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一次谋杀
“你说‘这是第一章’是什么意思？”盖普的编辑约翰·沃尔夫写信问他，“这种小说怎么还能有下文？现在这部分就写得完全过头了！你怎么可能还要继续写下去？”
“写得下去，”盖普回信道，“你看了就知道了。”
“我不想看，”约翰·沃尔夫在电话里对盖普说，“拜托你放弃吧。至少暂时不要去写这个了。要不然你去旅行吧？对你有好处，对海伦也一样，我敢打包票。邓肯现在也可以旅游了，不是吗？”
但盖普不仅坚持要把《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这小说写完，还坚持要约翰·沃尔夫把第一章卖给杂志。盖普从来没有经纪人，约翰·沃尔夫是第一个处理盖普写作事宜的人，他为盖普打点所有事，就像他为珍妮·菲尔兹处理大小所有事一样。
“卖？”约翰·沃尔夫说。
“对啊，卖掉它，”盖普说，“算是提前给小说做广告。”
盖普前两部小说发表之前就是这样提前宣传的，先把部分章节卖给杂志。但约翰·沃尔夫努力告知盖普这一章不行。首先，这章不够发表的水准，其次，就算有哪家杂志蠢到发表的话，这也是最糟糕的宣传。他说盖普“虽然名气不大却是重要作家”，他的前两本长篇小说口碑都不错，给他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支持者和“数量不多但是至关重要”的读者。盖普说他恨这种“虽然名气不大却是重要作家”的名气，尽管他看得出约翰·沃尔夫喜欢。
“我宁可变得很有钱，而且完全不用关心这群‘严肃’的白痴怎么想。”他对约翰·沃尔夫说。但究竟有谁能够不用关心严肃文学圈的看法？
其实盖普觉得他可以用这本小说买来与世隔绝，钱能让他远离这糟糕的世界。他想象着一座堡垒，能让邓肯和海伦（还有新生的小婴儿）免于凌虐，甚至不被他所说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打扰。
“你在胡说什么？”约翰·沃尔夫问他。
海伦也这么问他。珍妮也不懂。但珍妮·菲尔兹喜欢《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第一章。她觉得这小说把谁正谁邪、孰轻孰重搞对了，知道在这种情境下应该英雄化哪些人物，也表达出了必要的愤慨，还得体地写出了欲望的恐怖和邪恶。其实，珍妮对第一章的喜爱，比约翰·沃尔夫的批评更让盖普担心。他比什么都怀疑他母亲的文学判断力。
“上帝啊，看看她自己的书吧。”他不停地对海伦说，但海伦已经发誓不会让自己被扯进来，她不肯读盖普的新小说，一个字也不会读。
“他为什么忽然想变有钱？”约翰·沃尔夫问海伦，“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道，”海伦说，“我觉得他相信钱能保护他，也能保护我们大家。”
“什么会伤害他？”约翰·沃尔夫说，“谁想害他？”
“你得等到读完整本书以后就知道了，”盖普对他的编辑说，“所有生意都是烂污生意。我想在商言商地处理这本书，我希望你也能这样看待它。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喜欢，我只想让你把它卖掉。”
“我可不是出通俗小说的，”约翰·沃尔夫说，“你也不是写通俗小说的。真遗憾还要我来提醒你这个。”约翰·沃尔夫感到受了伤，而且他对盖普竟然想班门弄斧跟他谈在商言商大为恼火。但他知道盖普之前过得很不好，他知道盖普有能力写出更多（他觉得）更好的书来，而且他也愿意继续出版他的书。
“所有生意都是烂污生意，”盖普又说了一遍，“要是你觉得这书通俗，那你要卖得动它应该小菜一碟。”
“这不是我们这行唯一办事的手段，”沃尔夫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到底什么能让书畅销。”
“我以前听人说过的。”盖普说。
“你没必要这么跟我说话，”约翰·沃尔夫说，“我是你的朋友。”盖普知道他说得对，于是他挂掉了电话不再回信，写完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两周之后，海伦在珍妮的独力帮助下产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女儿，这样海伦和盖普，就不用为取一个和沃特截然不同的名字伤脑筋了。这女孩儿被命名为珍妮·盖普，要是珍妮·菲尔兹愿意按照传统冠夫姓的话，也会叫这个名字。
珍妮很高兴，起码有人用了她的部分名字。“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在的话，”她警告他们，“就会有点儿搞不清。”
“我一直叫你‘妈妈’。”盖普提醒她。他没有提醒她已经有个时装设计师用她的名字给一款裙子命名了。这连衣裙在纽约火了大约一年，那是一件白色的护士服，左胸绣着一只亮红色的丝绒心形图案，心上写：“珍妮·菲尔兹原创”。
珍妮·盖普出生时，海伦什么都没说。她感恩上苍，自从意外发生以来，她第一次从痛失沃特的疯狂中得到了救赎。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就是把盖普从同样的疯狂中解救出来的救赎，这部小说来到了纽约，约翰·沃尔夫读了又读。他之前已经安排第一章发表在一家色情杂志上了，那杂志恶心粗俗，他觉得就算盖普也会相信，这书不会有好下场的。那杂志叫作《胯下风光》，充斥着杂志名所示的内容，就是盖普小时候他们说的那些湿润、分开的水獭，这样的照片夹杂在他关于暴力强奸和直白复仇的故事之间。起初盖普抗议约翰·沃尔夫故意把小说发在那种地方，觉得他没有努力去找好一点儿的杂志。但沃尔夫请盖普相信，他已经敲过每一家的门了，这本杂志是杂志界的底线，正好盖普这个故事也应该被当成小说界的底线：只有可怕耸动的暴力与毫无救赎力量之类的性爱。
“这小说写的不是这些，”盖普说，“你等着瞧吧。”
但盖普常常惦记发表在《胯下风光》上的《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第一章，到底有没有人读过，到底买这种杂志的人看不看文字。
“也许他们对着照片手淫以后，还是会读读故事的。”盖普写信给约翰·沃尔夫说。他不知道自慰之后阅读心境是否比较好，读者起码很放松，可能也很孤独。（“正是适合阅读的好状态。”盖普对约翰·沃尔夫说。）但也许读者也感到惭愧，被羞辱，责任感空前强烈，那可不是什么适合读书的好状态了，盖普想。其实他知道，这不是适合写作的好状态。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说的是多西·斯坦迪什这个丈夫，非常想保护妻子和孩子远离残酷的世界，但这愿望无法成真，因此阿登·本森哈沃就被雇来，像个持枪的叔叔那样和斯坦迪什一家住在一起（他因为多次采用非正统方式逮捕罪犯被警队强行要求退休），他成了一名可爱的家庭保镖，但最终荷普必须得把他辞退。尽管真实世界最可怕的一面已经光临过荷普，但最害怕这个世界的是她丈夫。荷普坚持不让本森哈沃和他们住在一起以后，斯坦迪什还是继续好像守护天使一样给这位老警察提供生活保障。他付钱让他盯着儿子尼基，但本森哈沃这条看门狗又清高，好奇心又重，臣服于自己糟糕的记忆力，他渐渐不像是斯坦迪什一家的保护人，而成了他们的祸害，他被描写成“在光亮边缘躲着的人，一个退休的执法者，在黑暗的边缘勉强活着”。
荷普坚持要生第二个孩子来对付丈夫的焦虑。孩子出生了，但斯坦迪什似乎注定要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妄想症的恶魔，现在既然不再那么担心他妻儿的安危了，他开始怀疑荷普有外遇。他慢慢意识到这会比荷普（再次）遭到强奸更让他受伤。于是他怀疑起对她的爱来，怀疑起自己来，他带着羞愧央求本森哈沃监视荷普，看看她是不是忠贞。但阿登·本森哈沃不肯再为多西的操心奔走了。老警察争辩道他是给雇来保护斯坦迪什一家免受外界侵害的，可不是来限制家人人身自由的。没有了本森哈沃的帮助，多西·斯坦迪什紧张起来。一天晚上他出门跟踪妻子，没人看家（和孩子）。多西走了以后，小一点儿的孩子被尼基的一片口香糖噎死了。
愧疚于是满溢纸页。盖普的小说里总是充满了愧疚。荷普也一样，因为她那晚的确在和某个人约会（尽管谁能怪她）。本森哈沃因为病态的责任心作祟，中了风。偏瘫之后，他又搬回来和斯坦迪什一家住在了一起，多西觉得该对他负责。荷普坚持他们再生个孩子，但斯坦迪什因为频发的意外不育了，药石罔效。
他同意荷普应该鼓励她的情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带感情地单纯“让她怀孕”。（讽刺的是，这个桥段是珍妮·菲尔兹唯一觉得“脱离现实”的部分。）
多西·斯坦迪什又一次追求“一种对照组状态，比生活本身更像拿生活做实验”。盖普这么写道。荷普无法适应这种临床安排，情感上来说，她要么有个情人，要么就没有情人。但多西坚持，让这两人只为了“单纯怀孕”做爱，他要控制地点和他们会面的次数及时长。他怀疑荷普在计划之外还私会情人，于是他提醒老糊涂的本森哈沃，留意扒手和可能出现的劫匪与强奸犯，附近已经发现有强奸犯作案了。
这样多西·斯坦迪什还不满意，他开始突袭自己的家，他从来没抓住过荷普背着他偷偷干什么，但糊里糊涂离死不远的本森哈沃倒是带枪抓住了他。尽管本森哈沃已经成了个狡猾的残废，不过他摇起轮椅来令人意外地行动自如又一声不响，他这回又实施了一次非正统的拘捕。事实便是，本森哈沃在离多西·斯坦迪什不到6英尺的地方，用12号口径霰弹枪射中了他。当时多西正藏在楼上的杉木衣柜里，在他妻子的鞋子中间踉踉跄跄，只待她在卧室里给谁打电话，他就能在衣柜里偷听。当然，他活该被子弹射中。
枪伤是致命的。彻底疯了的本森哈沃被带走。荷普怀上了情人的孩子。孩子出生的时候，尼基已经12岁了，他感到终于卸去了来自家庭的紧张感。多西·斯坦迪什可怕的焦虑，让身边的所有人都遍体鳞伤，他们终于从中解放。荷普和孩子们继续过日子，甚至也不介意听老本森哈沃乱吼乱叫，他命太硬还死不掉，于是坐在轮椅上的他，带着对世界噩梦般的感受，继续活在一家收容失智罪犯的养老院里。人人都觉得，他最终去了该去的地方。荷普和孩子们常常去看望他，虽然他们是好人，但去看他也并非仅仅出于好心，而是为了提醒自己理智清醒得来不易。荷普有着忍辱负重的毅力，而且两个孩子也活得好好的，这让她觉得这位老人的愤怒变得可以忍受了，最后还觉得好笑。
顺便说一句，那家收容失智罪犯的养老院，和珍妮·菲尔兹收容受伤女子的犬首湾家庭医院惊人地雷同。
与其说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是错的，或遭人误解，不如说他的世界不符合这个世界对感官享受的需求，也不符合这个世界对温情的需求和接受力。多西·斯坦迪什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太脆弱，无法精细小心地爱护妻儿，他和本森哈沃一样都被视作“适应不良不宜居住在这个星球”的人。在这个星球上，免疫力是很重要的。
而荷普或许更有希望好好活下去，读者也希望她的孩子和她一样。小说里没有明说的是，不知何故，女性天然比男性更能忍受残暴，即便感到自身脆弱，也更会在所爱的人面前收起焦虑。荷普被视为这个羸弱的男性世界里坚强的幸存者。
端坐纽约的约翰·沃尔夫，希望盖普直捣人心的语言和紧张兮兮的人物让这书千万不要沦为浅薄的肥皂剧。但沃尔夫想，这玩意儿也可以叫作《生命的焦虑》，要是顺应行动不便的老年观众和学龄前儿童的口味来剪辑的话，完全可以制作成一部精彩的日间电视剧，他想。约翰·沃尔夫的结论是，《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虽然有着“盖普直捣人心的语言”等优点，但还是一部限制级肥皂剧。
当然很久之后，盖普自己也同意，这是他最差的作品。“但这个操蛋的世界，也从来没认真对待过我的前两部小说，”盖普在信中对约翰·沃尔夫说，“所以说世界欠我的。”他觉得世界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运行的。
约翰·沃尔夫的担心更加直白：那就是，他不知道能不能出版这书。对于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书，约翰·沃尔夫有着一套万试万灵的办法。在他所在的出版社，他对畅销书的预测正确率让人羡慕。他要是说一本书会畅销，不是好不好或讨喜与否，而是畅销，那书就几乎一定能红。当然有很多书他不用说都会畅销，但没有一本他说会畅销的结果卖得不好。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首先就看对了珍妮·菲尔兹，此后每一两年总能出版特定的意外畅销书。
有一次，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女人告诉约翰·沃尔夫，从来没有哪本书不会让她想立马合上书去睡的。她成了约翰·沃尔夫的难题，他本人爱书，多年来，他给这个女人读各种好的坏的书，这些书都一样让她犯困。她对约翰·沃尔夫说，她就是不爱读书，但他就是不肯放弃。出版社没有别人让这女人读过任何东西。其实他们也从来没问这女人关于任何事的意见。这女人在到处都是书堆的出版社里活动，却好像书是烟灰缸，而她偏偏不吸烟似的。她是一名清洁工。每天都清倒垃圾桶，晚上等大家回家之后打扫每间办公室。每周一她为走廊的地毯吸尘，每周二为展示柜除尘，每周三整理秘书的办公桌，周四她擦洗厕所，周五给每样东西喷洒空气清新剂，她告诉约翰·沃尔夫，这样的话整个出版社就能趁周末换个新鲜气息来迎接新的一周。约翰·沃尔夫以前就看着她忙进忙出好多年，从来没有花过比瞄一眼书更多的时间。
他一问她对书的看法，她就告诉他它们有多讨厌，他一直利用她来测试不太有把握的书，也给她看他十拿九稳的书。她一直都毫不动摇地不爱书，约翰·沃尔夫几乎要作罢了，直到给她看了珍妮·菲尔兹的《珍妮·菲尔兹自传：性生活有问题的人》手稿。
这清洁女工一晚上就读完了，她问约翰·沃尔夫等书出版了是不是可以拿一本，她想反复读。
从那以后，约翰·沃尔夫就开始郑重其事地征询她的看法。她没有让他失望。大部分书她都不喜欢，但只要她喜欢什么，约翰·沃尔夫就肯定，几乎所有人都能读得下去。
几乎是习惯使然，约翰·沃尔夫把《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拿给了这个清洁女工看。然后周末在家里想了起来，他想找到她家电话，打电话叫她看也不要看。他想起了那书的第一章来，不想冒犯她，因为她是已经做了祖母的人了，（当然）也是一位母亲，而且毕竟她从不知道读这些约翰·沃尔夫给她看的书是有偿的。只有约翰·沃尔夫一个人知道她的薪水比别的清洁工要多得多。这女人以为所有好的清洁女工都赚得不少，也应该如此。
她名叫吉尔西·斯洛珀，约翰·沃尔夫惊讶于纽约地区电话号码簿里找不到一个姓斯洛珀，名字叫吉什么的人。显然比起书来，吉尔西也并没有更喜欢电话簿。约翰·沃尔夫写了张便条提醒自己星期一一大早就要向她道歉。剩下的周末时光他都在费神组织语言，琢磨着如何告诉T. S. 盖普，为了他自己好，当然也为了出版社好，还是不要出版《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为妙。
这个周末他过得很不好，因为约翰·沃尔夫喜欢并且相信盖普，也知道他没有别的朋友能引导他不要做让自己难堪的事，这是朋友应该起的作用之一。倒是有个爱丽丝·弗莱彻，但她太爱盖普了，会对他所有写出来的东西照单全收，要不然就是保持缄默。至于萝贝塔·马尔登，约翰·沃尔夫觉得她的文学鉴赏力比她选择的性别更新奇尴尬（如果她有文学鉴赏力的话）。而海伦又不肯读。尽管约翰·沃尔夫知道珍妮·菲尔兹，不像别的母亲一样偏袒自己儿子的作品，但她不喜欢她儿子以前写的较好的作品，品位可疑。约翰·沃尔夫知道，珍妮·菲尔兹的问题在于主题。一本书讲的主题重要的话，珍妮·菲尔兹就觉得这是本重要的书。珍妮·菲尔兹觉得，盖普的新书讲的都是愚蠢的男性焦虑，而女性则被要求承受和忍耐。珍妮从来不关心书写得怎样。
珍妮的看法，也是让约翰·沃尔夫想发表这书的原因。珍妮·菲尔兹喜欢《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的话，说明起码这书还有可能引发争议。但约翰·沃尔夫知道，珍妮之所以取得了社运领袖的地位，主要由于他人对珍妮不求甚解的模糊误解。
沃尔夫整个周末都在思前想后，把周一一大早要向吉尔西道歉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忽然吉尔西就出现在他面前，眼睛红红的，像只松鼠般抽搐着，她那双粗糙的褐色手掌里紧紧捏着蓬乱的《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手稿。
“上帝啊。”吉尔西说。她翻着白眼，摇晃着手中的手稿。
“啊，吉尔西，”约翰·沃尔夫说，“实在不好意思。”
“主啊！”吉尔西哇哇叫道，“这个周末我过得再糟糕不过了。我没睡觉，没吃饭，也没去墓地看家人朋友。”
约翰·沃尔夫觉得吉尔西·斯洛珀周末的安排挺奇怪的，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听着，像之前十多年来一样听她说。
“这个男人是疯子，”吉尔西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写这种书的。”
“吉尔西，我不应该给你看的，”约翰·沃尔夫说，“我不应该忘记那第一章的。”
“第一章不算坏的，”吉尔西说，“第一章压根儿不算回事。是第19章让我受不了，”她说，“主啊，主啊！”她又哇哇叫起来。
“你都读了19章了啊？”约翰·沃尔夫问。
“你只给了我19章啊，”吉尔西说，“主啊基督，还有另一章吗？没完没了？”
“没了，没了，”约翰·沃尔夫说，“这就完了。全部都在这儿了。”
“但愿如此，”吉尔西说，“下面没什么好写的了。那个老疯警察可算是去了该去的地方，那个疯丈夫的头给打爆了。要我说，这个丈夫唯一合适的下场就是脑袋被打爆了。”
“你读完了？”约翰·沃尔夫说。
“主啊！”吉尔西尖叫道，“我简直要以为是他自己给人强奸过呢，写个没完没了的。要我说，男人就是这样：上一分钟把女人强奸个半死，下一分钟像个疯子一样问女人自愿把自己给了谁！不管怎么样都不关他们鸟事，是吧？”吉尔西问。
“不太清楚，”约翰·沃尔夫茫然地坐在办公桌前，“你不喜欢这书。”
“喜欢？”吉尔西叫道，“这书没什么好让人喜欢的。”
“但是你读完了，”约翰·沃尔夫说，“你为什么读完它？”
“主啊，”吉尔西的语气好像在可怜约翰·沃尔夫，觉得他蠢得无可救药，“有的时候我怀疑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你在做的这些书。”她摇了摇头，“有的时候我不懂凭什么你是做书的，我是扫厕所的。不过我宁可扫厕所也不要读大多数这种东西，”吉尔西说，“主啊，主啊。”
“要是你恨这书，为什么要读呢，吉尔西？”约翰·沃尔夫问她。
“就和我为什么读任何东西一样啊，”吉尔西说，“为了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
约翰·沃尔夫盯着她看。
“大部分书我一看就知道不会发生什么事，”吉尔西说，“主啊，你知道的。其他书的话，一看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也就不用读了。但这本书呢，这本书太有毛病了，一看就知道下面肯定有事发生，但是又想不出会发生什么。自己也有毛病的人才能想得到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于是你就读下去看会发生什么。”约翰·沃尔夫说。
“肯定不会因为别的理由读这本书，不是吗？”吉尔西·斯洛珀说。她重重地把手稿放在约翰·沃尔夫的桌上（因为手稿很大一份），然后猛然拉起一根延长线（来插吸尘器），每周一吉尔西都把延长线像腰带那样绑在她粗壮的腰间。“等这玩意儿成了书，”她指着手稿说，“我挺乐意拿一本的，要是可以的话。”
“你想要一本？”约翰·沃尔夫问。
“要是不麻烦的话。”吉尔西说。
“既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约翰·沃尔夫说，“那你再读一遍干吗呢？”
“这个嘛。”吉尔西说。她看起来有点儿困惑，约翰·沃尔夫从没见过吉尔西·斯洛珀面露难色，只见过倦容。“这个嘛，我也许会借给别人看，”她说，“说不准哪个熟人需要这书来提醒一下世上的男人都是什么样的。”
“那你自己会再读一遍吗？”约翰·沃尔夫问。
“这个嘛，”吉尔西说，“我觉得不会全部都读。起码不会一次性马上再读一次。”她再度面露难色。“哎，”她有点儿羞愧地说，“我的意思是有些部分我不介意再读一遍。”
“为什么？”约翰·沃尔夫问。
“主啊，”吉尔西很累地说，她终于对他不耐烦了，“因为这书感觉太真实了。”她轻轻地说，把“真”字说得好像潜鸟飞过夜晚的湖面。
“因为感觉很真。”约翰·沃尔夫重复道。
“主啊，你不知道吗？”吉尔西问他，“要是你都看不出一本书真不真的话，”吉尔西唱歌似的对他说，“我们真应该对调下工作咯。”她这会儿大笑起来，拳头里捏着给吸尘器准备的延长线，巨型三插头好像把枪。“不过沃尔夫先生啊，我真的怀疑，”她口气甜蜜地说，“你知不知道哪间厕所是干净的？”她走过来瞄了一眼他的垃圾桶。“或者哪个垃圾桶是空的？”她说，“一本书感觉真的时候就是真的，”她不耐烦地对他说，“写得很真的书会让人说：‘对！妈的，人就是这样说话做事的。’然后你就知道这书写得很真。”
她弯下腰，抓起孤零零躺在垃圾桶底的一张废纸，然后把它塞进了她的清洁围裙里。那皱巴巴的纸，是约翰·沃尔夫本来写给盖普的信的第一页。
几个月以后，《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即将付印，盖普向约翰·沃尔夫抱怨，不知道把这本书献给谁。他不想用它来纪念沃特，因为盖普憎恨这种事，说那是“廉价地利用自己碰到的意外，来骗读者相信这个作家比实际上要严肃”。而且他也不想把这书献给他母亲，因为他也恨这个，说是“和其他人一样搭珍妮·菲尔兹这个招牌的顺风车”。而海伦，当然不在盖普的考虑之内，出于一种内疚心理，他也不想把这书献给邓肯，因为不会让他读这书。这孩子还不够大。他讨厌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却写了一本不准孩子读的书。
而他也知道，要是献给弗莱彻一家的话，这两口子会觉得不舒服。只献给爱丽丝一个人呢，可能是对哈里森的侮辱。
“可别献给我，”约翰·沃尔夫说，“这本不行。”
“没想到你。”盖普撒了个谎。
“萝贝塔·马尔登如何？”约翰·沃尔夫说。
“这本书和萝贝塔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盖普说。尽管他知道萝贝塔起码不会拒绝。多可笑啊，居然写了本没人愿意献给自己的书！
“不然我就献给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好了。”盖普讽刺地说。
“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约翰·沃尔夫说，“这简直愚蠢。”
盖普不开心了。
献给拉尔夫太太？
他想道。但他仍旧不知道她的真名。还有海伦的父亲，老好人摔跤教练厄尼·霍尔姆，但厄尼不会理解献给他是什么意思，厄尼也不会喜欢这书。其实盖普希望厄尼不要读它。多可笑居然写了本希望别人不要读的书！
献给“炖肥肉”？
他想道。
献给迈克·米尔顿？
纪念癫子？
他陷入了泥沼。一个人也想不出来。
“我知道一个人，”约翰·沃尔夫说，“我可以问问她肯不肯。”
“你真幽默。”盖普说。
但约翰·沃尔夫想到的是吉尔西·斯洛珀，他清楚，要不是这个人，盖普的书根本不会出版。
“她是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她爱这本书，”约翰·沃尔夫对盖普说，“她说这书写得太‘真’了。”
盖普喜欢这个说法。
“我把书稿借给了她一个周末，”约翰·沃尔夫说，“她读得爱不释手。”
“你为什么给她手稿？”盖普问。
“她看着是个合适人选。”约翰·沃尔夫说。好编辑是不会对任何人吐露秘密的。
“成，好吧，”盖普说，“要是一个人也不写，看着像没穿衣服。跟她说谢谢她。她是你的好朋友？”盖普问。他的编辑朝他眨眨眼。盖普点了点头。
“这到底什么意思？”吉尔西·斯洛珀狐疑地问约翰·沃尔夫，“什么意思啊，他想要把这种糟糕的书‘献给’我？”
“意思就是，你的读后感对他很重要，”约翰·沃尔夫说，“他觉得简直好像是为你写的。”
“主啊，”吉尔西说，“为我写的？那算什么意思？”
“我跟他说了你的反应，”约翰·沃尔夫说，“我猜，他觉得你是个完美的读者。”
“完美的读者？”吉尔西说，“主啊，他是个疯子不是？”
“他没别的人可以献书了。”约翰·沃尔夫老实说。
“就是婚礼要找个见证人的意思咯？”吉尔西·斯洛珀问。
“有点儿那意思。”约翰·沃尔夫猜。
“这不代表说我同意这书里写的东西对吧？”吉尔西问。
“老天啊，不是的。”约翰·沃尔夫说。
“主啊，不是的咯？”吉尔西说。
“没人会因为这书里写的任何东西说是你的错，你是这个意思吧。”约翰·沃尔夫说。
“这样啊。”吉尔西说。
约翰·沃尔夫给吉尔西看献书字样会出现在哪里，他给她看其他书里的献书字样。吉尔西·斯洛珀觉得它们看起来很漂亮，于是她点了头，慢慢还变得挺高兴的。
“就一件事，”她说，“我不必见他，或怎样吧，是吗？”
“老天啊，不用。”约翰·沃尔夫说。于是吉尔西同意了。
余下仅需要神来一笔，把《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送入那个吊诡又半明半暗的领地，那里“严肃”书籍偶尔能发光一段时间，“通俗畅销”书也得以闪耀。约翰·沃尔夫聪明也犬儒。他太清楚那些小说的自传性质虽然恶心，但偶尔能把疯狂嗜好八卦的读者吸引来读虚构小说。
多年以后，海伦说《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的成功完全都是因为书封。约翰·沃尔夫照惯例让盖普自己写书封折页，但盖普对自己书的描述太过沉重忧愁，约翰·沃尔夫于是大包大揽，他拨开云雾直捣黄龙。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书封写道，“讲的是一个男人过于害怕他所爱之人碰上坏事，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极其紧张的环境，让坏事几乎无可避免。而惨事也真的发生了。”
“T. S. 盖普，”书封上继续提到，“是著名女权主义者珍妮·菲尔兹的独生子。”约翰·沃尔夫看到这句话被印出来，还是轻微颤抖了一下，尽管是他亲笔写的，他也太清楚为什么要写这句话，不过他还是明白这是盖普永远不想和自己的作品扯上关系的信息。“T. S. 盖普也是一名父亲。”书封上写道。约翰·沃尔夫摇着头愧对自己写的垃圾，“他是一位刚刚痛失五岁稚子的父亲。这位父亲承受着意外后的沉痛打击，这部折磨中诞生的小说……”
盖普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读小说的理由更廉价的了。盖普总说他最讨厌被问到的关于作品的问题是，这小说有多“真”，有多少是来自于“个人经验”。这种真不是吉尔西·斯洛珀所说的那种褒义的“真”，而是指“真实生活”。通常，盖普会怀着极大的耐心和自制力说，就算小说有自传背景，抱着探究作家生活的目的读小说，也是最无趣的阅读层次。他总是说小说的艺术是真实地想象的行为，像任何其他艺术一样，是筛选的过程。记忆和个人历史，也就是“重拾所有这些不值得记住的生活创痛”是小说可疑的模型，盖普说。“小说必须高于生活。”他写道。而且他坚持不懈地抵制他口中所谓“个人痛苦的虚假里程数”，意思是作家生活里要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的作品就是“了不得”的了。他写过，把任何事写进小说最糟糕的理由就是那事确实发生过。“小说里的每件事确实在某个时刻都发生过！”他怒道，“某件事之所以在小说里发生，唯一的理由只能是当情节发展到当下，那件事是最该发生的事件。”
“随便告诉我一件你碰到过的事，”盖普有次对一个访问者说，“我都可以把这个故事加工得更好，我都可以把细节编造得比实际上好。”这位访问者是个带着四个幼儿的离婚女性，其中一个孩子还因为癌症快死了，她的脸上露出坚定的不可置信的表情。盖普看见她铁了心要不开心，而且她铁了心觉得保持不开心特别重要，于是他轻柔地对她说：“就算你碰到的事让你难过，哪怕非常难过，我都有本事把这故事编得更难过。”但他看见她脸上露出永远不会相信他的表情，她甚至没有把他的话记下来。这段对话根本不会出现在访谈里。
约翰·沃尔夫对这点很清楚：大部分读者最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作家的生活。约翰·沃尔夫写信给盖普说：“对大部分想象力有限的人而言，小说是对现实的加工这种说法纯属胡说。”在《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书封折页上，约翰·沃尔夫营造了虚假的盖普其人的重要性（“著名女权主义者珍妮·菲尔兹的独生子”）以及假惺惺对盖普的个人遭遇表达了煽情的同情（“痛失五岁稚子”)，这两条信息和盖普小说的艺术彻底无关这点，倒并没有让约翰·沃尔夫深为担忧。盖普提到，自己宁可大赚一票也不要当严肃作家这点，倒是让他觉得难过。
“这不是你最好的书，”约翰·沃尔夫把样稿寄去给盖普校对时写道，“有一天你也会明白。但这将是你卖得最好的书，你等着瞧。你还无法想象，自己会多恨诸多让你成功的原因，所以我建议你出国几个月。我建议你只读我寄给你的评论。等风平浪静了，所有事都会风平浪静，你再回来数你可观的银行账户收入。而且你大可希望，《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的畅销足以让人们回头去读你的头两本长篇小说，那两本才更应该广为人知。
“替我向海伦说对不起，盖普，但我想你得知道：我永远把你的利益摆在心头。你想卖掉这本书，我们就卖掉它，‘任何生意都是烂污生意。’盖普，我引用你的话。”
盖普看不懂这封信，约翰·沃尔夫当然没把书封折页给他看。
“你为什么要对不起？”盖普回信道，“别哭了，把书卖掉就好了。”
“任何生意都是烂污生意。”沃尔夫又说。
“我懂，我懂。”盖普说。
“听我的。”沃尔夫说。
“可我喜欢读评论。”盖普抗议道。
“这些不行，你不会喜欢的，”约翰·沃尔夫说，“拜托了，去旅游吧。”然后约翰·沃尔夫把书封折页副本寄给了珍妮·菲尔兹。他要她帮忙让盖普出国。
“出国吧，”珍妮对她儿子说，“这是你能为自己和家人做的最好的事。”海伦倒喜欢这主意，她还从来没出过国。邓肯读过了他父亲的第一篇故事《格里尔帕策民宿》，他想去维也纳。
“维也纳其实不是那样的。”盖普对邓肯说，不过这孩子喜欢这个很久以前写的故事，这让他非常感动。盖普也喜欢那个故事。实际上，他希望自己要是能有喜欢这个故事一半喜欢他写过的其他故事就好了。
“带着个小娃娃呢，为什么要去欧洲？”盖普抱怨道，“不知道。很麻烦的。要办护照，婴儿需要打很多预防针之类的事。”
“你自己倒要打几针，”珍妮·菲尔兹说，“婴儿安全得很。”
“你难道不想再看看维也纳吗？”海伦问盖普。
“啊，想想看吧，你从前的作案现场！”约翰·沃尔夫热心地说。
“从前，作案？”盖普咕哝着，“不知道。”
“求求你了，爸爸。”邓肯说。邓肯想要什么盖普都很难拒绝，他答应了下来。
海伦开心起来，甚至还看了两眼《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校样，尽管看得很快，带着紧张，而且她也没打算认真读下去。第一件引起她注意的是题献。
献给吉尔西·斯洛珀
“究竟谁是吉尔西·斯洛珀？”她问盖普。
“我还真不知道。”盖普说。海伦对他皱了皱眉。“没骗你，真不知道，”盖普说，“是约翰的某个女性朋友，他说她喜欢这书，爱不释手。沃尔夫觉得那是一个好兆头，我猜，不管怎样，他提议的，”盖普说，“我觉得挺好的。”
“嗯。”海伦说，她把校样搁下了。
他们都在沉默地想象约翰·沃尔夫的女性朋友。约翰·沃尔夫在认识他们以前就离婚了，尽管盖普夫妇见过他几个成年的孩子，他们还从没见过他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妻子。他倒是交过那么几个女朋友，都是聪明瘦削有吸引力的女子，也都比约翰·沃尔夫年轻。在出版业工作的女孩儿，但大部分都是自己也离过婚的年轻女性，有钱，总是有钱，或者总是看起来有钱。盖普会记得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她们好闻的香味和唇膏的味道，还有油光水滑触感高级的衣裳。
盖普和海伦从没能想象出吉尔西·斯洛珀的形象来。她是白人和四分之一白人的后代，吉尔西也就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她的皮肤是蜡棕黄色，好像松木板上薄薄沾了层灰。她留着一头打过蜡似的黑直短发，开始变灰白的刘海儿，粗略地剪短到她光亮的长着皱纹的额头以上。她身材矮小，手臂很长，左手缺了无名指。她的右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大致可以想象出她的无名指是在同一场殴斗中被同一种武器切掉的，可能发生于一场糟糕的婚姻，因为她肯定有过一场糟糕的婚姻。对此她从来没提起过。
她45岁但看起来有60岁。她的身子好像一条即将产崽的拉布拉多猎犬，而且她无论何时何地，走路的时候总是拖着步子，因为脚疼得要命。她的胸部能摸到肿块，除了她没人摸到过，再过几年，她就会由于长久以来忽略的这肿块而死于癌症。
她没有把电话号码列入黄页（正如约翰发现的那样），只不过是因为她前夫每几个月就威胁要杀了她，而她接他的电话接烦了，她之所以还保留着这电话号码，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能打对方付费电话来问她要钱。
但海伦和盖普想象出的吉尔西·斯洛珀，和这个悲哀又勤奋的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女性一点儿也不相近。“约翰·沃尔夫几乎包办了这书的一切，就差亲笔写了。”海伦说。
“我倒希望是他写的呢。”盖普忽然说。他重新读过了书，感到满腹怀疑。他觉得，在《格里尔帕策民宿》里，还有种关于这个世界行为模式的确定性。但在《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里，盖普没那么确定了，这当然表示他变老了，但他想，艺术家也应该更上层楼才是。
盖普和海伦带着小婴儿珍妮和独眼的邓肯，在新英格兰地区凉爽的八月动身欧游，此时大部分跨大西洋的旅行者，走的是相反的路线。
“为什么不等到过了感恩节？”厄尼·霍尔姆问他们。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十月就会出版。夏天的时候约翰·沃尔夫把未加校订的样稿传阅出去了一些，已经收到的各种反应都很激烈，要么是激情洋溢地赞扬这本书，要么就是情绪激动地贬低它。
他无法不让盖普看到真书的先行本，比如那书封。但盖普本人对这书的热情不高，总的来说兴趣不大，约翰·沃尔夫还可以搪塞。
盖普现在很期待这趟旅行，还谈起了其他想写的书。（“是个好兆头。”约翰·沃尔夫对海伦说。）
珍妮和萝贝塔开车送盖普一家去波士顿，他们从那里坐飞机去纽约。“别怕飞机，”珍妮说，“不会掉的。”
“老天啊，妈，”盖普说，“你懂飞机吗？它们一天到晚掉的。”
“不停动胳膊就好了，就像翅膀一样。”萝贝塔对邓肯说。
“别吓他，萝贝塔。”海伦说。
“吓不着我。”邓肯说。
“要是你爸爸一直不停说话，你就不会掉下来的。”珍妮说。
“要是你爸不停说话，”海伦说，“我们就永远没法降落了。”她们看得出盖普很紧张。
“要是你们再烦我，我就要放一路屁，”盖普说，“来个大爆炸。”
“你最好写得勤一点儿。”珍妮说。
盖普想起了亲爱的老廷池和自己上一回欧游，他对母亲说：“这回我可要好好吸——收，妈。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的。”他们都笑了起来，珍妮·菲尔兹甚至还笑出了一点儿眼泪，尽管只有盖普注意到了，他亲吻了母亲和她道别。萝贝塔因为变性手术而变成了个亲吻狂，每个人都要亲好几口。
“老天啊，萝贝塔。”盖普说。
“你们不在我会照顾好这老姑娘的。”萝贝塔说，她硕大的手臂旁，珍妮显得那么小，而且忽然很灰暗。
“我可不要人照顾。”珍妮·菲尔兹说。
“妈妈才是照顾大家的人。”盖普说。
海伦拥抱了珍妮，因为她知道盖普的话多么真。在飞机上，盖普和邓肯可以看到珍妮和萝贝塔在观景台上挥手。因为邓肯想坐在飞机左侧，他们换了座位。空姐说：“右边也一样好的。”
“你要没了右眼就不觉得好了。”邓肯愉快地对空姐说，盖普欣赏这孩子的勇气。
海伦和宝宝和他们隔着一条过道。“你看得见奶奶吗？”她问邓肯。
“看得见。”邓肯说。
尽管观景台很快充斥了等着看飞机起飞的人，珍妮·菲尔兹还是一如往常因为她那身白制服而鹤立鸡群，哪怕她并不高。“为什么奶奶看起来那么高？”邓肯问盖普，他说得没错：珍妮·菲尔兹比人群高。盖普发现萝贝塔托起了自己的母亲，好像抱着孩子那样。“哦，萝贝塔抓着她呢！”邓肯叫道。盖普看着母亲被举在空中对他们挥手道别，她在萝贝塔的胳膊里很安全，珍妮害羞又自信的笑容触动了他，他在窗户里对她挥手，尽管他知道珍妮看不见机舱内部。第一次他觉得母亲老了，他别过脸去，看向了过道对面的海伦和他们的新生儿。
“出发啰！”海伦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她和盖普隔着过道手拉手，盖普知道，海伦害怕飞行。
到了纽约，约翰·沃尔夫在自己的公寓招待他们，他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盖普、海伦还有小宝宝珍妮，还乐意和邓肯共睡一间客房。
大人们很晚才吃晚饭并喝了太多干邑。盖普对约翰·沃尔夫说了他接下来要写的三部小说。
“第一本叫作《我父亲的幻觉》，”盖普说，“说的是一个理想的父亲有很多子女。他不停建造小小的乌托邦世界，让孩子们在其中长大，等他们长大之后，他就创办小小的大学。但是大学和孩子都破产了。这父亲不停地想要去联合国演讲，但他们不停地把他赶出来，同一份演讲稿，他不停地改来改去。然后他想管理一家免费医院，以失败收场。接着他又想创办全国范围的免费交通系统。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孩子不断长大，不是不幸福，就是人生一团糟，或者就只是平平无奇，你知道的。孩子们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对他们的父亲营造的乌托邦的可怕回忆。终于，这父亲成了佛蒙特州长。”
“佛蒙特？”约翰·沃尔夫问。
“是的，佛蒙特，”盖普说，“他成了佛蒙特的州长，但他觉得自己真成了皇帝。能建更多乌托邦了，你懂的。”
“《佛蒙特的皇帝》！”约翰·沃尔夫说，“这个书名更好。”
“不，不，”盖普说，“这是另一本书。两本没关系。《我父亲的幻觉》之后的第二本，叫作《佛蒙特之死》。”
“同一批人物吗？”海伦问。
“不，不，”盖普说，“是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佛蒙特之死。”
“这样啊，我就喜欢文如其名的东西。”约翰·沃尔夫说。
“有一年，春天没有来。”盖普说。
“佛蒙特本来就没有春天。”海伦说。
“不，不，”盖普皱起了眉头，“这一年，夏天也没来，一直是冬天。就暖和了一天，所有花都结了花骨朵。也许是个五月。五月的一天树上长出花苞，第二天长出了叶子，之后一天叶子都变了色。已经是秋天了。叶子落了下来。”
“短暂的树叶生长季。”海伦说。
“你真幽默，”盖普说，“不过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冬天又来了，永远会是冬天。”
“死人了吗？”约翰·沃尔夫问。
“不太确定人的情况，”盖普说，“肯定有些人离开了佛蒙特。”
“这构思不赖。”海伦说。
“有些人留了下来，有些人死了。也许他们全都死了。”盖普说。
“这算什么意思？”约翰·沃尔夫问。
“等我写到那里就知道了。”盖普说。海伦笑了起来。
“这本之后还有第三本小说？”约翰·沃尔夫问。
“叫作《对抗巨人的计谋》。”盖普说。
“那是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一首诗。”海伦说。
“对，当然。”盖普说，然后为他们背诵了这首诗。
对抗巨人的计谋
第一个女孩子。
当这个庄稼汉唠叨着走来。
磨着他的钩耙。
我要跑到他前面。
散发出最文明的气息。
它们来自天竺葵和没被嗅过的花。
这会让他止步。
第二个女孩子。
我要跑到他前面。
扯起弧状的洒满了色彩的布。
那色彩小如鱼子。
而那丝线。
会让他羞惭。
第三个女孩子。
噢，在那里……那个可怜虫！
我要跑在他前面。
带着奇怪的喘息。
他就会侧耳倾听。
我要轻轻发出天国般美妙的唇音。
在一个喉音的世界上。
这会让他毁灭。
“多好的诗啊。”海伦说。
“小说分为三部分。”盖普说。
“女孩儿一号，女孩儿二号，女孩儿三号？”约翰·沃尔夫问。
“还有个被毁灭的巨人？”海伦问。
“巨人真被毁灭了吗？”盖普说。
“小说里真有巨人？”约翰·沃尔夫问。
“我还不知道。”盖普说。
“巨人是你本人吗？”海伦问。
“希望不是。”盖普说。
“我也希望不是。”海伦说。
“第一本写这个吧。”约翰·沃尔夫说。
“不，最后写那本。”海伦说。
“最后写《佛蒙特之死》才符合逻辑。”约翰·沃尔夫说。
“不，我觉得会最后写《对抗巨人的计谋》。”盖普说。
“等我死了再写这本。”海伦说。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只有三本，”约翰·沃尔夫说，“跟着呢？这三本以后呢？”
“我就死了，”盖普说，“这样总共我就写了六本书，够了。”
所有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你也知道你会怎么死吗？”约翰·沃尔夫问他。
“不要再说了。”海伦说。然后，她对盖普说：“要是你说什么‘会死在飞机上’，我不会原谅你的。”约翰察觉到，她微醺的幽默声音之下是严肃的，他伸了伸腿。“你们俩最好还是上床歇着吧，”他说，“为了旅行好好休息。”
“你们不想知道我会怎么死吗？”盖普问他们。
他们一声不吭。
“我会自杀，”盖普乐呵呵地说，“为了能完全树立起作家的名声，看起来几乎免不了要自杀。我认真的，真的。”盖普说，“照如今的潮流来看，你们得同意，这是一种认可作家严肃性的方式吧？既然，写作艺术本身并不总能表现作家的严肃性，那么有时必须得用别的方式来体现作家本人苦闷的深度。自杀似乎说明了这人到底是严肃的。真的。”盖普说，但他的讽刺让人不快，海伦叹了口气，约翰·沃尔夫再次伸了伸腿。“自杀之后，”盖普说，“作品的严肃性陡然大增，而以前可没人注意。”
盖普以前也时常愤愤地说，他最终的责任是当好父亲和养家，他喜欢用一些中流作家作为例子，说人们现在热情地爱戴他们，嗜读他们的书，是因为他们自杀了。至于有些盖普自己也真心欣赏的自杀作家，他只希望自杀成功的时刻，他们当中起码还有几个人，对这不幸的决定带来的幸运心中有数。他非常了解，自杀的人根本不会将自杀浪漫化，他们不会尊重这个行为理应带给他们作品的“严肃性”，盖普觉得，这是图书世界的恶心惯例，由读者和评论家组成。
盖普也知道他不会自杀，尽管沃特遭遇意外之后，他多少没那么确信了，不过他还是明白这一点。他不可能自杀，就像他不可能强奸一样，他无法想象真的这么做。但他爱想象自杀作家面对着自己成功的恶作剧的苦笑，同时把要留下的最后一张便条再读一遍，作出修改，字条带着绝望的痛苦，也合乎情境地毫无幽默感。盖普爱带着苦涩想象那一刻：自杀字条修缮完美之后，作家拿起枪、毒药或者纵身一跃，他疯狂大笑，觉得终于打败了读者和评论家。他想象其中一张字条写着：“这是我最后一次被你们这帮白痴误解了。”
“多么病态的想法。”海伦说。
“这是作家最完美的死法。”盖普说。
“天不早了，”约翰·沃尔夫说，“别忘了你们还要搭飞机。”
约翰·沃尔夫到客房里准备就寝，却发现邓肯·盖普完全醒着。
“因为旅行太兴奋了吗，邓肯？”沃尔夫问男孩儿。
“我爸爸以前去过欧洲，”邓肯说，“但是我还没。”
“我知道。”约翰·沃尔夫说。
“我爸爸会赚很多钱吗？”邓肯问。
“但愿如此。”约翰·沃尔夫说。
“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我奶奶赚了那么多钱。”邓肯说。
“不过自己有钱还是好的。”约翰·沃尔夫说。
“为什么？”邓肯问。
“这个嘛，出名总是好的。”约翰·沃尔夫说。
“你觉得我爸爸会出名吗？”邓肯问。
“我觉得会。”约翰·沃尔夫说。
“奶奶已经很有名了。”邓肯说。
“我知道。”约翰·沃尔夫说。
“我觉得她不喜欢出名。”邓肯说。
“为什么？”约翰·沃尔夫问。
“太多陌生人来找她了，”邓肯说，“奶奶说的，我听到她说过，‘这家里太多陌生人了。’”
“这样啊，你爸爸应该不会像你奶奶这种红法。”约翰·沃尔夫说。
“有多少不同的红法啊？”邓肯问。约翰·沃尔夫憋着吐出一口长气。然后，他开始告诉邓肯非常畅销的书和还算成功的书之间的区别。他谈了政治理念类书籍和有争议的书籍以及小说。他告诉邓肯图书出版业的精细行规，他对邓肯全盘相授对出版业的个人意见，其实他从没告诉过盖普这么多。盖普并不真正感兴趣。邓肯也不感兴趣。邓肯一条精妙行规也没记住，约翰·沃尔夫刚开始解释没多久，他就快速睡着了。
邓肯不过是喜欢约翰·沃尔夫讲话的调子。悠长的故事，缓慢的说明。这是萝贝塔·马尔登、珍妮·菲尔兹、他母亲，还有盖普在犬首湾宅子里晚上给他讲故事的声音，让他沉沉入眠，不会做噩梦。邓肯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在纽约听不到这种声音他就睡不着。
早晨，盖普和海伦觉得约翰·沃尔夫的衣柜很有意思。里面有一件漂亮的睡衣，无疑属于约翰·沃尔夫最近交往的某个瘦长女人的，他肯定叫她昨晚别住在这儿。里面还有30套黑西服，都是细条纹的，都很优雅，裤子都比盖普的腿长出3英寸来。盖普穿了一套他喜欢的来吃早饭，把裤管卷了起来。
“老天，你有好多西服。”他对约翰·沃尔夫说。
“拿一套走，”约翰·沃尔夫说，“拿两三套。拿你穿着的这套。”
“太长了。”盖普说着抬起一只脚。
“拿给人家改短。”约翰·沃尔夫说。
“你一套西服也没有。”海伦对盖普说。
盖普觉得太喜欢这身西服了，想穿去机场，他用别针固定住裤管。
“老天啊。”海伦说。
“和你站在一起我有点儿尴尬。”约翰·沃尔夫说了实话，他开车送他们去了机场。他要完全确认把盖普一家送出国。
“哦，你的书，”他在车上对盖普说，“我老忘记给你一本。”
“我知道。”盖普说。
“我给你寄过去。”约翰·沃尔夫说。
“我还从来没看见书封上印了什么呢。”盖普说。
“封底是你的照片，”约翰·沃尔夫说，“老照片，你见过的，我肯定。”
“封面呢？”盖普说。
“这个嘛，就是书名。”约翰·沃尔夫说。
“哦，是吗？”盖普说，“我还以为你或许不会印书名呢。”
“就是书名而已，”约翰·沃尔夫说，“在一张那种照片上面。”
“‘那种照片’，”盖普说，“哪种照片？”
“也许我公文包里有一张，”沃尔夫说，“到了机场我找找。”
沃尔夫很谨慎，之前他已经不小心把《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是“限制级肥皂剧”这句话溜出嘴了。盖普似乎并不为其所扰。“听好了，书写得特别好，”沃尔夫是这么说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个肥皂剧，不知怎地，就是太过头了。”盖普叹了口气。“生命，”他说，“不知怎地，就是过头的。生命就是限制级肥皂剧啊，约翰。”
约翰·沃尔夫的公文包里有一张剪下来的《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封面，没有盖普的照片，当然也没有书封折页。约翰·沃尔夫打算趁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把封面给盖普。这剪下的封面，密封在一只信封里，这只信封又装在另一只信封里。约翰·沃尔夫很肯定，盖普直到安稳坐上飞机之前，都无法拆开来看。
盖普一到欧洲，约翰·沃尔夫就会寄给他《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剩下的书皮。沃尔夫很肯定，这会让盖普大为光火想马上飞回来。
“这架飞机比别的大。”邓肯在机翼前边的左侧靠窗座位上说。
“必须得大一些，因为这架飞机要飞过整片海洋。”盖普说。
“求求你别再提这个了。”海伦说。邓肯和盖普的座位隔条走道，一个空姐正在给小珍妮扎一根奇妙的背带，她给挂在海伦面前的椅背上，好像别人家的孩子或是印第安人的孩子。
“约翰·沃尔夫说你会有钱会出名。”邓肯对他父亲说。
“嗯。”盖普说。他在费工夫拆约翰·沃尔夫给他的两个信封，信封麻烦得很，让他困扰。
“真的吗？”邓肯问。
“但愿如此。”盖普说。他终于见到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封面。他说不好是因为这架大型飞机离地造成的突然失重感，还是因为封面这张照片，他觉得背脊一凉。
这张被放大的黑白照片，颗粒粗糙得有雪花那么大，上面有一辆救护车在医院门口放病人下车。医护人员们阴沉的灰色的脸，写着无济于事，流露出用不着着急的实情。床单下的尸体很小，完全被盖住，一点儿看不见。这张照片像任何医院写着“急诊”字样的门口一样马上让人觉得可怕。这可以是任何医院，任何救护车，以及任何来不及救的小小尸体。
照片用了一种湿润的光面印刷，加上粗糙的颗粒，还有照片中的事故应该发生在雨夜，种种因素都让这图片好像是从任何低级报纸上剪下来的，可以是任何灾祸。任何小孩儿的死亡，任何地点，任何年代。不过这图片当然只让盖普想到，当他们乍见沃特支离破碎地躺在那儿，灰色的绝望表情，浮上了所有人的脸。
《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这限制级肥皂剧的封面，旗帜鲜明地警告读者：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故事呼唤读者廉价但即时的注意力，很成功。封面向读者保证了马上就能经历病态的哀伤，盖普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也能办到。要是当时他就读到封面折页上关于这小说和他人生的描写，那他很可能前脚刚到欧洲，后脚就搭下一班飞机回纽约了。但正如约翰·沃尔夫所安排的那样，他还有时间来屈服于这种宣传手法。等盖普读到书封折页的时候，他就会已经能消化了这可怕的封面照片了。
海伦永远消化不了，而且她永远无法原谅约翰·沃尔夫。她也不能原谅他用在封底上的盖普照片。那是事故几年前拍的盖普和邓肯还有沃特的合照。是海伦照的这张照片，盖普把它当圣诞卡寄给了约翰·沃尔夫。照片是在缅因州的码头拍的。盖普除了一条泳裤什么都没穿，看起来身材很棒。他当时的身材的确很棒。邓肯站在他身后，他瘦削的胳膊搁在他父亲的肩上。邓肯也穿着泳裤，皮肤晒得很黑，头上时髦地斜挂着一顶白色的水手帽。他冲相机咧着嘴笑，漂亮的眼睛朝下看着镜头。
沃特坐在盖普的大腿上。他刚从水里出来，浑身湿滑得像小海豹似的，盖普正想用一条毛巾温暖地包住他，不过沃特在扭着身子挣扎。他那张小丑似的特别欢乐的圆脸，冲着相机和拍照的妈妈哈哈大笑。
盖普看到这张照片时，他可以感到沃特湿冷的尸体在他怀中变暖变干。
照片下面，一行说明文字直击人类最不高尚的本能。
T. S. 盖普和他的孩子们（事故之前）
这句话暗示如果去读这本书的话，就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意外了。当然了，读了也不会知道。《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不会真的告诉读者任何关于这场意外的情况，虽然说句公道话，意外事件在这部小说里唱了主角。唯一能让读者了解照片说明提及的意外的，是书封折页上约翰·沃尔夫写的垃圾文字。不过，尽管如此，一个父亲和他在劫难逃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是能骗读者上钩。
人们蜂拥而至，来买珍妮·菲尔兹可怜儿子的这本书。
在去欧洲的飞机上，盖普只有这张救护车照片来让他施展想象力。即便在这样的高度，他还是能想象得到人们蜂拥而至来买这书。他端坐在飞机上，对想象中来买书的人感到恶心，他还对自己写出这种把人潮吸引来的书感到恶心。
“蜂拥而至”的任何东西都让盖普感到不安，特别是人。坐在飞机上的他希望自己和家人能拥有更多隔绝和隐私，拥有比他所知的更多私人空间。
“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花？”邓肯忽然问他。
“这么多钱？”盖普说。
“等你变得又有钱又出名之后，”邓肯说，“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开心地大玩特玩。”盖普对他说，但他儿子那只漂亮的眼睛带着怀疑看穿了他。
“我们现在正飞行在35,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员说。
“哇。”邓肯说。然后盖普想把手伸过走廊去拉妻子的手。一个胖男子正不太肯定地走向厕所，盖普和海伦只能互相看着对方，用眼神交汇代替手牵手。
在盖普脑中，他看见了一身白的母亲珍妮被高大的萝贝塔举在空中。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珍妮高过人群的那一幕，让他背脊发凉，就好像《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封面上那张救护车的照片给他的感觉一样。他开始和邓肯聊天，说些什么都好。
邓肯开始聊起沃特和底流来，那是件有名的家庭轶事。打从邓肯记事起，每年夏天，盖普一家都去新罕布夏的犬首湾度假，珍妮祖宅前长达数英里的海滩为可怕的底流蹂躏。沃特大到可以冒险靠近海水时，邓肯就让他“小心底流”，海伦和盖普好几年来也这样对他说过。沃特敬畏地退了回来。之后的三个夏天，沃特都被警告小心底流。邓肯记得所有用词。
“底流今天很糟。”
“底流今天很强。”
“底流今天很邪。”“邪”这个词在新罕布夏很流行，并不限于形容底流。
那几年沃特都小心留意着底流。第一次被警告时，他问它会把人怎么样，他们只是告诉他，它会把人拖下海去。说它会从下面把人吸住，把人淹没拖走。
邓肯记得，那年是沃特在犬首湾度过的第四个夏天，盖普、海伦和邓肯观察到沃特在望着大海。海浪溅起的浮沫到他脚踝那里，他盯着海浪看，很久很久都没有跨出一步。他们便走下来到海水边和他说话。
“沃特，你在干吗？”海伦问。
“你在找什么，蠢蛋？”邓肯问他。
“我想看‘底蛤蟆’。”沃特说。
“什么？”盖普说。
“‘底蛤蟆’，”沃特说，“我想看。它有多大？”
盖普、海伦和邓肯屏住了呼吸，他们意识到，这些年来沃特想象着有一只巨大的蛤蟆，潜伏在海岸边，伺机把他往下吸，拖进海里。这可怕的“底蛤蟆”。
盖普努力和他一同想象。它会不会浮出水面？会不会漂流？它是不是总住在水下，它皮肤很薄又鼓胀着，不停寻找它那粘舌头能拉下水的脚踝？这恶魔“底蛤蟆”。
“底蛤蟆”成了海伦和盖普之间用来指代焦虑的暗号。在他们跟沃特讲清楚怪物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底流，蠢蛋，不是‘底蛤蟆’！”邓肯对他号叫。）之后很久，盖普和海伦自己一感到危险就会想起这个怪物来。比如路况拥堵严重，或者路面结冰，或者忧郁一夜之间袭来，他们就会对对方说：“今天‘底蛤蟆’很强。”
“记得吗，”邓肯在飞机上问，“沃特问它是绿色还是棕色的？”
盖普和邓肯都笑了起来。但它既不绿也不棕，盖普想。它是我。它是海伦。它和坏天气一个颜色。它和轿车一样大。
在维也纳，盖普感到“底蛤蟆”很强。海伦似乎没感觉到，邓肯则和其他11岁的孩子一样，感受瞬息万变。盖普觉得回到这座城市有如重回史第林学校。街道、房屋甚或是美术馆里的画，都好像他从前那些老师，变得更老了，他几乎无法认出它们，它们则根本不认识他。海伦和邓肯到处观览。盖普则满足于陪小珍妮散步，长长温暖的秋天，他推着一辆和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充满巴洛克风情的婴儿车穿行，他对每一个往推车里看并咂舌赞美小婴儿的老人微笑点头。维也纳人看起来都吃好的穿好的，这也让盖普觉得新鲜，这座城市已经距离苏联占领时期很多年了，战争的记忆和残骸遗迹也早已远离。如果说在他和他母亲来的时候，维也纳正处于垂死边缘或已然死去，那么现在盖普觉得，有什么崭新但普通的东西，已经在这座老城里长了出来。
与此同时，盖普也乐意带邓肯和海伦到处玩。他喜欢渗透了自己个人历史并掺杂了维也纳旅游书的导览路线。“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在此发表讲话时，站的地方。这是我以前礼拜六早上买菜的地方。这里是第四区，苏占区，是著名的卡尔教堂所在地，还有上下美景宫。你们左侧，欧根亲王大道和阿根廷大道之间的那条小路就是我和妈……”
他们在第四区一家不错的民宿租了几间房间。他们商量着要送邓肯进一家英语学校，但开车去那所学校很远，要不然每天早上就得搭很久的有轨电车，而他们根本连半年都没打算停留在这里。他们大致计划着圣诞节就会在犬首湾和珍妮、萝贝塔还有厄尼·霍尔姆一起过节。
约翰·沃尔夫终于把书寄来了，书封什么都一样不缺，盖普对“底蛤蟆”的感觉有那么几天变得无法忍受，然后那种感觉就被内化，吸收到表面以下。似乎不见了。盖普到底还是写了封措辞克制的信给他的编辑，信中表达了个人所受的伤害，公事公办地说，他理解编辑这么做的意图是最好的，但……他又能多气沃尔夫呢？盖普自己提供了这个产品，沃尔夫只不过是帮忙宣传罢了。
盖普听他母亲说第一批评论“不太友善”，但珍妮在约翰·沃尔夫的建议下，没有在信中附上这些评论。约翰·沃尔夫剪了第一篇出现在重要的纽约评论报刊上的赞誉文字：“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在一位重要的男作家身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评论家这样写道，她是某处的女性研究副教授。她继而说《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是“第一本由男性撰写的，对众多女性遭受的异常的男性神经质压力的深入研究”。
“老天，”盖普说，“说得好像我写了本论文似的。这他妈的可是小说，是故事，是我编出来的！”
“不过嘛，听上去她挺喜欢的。”海伦说。
“她喜欢的不是这个，”盖普说，“她喜欢的是别的东西。”
但这篇评论帮助奠定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是本“女权主义小说”的谣言基础。
“你就像我一样，”珍妮·菲尔兹写信给儿子说，“眼看着就要从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流行的误解中得益了。”
其他评论说这书“偏执、疯狂，充斥着毫无必要的暴力和性”。盖普没有看到大部分这类评论，但它们肯定也对销量毫无影响。
一个评论家肯定了盖普是个严肃作家，“巴洛克式的夸张倾向失去控制”。约翰·沃尔夫倒是没拦下这篇评论，一准儿是因为他自己很同意。
珍妮写信说，她越来越多地“涉身”新罕布夏的政治中了。
“新罕布夏的州长竞选，占据了我们全部时间。”萝贝塔·马尔登的信里说。
“怎么可能有人会把所有时间花在一个新罕布夏的州长身上？”盖普回信道。
很明显，有什么女性主义议题受到了威胁，散播了保守派胡言乱语，还发生了某些罪案，现任州长其实还为此自豪。政府部门吹嘘一个被强奸的14岁少女要堕胎遭拒，因此遏制了全国范围的堕落风潮。这位州长的确是个自命不凡的反动保守的蠢货。其他事且不提，但说他似乎相信穷人不应该受到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救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位新罕布夏州长眼里，这些穷人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是“上帝”对他们公正的道德裁判。这位现任州长又可恶又狡猾，比如说，他能成功激起人们的恐惧：说新罕布夏有遭到纽约来的离婚女子团体破坏的危险。
纽约来的离婚女人据说成群地搬来新罕布夏。她们的目的是把新罕布夏的女人变成女同性恋，不然最起码也要煽动她们对新罕布夏的丈夫们不忠，她们的目标包括勾引新罕布夏的人夫们，以及新罕布夏的高中男生。纽约来的离婚女人，很明显代表了广泛存在的滥交、赡养费以及新罕布夏媒体口中不祥的“女子群居”情况。
这种传说中的“女子群居”中心之一，自然是犬首湾，乃是“激进女权主义者珍妮·菲尔兹的老巢”。
州长说，性病感染率普遍上升，这是“这群思想解放人士中出了名的问题”。他说得一手好谎。而同这个被广为爱戴的蠢货竞争州长的显然是个女人。珍妮、萝贝塔和（珍妮信中所提的）“纽约离婚女子团体”在为她助选。
不知何故，新罕布夏唯一的州报上，盖普的“堕落”小说被誉为“新女性主义《圣经》”。
“一首唱给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沦丧和性犯罪危险的暴力之歌。”一位西海岸的评论家写道。
“是对我们这个摸索中的时代的暴力和性斗争的痛苦抗议。”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份报纸写道。
无论人们喜不喜欢这部小说，它都被普遍看作新闻。小说成功的一条途径，就是让故事看起来类似某人在叙述新闻。这就发生在了《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身上，就像那个新罕布夏的蠢州长那样，盖普的书成了新闻。
“新罕布夏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人们政治意识薄弱，”盖普写信给母亲，“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被卷进去。”
“你老这么说，”珍妮写道，“你回来的时候，就会出名了。到那时候让我瞧瞧你怎么能不被卷进去。”
“瞧我的吧，”盖普写道，“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
因为要写这些跨洋信件，盖普暂时没工夫体会那让人畏惧又致命的“底蛤蟆”了，但这会儿海伦告诉他，她也体察到这头野兽了。“我们回家吧，”她说，“我们玩得够开心了。”
他们接到约翰·沃尔夫的电报。“哪儿也别去，”电报说，“人们蜂拥而至抢购你的书。”
萝贝塔给盖普寄去一件T恤。
上面写着：“纽约离婚女子，对新罕布夏有益”。
“上帝啊，”盖普对海伦说，“我们还是至少等到这场无脑的选举结束以后，再回去吧。”
于是他幸运地错过了关于《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的“女性主义意见分歧”，那是发表在一本轻浮的流行杂志上的文章。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牢牢秉持着这样的歧视女性观念，认为女人主要是一堆洞眼的组合，是男性猎食者合适的猎物……盖普延续了这种让人愤慨的男性神话：也就是好男人保卫家庭，而好女人永远不会让另一个男人进入她字面上或比喻意义上的门”。
连珍妮·菲尔兹也被哄来，写她儿子的小说的“书评”，幸运的是盖普从来没看到珍妮的文章。珍妮说尽管这是她儿子最好的小说，因为题材是最严肃的，但“重复出现的男性幻想伤害了作品，女读者会觉得太冗长”。然而，珍妮说，她的儿子是个好作家，还年轻，会进步的。“他的心，”她继续写道，“摆在正确的位置。”
要是盖普读了这个，他可能会在维也纳待上更久。但他们已经计划好要离开了。像往常一样，是紧张焦虑加快了盖普一家的计划。一天晚上，邓肯没有从公园回来，他天黑以前就去了，盖普跑出去找他，对身后的海伦大喊说这就是最后的提示，他们应该越快走越好。总的来说，城市生活让盖普太过害怕邓肯会出事了。
盖普沿着欧根亲王大道，朝黑山广场的苏联英雄纪念碑跑去。那里附近有家糕饼铺，邓肯很喜欢糕点，尽管盖普已经不断警告过这孩子，吃点心的话就会没胃口吃晚饭。“邓肯！”他边跑边喊，他的声音落在坚固的石建筑上，弹回到他自己身上，好像“底蛤蟆”打出的蛙类特有的嗝儿，他能感觉到这头又丑又浑身长瘤的动物黏黏的呼吸近在咫尺。
但邓肯不过是在糕饼铺欢乐地嚼着一块格里尔帕策巧克力蛋糕。
“天黑得越来越早了，”他分辩道，“我也不算晚太多。”
盖普不得不同意。他们一起走回家。“底蛤蟆”消失在了一条又小又黑的马路尽头，要不然就是它对邓肯没有兴趣，盖普想。他想象海浪拉扯自己脚踝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电话声，古老的警报呼喊，有如守卫时遇刺的战士，受惊尖叫，吓得他们的民宿老板娘颤抖得像个鬼魂一样出现在他们房间里。
“Bitte，Bitte。”她走过来邀请他们。带着一点儿兴奋的颤抖告诉他们电话是从美国打来的。
那时差不多凌晨两点，暑热已散，盖普颤抖着跟着老妇，走到民宿的走廊上。“走廊的地毯很薄，”他回忆起来，“是影子的颜色。”很多年以前他这么写过。然后他看见了其他人物：匈牙利歌手、只能用手走路的男子、命运多舛的熊和他想象出来的悲惨的死亡马戏团的全部成员。
但是他们不见了，只剩下老妇瘦弱直立的身躯在前面引路，她的身子不自然而严肃地挺得笔直，好像她本来驼背，要矫枉过正似的。墙上没有速滑队的照片，厕所门口也没有停着的独轮车。他们走下楼进入一间屋子，顶灯发出刺眼的光，好像被占领的城市里草率搭起的一间手术室，盖普觉得自己在跟着死亡天使走，她是“底蛤蟆”的接生婆，他在电话话筒上能闻到它那沼泽般的气息。
“喂？”他小声说。
此刻听到萝贝塔·马尔登的声音，他松了口气，一定又是来抱怨拒绝她的情人，也许她打电话来没别的事。要不然就是报告一下新罕布夏州长竞选的新情况。盖普抬头看着老板娘老迈的脸上写着的问号，注意到她都没来得及装上假牙，她的两颊干瘪，松弛的肉掉到她的下巴下面，她整张脸像骷髅一样松垮。房间充满了“底蛤蟆”的味道。
“我不想让你看到新闻才知道，”萝贝塔说，“我不是很肯定，你们那里的电视会不会播这个新闻，或者报纸上会不会登。我只不过不希望你从新闻里知道这个消息。”
“谁赢了？”盖普轻松地问，尽管他知道，这个电话和新的或旧的新罕布夏州长都没关系。
“她被枪射中了，你母亲，”萝贝塔说，“他们杀了她，盖普。一个浑蛋用猎鹿的来复枪射中了她。”
“谁？”盖普呻吟道。
“一个男人！”萝贝塔哭号着。这是她能想到最坏的词：一个男人。“一个恨女人的男人，”萝贝塔说，“他是个猎人，”她啜泣着，“刚好是狩猎季，要不然就是狩猎季快到了，没人觉得扛着来复枪的男人有什么不对劲的。他朝她开的枪。”
“死了？”盖普说。
“我在她倒下以前接住了她，”萝贝塔哭着说，“没让她跌在地上，盖普。她一个字也没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盖普。我肯定。”
“他们抓住那个男人了吗？”盖普问。
“有人朝他开了枪，要不然就是他朝自己开了枪。”萝贝塔说。
“死了？”盖普问。
“是的，那个浑蛋，”萝贝塔说，“他也死了。”
“你现在一个人吗，萝贝塔？”盖普问她。
“不是，”萝贝塔哭泣着，“我们很多人在这里。在你家。”盖普能想象得到她们所有人，在犬首湾哀号的女人们，她们的领袖被刺杀了。
“她想把遗体捐给医学院的，”盖普说，“萝贝塔？”
“我听到了，”萝贝塔说，“这简直可怕。”
“这是她的愿望。”盖普说。
“我知道，”萝贝塔说，“你得回家来。”
“这就回来。”盖普说。
“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萝贝塔说。
“还有什么可做的？”盖普问，“什么都做不了。”
“应该要做些什么的，”萝贝塔说，“但她说过，她不想要办葬礼。”
“当然不，”盖普说，“她希望把遗体捐给医学院，萝贝塔，你要达成她的这个心愿，这是妈妈想要的。”
“但总还是应该要做些什么的，”萝贝塔分辩道，“就算不是宗教葬礼的话，也应该要做些什么。”
“在我到之前你千万别做任何事。”盖普对她说。
“我们很多人都在商量，”萝贝塔说，“大家都想搞个集会之类的。”
“萝贝塔，我是她唯一的亲人，”盖普说，“你把这话带给她们。”
“她对我们很多人都很重要，你知道的。”萝贝塔断然说道。
是的，就是这样她才会遇害！盖普想，但他什么都没说。
“我尽力照顾她了！”萝贝塔哭道，“我叫她别进那个停车场的。”
“不怪任何人，萝贝塔。”盖普温柔地说。
“盖普，你觉得有人要负责的，”萝贝塔说，“你总这样。”
“别这样，萝贝塔，”盖普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来告诉你谁该负责，”萝贝塔说，“是男人，盖普。是你们这种肮脏的杀人犯性别！要是你们不能为所欲为地操我们，你们就会变出一百种方法弄死我们。”
“我可不算，萝贝塔，别这样。”盖普说。
“你也算，”萝贝塔小声说，“没有男人是女人的朋友。”
“我是你的朋友，萝贝塔。”盖普说，然后萝贝塔哭了好一会儿，盖普觉得，她的哭声像雨水落在深深的湖面般自然。
“对不起，”萝贝塔小声说，“要是我看见那个带枪的男人的话，哪怕早一秒，我也会挡住子弹的。我会这样做，你知道的。”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萝贝塔。”盖普说，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这么做。当然他爱母亲，现在也感到丧亲的痛楚。但他是不是能像同为女人的珍妮·菲尔兹的追随者们那样对她忠心耿耿呢？
他为深夜来电向老板娘道歉。他告诉她他母亲死了，这老妇便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她凹陷的双颊和空无一物的牙龈虽然没有吐出一个字，但它们清楚地暗示着她经历过许多亲人离世。
海伦哭得最久，她不让沿袭了珍妮名字的小婴儿珍妮·盖普离开自己的怀抱。邓肯和盖普翻寻着报纸，但新闻要等一天才会传到奥地利，除了神奇的电视。
盖普在老板娘家的电视上看着自己母亲遇刺。
那是在新罕布夏一个商场里办的什么鬼选举活动。周围环境看起来约摸是在海边，盖普认出这个地方离犬首湾几英里。
现任州长一直以来都偏爱所有雷同、卑鄙、愚蠢的事物。和他竞争的女人看起来教育程度很好，是那种理想主义的人，她也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对州长代表的雷同、卑鄙、愚蠢的事物的怒火。
有皮卡绕着商场停车场转来转去。皮卡上载满穿着猎装外套和帽子的男子，很显然他们代表了新罕布夏的利益所在，与纽约离婚女子在新罕布夏的利益针锋相对。
那个竞选州长的亲切女人，也是一位纽约来的离婚女性。虽然她在新罕布夏住了15年，孩子们也在这里上学，不过现任州长以及绕着停车场开来开去的皮卡上的支持者们，或多或少都无视这个事实。
现场有很多标语，讪笑声不绝于耳。
还有一支身着队服的高中橄榄球队，他们的橄榄球鞋在停车场的水泥地板上敲击有声。女候选人的一个孩子是队员之一，他把球员召集来停车场，希望能证明在新罕布夏投票给他母亲，是完全男子气概的行为。
皮卡上的猎手则认为投票给这个女人，无异于投票给娘娘腔、女同性恋、社会主义、离婚赡养费，还有纽约，如此种种。盖普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有种感觉，那些事物在新罕布夏都得不到容许。
盖普、海伦、邓肯和婴儿珍妮，坐在维也纳的民宿，准备观看珍妮·菲尔兹遇袭身亡。不知所措的老板娘，给他们奉上了咖啡和小蛋糕，只有邓肯稍微吃了点儿。
然后轮到了珍妮·菲尔兹对停车场上聚集的人们讲话。她站在一辆皮卡后面讲话，萝贝塔·马尔登把她举起来放上后挡板，帮她调整好麦克风。盖普的母亲在皮卡上看起来特别小，尤其是站在萝贝塔旁边，但珍妮的制服那么白，一眼就能看到她，又亮又清楚。
“我是珍妮·菲尔兹。”她说，有人欢呼，有人吹口哨，有人大叫。绕停车场开的皮卡喇叭声大作。警察让他们把皮卡开走，他们照办了，但又开了回来，再开走。“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谁。”珍妮·菲尔兹说。现场发出更多叫声，更多欢呼，更多喇叭声，随即一声清脆的枪响，确凿得好像浪拍碎在沙滩上。
没人看见子弹从哪儿射出。萝贝塔·马尔登从盖普母亲的腋下接住了她。珍妮白色的护士服上，好像被溅上一些深色水渍。然后萝贝塔抱着珍妮从后挡板上下来，切入松动的人群，好像一个老近端锋想要持球强行首攻。人群分开了，珍妮白色的护士服几乎为萝贝塔的手臂遮挡。一辆警车开来接萝贝塔，他们靠近时，萝贝塔把珍妮·菲尔兹的尸体朝巡逻车递了过去。有那么一瞬间，盖普看见母亲那纹丝不动的白色护士服被举到空中，越过人群交到了警察怀里，警察帮她和萝贝塔上了车。
那车如人们常说的，疾驰而去。摄像机镜头转向兜着圈的皮卡和更多警车，他们当中发生了明显的交火。之后，一具穿着猎装外套的男性尸体一动不动躺在看来好像一摊油的暗色血泊中。再之后，一个特写镜头拍到了一样东西，新闻记者只说那是“猎鹿步枪”。
记者指出猎鹿季还未正式开始。
这场电视转播除了没有裸体画面之外，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限制级肥皂剧。
盖普感谢老板娘让他们看新闻。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到了法兰克福，从那里转机去纽约。“底蛤蟆”不在他们的飞机上，连那么怕坐飞机的海伦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他们知道，这段时间，“底蛤蟆”在别处。
在太平洋上空，盖普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她母亲说出了堪称“遗言”的话。珍妮·菲尔兹用“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谁”来结束生命。在飞机上，盖普哭着说出了这句话。
“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谁。”他轻声说。邓肯睡着了，但海伦听见了，她把手伸过走道抓住了盖普的手。
在海平面以上几千英尺处，T. S. 盖普在把他带回家的飞机上放声大哭，他将回到让他成名的暴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