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干部履历表资料

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民警大尉。

1932年1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州兹那缅卡村。俄罗斯族。

1952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3453211。

专门及高等学历：1963年毕业于克格勃特种学校，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不掌握外语。未出过国。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乌杰林娜Н. П.，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科技处实验员。儿子，九岁。

义务兵役人员。内务部队预备役，特别登记。

身份证号码：IV HE No.651127。发证机关：莫斯科市第114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7年7月14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维尔纳茨基大街，15/14号，26号房间。电话：130-92-81。

劳动活动、亲属的资料、健康状况证明在个人档案中。

乌杰林大尉的仕途

与译电员卡申一起从哈瓦那回来后，中心的译电组副组长维诺格拉多夫责成乌杰林少尉尝试译出“卡杜姆”这个词来，乌杰林不用任何译码表就做到了。同时乌杰林笑了笑，于是中校得出了结论，他知道侮辱的事。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乌杰林被降级后像卡申一样，被调到了第7局第10处——外部监视部门。话不多并且善于执行任务的他在这里得到了43—85的编号并适应了新环境。工作是灵活的，要求手法熟练，而弗拉基米尔天生就有这些素质。

监视人员被分成几个小组送到目标附近。组长分配监视点，分发照片，解释在尾随的情况下谁把目标转交给谁。目标主要是外国人和同他们见面的苏联公民。工作人员要记住，他们和谁说话，通过风衣胸部的孔式微型照相机拍下会面情况。弗拉基米尔在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很快被任命为行动组的组长。第二次失误发生又不是他的责任。

取消了所有日常任务，外部监视人员被召集到总局。给他们讲话的是一个穿着便服的白发上校，尽管很奇怪，但此前监视人员不认识他的面孔。

“同志们，我们的情报机关通报，有个吉格马林根先生，普通的德国商人，酷爱彩色写生画和交响乐，装做游客将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抵达谢列梅奇耶沃机场。实际上这个吉格马林根，他也叫迈尔，他也叫留特恒斯，是个西德大间谍。我们研究了他的档案（其中有三百多份文件）并向我们在联邦德国的部门函询了补充资料。遗憾的是，答复不能让我们放心。各个情报部门对这次旅行如此保密，我们只有保持警惕。通过了决定，不阻止吉格马林根入境，发放签证，不拒绝任何请求，哪怕这些请求超出给国际旅行社规定的旅游线路范围。不会正式地检查他的行李。我希望，你们明白，什么样的责任落在你们部门身上。仅在莫斯科我们将按一级战备集合四百五十六人并在行动期间让你们参加12处的行动。你们当中必要数量的人将被安排在吉格马林根旅行路线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们在宾馆、民航，他可能出现的公共场所的服务部门中的所有人已经得到了通知。进一步的指令会在他着陆后下达……现在说说你们……要求你们活儿要干得干净。要让吉格马林根先生心里也想不到有人在监视他。让他享受完全的自由。有情况的话，立即和我联系！”

克格勃第7行动总局12处负责特别监视行动。对乌杰林来说这是困难的两个星期。商人和交响乐鉴赏家吉格马林根先生，这是一位身材不高、头发花白、身穿廉价的灰色大衣的先生，当他面带真诚的微笑沿着舷梯跑下来并且在女翻译向他走去后，监视组组长从汽车里通过对讲机报告：

“目标已接收。21—24号已开始。开始行动！”

而客人却若无其事地到莫斯科去听交响音乐会，在第比利斯散步，动身去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并且在两周内没有一次在街头停下来和过路人攀谈，一次也没有对化学发生兴趣，他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干什么来了？”苏联各级情报部门都在猜测。

“我希望把签证再延长两个星期，”他对女翻译说，“当然，如果这不困难的话……”

“您没来得及做什么事吗？我能帮忙吗？”

“是的，我没来得及参观埃尔米塔日和俄罗斯博物馆。”

签证延长了。乌杰林被叫去参加新的会议：这个讨厌的吉格马林根先生还要再折磨他们两星期！

“要加倍警惕！”上校警告说。“不能排除，他，作为老手，在布置疑阵，麻痹我们的警惕性，而最后搞出什么名堂来。很遗憾，对他箱子里东西的仔细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希望都落在你们身上了！”

从自己同事手里接管目标后，43—85号全神贯注地盯着。幸运的是，客人没有回头看的习惯，尽管走路时好奇地四处张望。有时候他挽着女翻译的胳膊跑着，所以乌杰林和他的同事们只有在汽车里才得以喘口气。

吉格马林根没有按计划离开，而是提前了一天，他突然把票换成了夜间的航班，所以把监视人员从床上惊动了起来。在舷梯边客人亲了亲21—14号女翻译的嘴唇并送给她一百美元做礼物，之后她凭收据把它上交给了国际旅行社会计室。

“现在都清楚了！”白发领导总结道。“吉格马林根老了并决定与犯罪生活决裂。他在我们国家休息。我们干得很好，同志们，我们尽力了！”

然而两周之后我们的情报部门从以色列转交回国一则消息的副本，说的是吉格马林根把一份有图片的报告分别寄给了与西德友好的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在研究苏联艺术时，客人拍下了大部分外部监视部门人员，以便让有关方面知道这些人。

一个月内乌杰林的同事们被重新分类并拆散。也把他叫去进行了面谈。

“您的发音吐字怎么样？”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问道。“在学校里背过诗歌吗？”

“漫天的暴风雪遮住了天空，旋卷着雪旋风……”原来的43-85号朗诵道。

“对于开始来说还不错！其他方面我们帮助提高到位！”

乌杰林被调到了朗诵小组，他也立刻喜欢上了这里。在小组工作的人穿戴更好，总是穿着雪白的衬衣并打着领带，有几个人甚至在胸前的口袋里插着手帕。朗诵组组长向他们介绍了普罗夫·查尔斯基，苏联人民演员，小剧院党组织书记，委托给他了一项光荣的社会任务：培养工作的补充人员。查尔斯基演了一辈子的恰茨基，但是在其余的现实生活中赞同一切。他从发音吐字开始，强迫乌杰林二十次地重复绕口令“格列卡乘车过河”和“卡尔偷了克拉拉的珊瑚虫”。

上课之后乌杰林的演员技巧有了进步，但是老经验也没有丢失。在代表大会上，朗诵组成员被均匀地安排在大厅中，用意是，让每个工作人员负责特定的一组代表或代表团成员。弗拉基米尔观察着归他负责的观众的手的动作。他用胳膊肘可以悄悄地确定从一旁走过的人兜里的东西，用大腿挤一挤公文包，可以搞清楚放在其中的物体的硬度和重量。

为了朗诵事先会发给工作人员正文，用勾儿标出来，在报告的哪些话之后说什么样的祝词，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热烈地鼓掌，在哪一段后经久不息地鼓掌，什么时候站起来热烈欢呼。职责中还包括吸引周围的人鼓掌并高呼“乌拉！”。当应该响起掌声的那些话快到时，乌杰林把脸转向坐在自己左右的人，热情洋溢地笑着，说道：

“说得真好，不是吗？真是绝妙！我们鼓鼓掌吧！……”

这时报告人正好停止了（他的稿子中也画着勾儿），于是乌杰林一瞬间开始鼓掌，用自己的榜样吸引坐在周围的人们加入。于是不可能确定，由于感情充沛，出于礼貌，出于工作职责而鼓掌的人们之间的差别。

安排领导发言的结束是最复杂和责任最重大的任务。需要有特殊的技巧，让整个数千人一致欣喜地站起来。要知道领导不会发出信号，什么时候掌声该突然转为热烈的欢呼并且在欢呼时会场全体什么时候起立。因此在专门的训练中，小组成员开始鼓掌后，在心里数二十秒钟（一秒钟拍两下）并转入热烈的掌声（一秒钟拍四下），同时吸引会场加入。然后他们再数整整二十秒，之后欢呼开始，其间发出似乎是偶然的，分散的“乌拉！”、“光荣！”的喊声。最后，再过二十秒钟（拍八十下）朗诵小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从座位上站起来，继续热烈地鼓掌，同时他们用手势邀请旁边的人站起来并高呼事先背好的对领袖表示尊敬的祝词。这是壮丽的尾声，之后工作人员剩下的只是墨守成规的活动：监视坐在周围的人们。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现在他晚上有了时间。他决定成为侦查员，并且在法律系二年级结束后被调到了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小组中的工作多种多样。小组成员节日期间在教堂附近执勤，并把试图进入教堂的年轻人带到一边殴打。在正门痛打的是希望到以色列去的犹太人。根据协作处的指示他们等候大学生，从公文包里掏出非法出版物并带上铁指环殴打他们。但是打得不致残废，因为这是纯教育性措施。

后来是在占位子人员小组中工作。占位子人员在公开的政治诉讼案中事先占据了所有位子。每个愿意的人原则上都可以进入开庭的大厅，但是没有位子。如果需要放什么人进去，占位子人员中的一个似乎是偶然地站起来并离开，正好腾出一个位子。乌杰林他们不得不占据大厅，当时对大学生发表演讲的是美国参议员和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他们可能说出不完全需要说的话；他曾占据外国文学图书馆的大厅，当时西德的一位社会学家在那里演讲。还占据外国写生画展览大厅，还曾拿着标语与朗诵小组一起占满了大使馆前的街头，如果需要打碎玻璃，就和打击违反苏维埃道德现象小组一起表达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

这一天到了，他向领导汇报说，他大学毕业了，因此可以认为他有完成的高等学历。他从国家安全少尉被提升为民警大尉并被任命为莫斯科刑事侦查局高级探员。

弗拉基米尔·库兹米奇现在从彼得罗夫卡回家时经常步行到地铁，在卢比扬卡广场附近放慢脚步。沿着大楼散步的监视人员装出一副他们只是过路人的样子。而过路人装出他们想不到是这样的样子。乌杰林慢慢地走着，向每一个自己过去的同事使眼色。

“事情怎么样，瓦洛佳？给多少工资？”

“事在办，人在干。”乌杰林悄悄地回答，装出在细看捷尔任斯基铜像的样子。

“你还在干监视？”

“你看，知道吗，怎么也不调我去朗诵组。”

“明白了！好了，多保重！”

于是弗拉基米尔接着走下去。而监视人员拼命地揉搓着耳朵，为了暖和起来，扑向一个外省来的男孩，他拍下了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这里禁止拍照！”他严厉地申斥道，把相机夺走并把胶卷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