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注释

国际史学会大会“第十三届基列史研究专题研讨会”会议记录的部分文字。该研讨会于二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在缅因州帕萨马科迪举办。

会议主席：玛洋·克里森·穆恩教授（安大略省寇博特镇安妮娜·阿贝纳大学校长）

主要发言人：詹姆斯·达西·皮艾索托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档案馆馆长）

克里森·穆恩：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本次研讨会是在佩诺斯考特原住民部落自古以来的领土上举办的，在此特别感谢部落长老和先灵允许我们借用宝地。我还想特别指出，我们所在的位置——帕萨马科迪，也就是以前的班各城——不仅是逃出基列的难民们决定生死的出发点，也是在距今三百多年、美国内战前的地下铁道系统的重要枢纽所在之地。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但相似的旋律总会再现。

很高兴在此欢迎各位前来参加第十三届基列史研究研讨会！我们的协会不断壮大有充分的理由。我们须持之以恒，用过往的歧途警诫自己，以免重蹈覆辙。

先来说点题外话：想去佩诺斯考特河边垂钓的诸位请注意，我们安排了两次短途旅行；请记得带好防晒和防蚊虫用品。这两次游河之旅，以及一次基列时代城镇建筑游的详细安排请参考你们的研讨会备忘录。我们还在圣裘德教堂增加了一次基列时代的圣歌咏唱活动，并邀请了三位本镇中学合唱团的小演员助兴表演。备有年代装扮的诸位请注意：明天就是古装日。我要特别请求你们：别像第十届研讨会时那样过于忘乎所以。

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本场发言人：我们都很熟悉他的著作和近期令人着迷的电视系列片《走进基列：一个清教神权国家的日常生活》。他所展示的从世界各地博物馆搜集来的物件非常引人入胜——尤其是手工纺织品。有请：皮艾索托教授。

皮艾索托：谢谢您，克里森·穆恩教授，也许我该改口叫校长女士吧？我们都为您的高升欢欣鼓舞，这种事在基列是绝无可能发生的。（掌声。）既然现在女性能篡权到这等吓人的程度，我希望您手下留情，别对我太严厉了。您在第十二届研讨会上对我开的小玩笑所做的评点，我确实牢记在心，我承认有些笑话的格调不太高，也会努力避免再次犯错。（较轻的掌声。）

看到这么多人来听讲真令人欣慰。谁能想到，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基列研究突然获得了这么高的关注度？我们这些在无人关注、昏暗的学术角落里默默耕耘这么久的人还真不习惯聚光灯的耀眼光芒呢。（笑声。）

大家都记得几年前让人振奋的那件事吧：我们发现了一只藏有录音卡带的床脚柜，录音是由据称为“奥芙弗雷德”的基列使女录制的。那个床脚柜就是在这儿——在帕萨马科迪的一堵假墙后面被发现的。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初步结论已在上一届研讨会上公开发布，并引生出了数量惊人的、经由同行评判的论文。

对于那些质疑这件史料及其年代的人，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已有六组独立研究项目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假设，但我仍需严谨地加以确证。导致大量信息流失的二十一世纪“数字黑洞”归咎于存储数据的快速衰坏——再加上基列特工决意摧毁一切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记录，因而大肆破坏了许多服务器群和图书馆；还因为很多国家的平民主义者群起反抗强制性的数字监控——这都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精准地确定许多基列史料的年份日期。必须预设有十到三十年的误差范围。但是，只要在此范围内，我们就能像任何历史学家通常表现得那样自信。（笑声。）

自那些意义非凡的录音带被发现以来，还有另外两项惊人的大发现，如果这些史料属实，必将大大加深我们对共同历史中那个消失已久的特殊年代的理解。

第一件史料：人称《阿杜瓦堂手记》的手稿。这些手写的纸页是在十九世纪版的红衣主教纽曼所著的《为人生辩护》中被发现的。这本书是马萨诸塞州昔日剑桥市的J.格里姆斯比·道奇在一次公开拍卖会中购得的。他的侄子继承了这件藏品，又转卖给了一位认识到其潜在价值的古董商；就这样，这份手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张幻灯片展示的是手稿的第一页。对那些学过古体草书的人来说，这页的手写笔迹算是清晰易懂的；纸页经过了裁剪，以便置入在红衣主教纽曼的书中挖出的凹槽。对纸张本身所做的碳测年鉴定结果不排除基列末期的可能性，而且，这一页上使用的黑色墨水正是该时期使用的标准绘图墨水，不过在数页之后改用了蓝墨水。基列的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孩都禁止书写，唯一的例外是嬷嬷们，但精英阶层家庭的女儿们会在学校里上绘画课；所以，书写者可以得到这种绘图墨水。

《阿杜瓦堂手记》自称是由某个“丽迪亚嬷嬷”亲笔所写，在床脚柜里发现的几十盒录音带中对这位嬷嬷的描述却令人不敢恭维。内参证据也指出，她可能就是考古学家们确证存在的那位“丽迪亚嬷嬷”——基列崩解后七十年，人们在一座废弃的养鸡场里发掘出一尊工艺粗劣的大型群像雕塑的中心人物。位于中央的人像的鼻部已断失，其余人像之一没有头部，可见有人故意破坏。请看这张幻灯片；曝光有问题，我向大家道歉。这张照片是我本人拍的，而我不是世界上最棒的摄影师。预算有限导致我不能雇用专业人士。（笑声。）

潜伏在基列的“五月天”特工在多次任务报告中都提及过“丽迪亚”这个人物，说她又无情又狡猾。那个年代幸存至今的电视资料少之又少，我们没有在其中找到她的踪影，但在基列垮台时期遭到轰炸的一所女校的废墟下面，我们找到了一张配有相框的肖像照，照片背面有手写的“丽迪亚嬷嬷”的字样。

这么多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丽迪亚嬷嬷”，亦即我们这份手稿的作者。但是，一如既往，我们要非常谨慎。假设这份手稿是伪造的：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伪造的拙劣赝品——只要检测纸张和墨水，就能一下子揭穿这种骗术——而是在基列国内伪造的；再具体地说，就是在阿杜瓦堂里伪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这份手稿是为了诬陷手记的作者而设下的陷阱呢——就像银匣信件曾把苏格兰的玛丽女王逼向断头台那样？会不会是“丽迪亚嬷嬷”的诸多宿敌之一——手记中详细提及的那些人，比如：伊丽莎白嬷嬷或维达拉嬷嬷——憎恶丽迪亚的权势，渴望僭越其位，同时又熟悉她的笔迹和言词风格，继而精心策划了这份足以判她死罪的文件，并期望让眼目来发现？

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不是没可能。但总的来说，我比较认同这份手记是真迹。阿杜瓦堂的某个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微点情报，并交给同母异父的两姐妹，让她们逃离基列——这显然是事实，我们稍后会细说姐妹俩的那段行程。她们亲口承认那个人是丽迪亚嬷嬷：为什么我们不采信呢？

当然，除非那两个女孩所说的“丽迪亚嬷嬷”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误导，用以掩盖“五月天”双重间谍的真实身份，以免“五月天”内部发生变节。总是有这种可能的。在我们这行的经验里，一只神秘的盒子开启时，常常会挡住另一只神秘的盒子。

就这样，我们注意到了另一组文献，内含两份记录，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都是真实的史料。这两份文献被标记为两名年轻女性的证人证言副本，根据她们本人的口述：她们看过了嬷嬷们保存的血缘谱系档案，因而发现彼此是同母异父的姐妹。自称“艾格尼丝·耶米玛”的讲述者声称自己在基列长大。自称“妮可”的讲述者似乎比前者年轻八九岁。她在证词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两名“五月天”特工那儿得知：她还是婴儿时就被人从基列偷运出境了。

姐妹两人显然成功了，但要说担当如此高风险的重任，总觉得“妮可”好像太年轻了：不仅岁数小，经验也很少，但她并不比这几百年间参与反抗和间谍活动的许多人更年轻。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坚持认为：那个年龄的人特别适合这类冒险任务，因为年轻人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对自身的生死存亡缺乏成熟的认知，而且，正义感过盛。

人们普遍认为，文献详尽描述的这次任务对基列的最终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由妹妹亲身携带出来的物证——植入纹身部位的一枚微点情报存储器，我必须承认，那是一种传送信息的新颖手法（笑声。）——揭露了大量涉及高阶官员的、极其不光彩的各类隐私机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主教们为清除其他大主教们设计的几宗阴谋。

这些信息一经公开，立刻引发了后人所称的“巴力大肃清”，这场运动削减了精英阶层，削弱了政权，煽动了军变和大规模的民间反抗。内乱和冲突最终造成了一场“五月天”抵抗组织协同作战的大破坏运动，以及来自前美国某些地区的一系列成功的袭击，例如：密苏里州丘陵地区，芝加哥及底特律的周边地区——要知道，摩门教大屠杀就是在犹他州发生的——还有得克萨斯共和国，阿拉斯加和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但这些事要另当别论了——军事历史学家仍在努力复原当时的史实。

我要把重点放在证人证言上面，这很可能是为了让“五月天”抵抗组织使用才记录并誊抄的。这部分文献一直存放在拉布拉多省舍哈什努的因努大学图书馆中。之前没被人发现——很可能是因为文献的标题《内莉·J.班克斯年鉴：两位冒险家》不够明晰；任何人瞥见这个标题都会以为是关于古代烈酒走私的资料，因为内莉·J.班克斯是二十世纪初一艘赫赫有名的朗姆酒走私船。

直到我们的一位研究生米娅·史密斯为了查找论文资料而翻开了这个文档，其真正内容才得以重见天日。她把这份文献辗转递交给我，并请我进行评估时，我非常激动，因为来自基列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史料极其罕见——尤其是涉及女孩和成年女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让那些缺乏读写能力的女性留下这样的记录是很困难的。

然而，我们历史学家都知道要反复质疑自己的第一个假设。这种双人互补的叙述会不会是巧妙的虚构手法？我校的一组研究生决定依照这对假设的证人所描述的路线实地走一遭——先在地图上标出可能的陆行路线和航行路线，再亲自走一遍，以期发现任何仍可确证的线索。最令人抓狂的是，这份文献上没有标明日期。我要说，如果你们亲自参与了这类潜逃行动，记下年份和月份才能真正帮到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笑声。）

许多线索都是有头无尾的，我们的实地勘察小组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废弃的龙虾罐头工厂度过了老鼠肆虐的一晚后，走访了家住帕萨马科迪的一位老妇人。她说她的曾祖父讲过一个故事，说当年会用渔船将人们（主要是女人）运送到加拿大，他甚至还留着一张当地的地图。老妇人慷慨地把地图送给了我们，说她本来就想扔掉那些垃圾，省得别人在她过世后再去整理。

我这就把地图的幻灯片放给大家看。

好，接下去我要用激光笔划出那两位年轻难民最可能走的路线：坐车到这里，乘巴士到这里，坐皮卡到这里，坐摩托艇到这里，然后登上内莉·J.班克斯号，抵达新斯科舍省哈伯维尔附近的海滩。她们应该就是从那里坐飞机到了新不伦瑞克省坎波贝洛岛上的一所接待难民的医疗中心。

接下来，我们的学生小组去坎波贝洛岛进行了勘察，难民中心一度所在之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家族十九世纪在那座岛上建造的避暑别墅。基列巴不得切断和这栋建筑之间的所有连通渠道，因而从基列本土开火，炮轰堤道，以阻断那些更渴望民主的人走陆路潜逃。在那个时期，这栋房子残破失修，日子很不好过，但后来得以修复并改造成了博物馆；遗憾的是，许多当年的陈设都不在了。

这两位年轻姑娘可能在这栋别墅里至少待了一周，因为据她们所言，两人都失温受寒，需要诊疗，妹妹还因感染得了败血症。细查这栋建筑物时，我们颇有实干精神的年轻团队在二楼窗台木框中发现了一些让人好奇的痕迹。

请看这张幻灯片——虽然重新油漆过了，但依然看得到刻痕。

这是字母N，也许代表的是“妮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笔是向上的；还有字母A，字母G：是不是指代了“埃达”和“盖斯”？或者，A指代的是“艾格尼丝”？稍稍往下，还有字母V——是不是代表了“维多利亚”？再看这里，字母AL，很可能指的是她们证词中的“丽迪亚嬷嬷”。

这对同母异父的姐妹的亲生母亲是谁？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潜逃的使女，她在很多年里都是活跃在“五月天”组织中的秘密行动人员。至少有过两次针对她的暗杀行动，但她两次都得以幸免，之后，她在安大略省巴里附近的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得到了多方保护；当时，那个情报单位的自我掩护方式是装成一个有机大麻作物农场。她会不会就是床脚柜录音系列“使女的故事”的录制者？况且，根据这份文献，她至少有两个孩子——我们尚且不能明确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急于定论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待未来的学者们更细致的研究。

我和同事诺特利·维特教授为这些文献制作了一份副本，按照我们所认为的最容易读懂的叙述次序，将三份文献穿插整合了，可供有兴趣的人士参阅——目前仅供本次研讨会的与会者使用，以后再根据赞助资金的情况扩印，我们希望能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你可以把历史学家赶出作家圈，但你不能把讲故事的人赶出历史学界！（笑声，掌声。）为了方便索引，我们做了章节编号：不用说，原件上是没有编号的。大家可以到会议登记处索取这份副本：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

祝大家追溯往昔的旅程一路顺畅；回到过去时，请您好好斟酌窗台刻痕的隐秘含义。我只能点到为止：那些大写字母和我们的副本中提到的关键人物的名字有着非比寻常的对应关系，至少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还要补充一点，为这个谜团添上一块迷人的拼图。

接下去的一组幻灯片要向大家展示现在矗立在波士顿公园里的一座雕像。从其出处来看，它不是基列时期的作品：雕塑家的名字与基列垮台后几十年活跃在蒙特利尔的一位艺术家的名字相一致，雕像本身一定是在基列末期内乱以及随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复兴之后的几年里转移到现在的所在地的。

雕像的铭文似乎提及了我们这份文献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两位年轻的信使想必活下来了，不仅讲述了她们的经历，还与她们的生母和各自的父亲团聚了，也有了她们自己的子孙后代。

我本人相信，这段铭文就是最可信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两位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集体记忆是有缺漏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弊端，大部分往事都沉入了时间的海洋，被永远地淹没了；但是，海水偶尔会分开，让我们瞥见隐匿水下的宝藏，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虽然历史存在着无数细微差别，我们身为历史学家也从不希望获得所有人的赞同，但我相信你们可以赞同我，至少在这个案例上。

如各位所见，这座雕像刻划了一个珍珠女孩装束的年轻女子：看到那标志性的帽子了吗，还有珍珠项链和背包。她捧着一束小花，经民族植物学家顾问鉴定，这种花叫作“勿忘我”；再看她的右肩停着两只小鸟，看上去是属于鸽子或信鸽种类的。

请看这段铭文。字迹有些风化了，很难在幻灯片上看清，所以我特意翻拍了一张，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深切缅怀

贝卡，英茉特嬷嬷

这尊纪念雕像由其姐妹

艾格尼丝和妮可

及其母亲、两位父亲和子孙后代

以爱筹建。

鸣谢A. L.无可估量的巨大奉献。

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爱如死之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