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那里出什么事了，斯拉维克？”

“我工作呢……”

“我就是这么想的……”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大事。您家里一切都好吧？”

“当然了！为什么您问这个？”

“随便问问……要不，散散步去。不然头痛得要命。”

三分钟后他们穿上外套来到了编辑部对面的林荫道上。这里可以较为安全地谈谈话。春天般的阳光令人目眩，于是两人像从储藏室里爬出来的猫一样眯起了眼睛。

“斯拉瓦，您喜欢亚古博夫吗？”一走上干燥的小道拉伯波尔特马上问道。

“要明确地回答吗？”伊弗列夫问道，他挽住他的胳膊以便绕过一摊水。“慢慢看吧……怎么了？”

“我早就搞了两本人物登记簿并把人们记载进去。一本记入好人，另一本记入坏蛋。我把亚古博夫记入哪一本呢？”

“那您我把记入哪里了？”

“记到了好人中。但这不等于是永远的。”

“您自己呢，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您把自己列入了哪一本中？”

“我在两本中记载的都是第一个。我想，这不会是不谦虚，啊？”

“看您说的，老师！您是知道我对您的态度的！尽管我也认为有可能，您也许有一些让您自责的过失。”

“所有人都有过失，伊弗列夫。”拉伯波尔特没有去展开这个话题。“我记入的根据不是有或者没有罪过，而是生活立场。个性——是人或者是黏液。”

“您无论如何是个人物！”

“当然了，斯拉维克！如果本性中稍微多洒出一点理性的话，我就是报纸的主编了，而马卡尔采夫和亚古博夫就会听从我的使唤。”

“这是仕途！可您只不过是人。并且之后是记者！千百万人读您写的东西！”

不知他是嘲弄，还是认真说的。拉伯波尔特从眼镜下面瞪了他一眼并皱起了眉头。

“我不知道，记者这是什么职业，斯拉维克。”他嘟哝道。“我个人的职业是说谎者。并且在我们这里没有碰到过别的如您的尊口所说的‘记者’，而其他国家难道他们放我去过吗？但是我不感到惭愧，我是说谎者，而且对此感到自豪。”

“您感到自豪？”

“怎么了？假定，我想写我看到和思考的东西。不行！我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情。我创造性地工作，怀着献身精神，创作不朽之作。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戈培尔博士断言，谎言一定要大，那时人们就会相信它。不完全是这样。问题不在于数量，伊弗列夫，而在于比较的可能性。如果总是没有理由进行对比，就是说，怀疑也不会有。就像一句印度的格言所说的，一个不明白看到的是蓝色的人也就看不到蓝色。报纸的哲学应该让傻瓜们能理解。根据上面的指示我杜撰出过去的事，虚构出当代的假英雄和类似于义务星期六的假任务，然后自己描写全民的欢腾。在这个伪造的基础上我许诺可靠的未来。不是这样吗？”

“对了，义务星期六的事怎么样了？”

“你们想听歌曲？我这里有。市里批准了莫斯科编组站的倡议。决定把我的义务星期六办成全莫斯科性的。教授们将在人行道上敲掉冰块。作家们在动物园打扫笼子。演员们在院子里清理垃圾坑。市里所有的头头都会出来无偿地工作。”

“不是所有的，拉普。”

“大多数！因为，斯拉瓦契卡，受到宣传的感染，人们变得比自己的政府还要坏。劳动者写信要求把索尔仁尼琴关押起来，尽管他们没有看过他的一个字。我刚一提到，领个人特殊退休金的人就打来电话，说正是他们参加了第一次义务星期六劳动。我们让人们养成了习惯，他们是被宪法的阳光温暖的，丰收的庄稼在宪法条款灼热光线下成熟。并且他们认为，真正的太阳不如上面的。”

“可是有时也会出组织纰漏。”

“有时会。你看他们急躁了并解释说，斯大林有点弄错了。而您以为大家相信了？恰恰相反！他们指责赫鲁晓夫污蔑。为什么呢？因为真相妨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他们明白了，应该不断地撒谎，而不是时不时地。绝不能排遣出来！”

“但是您，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明白您在撒谎吗？”

“我是另一回事。我是职业说谎者。我把旧的谎言改变成新的并以这种方式把真理埋藏得更深。”

“这么说，真理是存在的。当然，手段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可是我觉着，目标是美好的。只是向它的过渡……”

“别说了！需要真理和目标的是我和您，专业人士，为的是明白，我们为什么撒谎。试图调解良心与身份冲突的——如您的尊口所说的——天真记者为了克服通向光明顶峰途中的不协调现象，将真诚地撒谎。那又怎么样？可这样他只会玷污顶峰和自己的名誉。”

“您在夸大！”伊弗列夫反驳说。“现在就连那些十年前一听到笑话就喊叫要向有关部门报告的那些政治工作者都偷偷地，在厕所里躲开妻子，收听BBC。他们试图弄明白。”

“不是弄明白，而是变得更加厚颜无耻了。要明白，孩子：崇拜和压制对上面和下面都有利。解除的是个人的责任。执行并且不要担心。”

“但是没有道德社会不能生存。它会退化。哪里都没有进步！”

“对了，老人家！”

“这么说，我们所拥护的共同的忠诚把人变成了绵羊！”

“有谁争辩呢？当然了，宣传是人类已知的最不道德的事业之一。它存在的本身只说明一点：领导者明白，人们不会自愿地跟着他们瞎走。是的，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很卑鄙。而我呢？要知道我强加给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观点。所以这就容易一些。我撒谎，不关心遵守礼节。我写的是拙劣可笑的仿制品，但是人们认真地对待。”

“您有才能，拉普。您不惋惜自己吗？”

“这样的才能我不惋惜。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他们走到了林荫道的尽头，到了有轨电车转车台，然后掉头向回走。伊弗列夫的眼睛里闪过了顽皮的神情。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您能写出一篇其中没有一点您的思想的文章吗？”

“怪人！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塔甫洛夫拉伯波尔特的基本定律是：没有一行字有思想。我制造谎言的海洋，让领导们沐浴在其中。他们吞下谎言，咀嚼掉并重新打嗝打出来。我理解他们，我同情他们。外面骂他们越多，他们就越强烈地希望听到里面在赞扬他们。就这样，读到他们的谎言是真理时，他们自己开始想，他们没有在撒谎。于是放心之后，他们更多地撒谎，完全脱离了现实。一个怪圈：上面的人以为，下面需要谎言，而下面以为上面需要。他们也需要我：他们自己撒谎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算是个好文字匠。”

“就像尼基塔说的，帮手……”

“帮手……这个词，斯拉瓦，贬低了我。使用我们不能像对妓女那样逼到大门里的墙边。好的说谎者属于上层人物，当然，如果他们不是犹太人的话。不过，我们的时代造就了原则上新型的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的犹太人？”

“是呀！这样的人情愿陷害自己的同族……走开，这不是我。我只是说谎者。”

“可您自己的信仰呢？”

“信仰？！首先，我的信仰被用铁扣环打消掉了。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惋惜那些信仰。”

“其他的呢？”

“哼……老人家，干我们这行当的人就算有信仰的话，那么永远只会是其他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有一些人，他们唾沫四溅地证明，努力使别人相信自己的信仰。可自己却不相信。‘您为什么要让别人相信呢？我自己想让自己相信。’”

“孩子！我想在这样一个服苦役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里休息，锻造自己的观点。我只剩下了一个信念：应该与领导协调一致地思考。斯拉瓦，就让像您这样的人奋斗吧。至于我，则我把原则都耗费在应付各种情况上了。安慰我的是一点：我们漠视真理，尽量消除它。但是谎言像泥潭一样让人陷进去。”

“连您也是！您会陷进去的！也许，最好陷在真理中？”

“什么？难道为自己写真相？可是对自己我本来就知道它。而为别人写——又会把我关起来的。”

“可要是出现了缝隙呢？”

“骂一声后好躲进去的缝隙？缝隙……还有真理——它在哪里？还有它是谁的？你的？我的？他们的？费希特万格向全世界解释，纳粹分子正在把德国变成一所疯人院。但是他来到了一个国家，这里做得巧妙，于是他开始处于困境……您是知道的，斯拉瓦，我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如何。是他，而不是另外什么人成了我们集中营时代的表达者。但是难道这是他的才能的功劳吗？不是，是偶然的事。我认识一位老作家，他有一部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似的中篇小说，只是完成得更早。并且从像您这样的热爱真理的人的观点看，它要更强和更黑暗得多。小说没有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更高层的手里。可就是到了，也不会刊登它的，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并且他被残暴地杀死，而当尸体被运出集中营时，警卫为了检查，按照规定用刺刀扎透了他的心脏。乐观主义没有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伊萨伊奇钻进了缝隙中，那就谢天谢地。但是许多其他人留了下来，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问题有失分寸，孩子。”

“对不起，”维切斯拉夫感到了难为情，“我的意思是，我也许知道作者。”

“如果知道，您就猜猜吧。我们坐会儿吧，你看有条空长凳，我走累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劳动真理报》，把它铺开，呼哧着坐了下来。

“那好！”斯拉瓦在旁边坐下。“假定信仰没有，但是诚实——单纯的人的诚实还有吗？”

“嘿！诚实……谁需要它？难道胆汁可以流遍全身并使它健康吗？不，我想和那些我把生命耗费在了他们身上的人一起陷在谎言的泥潭里。我日复一日地反复说着崇高理想，竭尽全力把他们拉入泥潭。诚实只会碍事。”

“那良心呢？”

“良心？……”拉伯波尔特不做声了，他的目光变得凶恶。他痛得皱起了眉，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糖，剥开了，嘬了两口。胃液集中向糖果涌去。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打了个响嗝，他感到轻松了些。“斯拉瓦，您没见过我的良心，我自己也没见过。就算它有的话，也早就给引导到必要的轨道上了。我母亲被沙皇流放是因为要让我自由。而我呢？他们命令我多说一些话，不然会把我妻子关起来。随后我从良心大学毕业了。可现在我听到儿子说，这是我的错，弄得我们的自由比监狱还糟，于是我把这个归罪于我的母亲。链条连上了。我干吗要受良心的煎熬？我要把剩余的精力用于证明，我们苏联的停滞状态是最进步的。”

“喂，拉普，您是骗局设计者！”

“我？是这样的时代。如果后代称呼我们的时代，那么不会是原子时代，不会是航天时代，而是伟大的造假时代。而我，时代的好男儿，不白白吃面包。我有用处。马卡尔采夫留着我，因为和我一起他放心。他自己是个渺小的人，尽管也硬充正派人。亚古博夫没有我也是条小爬虫！这部机器只有依靠像我这样的蠕虫状动物才能生存。有问题吗？”

伊弗列夫注意到了一个推着童车的年轻妇女，看了看她穿着半高豄皮鞋的长腿，说道：

“当然这是胡扯，但我还是要问，如果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会怎么样呢？”

“有意思！过多少年以后——五十年还是五百年以后？这片土地凭苦难和忍耐，老兄，也许比任何其他土地更应从上帝那里得到更正派的政府，和报刊……但是……”

“您呢？”

拉伯波尔特用手掌遮住了眼睛，沉思起来。

“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小螺丝钉。既然我还没死，我能躲到哪里去？我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一回事，写的是第三回事。多么丰富的智力生活啊！不，我们报刊界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在其中我能深呼吸。”

“那时您会做什么呢？”

一个退休的小老头拄着拐杖走到了长凳前，咳嗽了几声后小心地坐在了边上。拉伯波尔特没有回答，站了起来，把报纸折叠起来放进了兜里。他们又沿着林荫道走去，这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才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个人要做什么？您这是认真在问？知道吗，要知道那时他们会开放边境。那时我大概会移民，当然，如果我活到那时的话。”

“您？逃避自由？可是准备去哪儿呢？！”

“怎么了？西方习惯认为，这种意识吸引的是贫穷的民族。实际上它吸引的只是追求功名者，本国的和外国的。这些家伙明白，落后的人容易欺骗。此外，世界上还有不少天真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厌倦了幸福的生活。”

“难道我们的动物园什么也没教会他们？”

“只有在里面才能感受到笼子的滋味。而他们的手对镣铐发痒。他们对挨鞭子之痒有愉悦的预感。你把灯熄灭，蟑螂就会从所有缝里爬出来。他们才不会强迫别人说服自己，会拿走一切放得不好的东西。而拿走后，第一件事会用带刺的铁丝网与世界隔绝并开始制造——什么？当然是《真理报》了。”

“《劳动真理报》？”

“我不反对！无论如何，会立刻需要职业的说谎者。”

“可是您不懂其他语言！”

“也不要懂。当迫使他们用俄语喔喔叫时，那时就用得上我了。我的职能是，愚弄大众，培养集群本能，嗾一些人去咬另一些人，因为人是另一个人的朋友、同志和狼。没有了谎言，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人们不知为什么就会忘记，世上有真理存在。可见，虽说我自己没有良心，但正是我临时代理进步人类良心的职责。就是这么回事，老人家。请您原谅我的坦率。总之，您少听我说话，要知道我不善于撒谎。我希望，一切你知我知……何况，有保持沉默的理由……”

“理由？它永远是有的！”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转着圈摸了摸又隐隐痛起来的胃。

“侦查员恰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个非常招人喜欢的人。他说话亲热，体谅人。他说起过自己的孩子，他很爱他们。为了在密谈中更清楚地看到我，他把台灯对着我的脸——紧贴着我的眼睛。并把这盏台灯一开就是六个小时。这就像您现在可以看到十个太阳一样。如果我闭上眼睛，他就放下笔录，用笔尖扎我的脖子。你看这里，蓝色的斑点！……让我遗憾的不是一只眼睛的视力剩下了百分之五十，另一只剩下了百分之二十五。也不是给我订做眼镜时，没人愿意打磨镜片。遗憾的是，现在眼睛会提前痛。有人刚要走向开关去开灯，我就像受了电击一样难受。我毫无办法！我尽量自己开灯并用各种方式转移注意力。”

“您这是暗示什么？”

“我的意思是，对搜查我有同样的预感。手不由地向后伸去并且十指交叉并拢：现在就会带走我……编辑部流传着一部手稿，听说了吗？”

“暂时没有。我希望，它不会绕过我。”

“当心一点，斯拉维克，我不喜欢这事……”

“看您说的！现在不是52年了。”

“但也不是57年了！我觉着，是他们在忙活……顺便说一句，您为什么不去出趟差呢？”

“您想把我藏起来？可是我没什么好怕的！”

“没有这样的人……您怎么总是回头看女人，好像从来没见过她们似的！对了，我想对您说：交媾最好在家里，维切斯拉夫·谢尔盖伊奇。”

伊弗列夫挠了挠鼻子，嘟囔了一句：

“在谁家里？”

“在我家。需要的话，别客气，找我拿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