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感谢国内税务署把我们领向了举行婚礼的教堂。

    我们——两个函授大学生——在一起住了三年。为了坚持我们共同的梦想：“形成一种实质性的差别”，我们都到社会服务领域去工作：西蒙是清除违规——一个帮助有着犯罪记录、陷入麻烦的青少年的组织——的顾问；我则是另一个机会——一项针对怀孕的吸毒者的工程——的延伸工作者。我们挣得不多，但是在看到国内税务署从我们每月支付的支票中扣除了那么多的税后，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提出联合申报我们能够节省多少钱：一年整整三百四十六美元！

    伴随着这笔数目在我们贫穷的眼睛前晃来晃去，我们争论著政府偏袒结婚者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俩都同意税收是政府强制性权力的一种阴险狡诈的形式，但是为什么要给这个政府三百四十六美元去买更多的武器呢？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去买新的立体声喇叭。我确凿无疑地记得，是西蒙提议我们结婚的。“你认为怎样？”他说，“我们该合并起来联合申报吗？”

    婚礼在金门公园的罗多登郎花园附近一个我们揣度是既自由自在又富于浪漫气息的露天场地里举行。但是在那个6月的日子里，却有阵阵寒风吹进来漫天的白雾，拂甩着我们的衣服和头发，所以在结婚照片上，我们和我们的客人看上去都是衣冠不整的样子。当众生教堂的牧师正吟诵着婚礼的祝福词时，一个公园的官员又来大声宣布说：“请原谅，各位，举行这样一个集会是需要获得许可的。”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地交换了婚姻誓词，打包装起婚礼野餐食品和礼物，把它们都拖回到我们在斯坦洋街拥挤的公寓里。

    就像雪上加霜一样，结婚礼物中没有一件实用的东西，而那却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用来置换我们那乱七八糟地凑起来的床单、毛巾和厨房用品的。大多数我们的朋友送的是各种各样夫妻间的玩笑性礼物；我的前继父——鲍伯——送了我们一只水晶花瓶；西蒙的父母赠给我们一只雕刻的银质盘子。

    我家里其余的人则一个接一个的试图在找到“某个特殊的东西”——我们未来的重孙将在作为遗产来继承上胜过别人。我的母亲送来的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在拥抱的金属雕塑创作，一件巴拉特·辛——她现在的男友——创作的艺术品；我的弟弟汤米提供的是一架老式的弹球机——他每次来访都要玩一下；凯文给了我们一箱红葡萄酒，要我们把它们给放上个五十年。但是在与朋友们过了几次即兴的周末聚会后，我们只有一个颇为不错的空酒瓶收藏了。

    邝的礼物事实上相当漂亮，也极其令人惊异。那是个中国黑黄檀木盒子，盒盖是雕饰出来的。当我打开盒盖时，那《我们是路》的音乐就以一种生硬而愚蠢的节奏响了起来。在放珠宝的空格里放着的是一包茶叶。“让美好的感觉长久地延续下去。”邝解释说，同时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色。

    在我们婚姻的最初七年里，西蒙和我在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想尽办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在随后的七年里，我们做的似乎恰好相反。我们不像他和艾尔萨那样在诸如适当的过程、肯定的行为以及福利改造等重大问题上争论，而是在琐碎小事上辩论不休：如果你在倒入橄榄油之前把锅子加热，食物的味道会好点吗？西蒙说会的，我否认。我们并没有大吵大闹，但是经常拌嘴，仿佛出自于习惯似的。而这使得我们相互间没有好声气，更不用说爱情了。

    至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秘密欲望，我们无法再讨论了。它们太模糊，太唬人，太重要了，所以就呆在我们身内，像个恶性肿瘤似地生长，成了一个自我吞噬的实体。

    回顾往事，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的婚姻竟然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其他人——我们的朋友——婚姻的持续，是不是出自于习惯、或者冷漠、或者某种恐惧——反馈成希望，然后希望又释放出恐惧——的奇怪结合。我从未觉得我们的婚姻要比任何别的什么人更糟糕，就某些方面来说，我感到我们的婚姻还要比大多数人好些：在聚餐会上，我们是有模有样的一对；我们保持良好的体形，过着不错的性生活；而且我们还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是一致的：我们自己的事业——主要是为公益和医学团体处理公众关系。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发展了一批稳定的顾客——国家肾移植基金会、脑瘤研究基金会、几个医院以及一个颇能生财的户头：一个坚持要用大量吸脂之前与之后的女人屁股照片来印制广告的邋遢诊所。西蒙和我在我们公寓的一个房间里工作，我是摄影师、设计师、桌面排版工、粘贴艺术家；西蒙则是撰稿人、顾客接待经理、印刷联系人、财务总管。在美学方面，我们各自都很尊重对方；在小册子的布局、字体大小以及标题上，我们则寻求达成共识。在这一行里，我们是毫无愧色的专家。

    我们的朋友过去常说：“你们两个可真幸运。”在很多年里，我都想让自己相信我们就像他们羡慕地认为的那样幸运。我推想我们的那种争吵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恼怒之举，就像皮肤下的小刺，汽车上的凹痕，一旦我们对此花点儿工夫，轻而易举就能够排除掉。

    然而，到现在已过去几乎三年了。我的教父达德利——一个退休会计师，自从婴儿时代后我还没见过他——死后留给我一个小型基因拼接公司的股票，它们在他死时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到遗嘱执行人把这些股票转到我名下时，这个基因公司上市了，股票则因拆细而增加了几倍。由于去氧核糖核酸在商业上造成的奇迹，西蒙和我有了足够的钱去买——甚至是在价格飞涨的旧金山——位于绝好地段的一幢漂亮房子。我们是想买，但后来我母亲建议我与我的兄弟和邝共享我的这份幸运。她指出，说到底，达德利是父亲的朋友，而不是我曾特别亲近的别的什么人。她说得没错，但是我希望凯文、汤米以及邝会说：“留着它吧，谢谢你想到了我们。”我的希望是过大了。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邝，她竟尖叫着跳起舞来，就像在幸运之轮节目中的竞赛者。在我们分割了这块继承来的馅饼并且交了一大笔税后，西蒙和我只足以在一处有问题的地段付现款买下一幢朴素的房子了。

    结果则是，我们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寻找一个家。西蒙建议买的是在尘雾缠绕的落日地区的一幢五十年代的整修过的房子，他认为我们在几年后把它卖掉就能够使我们的投资翻番。而在我心目中的则是位于很有前途的贝纳尔高地的一幢颇显陈旧失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一个可以改造成甜蜜之家的家的地方，而不是一种投资。“你是在说甜蜜之案的茅舍吧。”在看了一处房产后西蒙说道。

    在我们称之为“未来的潜力”的这个方面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当然了，这种潜力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俩都知道住在陋室狭居需要清新和丰富的爱情，这种爱情会使得爱人们除了幸福地在同样狭窄的双人床上依偎着取暖外，对一切都毫无所谓，可西蒙和我却在很久以前就发展到了享用一张特大型床及有着双重控制的电热毯的境地。

    在夏日一个浓雾弥漫的星期天，我们在太平洋高地区域的边缘一幢六单元的建筑上发现了一块欢迎来访洽购一套合作公寓的牌子。说边缘，我指的是它凭一些破破烂烂的组成部分依附于这个时髦的社区。这幢建筑的后部坐落在西艾迪逊区域，朝那儿的门和窗都装着防锯的钢栅栏。它距太平洋高地区域中最繁华热闹的街道有整整三个街段和两个税收等级，居住的都是些有能力养得起宠物狗、情妇和第二家庭的人家。

    在公共门厅中，西蒙捡来一张卖房传单，上面尽是些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令人迷惑的陈述：“一套中等奢侈、双重标准、下太平洋高地区域的合作公寓。”他大声读道，“位于一幢由声名卓著的建筑师阿奇博尔德·梅修建于一八九三年的显赫而一度壮观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厦。”令人惊奇的是，这张传单上还吹牛说有十个房间和一个停车位置，而全部的要价仅占我们预算的一小部分。可我们所看到的能提供使用的一切决没有多于五个房间——如果把车房也算上，则是六个。

    我批了第五单元的门铃，“这价钱就这个地段来说倒是不错。”我评论道。

    “可它甚至都不是分套购置的公寓，”西蒙说，“与合作公寓的人住在一起，我听说，你甚至连改变你灯泡的瓦数都不得不遵守那愚蠢之至的规定。”

    “看那个楼梯扶手，我怀疑它就是最初的木制品。那难道不妙吗？”

    “那是假的，你从那比较精巧的卷曲可以分辨出来，它们太规则了。”

    由于西蒙对这个地方似乎丝毫也没有兴趣，我准备提议我们离开。但是随后我们听到楼梯上传来迅速的脚步声，一个男人叫喊道：“我马上就来。”西蒙漫不经心地十指交叉握住我的手，我都已记不得上次他那样做的日子了。不管他怎么批评，他必定是喜欢上了这幢建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它足以要我们去拥有一对幸福婚侣的外表、要我们有坚实的经济收入并能在整个契据待完成期间充分稳定地持续下去。

    地产代理人原来就是那份卖房传单的炮制者，是个穿着漂亮的秃顶年轻人，名叫莱斯特·罗兰或者罗兰·莱斯特。他有个令人恼火的习惯：经常“咳咳”地清喉咙，从而给人一种他不是在撒谎就是在准备做令人难堪的仔悔的印象。

    他递给我们一张商务名片，“你们以前在这个地区买过房子吗，——先生与夫人？”

    “毕晓普·西蒙和奥利维亚。”西蒙回答说，“我们现在住在马里纳地区。”

    “那么你们知道这里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住宅区喽。”

    西蒙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是指太平洋高地，而不是西艾迪逊吧？”

    “哈！你对此必定是个行家里手。我想，你们是想先看看地下室吧。”

    “好的，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莱斯特负责地领我们看了分开安装的各种仪表和热水柜、普通的热水器和铜制管道，与此同时我们则富于经验而又无所承诺地咕哝着。“就如你们注意到的，”——莱斯特清了一下喉咙——“这房子的基础就是原来的砖结构。”

    “不错。”西蒙赞赏地点点头。

    莱斯特皱起眉头，有那么一瞬间把我们留在了深沉的静默中。“我提起这一点是因为——”他咳嗽了一下，“就如你们可能早已知道的，大部分银行不会给一幢砖基础的大楼筹措资金。你们知道，是担心地震。但是所有者却想要进行二次抵押，而且是以类似的市场抵押率。当然了，前提是你有这个资格。”

    这就是了，我心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卖得那么便宜的理由就在这儿。“这幢大楼曾出过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绝对没有。当然喽，它经历过通常的整修——诸如装饰的裂纹等等的毛病。所有古老的建筑都会有几条皱纹的——那是岁月的特权。真的，面对一个上了百岁的老人，我们看上去都该是光彩照人了。此外你们也必须记住，这位涂粉饰彩过的老太太早已经历过1889年的地震而毫发无损，更不用提1946年的那次大地震了。而对于较新的大楼，你们却无法这样评说，是吧？”

    莱斯特的话听上去太迫不及待，而且我还开始闻到垃圾堆的那种令人不快的霉臭味儿。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只只饱经风霜的箱子，被老鼠咬啮过的箱皮和开裂的塑料上尽是尘蒙灰积。在另一个贮藏区则散落地堆放着锈迹斑斑的笨家伙——汽车零件、杠铃、一只金属工具箱——某个早先的住户雄激素过剩的纪念物。西蒙松开了我的手。

    “这个单元只有一个停车位置，”莱斯特说，“但是很幸运，二单元的那个男人是个盲人，你们可以租用他的位置来停第二辆车。”

    “多少钱？”西蒙问道，刚好我也在同时宣布说：“我们没有第二辆车。”

    就像只猫一样，莱斯特安详地看看我们两个，然后对我说：“哦，那就会省了不少麻烦，是吧？”我们开始从一个狭窄的楼梯并登上去，“我带你们从后面的进口上去，这过去曾是仆人的楼梯，通向合用的单元。哦，顺便说一句，过去几个街区——步行的距离，你们知道吧？——那儿有一所极好的私立学校，绝对顶级。到了三年级，那些小怪物已经晓得怎么卸开一台386计算机并把它升级到486。简直难以相信这些日子里他们能教你们的孩子多少东西。”

    这一次，西蒙和我以同样的两音节说道：“没有孩子。”我们互相注视，显得有些吃惊。莱斯特微笑起来，然后说：“有时那是非常明智的。”

    在我们婚姻的初期，生孩子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大梦想。西蒙和我都被我们遗传基因合并的可能性冲昏了头脑。他想要个看上去像我的女孩子，我则想要个看上去像他的男孩子。经过六年的每天测量我的体温、两次月经期间戒酒、用闹钟来控制性交以后，我们去看了一个生殖专家布雷迪医生。他告诉我们西蒙不会生育。

    “你是指奥利维亚不会生育吧。”西蒙说。

    “不，化验结果指出是你。”布雷迪医生回答说，“你的医疗记录也表明你的睾丸直到你三岁才降到位。”

    “什么？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何况，它们现在总是降到位了，那又会碍什么事呢？”

    那一天，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精子的脆弱性、精子是如何必须保存于比身体温度更低处——那就是睾丸为什么悬挂在体外的原因：自然的空调——的知识。布雷迪医生说西蒙的不会生育并非仅是精子数太少或者活性不够，说他可能自从青春期开始，也就是从他第一次射xx精开始起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但那是不可能的，”西蒙说，“我早就知道我能——哦，不可能的，化验弄错了。”

    布雷迪医生以一种精于安慰成千上万怀疑的男人的口吻说道：“我向你保证，不能生育并不影响你的男子气、精力、性欲、勃起、射xx精或者你满足你的性交伙伴的能力。”我注意到医生是说“性交伙伴”而不是“你的妻子”，仿佛是想概括许多的可能性：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然后他继续讨论射xx精的内容，勃起的物理机制以及其他的琐屑小事，而这些小事根本无关那双搁在我们的抽屉里的小宝贝的雨靴、那些我的母亲早已为她未来的外孙所收集的连环画册以及对怀孕的艾尔萨在一座即将雪崩的斜坡顶部朝着西蒙尖叫的回忆。

    我知道西蒙在想着艾尔萨，怀疑她是不是搞错了怀孕的事。如果是搞错了，那就使得她的死亡——基于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之上——更充满了悲剧性。我也知道西蒙不得不考虑到艾尔萨是在撒谎，也就是她压根儿就没有怀孕。但那又是为什么呢？而如果她怀孕了，那么谁是她的另一个情人呢？还有，为什么她要痛斥西蒙呢？没有一个可能的回答是有意义的。

    自从几年前我们与邝谈起了阴间之后，西蒙和我就避免提到艾尔萨的名字。现在我们发现自己的舌头加上了双重的锁链，无法讨论西蒙的不能生育问题：这个问题会涉及艾尔萨，或者就此而言，我们对人工授精和收养的情感。年复一年，我们避免谈起婴儿——不管是真的，想象的或者是希望有的的婴儿，直到我们站在这儿，在这三楼的楼梯平台上，两人都在告诉那个可惜的、名叫莱斯特的陌生人：“没有孩子。”宛如我们在多年以前就作出了决定，而且在那时就和现在一样，是最终的决定。

    莱斯特正在被一根电线串着的十几把钥匙里寻找，“它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他喃喃自语，“可能是最后的一把，对，你怎么会不知道它呢——瞧，这就是了。”他打开门，用手在墙上拍着找到电灯开关。这房间起初给人一种熟悉感——仿佛我以前已经成百上千次秘密地访问过这个地方，这个夜间梦想的集合之所。它们就在那儿：沉重的、配有古老的波纹玻璃的双层木门；装饰着黑色橡木的宽敞门厅；投射进一条闪烁着古老尘埃的光柱的气窗。那就像返回了一个以前的家，我无法确定我的熟悉感是令人宽慰的还是令人窒息的。随后莱斯特快活地宣布说我们应该从“客厅”开始参观，于是那感觉就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伊斯特勒克和哥特式复兴的建筑。”莱斯特介绍说。他继续解释这个地方在二十年代曾如何变成了流动售货员和战争寡妇的寄宿所；在四十年代，当这幢建筑改成了二十四套小型公寓房间——便宜的战时寓所——时，“哥特式复兴”进化成“特殊的心灵手巧者”；在六十年代，它变为了学生公寓，而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房地产繁荣中，这幢建筑再度被赋予了新生，这次是成为六套“半奢侈”的合作公寓。

    我揣想“半奢侈”涉及的是门厅里的廉价玻璃吊灯，其实“半时髦”倒是刻画这套房子的更为实在的途径，因为这幢房子体现了其前一阶段的那种互不协调的杂烩风格；有着西班牙红色瓷砖和木压层板碗橱的厨房已失去了它所有维多利亚血统的痕迹，反之，其他的房间却仍然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大量地装饰着毫无用处且华而不实的拱肩和石膏中楣；散热器的管子不再接着发热器；砖砌火炉也有了自己的砖块赘饰；肯定是最近做的空心门临时凑成了壁橱。通过莱斯特的那种地产商的夸大其辞，毫无用处的维多利亚式空间一跃而成了重要的新目的：一个由一块琥珀色玻璃从背面照亮着的以前的楼梯平台变成了“音乐大厅”——我心想，这对于一队诛儒四重唱来说倒确实是够完美的；一块曾经是属于处在最底层的洗衣妇的令人窒息的空间，现在在莱斯特的建议下，成了“孩子们的图书馆”——这并不是说还有个成人的图书馆；半个一度是很宽敞且有着嵌入式衣橱的梳妆间——另一半在相邻的套间里——现在变为了“文书室”。我们耐心地听着莱斯特说，词语从他的嘴里飞掠出来，就像跑在刚打过蜡的漆布上的卡通狗，疯狂地奔向不知何地。

    他必定是注意到了我们的兴趣在减退，于是降低了语速，改变方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古典的轮廓和一丁点儿辛劳所显示的叫人叹绝的合算”。我们敷衍了事地察看了剩下来的房间：一个鸽子笼似的小房间构成的迷津，同样充斥着虚假豪华的东西：育婴室、早餐厅、盥洗小间——实际上只是个大小仅够容纳一只抽水马桶和其坐着的使用者，而且膝盖还得紧挤着门的壁橱。在一套现代化的公寓里，这整个面积充其量只能划分成不多于四个平均尺寸的房间。

    只有一个在顶层上的房间还没有看过了，莱斯特邀请我们爬上那狭窄的楼梯去以前的阁楼，现在的“大闺房”。在那儿，我们讥讽的脸张大嘴巴合不起来了，我们就像由于突然的宗教信仰转变而受到惊吓的人那样缓慢地凝视着四周：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其天花板倾斜着成为墙壁。它的地面面积等干下面所有的九个房间的面积。与那发着霉臭味儿的黑暗的三楼相反，这顶楼是光线明亮，空气清新，并且还刷成了洁净的白色。八个老虎窗凸现在倾斜的天花板上，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点缀着朵朵云彩的天空。在我们的脚下，宽木条地板犹如冰场似地闪闪发光。西蒙再次抓起我的手紧紧捏住，我也以紧捏作为回应。

    这儿有潜力，我心想，我和西蒙能够构思出许多填满这空间的途径。

    自我们搬进来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从前育婴室的墙上往下扒涂层。不久这房间就被取了个绰号：我的“家内圣所”。莱斯特曾说过，这儿原先的墙是镶嵌着树瘤切片的桃花心木，所以我急切地想揭示出这个建筑的瑰宝。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油漆稀释剂气味作用下，我想象自己是个考古学家，正在发掘着以前生活者的阶层，他们的历史可以由他们对墙壁覆盖物的选择而重建起来。最初揭开的是一层类似夏敦埃酒颜色的乳液形成的雅皮士风格的墙皮，采用的是点画手法，使之看上去就像是一座佛罗伦萨修道院的墙壁。紧随着的则是前几十年里形成的层层易剥落的硬壳——八十年代是美元似的绿色，七十年代是幻觉剂似的橘黄色，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似的黑色，五十年代是适合幼儿的柔淡色彩。而在这些下面则撕起来卷卷墙纸，墙纸上的图案是群群金色的蝴蝶，许多美少年携带着成篮的樱花。以往一代代的男女爱人都曾在不眠之夜注视着这些同样的墙壁，一边安慰着腹痛的婴孩、发烧的少年、患着结核病的婶婶。

    一个星期之后，随着手指尖的粗糙破裂，我揭到了最后的石膏层，然后是毛坯木头。那不是如莱斯特所说的桃花心木，而是廉价的冷杉木。不但是烧焦了的，而且还因发霉变成了黑色——这大概是在世纪之交一支过分狂热的水龙造成的结果。即使并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这次我也忍不住踢起墙来，且用劲是如此之大，以至把一块木板踢出个洞来，露出了一大堆粗粗拉拉的灰色毛发。我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B级恐怖片里的高音，于是西蒙蹦进房间来，手里挥舞着一把泥刀，仿佛那刀能够成为抗击一大群杀人者的有力武器似的。我用一只指证的手指直点着那堆我相信是一桩几十年未曾破获的罪案的毛发遗剩物。

    一个小时以后，西蒙和我扒下了几乎所有毁烂了的木头，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大堆就像是只巨型老鼠的窝似的毛发。一直要到我们叫来一个建筑承包商安装干砌墙，我们才发现自己移走的是许多蒲式耳的马鬃，一种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绝热材料。承包商还说马鬃能够有效地隔绝声音。我们这才懂得：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如此建造他们的家，是为了不必去听那种有伤大雅的声音：诸如发自相邻房间的一声达到性欲高xdx潮时的颤音或者因为消化不良而造成的高音长鸣。

    我提起这是因为西蒙和我并没费心把马鬃再塞回去。起初，我相信这与我们在第一个月里开始经历的奇怪的音响效果不无关系。在我们的墙壁和相邻公寓墙壁之间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大约有一英尺宽的空心竖井，这个竖井，我觉得是成了传声结构，能够把整幢建筑的声音都传输过来，然后再转换成重捶声、嘶嘶声以及有时听起来像是在我们卧室楼上教授的希腊语课程的声音。

    不管什么时候想描述我们的噪声问题，我就会模仿我所听到的声音：汀克——汀克——汀克、喔吧——喔吧——喔吧、吁——吁——嘶。西蒙则会把这声音与可能的来源作比较：敲打一个走了音的钢琴琴键、一种鸣声凄楚的野鸽在来回地飞掠、在冰上刮擦。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就是如此地不同——可以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

    这一切中还有一个奇怪的方面：当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来时，西蒙似乎总是不在家——像那次我在淋浴，听到有人在吹《危难》的主题曲。由于我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无法摆脱这恼人的曲调，我觉得这旋律特别的令人心神不定，有一种被人潜近身边的感觉。

    一个结构工程师提出说这种喧闹声可能是来自于已废弃的取暖管道；一个地震安全顾问则告诉我这个问题可能只是一幢木结沟建筑的自然沉降。他解释说，只要稍微一点儿想象力，你就能想到那些吱吱咯咯声和呻吟声无非是形形色色的关门、人们跑上跑下楼梯等引起的——然而他却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别的人在抱怨玻璃的破碎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窃窃嗤笑声。我的母亲说那是老鼠，甚至有可能是烷熊。她自己就曾遇到过这种事。一个烟囱清扫工的诊断是鸽子在我们已废置的烟道里做窝造成的。凯文说牙齿的填充物有时能够传输无线电波，所以我应该去我的牙科医生汤米那儿检查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问题却依然存在。

    可也真够奇怪的，我们的邻居说他们并没有被什么异常的声音所打搅，虽然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盲人尖酸地提及他能够听到我们那开得过于响亮的立体声音响，特别是在早晨。他说，那正是他在做每日禅思的时分。

    当我的姐姐听到了那重捶声和嘶嘶声后，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问题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什么人，嘿嘿。”在我继续取出打包的书时，邝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鼻子翘起，就像一只狗在搜索着它感兴趣的灌木丛似地嗅来嗅去。“有时候鬼魂，他们也会迷路。”她说，“如果你需要，我来试试为你抓住他们。”她伸出一只手，就像伸出魔杖似的。

    我想起了艾尔萨。很久以前，她就从我们的话题中消失了，但是却成功地留在了我大脑的背面，在时间中冻结起来，就像一个处于租约权限下的房客，你不可能把她给赶出去。现在，随着邝的鬼魂，她又千方百计地挣脱了出来。

    “那不是鬼魂，”我坚定地说，“我们取出了绝热材料，所以这房间就像个共鸣箱一样了。”

    邝专断地嗤了一下鼻子，根本不理我的解释。她把她的手置于地板的一个点位上，然后又在房间里转悠着，她的手在颤抖，就像一只猎狗似地在追踪着什么。她发出一连串的“哼——”声，每一声都变得越来越确定：“哼——！哼——哼哼！”最后她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地静止下来。

    “非常奇怪，”她说，“有人在这儿。我感觉到了。但并不是鬼，而是活人，充满了电，呆在墙里，也是在地板下。”

    “好啊，”我开玩笑说，“或许我们应该向这个人收取房租了。”

    “活人总是比鬼更为麻烦，”邝继续说道，“活人来打扰你是因为生气。鬼制造麻烦只是因为哀伤、无望、困惑。”

    我想起了艾尔萨，祈望着西蒙能够听到她的话。

    “我知道怎么抓鬼，”邝说，“我的三婶婶教过我。我叫鬼：‘听着，鬼！’——是一个心灵在对另一个心灵说话。”她朝上凝视着，一脸真诚，“如果她是老年妇女，就给她看旧拖鞋，鞋的皮底早已变得柔软，穿着非常舒适；如果她是年轻姑娘，给她看属于她母亲的梳子：小姑娘总是喜欢自己母亲的头发的。我把这种鬼极其喜爱的珍宝放进一只大油桶里，当她进去时——赶快！——我就把桶盖紧紧盖上。现在她准备听我说话了，我告诉她。‘鬼！鬼！是你到阴间去的时候了。’”

    邝看着我双眉紧蹙的脸孔补充说：“我知道——我知道！在美国没有大油桶，甚或大家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对美国鬼魂，必须使用别的什么东西——也许像大的家用塑料桶就行。或者旅行手提箱，萨姆森牌的；或者从时兴商店而不是折扣店里买的盒子。对对，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利比—阿，那个时兴商店叫什么名字呵，人人都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是大价钱的那个店？去年西蒙在那儿给你买了一支上百美元的钢笔。”

    “蒂法尼。”

    “对对，蒂法尼！他们给你蓝色的盒子，与天空同样的色彩。美国鬼魂喜爱天堂，美丽的云朵……哦，我知道了。我在你结婚时给你的音乐盒在哪儿？鬼魂喜爱音乐，以为是小人在里面唱歌，就会进去瞧瞧。我的前一生，班纳小姐就有个像这样的音乐盒——”

    “邝，我得去干活儿——”

    “我知道——我知道！不管怎么说，你这儿没有鬼，你的房子里是有活人在偷偷摸摸地跑来跑去。也许他是做了什么坏事，现在躲藏起来，不想被抓着。太糟糕了，我不知道怎么抓无约束的人。你最好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啊——我知道了！给那个电视节目——美国最大通缉犯——上的男人打电话。你打吧。告诉你，每个星期，他们都逮住某个人的。”邝就是这样劝告我的。

    而后又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我试图把它作为偶然事件给打发过去：艾尔萨以一种相当戏剧性的方式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后来成了新世纪音乐公司的一个监制人——重新演奏制作了艾尔萨所作的一首名叫《更高的精神》曲子，这首乐曲后来作了一部描写天使的电视系列剧的配乐。这事，就如西蒙指出的，由于艾尔萨不喜欢基督教的神话传说，所以颇具讽刺味儿。可是在那个时候，似乎是一夜之间，人人都在为与天使有关的任何东西而发狂。这个电视系列剧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而其配乐的CD碟片也卖得相当不错，于是西蒙开始在艾尔萨的菲薄名声中发现了新的自我价值。我从未想到过我居然会如此痛恨天使。而一度对新世纪音乐公司嗤之以鼻的西蒙每当有朋友来访，就会开机放她的碟片，并且还会漫不经心地说作曲者是把这首乐曲献给他的。那是为什么，他们会问。哦，他们曾是情人，最好的朋友。自然了，这使得某些朋友安慰似地朝我笑笑，然而我却发现这简直让人发疯。接着我会实事求是地解释说艾尔萨在我碰到西蒙之前就已去世了，可是这不知怎么的听起来更像是在忏悔，仿佛我说过自己杀了她似的，然后沉寂就降临到整个房间里。

    于是，伴随着所有这些在我们房子里的声音效果，我试图假装自己并没有被艾尔萨的音乐弄得心神不定，试图对我和西蒙之间日益增加的距离视而不见。我试图相信，在婚姻这件事上，就像面对地震、癌症、战争行动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对突发的灾难是具有免疫力的。但是要假装这个世界一切正常，我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不对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