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画家在故宫里画壁画《安加利之战》。

1503年，他从罗马抵达佛罗伦萨，接受终身行政长官，当时任共和国最高执政的皮埃罗·索德里尼的邀请，在故宫长老议会大厦新建的会议大厅墙上绘制一幅壁画，描写某一次值得纪念的战役。画家选择了1440年的安加利之战，那是佛罗伦萨人战胜伦巴第公爵菲利浦-马利亚·维斯康蒂的军事统帅尼科洛·比奇尼诺的战斗。

会议大厅的墙上已经画了一部分：四个骑士厮打在一起，为争夺战旗而鏖战，长旗杆顶端的旗帜已经成为一块破布，旗杆被折断。五只手抓着旗杆，狂怒地往各个方向拖拽。空中刀光闪闪，咔嚓咔嚓地相互削砍。人们张着嘴，看样子狂暴的叫喊声从嘴里冲出来。人的面孔扭曲了，比神话中披着铜质铠甲的野兽还凶恶可怕。人们的疯狂感染了战马：它们竖起前蹄，相互交叉在一起，抿着耳朵，睥睨着的眼珠射出怒火，像猛兽一样，龇着牙，相互啃咬着。下面，在马蹄前，一个人在血污里抓着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的头部往地上撞，想要置他于死地，并没有发觉他们二人将要一起倒下去。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体现出种种恐怖，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残杀，是“最野蛮的愚蠢行为”——“pazzia bestialissima”，用列奥纳多的话来说，“地上不会留下一块平坦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斑斑的血迹”。

他刚刚开始工作，空荡的大厅里的砖地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听出来是什么人，没有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

原来是皮埃罗·索德里尼，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讲到像他这样的人时说，他们既不冷也不热，而是温吞吞的，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灰溜溜的。佛罗伦萨的市民们是发了财的小业主的后裔，爬到显赫的地位，选中索德里尼当共和国的领袖，是因为他跟大家一个样，是因为他完全平平庸庸，对所有的人都不偏不倚而且没有危害，市民们指望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可是他们错了。索德里尼原来是穷人的朋友，是人民的保卫者。不过任何人对此都没有介意。但他毕竟是太微不足道了：他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干，只有当官的热心；没有智慧，只有谨小慎微；没有高尚的美德，只有宽厚的心肠。人人都知道，他的夫人阿简蒂娜太太趾高气扬，高不可攀，并不掩饰对丈夫的轻蔑，每逢提到他，必定称他为“我的大老鼠”。的确，皮埃罗先生真的像是办公室地下室里的大老鼠，区别只在于他让人尊敬。他并不油滑，甚至天生也并不卑鄙，尽管这两种素质是混迹于官场所必备的，犹如机器的轮子需要润滑油一样。他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为人冷漠、固执、倔强和像木板一样呆板——清正廉洁，用马基雅弗利的话来说，他“像是刚刚洗过的衣服一样，散发着肥皂味”。他本来想要让大家都听话，可是结果却激怒了大家。他不迎合富人，也不帮助穷人。永远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掉在两堆火之间。他是个难得的中庸者。马基雅弗利曾经受过索德里尼的庇护，有一次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

皮埃罗·索德里尼死的那天夜里，

他的灵魂刚刚闯进地狱的大门。

冥王向他喊道：“往哪儿去，蠢货？

到中圈去，那才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列奥纳多接受订画时必须签署一个条件苛刻的合同，规定稍有延误就应该支付违约罚款。高贵的大人先生们像小商贩一样，对于蝇头小利也都斤斤计较。索德里尼对待各种账目一丝不苟，对于国库支出的每一文钱，都要求列奥纳多准确地说清其用途，搭脚手架，购买油漆、苏达、石灰、颜料、亚麻油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各花了多少钱，都得分文不差地报账。列奥纳多曾经在摩罗和塞萨尔的宫廷供职，可是他为那些“暴君”（最高执政官轻蔑地称呼公爵们为“暴君”）效力时从来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奴役，而现在他是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在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度里为人民服务，却遭到了这种奴役。最糟糕的是，皮埃罗先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对于艺术本来一窍不通，没有任何才华，可是却有热情给画家提出各种建议。

索德里尼向列奥纳多提出为购买三十五磅亚历山大白铅粉而领取的钱款没有记账的问题。画家承认，白铅粉没有买，他忘记这笔钱干什么花了，提出要交还国库。

“您说哪儿去了，您说哪儿去了，列奥纳多先生！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为的是遵守规章制度，别出差错。请您别怪罪我们。您也知道：我们是些小人物，是些凡夫俗子。跟斯福尔扎和博尔吉亚那些高贵君王的慷慨大方比起来，我们的节俭在您看来可能是吝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量入为出嘛。我们可不是专制君主，而只是人民的公仆，因此花每一个铜板都得对人民负责，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管理公款是件神圣的事业，这里有寡妇捐赠，也有诚实的劳动者的汗水，也有士兵的鲜血。君王只有一个——而我们却是很多人，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这样的，列奥纳多先生！暴君可能支付给您黄金，而我们只能支付黄铜；可是自由的黄铜比奴役的黄金岂不更好吗？问心无愧的良心岂不是比任何的奖赏都更高尚吗？”

画家默默地听着，做出赞同的样子。他耐心地等着索德里尼把话说完，就像一个行路的人遇到刮得尘土飞扬的风暴，低着头，眯着眼睛，站在大路上等着风暴过去。列奥纳多在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想法里感到一种不可改变的盲目力量，犹如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是不能与之争论的，虽然这些人乍一看上去似乎是很平淡无奇，可是稍加仔细地思考一下，他便体验到这样的感觉：仿佛是窥视了一个可怕的让人头昏目眩的无底深渊。

索德里尼越讲越起劲。他想要引起对方争论。为了触及要害处，他谈起了绘画。

“绝妙！无与伦比！你看这肌肉，你看这透视！战马——跟活的一样！”

然后从眼镜上面看了看画家，宽厚而又严厉，好像是一个老师在看着一个很有才华但不够用功的学生：

“可是，列奥纳多先生，我现在还是要说，尽管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如果您最后完成时跟开始一样，这幅画的情节就过于悲惨了，太压抑了，请您不要生我的气，亲爱的，我说得过于直率了，不过我总是当着人的面讲真话——我们预期的可不是这样的……”

“您预期的是什么样的？”画家好奇地问道，心里难免有些怯懦。

“您所画的是我们的英雄们值得纪念的赫赫战功，要使共和国的战争功勋流芳百世，所以，您知道，这才能鼓舞人们的士气，给公民提供热爱祖国和英勇献身精神的良好典范。就算是战争的确真的像您所描绘的那样，可是为什么，请问，列奥纳多先生，为什么不让它变得高尚起来，对它进行美化，至少把某些极端缓和一下，因为凡事都需要一定的限度。也许我错了，可是我觉得，画家的真正使命恰恰在于进行教诲，给民众带来益处……”

他谈起了人民的利益，已经无法止住。他的眼睛闪烁着灵感和智慧的光芒，在他那单调的声音里有一种水滴石穿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画家默默地听着，完全木然了，只是偶尔清醒过来时，才努力设想这个心地和善的人究竟是如何认识艺术的——他不禁感到不寒而栗，仿佛是他走进一个挤满了人的黑暗狭窄的房间，空气污浊，一刻也不能在这里停留，否则就得窒息而死。

“不能给民众带来益处的艺术，”皮埃罗先生说，“是有闲者的娱乐品，是富人华而不实的追求，或者是暴君们的奢侈品。不是吗，亲爱的？”

“当然，是这样。”列奥纳多表示赞同，眼睛里露出勉强可见的冷笑，补充道：

“可是您知道吗，大人？为了结束我们长期的争论，我看，我们还是这么办吧：在这个会议大厅里召开一次全民大会，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民们决定，投掷黑白两种圆球分别表示赞成与反对，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确定我的画能否给民众带来益处。这有双重的好处：首先，像数学一样可靠，因为只消数一数票数就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其次，任何一个内行的聪明人，因为他只是一个人，所以就有可能失误，可是一万、两万个无知的或愚蠢的人集聚到一起，便不可能出错，因为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索德里尼没有马上明白。他很崇尚白球和黑球的神圣功效，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有什么人竟敢嘲弄这种神秘的方式。可是等到他明白过来以后，他惊讶地盯着画家，几乎是吓坏了，他那双瞎眯眯的小圆眼睛转悠个不停，像是老鼠嗅到了猫的气味似的。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凭着天生的本性，最高执政官把所有的画家都看成是失去健康思维的人，因此并没有因为列奥纳多的玩笑而恼火。

可是皮埃罗先生毕竟还是很伤心：他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的恩人，虽然传说列奥纳多背叛了国家，画过佛罗伦萨郊区的军事地图，提供给了祖国的敌人塞萨尔·博尔吉亚，可是索德里尼宽宏大量，接受了他为共和国效力，指望对画家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使之幡然悔悟。

皮埃罗先生变换了话题，但已经表现出首长的严肃态度，并且向他宣布说，米开朗琪罗·布奥纳罗蒂已经接受了邀请，将在会议大厅对面的墙上画一幅战争题材的画，说完之后，冷淡地告辞走了。

画家望着他的背影，只见他的头发灰白，两条腿弯曲，后背滚圆，从远处看，他更像一只大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