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蛊惑民心的政客”一词即使未在古希腊的克里昂时期（克里昂〔？-公元前422〕。原雅典制革工人的儿子，能言善辩，以攻击古雅典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起家，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敌修昔底德、阿里斯多芬称他为“盅惑民心的政客”。译者注）造出来，也会因勾勒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多纳休之需而产生；他就是此类人物最突出的代表。

　　他出身于有钱有势的人家，却装成而且经常自称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准确的了。但谎言重复得多了，许多人就会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参议员还喜欢被标榜为“穷苦百姓的发言人，替穷苦人向压迫者斗争的人”。究竟多纳休的灵魂深处是否真心关怀穷苦人，只有他自己清楚。反正，这类雅号他可充分利用。

　　如果国内哪个地方发生了大卫对歌利亚的斗争（大卫是《圣经》中人物，年轻时曾打死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后成为以色列国王。译者注），只要有新闻价值，多纳休一定会火速赶往现场，嚷嚷着支持大卫们，哪怕有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歌利亚有理。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大卫总是多数，到选举时，他们就可以派用场了。”

　　也许出于同样理由，多纳休在劳资纠纷中总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即使劳工的要求过分，他也决不为资方说话。

　　他早就发现，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有失业者和工人的场合是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这参议员不时和找职业的人一起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门外和失业者攀谈。他诡称这是“亲自去看看，了解一下失业者的想法”——这高尚的目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反对。然而有趣的是，新闻界总了解这参议员的意向，电视台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于是，他那为人熟悉的面孔带着和失业者交谈时关注备至的神情，就会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和次日的报纸上出现。

　　至于其他“平民百姓”的问题，这参议员本反对商人乘飞机头等舱享受税率打折扣的优待，他最近发现这已收到效果。他争论说，如果人们要享受头等舱的特权，就应自己掏腰包，不能让别的纳税人来贴补他们。于是他在参院提出议案：为增加税收，对头等舱机票不得打折扣。但他完全清楚，这提案肯定会在立法过程中夭折。

　　在此期间，对此事的报道很多。为使这一蛊惑惹人注意，他自己乘机时总坐经济舱，而每次出发前都向新闻界打招呼。然而在机上后部的经济舱，他比头等舱的乘客领受的照顾还要周到。有一件事他从不公开提起：他大都乘舒适的私人飞机作空中旅行——不是用家族信托基金包的飞机，就是由朋友提供的。

　　从外表看，多纳休矮而壮，胖乎乎的脸使他显得年轻，不像已四十九岁；他体重虽超过标准但不显得肥胖，自称“填得厚实倒也舒服”。绝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中，他显得亲切友好，满脸含笑。他的衣着、发式故意不甚整洁，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客观的人看来，多纳休是个投机家。但许多人确实喜欢他，喜欢他的不光他那一伙人，还有他的政敌。原因之一是他颇有幽默感，经得起别人开他的玩笑。其次，他是个好伙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趣。

　　这后一特点使一些女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多纳休以善于利用这特点著称，尽管他婚姻关系稳定，也常在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女们陪伴下出现。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十点刚过，在参院的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纳休参议员敲响小木槌要大家安静，宣布议程将在他简短致辞后开始。

　　这次会选了个显赫的地点，在原参院办公大楼的SR253室举行。主席和其他参议员坐在高高的U字型台子后，面对证人和听众。从三扇大窗可俯瞰参院的花园和喷泉。室内有个大理石壁炉，哔叽窗帘上面印有美国的国徽。

　　多纳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开始念了。“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了一件世界范围的可怕悲剧。据说悲剧所涉及的孩子们智力和其他正常功能受到某药的破坏。在我国，那药前不久还有人开方和出售，药名蒙泰尼。”

　　这参议员说话有力，气派十足。室内百来个人都静悄悄地在听；各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着他。除多纳休外，在座的还有八名参议员，其中五名属多纳休的多数党，三名属少数党。主席的左侧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原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斯坦利·乌尔巴赫。参议员座席后面是小组委员会的十五名工作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多纳休继续说，“此次听证会是要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的责任，看是否……”

　　西莉亚被排定为第一个发言的证人，她听着主席以估计得到的言辞在继续其开场白。她坐在一张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前，旁边是她的律师恰尔德斯·昆廷。可敬的昆廷总算被她请来，接受了这额外的任务。她是这样求他的，“对蒙泰尼的情况，眼下没有别人比你更了解，而且我信得过你的意见。”

　　昆廷关于今天会议的意见明确而直截了当。他坚持要西莉亚做到，“尽可能把全部情况老实、清楚、简要地讲出来。别想耍小聪明，也别想驳倒丹尼斯·多纳休。”

　　昆廷之所以提出这后一点，是因为西莉亚打算摆出一件明显的事实：两年多以前，有人认为食品药物局拖延批准美国引进蒙泰尼没有道理，对该局提出了抗议。多纳休曾是抗议者之一，指责拖延一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

　　昆廷坚决反对说，“千万别那样！首先，多纳休一定还记得他的话；即使不记得，他手下的人也会提醒他，因而他一定已准备好对策。他很可能会说，他受了医药公司宣传之害等等。其次，这样做，他会和你结仇，那是极不明智的。”

　　接着昆廷向西莉亚概述了一些华盛顿生活中的现实。

　　“在美国，参议员有很大的权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总统还略胜一筹，因为他们施展权势不易被察觉。政府的任何部门他们都能钻进去搞点名堂，只要不过分、不违法就行。政府内外的重要人物也迫不及待地去讨好参议员，即使损害了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交易制度。根据这制度，参议员的权力——既可用来成全人，也可用来祸害人——是最大的交易筹码。因此，要同参议员为敌的人肯定是傻瓜。”

　　西莉亚记取了昆廷的忠告，告诫自己在同多纳休交锋时要记住这点，尽管对这人她已感到厌恶。

　　文森特·洛德也陪同西莉亚前来，现在坐在昆廷的另一侧。在西莉亚代表费尔丁-罗思发言并受到盘问时，这研究部主任的唯一任务是根据需要来回答问题。

　　多纳休结束了开场白，略一停顿后宣布说，“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新泽西州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乔丹太太。乔丹太太，你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同事们吗？”

　　“好的，参议员。”西莉亚寥寥数语介绍了昆廷和洛德。

　　多纳休点点头。“昆廷先生我们很熟悉。洛德博士，我们很高兴你能到会。乔丹太太，我想你有个发言，请讲吧。”

　　西莉亚仍坐在证人席上，对着面前的扩音器讲了起来。

　　“主席先生及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多纳休参议员在几分钟前把那件事正确地称为一场世界范围的悲剧。首先敝公司谨向这场悲剧中的受害家属表示深切的惋惜和同情。虽然尚缺乏完整的科学证据，而要汇齐这种证据可能要花若干年时间，但就目前情况看，孕妇子宫里的胎儿受到损害，肯定是蒙泰尼这药造成的。只是受害者在整个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此种情况难以预见，尽管对该药先是在法国等国，后又在获得美国食品药物局正式批准前，都广泛试验过。”

　　西莉亚的声音清晰，但调门不高，故意不讲得铿锵有力。她的讲稿虽经多人仔细推敲加工，但主要是她和昆廷两人的成果。她念时没有离开讲稿，只在适当的地方偶尔加上一两个短语。

　　“敝公司还想指出：有关蒙泰尼的一切事宜≡各阶段的试验、分配、报告——都是按法律行事的。实际上，当人们对该药产生严重怀疑时，敝公司在法律上并无此种要求的情况下，不等食品药物局作出决定，就主动撤回蒙泰尼。”

　　西莉亚继续讲，“现在我愿意回头来谈谈蒙泰尼在法国原产地的情况。

　　这药是由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研制成功的，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她这发言不仅内容准确，而且不牵涉个人情绪。这种讲法的确定，也经过费尔丁-罗思总公司以及昆廷在华盛顿的事务所的讨论。

　　昆廷问过西莉亚，“你打算怎样提你为蒙泰尼辞职的事？”

　　她曾回答，“根本不提。辞职是我个人的事，凭的是直觉和良心。既然我已回来，又代表公司，就只报告公司干的事。”

　　“那在公司干的所有事情上，你的良心摆在哪里？”

　　“仍然完好无损，仍然没动地方，”西莉亚断然回答。“他们若问起我辞职的事，我会如实回答。我只是不打算主动提这事；只为让自己面子好看，我是不提它的。”

　　西莉亚还提醒昆廷说，她辞职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当时她就知道这是个弱点，也是她没有将辞职公之于众的原因。

　　此刻她在参院小组委员会上说，“对蒙泰尼的安全性，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接到澳大利亚一份报告之前，都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甚至接到后也似乎没有理由为之操心，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

　　她把蒙泰尼事件从头一步步讲来，讲了四十分钟。在结束时，西莉亚说，“敝公司遵照小组委员会传票的要求，提供了证实我这发言的各项材料。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乐于合作，乐于回答提出的问题。”

　　提问立刻开始。第一个提问的是小组委员会的律师斯坦利·乌尔巴赫，他长脸薄唇，给人的印象是难得有笑容。

　　“乔丹太太，你提到了最先那个澳大利亚报告，说是它有可能引起对蒙泰尼产生怀疑。这是贵公司开始在美国推出这药之前七八个月的事，对吗？”

　　她心算了一下，“对。”

　　“你在发言里提到另外两次不利的报告，分别来自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次也都发生在贵公司在美国销售蒙泰尼之前，对吗？”

　　“不完全对，乌尔巴赫先生。你讲它们是不利的报告，而事实上——在那时——那些报告是吉伦特公司的文件，说是他们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对蒙泰尼的指责并不确凿有据。”

　　乌尔巴赫律师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要是咱们扣字眼的话，那我这样问：那些报告是不是有利呢？”

　　“不是。或许我可以节省咱们的时间，在制药行业里，‘不利的报告’有其特定意义。照那意义看，那两个报告都不属于这一类。”

　　律师叹口气，“叫它们‘关键的报告’，证人看行吗？”

　　“我看可以。”西莉亚已感到情况将难以对付，她已面临严峻的局面。

　　多纳休参议员插话说，“律师提出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你们这些人——你们公司——在将蒙泰尼推上美国市场之前，是否就知道那三个报告？”

　　“我们知道。”

　　“但你们还是照样干下去，照样卖这药？”

　　“参议员，对任何新药总会有否定意见的。我们对所有的意见都必须仔细审查并作出评价……”

　　“请注意，乔丹太太。我并没请你讲解制药工业如何行事。我的问题只需要你回答‘是’与‘否’就行了。我重问一遍：既已知道有那几个报告，你们公司是否仍在继续干下去，把那药卖给美国的孕妇？”

　　西莉亚沉吟不语。

　　“我们正等你回答，乔丹太太。”

　　“是的，参议员。不过……”

　　“‘是的’这回答就够了。”多纳休朝乌尔巴赫点点头，“继续问吧。”

　　于是那律师问道，“费尔丁-罗思要是对那几个报告多作点调查研究，把蒙泰尼的上市日期推迟一下，岂不更为恰当、更为慎重吗？”

　　西莉亚有苦难言，因为这正是她坚持的论点，后来并曾为之辞职。但她记起了自己在这儿的身分，回答说，“事后想想，是这样的，是该推迟一下。

　　不过在当时，公司也是根据科技方面的意见办事的。”

　　“谁的意见？”

　　她回答前先思考了一下。意见自然是洛德提出的，不过她要讲公道。“我们研究部主任洛德博士的意见。但他提得有根据，因为吉伦特公司的资料看来可信。”

　　“这问题我们待会儿问洛德博士。同时……”乌尔巴赫查看笔记。“你们决心干下去，不推迟蒙泰尼上市日期，尽管有那些不利的……请原谅，我是说那些关键的报告。这样做是不是和指望赚取利润有关？”

　　“嗯，利润总归是个因素……”

　　“乔丹太太！是，还是不是？”

　　西莉亚暗自叹息。有什么用？每个问题都是圈套，全都设计好了，让你一步步钻进事先定好的结论里去。

　　她只好说，“是。”

　　“那笔利润对你们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吗？”

　　“人们是那样看的，是的。”

　　“那笔利润你们估计有多少？”

　　别有用心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无情逼来，可她还能在内心的一角问自己：

　　这些问题的内容都非常接近事实，难道真就那样包藏祸心？不久前，她自己不也想提出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本应向萨姆·霍索恩提出，可他死了，现在却由她来顶，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自离开夏威夷以来，她第一次记起了安德鲁当时的告诫：“如果你回去……蒙泰尼的混乱局面就将由你来收拾。”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安德鲁说对了。

　　由于午餐时休会，西莉亚的苦难也就暂停。多纳休参议员通知她说，“乔丹太太，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不过等会儿请到场，还有问题要问呢。”他接着宣布：“午餐后下一个证人是文森特·洛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