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戳：特级绝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干部专用履历表

军衔：国家安全少将。

担任的职务：第五总局局长，克格勃事务委员会委员。

出于工作需要，他也即谢维洛夫·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及戈尔捷耶夫·尼·尼。

1910年10月3日生于图拉。

民族：俄罗斯族。父亲俄罗斯族，母亲俄罗斯族，父母之父母为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父亲为工人，母亲为农民。

1929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00010907。此前非党员，未曾退出，未受过党内处分。

学历及学历专业：高等学历，克格勃学院（毕业成绩优异）。

出国情况：没有出过国。

直系亲属：女儿娜杰日达。（在世和去世的亲人、亲戚、朋友及熟人的详细名单含居住、工作及安葬地点附在本表格后。）

由于工作特殊性，不能被选举进入党、苏维埃及其他经选举产生的机关。

政府奖励：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及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各种奖章（未在公开报刊上发布嘉奖令）。

与兵役义务的关系：不归国防部系统登记。

有上述姓名的身份证。所有真实证件送交中心保存。

家庭住址：莫斯科，斯塔罗科纽舍内胡同，19号，41号房，电话：249-41-14。（查询簿中无相关信息。）

特征：身高171厘米，眼睛褐色，头发颜色——灰色。

健康状况资料：一级血管硬化，哮喘症状。

实际健康（在克格勃专门门诊部登记）。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的上升

希罗特金少将在生活中取得的一切都是他本人业务素质和能力的结果。如果说他没有完成什么，这里妨碍他的是人和环境。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更别说青年时代了。那时，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普普通通，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而他早已经习惯的是，甚至在他不穿将军制服的时候，别人也对他特别尊敬。他习惯了说话缓慢，有分量。并且他说的话立刻被当成命令。

在单位和下属坦率交谈时，希罗特金少将说，他所取得的一切是他靠自己思想坚定不移、靠相信他所服务事业的正确性取得的。然而他的观点，尽管他认为它们坚如磐石，在生活过程中是不断完善的。年轻时，对他来说人分成无产者，即好人，和资产阶级——敌人。他自己是好人。他年轻时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被思想上的讲求实际所代替，即利用思想性达到职务上的升迁。

取得地位后，希罗特金开始不由自主地按另一种方式划分人们：分成自己人（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外人。信念（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今天你是共产党员，而明天就是祖国的叛徒。可如果要是机关工作人员，那么这就是一辈子了。人们羞辱祖国的叛徒，并且如果他们回来的话，判他们十年徒刑。机关的叛徒机关自己会在任何国家找到他们，不经审判和调查就消灭掉。希罗特金把对祖国的忠诚视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主要支柱，但是实际上他指的是对机关的忠诚。

在机关的权力有所局限时，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占据了中层领导干部的一个小梯阶，他对此感到满足。他的工作是在国家领导的总体空间中履行自己的职能。他甚至说过，现在需要机关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成果不受极端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把他们不喜欢的所有人关押起来的自愿的告密者的破坏。但是后来上面在治理国家中还是接连不断地犯错误，并且只有像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这样的人才能纠正错误，如果他们掌权的话。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希罗特金的同事们开始谈论机关的团结，意思是，团结之后他们会更强大。至于说观点，既然理论有助于实践，那么信念的任务就是帮助人实现他的计划。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继续等待自己的时机，尽管他明白，机会剩得越来越少了。

希罗特金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早在担任处长时这个情况就不时让他感到郁闷，于是他考虑调到另一个总局，到情报局去。

外语成了障碍。他曾两次着手在专门培训班学习外语，这里的教学组织得扎实，按克格勃的方式，但是他每次都无可救药地落在其他人后面。他说出句子的发音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情报站长出身的严格的老师们讥讽他，于是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不得不退出，免得损害自己的威信。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派希罗特金负责国内业务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处理国外业务，但这不是实情。情报机关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懂外语。只不过在这里，在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方面，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有丰富的经验。战后在他的倡议下，在国内大城市中安装了从法西斯德国运出的外国广播无线电干扰装置。后来，我们也掌握了同类设备的生产。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没有预感到，乌云正向他本人头上压来。他受害的情形离奇，他自己也不明白。

“彼得罗夫在哪里？我是来逮捕他的。”

“可他不久前离开去逮捕您了！”

那时正流传着发生在莫斯科的这样的玩笑。希罗特金的所在地没有变化。他只是没有回到家。他在电梯里被往下降了六层，到了监狱。没有殴打他，没有刑讯，没有审问。他仍然是自己人。“我被短暂保存起来了。”后来他开玩笑说。他在特别优待的条件下被关押，看书。

不能说，在恢复名誉后他走出了卢比扬卡。当首先恢复了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后，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只是进了电梯并往上上了六层。从那里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希罗特金不知道妻子书面和他断绝了关系，因为有大尉军衔的她也在机关工作。他认为阿列芙提娜·彼得罗芙娜的行为是有理智的，甚至是必需的：她还要扶养娜佳。断绝关系后，按照规定，妻子被开除出机关，但是她找到了工作并等待丈夫回来。当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且接电话的是娜佳时，他马上明白了，这是女儿。在家里，阿列芙提娜·彼得罗芙娜放弃了自己的书面声明，于是他们开始继续生活。一个月中娜佳一直叫父亲是叔叔，但后来习惯了。

女儿出生得晚，当时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快四十岁了。可等她长大后，他失去了妻子。他成了体贴的父亲，尽管他的时间不多。他对她倾注了太多关怀，可现在她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不知道的，因此他觉着是完全不正确的生活。他试图提醒女儿防备，不知不觉间他自己变得吹毛求疵。他让自己相信，这是因为他希望她好，因此他不能克制自己。看来，妻子的死对他产生了影响。对下属，相反，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态度开始更温和起来，因不执行命令而惩罚得更少了。自然，心慈手软没有扩大到有其他信仰的人们身上。但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人。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多年担任政治安全局各部门的领导并被提升为副局长，69年时，由于有类似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动荡危险，成立了专门的总局（第5总局），并责成希罗特金将军实施政治安全局原来部分部门的职能。

归新的总局处理的案子是经区、州及加盟共和国机关逐级上报的。中心机构挑出最有意思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案子，把其他的退回去补充调查。希罗特金少将把与国外有牵连的最困难的并且对国家构成实质性危险的目标转交给施罗宁处长处理，这个人虽然智力有限，但是有条理并且认真。施罗宁处的同志们负责监视、窃听，发现目标到过的地址、他们的兴趣、关系、亲属和熟人圈子，一句话，把目标严密控制住。

施罗宁的设备、人手不够。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目标需要更多的人员，不像时而出现的反苏团体，迅速逮捕它们的成员后可以调遣腾出来的工作人员执行下一个行动。施罗宁多次提出建议，把索尔仁尼琴与社会隔离开来。希罗特金向上汇报给克格尔巴诺夫。但是在与西方玩双重游戏的政治局，把这个提议压了下来。上级毕竟考虑到了第5总局的困难以及特殊的工作条件，所以添拨了补充经费。

新总局的业务进行得完全不像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总结中写的那样好。并且情况最糟糕的是尤达尼切夫领导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处。困难在于，尽管没收了非法出版物并且有专门指示查明传播它们的人，它们还是出现。需要杜绝这种现象。精心制定了阻止任何消息出现的预防措施体系，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同意。根据希罗特金的建议，经过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律，对写作过程的处罚要比，比方说，对非法隐藏射击武器的处罚严厉得多。

非法出版物在抵抗，经常丢失，而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即使没这事也在等着麻烦事。国防部正在让军官大批病退，所以希罗特金担心，年轻化会波及到安全部门。这样就不公正了——把有经验的肃反工作干部换成不成熟的年轻人。他完全有信心，他还可以大有作为。没有他的经验是不行的。他开始写学位论文，其中的个别部分是在他负责的总局中准备的。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的想法若得以实现，在最近的时间内就会在保护社会不受西方有害影响的渗透以及不良消息免于泄露到国外产生重大的效果。

希罗特金从童年起就敬重书籍，认为它们是知识的源泉。他不仅喜欢看工作条例，还喜欢读工作人员们弄到的非法出版的诽谤性作品。他经常去库兹涅茨克桥的作家书屋并购买放在柜台下面的以前俄罗斯诗人的诗集，晚上翻看它们。他还对修辞学方面的一些文学和语文学著作产生了兴趣。

让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吃惊是这些著作抽象的、非党的性质。在他看来，现代修辞学本可以成为确定匿名作者作品的更为精确的学科，但所有修辞学著作都局限于谈论经典作家的风格。希罗特金产生了一个设想：在总局成立专门的语文修辞专家小组，他们要能制定出评价个人风格的明确标准的话，无论作者如何企图用别人的姓隐瞒自己或者在未登记的打字机上打字，他都可以像根据指纹那样被发现。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已经有从军队招收来的专门一班大学生学习，他们大学毕业后将被派遣到机关工作。

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就其意义来说它们远远超出了他所负责的总局的范围。上面把机关保持劳动者队伍思想纯洁的任务交给了机关，可报刊有时与机关行动不一致。需要吓唬的时候——它们报道民主的发展。应该赞扬思想一致时，它们议论文献中的不同潮流。而主要的是，报刊不在人民中提高机关的威信，没有机关国家什么也不是。取代尊敬的是培养恐惧感。他们赞颂在其他国家活动的情报人员，赞美边防人员，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务最困难——在自己人中间工作，它要求有分寸、勇气和特殊的艺术天赋。这个光荣的使命仍然不为人知。苏联建设新社会纲领本身会更快地实现，如果把媒体——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影——转交给机关的话。要知道报纸是“我们军事活动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领域”。希罗特金把这句引文留到适当的时候。

作为有组织纪律性和有节制的人，他休息也有组织纪律性，按照他的职务和他的单位的规定。休息会提前协调好。星期五晚上，不算警卫在内，四辆，有时是六辆汽车出发去狩猎农场，在他们到达前猎场看护员已经在那里准备，服务员把芬兰式蒸汽浴室烧热，而食品一早就从莫斯科运来了。一行人的组成经常变化——这是惯例。但往往是各局局长和副局长。

希罗特金了解狩猎技能。而说到狩猎的武器，他是这方面顶级的专家。他的收藏在专用的柜子里，共有二十多支枪。不好的他不留着，送给同事们。他向来喜欢馈赠——书籍、纪念品、昂贵的器皿。死去的妻子就为此生他的气。他给自己留下最好的枪，上面刻有名字。打猎时他带上有光学瞄准镜的双筒猎枪，这是拉弗连季·贝利亚因他工作出色在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时送给他的。由于后来的情况不得不用王水蚀掉赠送者的名字，而其余的成为希罗特金事业开端的题词留了下来。这支枪没有坏过事。

希罗特金年轻时学会了弹无虚发，而且还是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在雾气腾腾的早晨的昏暗中。当时他被征召入伍，参加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他在北极地区当过押送人员，后来被安排到搜寻小组。小组抓逃跑的囚犯，不得不在困难的条件下射击并且要一枪毙命。而有时，根据命令，要打伤腿，或者作为教育性惩罚，打伤肚子或背部的下部，好让不可避免的死亡是长久和痛苦的。这样的囚犯被当做死人记录备案并在还活着时被留在森林里喂狼吃。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在这样的小组里工作了五年，成了搜寻组组长、劳改营营长，曾在机关的州机构中工作过。一句话，他从来不是现在凭借靠山有时会出现的暴发户。

他丢了脸只是现在的事，就在不久前，69年的3月。从晚上起狩猎农场做好了晚饭并生起了壁炉。大家喝了点酒听着巴赫的管风琴音乐。希罗特金的副手施罗宁上校非常喜欢巴赫。天气是春季的，潮湿的。他们吩咐看护员把狗放进来。狗住在棚子里，照料得不好，它们身上有狗腥味。商量了一阵后，领导们决定下指示在狩猎农场设立狗饲养员的职务。然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牢记着明天天亮前要起床。为他们准备的麋鹿已经被捉到了，它徒劳地啃着并顶着篱笆。

早晨他们穿上了日本运动夹克，套上了橡胶靴子，外面罩上了带风帽的绿色风衣，枪管朝下地把枪挎了起来，免得受潮，然后向林中走去。没有枪的看护员（因为禁止看护员在这样的农场中携带武器）把麋鹿放出来并给它在专门的地点撒上盐之后，在林子中散开，为的是用喊声阻止它朝不对的方向跑走。开始他们还问了，要不要把麋鹿拴在绳子上，以便射击更方便，但是贵宾们否决了这提议。他们同样拒绝了从专门的瞭望台上射击的建议，大家都想真正地打猎。

夜里刚下的一场小雪落在了泥地上，清晨的风把雪尘吹得飞舞在灌木丛上，妨碍着往远处细看。天亮时他们看到了麋鹿。开始连续朝它射击，打伤了，可刚受伤时它跑得快，后来冒着血并沿着林间通道向前爬去。但是子弹打完了，像故意作对似的，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剩下了最后一颗。

“哦，正好，”人们对他说，“你有机会证明你的打猎技能了。”

希罗特金少将毫不忙乱地开了一枪，等他打中后，大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钦佩。但是走近麋鹿后他们看到，它还活着，并且虽然不能移动，但是不让看护员近身用刀把自己杀死。希罗特金打断了麋鹿臀部附近的脊柱，野兽在地上抽搐着，可是没子弹打死它，而且也可怜野兽。他们马上派看护员去拿子弹。瓦西里·戈尔捷耶维奇暗自为这一枪没打准感到难过，他认为，自己在变老。同志们安慰了他：低吹雪卷扬了起来，湿润了眼睛，潮气歪曲了瞄准镜的精度。麋鹿由于失血安静了下来，它用心不在焉的眼神看着客人们。给枪装上子弹后他们才重新靠近了，麋鹿开始翻滚，尽管对它更有利的是让痛苦结束。然而他们逼近它，用四支枪打死了急速地蹬着前腿的麋鹿。

他们知道麋鹿身上最好吃的是肝，吩咐看护员趁热把它切下来，好品尝他们自己打的猎物。胴体的其他部分留了下来。然后看护员用马把它拉走了。希罗特金遗憾的是，娜佳没和他来打猎。女儿和他一起会让他感到高兴的，并且对其他人也是女性同伴。但是娜杰日达坚决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