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要出去啦，大家交头接耳：去法国或中国，比利时，英国或韩国，利比亚或叙利亚，德国或古巴。耳语的时候，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

    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

    流淌的水，行驶的货车，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农民收割玉米时，发现风干或胀裂、被乌鸦啄空的尸首。农民收走玉米，让尸首留在原地，因为眼不见最好。到了晚秋，会有拖拉机来耕地。

    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针灸治疗大脑萎缩，温泉浴治疗瘫痪。据说，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

    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虽然灾祸从未降临。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

    我走进餐室，拉开冰箱。灯亮了，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

    自萝拉死后，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不过我还是看得见，闻得着。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透明的男人。这个透明人有病，为了多苟活些时日，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

    我看到了他的心兽。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蜷缩着，很疲乏。我关上冰箱，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只能是他自己的，比世上一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

    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嬉笑，吃着葡萄和面包，没有开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准备上床。大家都躺下了。我关灯。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我似乎看得见呼吸。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但不是夜。

    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人应该怎样生活，我想，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街上那些东西，虽然是有人遗失的，路人却熟视无睹，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父亲死了。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医生说。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我说：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而我指的却是元首。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没救了。他指的是父亲，而我想到了独裁者。

    父亲出了医院，回家等死。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他傻乐呢。医生不行，他说，病房很糟糕，床硬邦邦的，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父亲说。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牙龈萎缩了。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因为不合嘴了。

    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只有肝变大了，还有眼睛和鼻子。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

    我们去另一家医院，父亲说。我拎着他的小箱子。那里的医生好，父亲说。

    街角，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我们对视了一下。父亲趁机说：我还得去理发呢。

    他真傻，死前三天，还把头发当桩事儿。我们俩都傻，他看了看哆嗦的表，我点了点头。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死前三天，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

    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箱子里有一个手表、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我想，属于父亲的一切，都应该进棺材。

    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在脚踝处有个翻领。翻领中间交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毛。自从有了孩子，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他的脚钻进鞋子里，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父亲就寝前，孩子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许的，即使赤脚也不行。

    父亲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听着壁钟摆动，一边顺着节拍摸毛穗。母亲已经睡着了。孩子一边摸一边说：嘀嗒嘀嗒。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夹在鞋子中间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声不响。

    当父亲抬起脚来时，手已经压伤了。父亲说：别烦我，不然缮随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两掌间说：不然，就没事了。

    有人说，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这话不对。

    父亲死后，我拎着小箱子进城，天开始下起雪来。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石头、铁篱笆的涡卷形花饰、花园门把和信箱盖子上都留不住雪。唯独男男女女的头发上留着一片白。

    父亲不关心死亡，我想，反倒去找了理发师。他就近在街角随便找了个理发师，这事儿就透着错，这跟他对待死亡一样透着错。他没跟理发师提到死亡。虽然父亲觉察到了死亡，但他期待着生。

    我真傻，因为雪花飘落，只在男男女女的头发上驻足，我就必须做一件正确的事。我必须拎着小箱子在父亲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发师那儿，跟他谈谈关于死亡的事。

    我在理发师那儿延宕了半天，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生平的一切。

    谈到死亡，我对于父亲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知，大多是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书中得来的，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微乎其微：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造过坟墓，造完了马上走人，我对理发师说。一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子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赞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肿胀的肝脏时，理发师给我烫完了出席他葬礼的卷发。

    走之前，理发师说：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车，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去看腰痛的母亲。田野白褐相间。

    我站在灵柩旁。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子进屋来。她绕到棺边，将被子放在纱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鹅嘴鼻。她照顾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子，无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现在她又认出了父亲，因为她疯了，也是因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身上了。

    她对母亲说：让被子盖在棺材上吧，雪鹅会来。母亲一只手按住腰痛，另一只手将被子从纱幔上扯了下来。

    搜查以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身带着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夹克口袋里。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

    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们在箱子上放两根头发。晚上头发就不见了。

    库尔特说：每天晚上一躺下来，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我只好侧过身来睡，把腿蜷缩到腹部。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块石头沉到水里面。

    我做梦了，埃德加说，我想去看电影。我新刮了胡子，因为大门口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只有新刮了胡子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我走到电车站。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我读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员说：今天不是这些日子。售票员说：所以大家必须站着。人们挤在后门口。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们正在合唱。唱得整齐划一，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