掉外套，而是缩在里面。他说，他希望参军，因此理了个发。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连直线都走不了。

戴维告诉我，他从医生那里开了一些药。那种医生？我问。嗯，他说。那种医生。他告诉我别盯着他看，让他毛骨悚然，我说我只是放心了，仅此而已。我很高兴他去看医生了。

我一度在谈论音乐——我刚从图书馆借来珀塞尔的专辑唱片——他说：“你介意我现在吃药吗？我抑郁了。”他说起抑郁，那样轻描淡写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就像一场感冒。他问我了不了解抑郁，我说，嗯，有时我也会情绪低落。每个人都会，我告诉他。我吃药吗？他问。

“没有，”我说，“我的情况不是那样的。”我试图保护自己，不想让他逼得太近。实际上，我从来不需要吃药。每个人的接线方式都不同。有时我觉得，抑郁一定像你脑海里的一支舞，如果你知道那支舞的话，随便什么都能触发它。

戴维从外套口袋里拽出三个药瓶。他读出标签，告诉我它们都是做什么用的。他把药片全部倒在腿上，又用金酒把它们冲下去。

“你不需要水吗？”我说。

他大笑。我在担忧药片的数量。

“你父母知道你在吃这些药吗？”

他告诉我，是莫琳陪他去看的医生，尽管他叫她不要跟进去。“母亲喜欢我开心。”他说。他试图把药瓶塞回口袋里，但似乎找不到开口，最后我帮他塞了回去。

一小会儿之后，他又问我对抑郁了解多少，还有我认为他应该怎么应对它，我说了些类似“嗯，你知道，总会过去的”的话。我希望我没说“有因必有果，有起必有落”，但我已经接近那个意思了。

“嗯。”他说。他显然没在听，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我在收拾房间、洗刷碗碟的时候，他只是坐在椅子里，每次经过他身边，他都在喝他带进屋来的那瓶酒。我放上一张唱片。

戴维猛一抬头，就像小狗听到外面有动静那样。

“那是什么音乐？”

那是《哦，孤独》那首歌。他让我重放一次。一次又一次。在那之前，我都没有真正听过它。我只是把它作为不错的优雅的背景音乐来放。

戴维跷起膝盖，把头埋进去。“那家伙怎么能让孤独听起来这么干净利落？”他说，“对我来说，它就像真空。无处不在。”

“你还要别的东西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想让他离开了。

但戴维站了起来。他开始跟着音乐摇摆。他让我跟他一起时，我说不，我不知道那种音乐要怎么跳舞。这是首巴洛克式的歌曲，我说，不是华尔兹。嗯，你只要听着调子然后动就行了，他大吼。他已经从漠然过渡到更恼怒的状态了。他摇头晃脑，就好像他仍有一头像样的长发，能把它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他一边动的时候，一边在对着瓶子喝酒，只不过因为他现在是站着的，摇摆的时候，酒都洒在了外套和地毯上。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喝了。”我说。

我试图去拿瓶子，但他把它高举在我的头顶上方，哈哈大笑，就像他去上大学之前读我的信，还拿走我的诗和搅蛋器那样。然后他不笑了，撇了撇嘴。“给我跳。”他吼我。

我向后退，很恐惧。我在房间的另一侧跳了一小支华尔兹。迷迷糊糊中，出于对你的需要，我架起手臂，假装你在那里。我把手臂放在你的肩上。我看进你那么蓝的眼眸里。

唱片停下时，我意识到自己仍像那样站着，在抬头看你。

戴维发出的是一声尖利的号叫。我扭过身来面对他。他正用手指着我，讥讽地大笑。身体全都窝成了一团。

“你这个可悲的老婊子，”他咆哮道，“父亲永远不会爱你。”

一切似乎都融化了。地板，墙壁。我甩开两手，扶住厨房的门框来稳住自己。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明白。你爱他。你一直爱。”他喷出那些字眼。

我撑在那里，心脏狂跳，天旋地转，试图厘清自己是什么感受。愤怒，有。被辜负，也有。傻。太傻，傻到家了。但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剧痛。戴维知道我的秘密。他当然知道，一直以来都知道。当他打听我的诗，我回答它们是写给过去的一个男人时，他只不过是在耍我。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尽管自私，也精明得像一把匕首。他当然猜出了真相。我的回答及不自在只是证实了他的怀疑。我以为我看透了戴维是什么样的人。但戴维也看透了我。

而且他是对的。他说你永远不会爱我，他是对的。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缄口不言多少年，我都一直会是那个坐在你的车里、讲圣诞薄脆饼干里的谜语、倒着唱歌、给你薄荷糖的女人。几乎四年的时间，我告诉自己这样就已足够，我可以这样过活。我可以留在你的身边，不求任何回报，但当你儿子大笑的时候，我从他的眼中看到我自己，我从你的眼中看到我自己，一个穿棕色羊毛套装的女人，我知道我没法继续了。再也不能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惨烈的、痛苦的打击。我一直希望爱着你能找到安全感，但你看看我。我就是个笑话。

我摸索着穿过厨房门，走向水池，把水灌进一个玻璃杯里。我得远离他。有时我们拒绝说真话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说得不对。是因为我们听不进去。

我开着水龙头任它流淌。我看着水漫过我的杯沿，在手上吱吱冒泡。水变得越来越冷。冰冷。我的手指被冷意冻得生疼。但什么也压不过我心里的痛。

“你在干什么？”戴维堵住门口，把我困在屋里。他抽出一根烟，点着，两团烟雾从他的鼻子里喷出。他就像一场风暴，压迫着我。在那之后，我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干活时观察过风暴。我注意过，积雨云像一块石板色的桌布蒙住大地，风拍打黑色的大海，把海鸥上下翻动得像一团团白纸。我在那样的风暴里伫立过，浑身湿透，我想起戴维。

我说：“请你现在离开我吧，戴维。我感觉不太好。”

但他不。他靠得更近，伸手来抓我，紧扣住我的肩膀，低下了头。他的手指掐进我的皮肤。我不想让他这么抓着我的肩膀，散发出痛苦的气味。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戴维？”我说，“你弄疼我了。”

“我感觉也不好。”他的声音很低。

我深吸一口气，温柔地说：“那是因为你喝醉了。你得回家去。你吃了那么些药，很可能根本不该喝酒。”

“哦，省省吧。你听起来就像我父母。”戴维从我身边晃开，撞上了桌子，然后他站直，蹒跚地走出厨房。

我跟上去，因为我为他担惊受怕。他攻击我的墙壁，用手砸它，他穿着靴子的脚疯狂地踢飞了我的椅子，旋即又落在地上，椅腿四脚朝天，像个倒在地上的怪兽。他的眼睛很黑，瞳孔放大，就好像正站在什么东西的边缘，向下凝视。我的手提包敞开着放在桌上；他又翻过我的钱包了。

“我今晚想留下过夜。”他说。

“在这儿？”

“我睡在那张椅子里，行不行？”

我本可以说行。对我什么损失也没有。我本可以去上床睡觉，随他在椅子里睡，然后仍然会有第二天。自他问出那个问题，已经过去二十年，你不知道我在脑海里多少次重现那个场景，又给出了多少不同的回答。我看到他在我的椅子里睡熟，我怕他着凉，给他盖上一床毯子，他像我一样变老，但我保护他安然无恙。行，戴维，我在我的梦里大喊。行，行，行。

但我不知道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我是这么做的：

我看着你的儿子，他晃进我的客厅。我看着打开的手提包，四脚朝天的椅子。我热血沸腾。

我大吼：“不行！”我大吼：“给我走！”我大吼：“我受够了！”我的头突突直跳。喉咙感觉像被切开了。句子一直往外蹦，所有我从没对戴维说过的东西。这些话语就像我身体里的洞。我止不住。

“你撒谎。你一直在撒谎。你索取。你索取。你只知道索取。你从我这里索取。你从你父亲那里索取。你把你母亲逼得发疯，让她操心。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几乎喘不上气。

我抖得太厉害，不得不退回厨房里。这次不用喝水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等我回去时，椅子已经回到它在火炉边的位置。椅子里是空的，只有我的红色羊毛手套，它不是被撂下的，而是被仔细并排摆好。那么寂静，房间都在呼喊。

“戴维？”

他已经走了。我甚至没听到前门响。

即使现在，我也能看到那张椅子的画面，他没坐在椅子里，就好像他融化了，什么也没给我留下，除了曾经属于我的那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第二天我坐在办公桌旁时，听到一个秘书提起你的名字。弗莱先生打电话来请了病假，我只听到这个。你一辈子从没打过电话请病假。

戴维从我的公寓走后，吊死在你的花园棚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