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平日一样，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在办公室里集会。主人们坐在自己的桌旁，侦察员们在一张空桌旁边坐下来。华连廷·聂斯捷伦科、鲍里斯、加弗里洛夫、伊里亚·卡尔采夫和格里戈利·柯托夫低声地彼此交谈几句，听候古罗夫写完证明宣布开会。维特金还待在军医院里。

    最后古罗夫签了字，填上日期，把证件放进公文夹，轻松地叹了口气。

    “不喜欢书写，真是不得了，”他说道，打量在场的人们，“干嘛都有些丧气，同事们，不喜欢这种工作吗？”

    “列夫·伊凡诺维奇，甚至连马也不喜欢干活。而我们都是普通人，”出席者之中的长者，退伍上校聂斯捷伦科回答。

    “小姑娘怎样？”柯托夫侧着脑袋问道。

    “她受折磨，正由他人保卫，躺在单人病房里，”古罗夫回答，“据说，这是嗜毒引起的病症——可怕得很。医生们正在救护，但他们不是神仙，小女孩痛苦万分。”

    “谁干嘛这样使坏？有什么用？”加弗里洛夫的一只金牙齿闪现出一道微光。

    “鲍里斯，我不能准确地回答，我只有推测。”古罗夫看看坐在对面的克里亚奇科，仿佛请他给予忠告。

    “干嘛望着我，领头的？”斯坦尼斯拉夫耸耸肩，“假设——他们就是‘假设’，但是我代表同事们冒险说句话，主要是命令能够使我们觉得满意。你把什么都记在脑子里，看得开阔些，你就是首脑，我们就是执行者。”

    “你的立场，斯坦尼斯拉夫，并不是新的，”古罗夫冷冷一笑，“别害怕，谁也不打算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即是说，在俄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个新鲜问题：怎么办。我以如下方式评价形势。虽然不是刑法权威们，而是特工机关和我们作战，我们只是在很大范围内和相当普通的刑事案件——恫吓企图——打交道。众所周知，戈尔斯特科夫是一个亿万富翁。那种抢去戈尔斯特科夫大量钱财的欲望和选举运动毫无关系。这是时间上的巧合：选举运动和企图恫吓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巧合，罪犯们未曾想到即将举行的选举。所以，我们不应该迫使自己去胡搞什么崇高的政治，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

    古罗夫简短地叙述了尤里雅出生时的情况以及她在少年时代嗜毒的情况。

    “特工机关的某个卑鄙龌龊的人打听到了亿万富翁的女儿的出生经历便断定可以借此机会敲诈戈尔斯特科夫，夺取一大笔款子。为了使她父亲不至于全身特别剧烈地去抖，不至于六神无主，他们便打定主意使他女儿恢复吸毒的嗜癖。这就是事件发生以前的经过史。很可能有个什么人很想在选举前的忙乱中利用戈尔斯特科夫，然而这是伴随而来的事实，主要的是——金钱。即是说，我们必须使尤里雅不被卷入这种无谓的游戏。”

    “如果特工机关采取这个行动的话，那么我无法想象，可以怎样来处理这件事。”柯托夫说，一面从那蓬乱的眉毛底下望着，他显得愈加驼背拱肩了。“边境检查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小姑娘一跨过边界，就有人派出陪客监视她，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她隐藏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

    “这是事实，”斯坦尼斯拉夫表示赞同，“我们没法子把她隐藏在任何国度，但若把她关在祖国西伯利亚附近的松林中，任何特工机关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个小姑娘。在那个地方会丧失一个坦克军，任何人造卫星的跟踪也无济于事。”

    “特别的想法，”聂斯捷伦科点点头，“只不过在西伯利亚附近的松林中很快就会饿得蹬腿儿。应该让你有吃，有喝，不说多余的废话，而像尤里雅这种姑娘还需要高级手纸哩。”

    “你把人搞糊涂了，”斯坦尼斯拉夫冷冷一笑，“古罗夫是啥意思？俄国找不到这样偏僻的地方，在那儿列夫·伊凡诺维奇会没有朋友，没有债务人，至少会没有代理人。”

    这几个侦探向一声不响的古罗夫瞥了一眼，他没有表情地耸耸肩，并且说：

    “斯坦尼斯拉夫真爱夸大其词，但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

    “夸大其词了吗？”克里亚奇科像孩童一样愤怒极了。“我不离开原地一步，马上可以叫出三四个城市，你只要向那里摇个电话，就有人会把由你庇护的人接到设施完备的公寓，保证必需的各种供应，包括可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供应，比莫斯科和巴黎的条件更好。开始叫吗？”他伸开双手，准备弯屈手指。

    “请停止你的马戏表演吧。”古罗夫向朋友挥了挥手。

    “这正是马戏表演。请你给布尼奇打电话，他现在也许是省长，也许是行政机关的首脑，在任何场合他都是当局的主人。”

    “布尼奇，布尼奇……我认识这样的人。”古罗夫翻阅笔记本时喃喃地说。

    “他认识，”克里亚奇科冷笑一下，向朋友们递眼色，“两年前列夫·伊凡诺维奇在弄清州行政中心的一件谋杀案时遇见了这个布尼奇。那个人和这件谋杀案沾不上边，但是这个城市贿赂成风，这个布尼奇觉得不习惯的是，外来人竟在他的土地上发号施令。他们差一点儿犯了错误，两个聪明人心中都明白，他们的利益不相冲突，于是和睦地分手了。布尼奇帮助古罗夫惩罚出卖灵魂的将军，列夫·伊凡诺维奇及时地掉转头来，没有发现主人的那些和我们办事处没有直接关系的罪孽。”

    古罗夫拨电话号盘，接通了电话，翘起了一个指头，叫斯坦尼斯拉夫不要做声。

    “日安，可以请请列夫·伊万诺维奇吗，告诉他，有个莫斯科的同名的人真使人不安。”

    “您好，列夫·伊瓦诺维奇，”信心十足的男人的声音回答，“我们马上就找到上级了，顺便问一句，您不打算到我们这里来做客吗？”

    “我希望到你们那里去，行啦，”古罗夫回答，“他是谁呢？是左保镖还是右保镖？”

    布尼奇有两个一流保镖，是一对谁也分辨不清的双生子，他们叫做“左保镖”和“右保镖”，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来来去去，一个在左边走，另一个在右边走。

    “上校先生，您记得吗？”保镖者大笑一声，“怎么您在那时候克制住了，没有向我们扑来，您的嗅觉像野兽一样敏锐。我就是当时站在小路上的那个人，我的小弟弟站在台阶上。”

    “有嗅觉，”古罗夫面露微笑地表示同意，“但这多半是经验，你软弱无力地站着，心不在焉地微笑。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漫不经心，微露笑容。”

    保镖大笑起来，说道：

    “我要考虑到未来，上司走到了跟前，联合起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吗？”可以听见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话音，“我希望您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您好，同名的人。我不抱怨身体不好，至于莫斯科的秩序，您是知道的。”

    “是的，不妒嫉您，上帝保佑我，我在莫斯科买了一座房子，还没有搬走，住在偏僻地方，睡得倒安稳。你结婚了吗？”

    “你甭说吧，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有点胆怯。”

    “而我已经结婚了，生下一个继承人。你准备到我们这里来做客，还是有别的事情？”

    “我想把一个女客送到你这儿来。全世界的强人对这个姑娘都很感兴趣，我应该保护她。她病得非常厉害，酷嗜麻醉剂，不过这还是开始。她父亲委托我办理这件事。戈尔斯特科夫……”

    “是尤里·卡尔洛维奇吗？”布尼奇觉得惊奇，“你们甚至会使那等人不得安宁吗？这简直是暴虐无度的行为。”

    “同名的人，是莫斯科从海角打过来了，我们这里什么都行得通。”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能够替你办各种事情，既然这件事与尤里·卡尔洛维奇有关，那么我就得加倍努力。我的大夫们都是高级医师，加上泰加森林和空气，我们能够立刻治好她的病。你是把姑娘运送到我这里来，还是给我派一些人来呢？”

    “你的话让人感到委屈，我们就把她送过去。”

    “可以说，我们已决定，她怎样踏上我们的土地，我的小女孩。在这里任何特工组织都找不到她，我们把它妈的喂狗熊。”

    “我不怀疑这一点，同名的人，由我交人过来。”

    “不值一谈，我多少还欠你的债。”

    “让我们把它忘记。我把起飞日期和航班班次预先告诉你。祝你成功。”古罗夫放下话筒。

    侦察员们互使眼色。退伍的上校聂斯捷伦科以长者身分说道：

    “列夫·伊瓦诺维奇，我们把女孩送到目的地，这个小组就得解散了吗？”

    “我不明白，”古罗夫惶惑不安地打量，“当他们想到尤里雅溜走时，他们会使她父亲感到不安吗。其次是，他们并没有意外地杀死根纳季，而是使他负了重伤。从什么时候起刑事侦查局的密探们容许自己不受惩罚地枪击自己人呢？”

    “而我们对枪击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巴图林在法律面前是清白的，手枪在我们这里，但我们不能使枪从属于从前的主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检察机关，而我们不是无法无天的土匪，又不能施用私刑。”

    “不错，巴图林是一回事，手枪是另一回事，但是可以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古罗夫回答。

    当天，反间谍局就已经出面带走那些在戈尔斯特科夫之家附近被古罗夫捕获的卫生员们，民警机关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卫生员们”根本没有罪行，甚至没有违法行为。特工机关说，它正在充分研究这个问题。“卫生员们”在执行领导的任务，如果密探们有什么问题，就让他们去找具有无限权力的科尔夏诺夫将军。甚至古罗夫也不敢多嘴，尽管他本人认识科尔夏诺夫，他不怕什么，但是他明白，他没有充分理由去问这种级别的将领提出请求。

    中校福金和少校巴图林坐在福金那简陋的办公室里。

    “选举运动需要用钱的各种议论是讲给笨蛋听的，”巴图林很不客气地说，“他们正利用时机，想填满自己的腰包。”

    尤里雅要动手术，于是福金就给了巴图林一些好处，福金真的是想填满自己的腰包。自然他不去述评这件事的。

    “前执政党是否赢得胜利，问题就在这里。谢苗，你比我聪明，经验更丰富，你说说，应该为谁效力呢？”巴图林问道。

    “只有为自己，可以为自己，再也不为谁。叶利钦既不认识我们，也不想认识我们，如果鲍里斯当上总统，那么在他的宝座附近将要发生霍登场挤死人事件。如果久加诺夫获胜，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请你最好告诉我，原来这个小姑娘又失踪了吗？我承认，以尤里雅为对象的活动起初就是错误的，不能取得具体的结果，而当某个人横向马路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忍耐不住了。”

    “谢苗，你知道，戈尔斯特科夫向密探们求援，他们委派古罗夫替他服务，而他是个道地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不过我们经常遇见他，”巴图林回答。“他已经拐走一个小姑娘，但是不像我们所指望的那样，把她送出国境线，而是把她送到俄国境内的某个地方去。总之，即令有可能，现在一下子很难找到尤里雅。”

    “是的，古罗夫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福金若有所思地说，“我试图寻找他的资料，岂知其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前我不相信，竟然存在这种职业癖者。让我们忘记这个小女孩，就叫古罗夫去捕获自己的土匪吧，这种事情真够他忙碌一辈子。让我们，我和你想到以后。如果这二人当中有一人当上总统，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个小仓库中闲置到老。”

    “除了他们谁也没有机会，”巴图林说，“你停止飞行，像大家一样在地上走吧。必须拿到一大笔钱，几百万绿钞，从此大肆挥霍吧。”

    “往哪里去？到布赖顿—比奇去，在小偷和犹太人中消失，香甜地吃喝并等待棺材匠吗？在加那利买下一幢别墅，拭去棕榈的灰尘，晒太阳吗？谢尔盖，你要明白，我也还是年轻的男人，没有事情做活不下去，会变成酒鬼。我不善于做买卖，我没有这种天才。那里没有谁用得着我们，那里的人们都想唾弃我们的几百万元。他们在我们背后得意地微笑，用指头指着我们，竟说俄国人偷了许多钱，正在尽情欢乐。我不知道，你、我在俄国的地位是源出于何处，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鱼儿可能也想飞翔，而它出生于水中，那里有它的家，它也要在那里了结一生。”

    “你有什么建议呢？”巴图林问道。

    “必须在上层占有一个席位，但原先不是以穷亲戚的姿态出现，而是要和君王平起平坐。当今的显贵不让我们接近于左右，那就意味着，必须竭尽全力，使那个归功于我们的人坐在宝座上。”

    “对不起，谢苗·彼得罗维奇，我承认，你是一个聪明的，经验丰富的人，但是你却在这里扯谈。我们没法子去影响选举，”巴图林挥挥手，噗嗤一声笑了。

    “你甭说，谢尔盖，你甭说吧。如果鲍里斯退出，砖头势必落到头上了，那么到最后阶段就由另外一个人出来做反对派。现在看来，久加诺夫还有很大的威望，但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了，大家都想到，他们拥戴的不是新人，而是反对非常熟悉的旧人。那时候我们就在他们身旁，而那些忠于任何统治者的电力工业职工们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在理论上赞同你的意见，但是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记载和沃兰德所断言的那样，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的头上去。”

    “我表示同意。咱们等待吧。还来得及，”福金从桌后站起来：“你替自己的将军服务吧，不要管闲事，避免同古罗夫接触，如有什么事，请你打电话。”

    这个鬼东西断言，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头上。在推动石头之前，他们仔细研究了巴图林，正确无讹地向他瞄准了。

    每逢星期一早晨，巴图林总要到靶场去，认为他既有武器，就应该善于利用它。

    巴图林便用“马卡罗夫”牌手枪对准那背部画有一道道圆圈的人形靶子射击。在他附近射击的是某个民警机关的上校。除开他们而外，靶场上没有任何人。巴图林打掉了一夹子弹，他观察到，这个上校毫无信心地打靶，想了又想，如果靠这种本领密探从五十米的距离也打不中一间屋子。后来上校开了最后一枪，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枪放在栏架上。

    “怎么样，上校先生，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巴图林快活地问道。

    “可以去看看，不过我想恐怕这没啥意思。”上校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拿过手枪了。”

    他们走到了靶子跟前。巴图林的子弹密集地射在一个地方，差不多打中了十环，赢得了四十二分，但上校的情况很糟。

    “我打得不好，但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上校斩钉截铁地说，“这支手枪出了毛病，我相信你用它也打不中靶子。”

    巴图林从栏架上拿起上校的手枪，瞄准靶标。

    “怎么样，上校先生，我同意调换手枪，比赛比赛，在低级酒馆中赢一顿午餐。”

    上校看着手表便回答：

    “我同意，明天在这个时候。现在请原谅，我不得不离开，”他把自己的“马卡罗夫”手枪塞进枪套中，“即是说，明天，九点钟行吗？”

    “请您携带钞票，上校先生，今日低级酒馆的午餐也是很昂贵的，”巴图林大笑起来。

    “我知道已经输了，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有一颗子弹没能打中靶标，”上校回答，“明天见。”他走出靶场，坐进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驶进内务部向古罗夫汇报情况。

    克里亚奇科脱下身上的制服，斯坦尼斯拉夫在靶场上打得很差劲，他汇报：

    “他一下子抓注了碴儿，卑微的虫豸用不着，叫个专家来，检查检查他，‘把指头割下’，我无论怎样，约定在明天要和他相见，如遇必要时，就互相对射。”

    “指纹毫无损伤，”古罗夫回答，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手枪看来看去，“他的伙伴肯定会说，没法把巴图林的手枪拴在他身上，而且谁也不会对根卡·维特金的重伤负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把那套制服挂在立柜里，穿上便服，好奇地望望朋友，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明显，我到死也不了解你。你是个这么洁身自好的人，以致使我不禁要用粗野话谩骂，你目前堕落到会做龌龊事的田地，还欢天喜地。我和你以前都不会去想象这种事情。”

    “是的，我们在退化，”古罗夫病态地蹙一下额角，“但是从前特工机关的军官不在黑手党中服务，更不会枪杀自己的同事。如果我们不适应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家简直会把我们杀害。”

    “那么让我们开始受贿吧，到处有人受贿，我们应该取得一致。”

    “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上，生活迫使我们去走极端，或者被撤职。我们都做过尝试，没有结果，某个人应当为之殴斗，然而我们并不能制定法则。你自己晓得，上级对一切负责，所以这个罪孽不由我负责，也不由你负责。”

    “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

    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