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也就是前往欧洲旅行前不久，您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十七岁》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一经发表，就遭到右翼团体的威胁，杂志基于其与作者毫无关系的判断，在《文学界》登载了谢罪广告。

　　这部小说，是受此前一年社会党浅沼稻次郎②委员长被十七岁少年刺杀，那个少年其后也自杀的事件所刺激而写成的。浅沼这个人很有人气和实力，能够对抗与其对立的执政党首相。《十七岁》发表时，被解读为天皇与安保斗争、超级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比。最近，这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针对这部译作的批评呀，就不同意这个结论，把那种二项对立的政治状况写为小说的结论。现在说起来，是闲居在家的啃老族③那种类型的年轻人，接受了右翼鼓动人员的单纯的理论，由此在自己的生活里全面展开了年轻人所能使用的暴力。这是一部在内心里将身为作者的自己与那个年轻人重合在一起的小说。因此，少年的自杀便是我本人难以完成之事的造型。第二部至今仍没有发行，不过，那可是一部即便被指为“这是右翼青年写的”或许也说得过去的小说。

　　三岛由纪夫强烈关注这部作品，说是“其实这个叫做大江的小说家，该不是在情感上受了国家主义诱惑的人吧”。听说，他对很多人说了这话，其后，通过《新潮》杂志负责我和三岛的编辑，我直接收到了三岛写来的信函。我想，三岛的解读或许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我从内心里参加到了安保斗争里去，可与此同时，对于这场斗争对立面那些国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产生了同感，我就以这种人的视角写了那部小说。对于这一点，即便我自己，现在看得也非常清楚。

　　——唯有这种无法分辨左右之色彩，无法加以说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学才能不可估量的一个侧面。只是被您本人频繁以“虎头蛇尾”这个怀疑性口吻叙述的政治性活动，尤其是您将“核时代”经常放在头脑里而作的诸多相关发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无疑同样占有很大位置。在光诞生后不久便成为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发表的《广岛札记》。这部作品在《世界》杂志发表后便被岩波新书系列所收录，其发行量累积达到一百多万部。一九七〇年，您在《冲绳札记》里提出“所谓日本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否将自己改造为并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种日本人？”的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就冲绳主权归还本土的问题写了现场报道。围绕其中的一些记述，目前也还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刚才说到的逃亡者的感觉为基点，我认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态是一以贯之的。

　　回顾我这将近五十年的经历，你刚才说到的所谓“一以贯之”，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更为准确。对于这样一个我的关注性质，我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伦理性的强韧，因此才一以贯之——比如说，就像中野重治那样的。如果从五十年那个时间点进一步溯流而上，关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时代的战后民主主义，关于安保斗争时期的态度，对于如何思考这一切，在最初阶段，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晚熟之人。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自己决定向那个方向而去。之所以如此决定，这其中有孩童时代阅读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响。但是，当我考虑如此这般地往那个方向而去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方向。作为晚熟的外行之人，围绕本身所从事的工作阅读相关书籍。而且，这种学习是自己独立进行的。我绝不归属于任何党派，就用这个方法独自走了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参加了围绕一九六〇年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而开展的反对运动，却并不清楚这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还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军基地之事；甚至在冲绳继续存在着美军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现实中，日本人持有社会安定感，经济也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可这个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学习着。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实是落后了，在反对安保条约斗争处于最高xdx潮的那个阶段，我还有许多问题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自己决定只是凭着感觉向那个方向前进的这场运动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认着这个问题。与此相重叠，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我那长子光，患有先天性脑疾。作为其年轻的父亲，不久后我去了广岛，在那里得以邂逅极为出色的人，他就是原子弹辐射病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①先生。这位先生非常宽容地接待了我，回答了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还为我介绍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诸多患者。我从中得到了教育，知道存在着身处正方，或者说确实非常正直——我使用的是正统这个词汇——且态度明确的人。我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向这种人学习，想要站在这种人一方，便写出了《广岛札记》。“这个人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考验，在这里从事着他的工作，自己不可忘却他的这种美丽。”这样一种心情，作为最最根本的东西被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下面要说的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前些日子，由于我和伙伴们共同创建的“九条会”②事务，我去了埼玉市，见到了组织集会的那些人员，其中有一人让我随即产生了“啊，此人是特别之人”的感觉，只看了一眼他的脸型和态度，就觉得仿佛一股电流传了过来。十多年前曾与他见过一次或两次面，可他的脸型却早已经忘了，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岁的缘故。尽管如此，还是把他给认了出来，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与之交谈过后，重新确认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弹爆炸那会儿，他作为军医救治那些负了伤的士兵，其后就一直在原子弹爆炸和医疗的接点处持续着他的努力。这个人此时就站立在那里，他的存在本身与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识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类型的人。早在将近三十岁时，我就经历过这种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里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自己的儿子带着先天性脑部重疾出生到这个世界时，我去了广岛，受到那样一些人极为宽容的接待。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运。

　　——刚才您说到了“九条会”，该会于二〇〇四年由您和鹤见俊辅②、小田实③、井上厦等人组建而成，二〇〇五年曾在东京湾的有明圆形大剧场举办近万人参加的集会，目前已经成为很大的市民运动。对于大江先生的相关社会性发言和行动，萨义德在与您的往复书简里这样写道：“大江先生，你不是为了网罗名声以及奉承，而是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随的复杂且不见人踪的泥沼，在动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不可估量的信誉力量。”

　　此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萨义德本人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具有代表性的教授，还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曾把来到纽约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阿拉法特那份讲演稿，帮助翻译成地地道道的英语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时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问题里去。但是，由于对阿拉法特路线感到不谐调，便抽身离开了阿拉法特。对于奥斯陆协议，他是最为强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为独立写作者，他继续从事着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工作。在现实中，萨义德不是那种沾着满身泥水进行活动的人。我——当然无法与他相比——也一直坚持反权力的立场，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即使参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将其置于小说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经常只是在持续着小说家的人生。我没有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经历，估计也不会有人将我视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实呀，他是一个好作家和优秀评论家，与此同时，还是深入现实的活动家。虽然我也参加了同一个市民运动①，却将重心置于文学之上。较之于实际运动，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张显得合理。因此，在现实的运动中，我们的主张总是归于失败，比如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不久将要出现的宪法危机，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张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然而，即使撞进无法通过的死胡同，也从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虑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头蛇尾之人的缘故了。

　　井上厦的艺术性工作和实际活动也是大致如此吧。他在创作非常有趣的、崭新的戏剧，比如广岛的人们在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后仍顽强生活下去，他创作了表现这种内容的美丽的戏剧，并被改编为电影，以便让外国观众也能够理解。最近，我在法国演讲时，也碰到有关井上厦的戏剧的提问。他就这样将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演剧或者文学之上。此外，对于他作为市民在“九条会”开展的活动，我有一种亲近感和敬意。

　　——也不知是那种生活下去的姿态，还是出于灵魂的共鸣，对于萨义德与大江先生这两人的发言，我感触良多。与您同年出生的萨义德，因白血病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去世了，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为朋友们留下了“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观主义的，可就意志而言，我是乐观主义的”这么一句话语。他告诉朋友，阿拉法特是无可替代的，并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可相信事态终将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大家也都在说，他有必要相信人们不可能永远持续彼此间的争端，对于萨义德来说，这个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①导演的《格格不入②》这部电影，大江先生在被这顶核保护伞所覆盖的状况下，作了大胆贯穿着乐观主义的发言，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您这个发言的真意。与此同时，萨义德在面对“后期的工作”时，也被大江先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悲叹”（grief）情感所大大触动。

　　实际上，我曾经收到过写有以上内容的信函。年过五十之后我创作的《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很快就出版了法文译本，萨义德在与我邂逅相识时，就对我说了他的批评意见，说是为此写了很长的读书笔记。而且呀，他对《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里出现的那位名叫义兄的出场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位年岁稍长的义兄一直在引导着与我本人多有重合的主人公，他给那位与我相似，也是作家的主人公写了一封批判的信函：

　　在你的观察中，你所说的“悲叹”，也就是grief这种感情，会反复抓住超过一定年龄的人。对于你的这个观察，作为基于经验的语言，我也表示赞同，实际上我也确实产生了共鸣，甚至想将其改称为攫取住我们的“悲叹”之感情。但是，倘若让我这个年岁稍长于你的人用同样基于经验的语言来表述的话，也会存在与你所说的内容不尽一致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也会持有某种悲叹的感情，但那是一种粗野的东西。对于这个观察，我表示完全赞成（中略）。另外，关于你接下去所说——上了年岁后便会意识到，那种东西却变成了非常安静的悲叹——的看法，细说起来，我还是表示阶段性的、过程性的赞同，因为我回想起，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期，我本人也曾自觉到了这种情感。但是，对于下面这一段话语，比你年长五岁的我却是绝对无法赞同：我在想，今后随着年岁的进一步增长（作为非常安静的悲叹之感情），这种感情该不会越发深沉吧。上了年岁，接着突然发生某种倒退，粗野的，叫做悲叹的那种东西或许正在等待着自己。K君啊，你没这么想过吗？

　　就是这一段，说是他做了笔记。萨义德在去世前的十年间一直思考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经整理后，便是在纽约出版的《晚期风格①》这部文集，其内封上只有我那篇长长的推荐文。这是一部有关艺术家晚年工作之姿态的著作。萨义德在书中表示，人到晚年之后，无论悲伤也好，愤怒也好，对于人生以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够以猛烈的势头调整这一切、面对这一切、并推进自己工作的，则是艺术家。贝多芬曾这样做过，说到演奏家，格鲁恩·古尔德①也是如此，作家托马斯·曼亦做过同样的事。晚年的萨义德所思考的主题，是我在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状态下，作为针对主人公的批判性呼吁，于将近二十年前写入自己的小说之中的。而将其解读出来的，则是爱德华·萨义德！

　　所谓文学，其到达之处常常会超越其作者（或是诗人或是作家）的意识……这是我从年轻时就持有的信条。我总是在梦想，这个奇迹能否也在自己身上应验，如果能够应验的话，那就太好了。总之，除了写小说之外再无能事的我，就在这个梦境中生活至今。尤其是我，自从患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出生以来，我认为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同儿子光一起生活。不过，文学还在继续。只要我还在从事着文学，自己的文学就要表现与儿子的共同生活。于是，文学写作便同我与儿子的共生重叠起来，双方只能是那种互相深化的关系。当时我还认为，这个做法或许会成为自己的想象力的一种形式。就这样，我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后来，就出现了萨义德这样的读者，通过作品的翻译文本解读出在那四十年过程中自己未曾觉察到的东西。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这一切实在不可思议吧？这就是文学这门艺术最具魅力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