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礼拜的晚些时候，我把她葬在了她父母旁边，苏埃诺镇北边二十五英里处的天主教公墓。阿尔玛从未跟我提过有什么亲戚，既然没有格兰德家或莫尼森家的人出来认领尸体，我便自己支付了葬礼的费用。围绕着是涂上防腐剂土葬好还是火葬好、不同棺木的耐久性、棺材的价格等种种相关问题，要做出许多可怕的决定和怪异的选择。接着，在选择了土葬之后，还有许多进一步的问题：服装、口红颜色的深浅、指甲上光、发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应付完那些事情的，但我猜我的做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处于一种半梦半醒、半在半不在的状态。所有我能记得的就是对火葬的提议说不。不要火，我说，不要灰。他们为了尸检已经把她切得支离破碎，我不想再让他们把她烧了。

阿尔玛自杀的那天晚上，我从佛蒙特的家里给警长办公室打了电话。一个名叫维克托·古茨曼的副警长被派去农场调查，虽然他早上六点不到就到了农场，但胡安和肯奇塔已经不见了。阿尔玛和芙芮达都死了，发给我的那封信还在传真机里，但两个小人不知去向。五天后我离开新墨西哥的时候，古茨曼和其他警察还在找他们。

根据芙芮达的遗嘱指示，她的遗体由她的律师处理。仪式在蓝石农场的一块树荫下举行——就在主屋的后面，在海克特那些柳树和白杨的小森林里——但我特意没有参加。我现在对芙芮达恨之入骨，想到要去参加她的葬礼都觉得反胃。我没跟那个律师碰过面，但古茨曼跟他说起过我，当他打电话到我的汽车旅馆邀请我参加芙芮达的葬礼时，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我很忙。之后他又东扯西拉了几分钟，说到可怜的斯贝林夫人和可怜的阿尔玛，说到整件事情是多么可怕，接着，这是最高机密，几乎毫不停顿地，他告诉我遗产价值高达九亿多美元。遗嘱一旦验证生效，农场就会被上市拍卖，他说，拍卖的收入，连同斯贝林夫人拥有的股票债券清算后的全部所得，都将捐给一个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哪个组织？我问。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说。整个九亿都将用来建立一个保护老电影的无名基金。很奇怪，他说，你不觉得？不，我说，不奇怪。也许可以说残酷，令人作呕，但不奇怪。要是你喜欢听蹩脚的笑话，这个可以让你笑上好几年。

我想最后再去一次农场，可是当我把车停在农场大门前，我却没有心情再开进去。我一直希望能找些阿尔玛的照片，能在小屋里找些零碎物品带回佛蒙特，但警方已经用禁止入内的黄色胶带把现场围了起来，于是我突然失去了勇气。并没有警察站在那儿拦着我，溜过围栏走进去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但我不行，我不行——因此我掉转车头离开了那儿。我用待在阿尔博科奇的最后几个小时为阿尔玛的墓穴订了一块墓碑。一开始，我觉得要让碑上的铭文极简化：阿尔玛·格兰德1950—1988。但接着，在我签了合同付了钱之后，我又返回店里对那个男人说我改主意了。我想再加一个词，我说。铭文应该写成：阿尔玛·格兰德1950—1988 作家。除了她在生命最后一夜发给我的那二十页自杀留言之外，我从未读过她写的一个字。但阿尔玛是因为一本书而死的，出于公平，她应该作为那本书的作者而被纪念。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飞回波士顿的途中什么事也没发生。飞机在中西部上空遇到了气流，我吃了鸡块，喝了杯酒，我看着窗外——但什么事也没发生。白色的云朵，银色的机翼，蓝色的天空。什么也没有。

我回到家里发现酒柜是空的，出去买瓶新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救了我，我忘了在那儿的最后一晚我已经把那瓶龙舌兰酒给喝光了，开车去三十英里外西T镇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只好头脑清醒地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喝了两杯咖啡，然后重新回到工作上。我本来已经做好了精神崩溃的打算，打算再度滑到悲伤失落和酗酒沉沦的老路上，但在佛蒙特那个夏日清晨的晨光里，我心里的某种东西抵挡住了那股自毁的欲望。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人生的漫长思考刚刚进入尾声，我重新开始翻译的地方是在回忆录的第二十四部，那位被废黜的国王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已经在流放中度过了六年，当年他征服欧洲也没有用这么多时间。他现在难得离开屋子，他整天都在读切萨诺帝翻译的意大利版的《奥西恩》……当波拿巴出门时，便沿着两旁长着芦荟和有香味的金雀花的崎岖小路散步……或是把自己隐身于贴着地面漫卷的厚厚云雾中……在眼前这个时代，一切事物一天就会老去；活太久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当我们穿越生命时，我们会在身后留下三四个自己的形象，每一个都不一样。我们看着它们穿过时光的尘雾，就像看着我们不同年纪的肖像。

我不能确定，是我在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坚强得足以继续工作呢——还是仅仅因为我变麻木了。那个夏天剩下的时间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空里，能清醒地感受到周围的事物，但同时又游离于它们之外，仿佛我的身体被裹在一层透明纱布里。我长时间地扑在夏多布里昂上，早起晚睡，随着一礼拜一礼拜地过去，我在稳步前进，并逐渐把自己每天的翻译定额从三页提高到了四页。这看上去像是进步，感觉上像是进步，但也正是那一阶段，我的注意力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分散，只要一离开书桌，便会有一阵恍惚感袭来。我连续三个月忘了缴电话费，对信箱里的一份份催缴通知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的院子里要切断电话线，我才把欠费付清。两周后，在一次去布莱特尔博罗的购物之旅中（我也去了邮局和银行），我把钱包扔进了邮箱，以为那是一沓信。这些事件让我很难堪，但我一次也没想到过要停下来想想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问那个问题就意味着要跪下来打开地毯下的活动门，而我无法面对那个地方的黑暗。很多个晚上，在结束工作吃完晚饭之后，我都会在厨房里待到很晚，整理我在看《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时所做的笔记。

我认识阿尔玛才不过八天时间。其中有五天我们是分开的，我计算过我们在另外三天里一起度过的时间，结果总共只有五十四个小时。其中十八个小时睡觉睡掉了，还有七个小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被隔开了：我一个人在小屋里待了六个小时，我跟海克特一起待了五到十分钟，我看电影看了四十一分钟。那样剩下只有二十九个小时我能真正看到她，摸到她，能把自己封闭在只有她的世界里。我们做了五次爱。我们一起吃了六顿饭。我给她洗了一次澡。阿尔玛是如此快速地走进又走出了我的人生，我有时甚至都觉得她不过是我的幻想。面对她的死，那种感觉是最糟糕的。没有足够的东西让我去记住，所以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温习着同样的问题，不停叠加着同样的数字，得出同样的、毫无价值的总和。两次汽车，一次喷气式飞机，六杯龙舌兰酒。三个不同的晚上在三栋不同房子里的三张不同的床。四通电话。我是如此迷惘，我不知道除了让自己继续活着以外还能怎么悼念她。几个月后，当我完成翻译从佛蒙特搬走的时候，我领悟到阿尔玛是为了我才那样做的。在短短的八天时间里，她把我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那之后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这是一本碎片之书，一本悲伤和记不太清的梦的汇编，为了讲述这个故事，我必须将自己限定在这个故事的事件本身。我只能说我现在住在一个大城市，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是我自从《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以来写过的第一本东西。我又教了一阵子书，然后找到了另一份更满意的工作，便永远离开了讲台。我还要说（为了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我不再是一个人生活。

我从新墨西哥回来已经有十一年了，在这十一年里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关于阿尔玛，关于海克特和芙芮达，关于蓝石农场，我一个字也没提起过。即使我想说，这样一个故事，又有谁会相信？我没有证物，也没有证据来支持我的说法。海克特的电影已经被毁了，阿尔玛的书已经被毁了，而我所能展示给他人的唯一东西就是我那一点可怜的笔记，我的沙漠笔记三部曲：《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的概要，海克特日记的摘录，以及一份和什么都没关系的天外植物的清单。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说为妙，让海克特之谜继续存在下去。现在已经有别人在研究他的作品了，当那些喜剧默片1992年被制作成录像带发行后（一套三盘的盒装合辑），这个穿白外套的男人开始慢慢有了一批拥戴者。这是个小小的复出，当然，在这个娱乐工业化和充满亿万大制作的电影国度里，它不过是个极小的事件，但已经很令人满意了。我很高兴能偶尔看到一些提及海克特的文章，他们把他称为类型片的二级大师（摘自《视觉与音响》杂志中斯坦利·乌贝尔的文章）或者滑稽默片艺术上最后一位重要的电影人。或许那就已经够了。当一个影迷俱乐部在1994年成立的时候，我应邀成为一名荣誉会员。作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海克特作品的长篇论文的作者，我被视为是这一组织的创始人，他们希望我能给予他们祝福。最后的统计表明，“海克特·曼国际影迷会”拥有三百多名付费会员，其中有些甚至住在瑞典和日本那样遥远的地方。每一年，会长都会邀请我参加他们在芝加哥举行的年会，我终于在1997年接受了邀请，在我的讲话结尾，我受到了听众起立鼓掌的待遇。在随后回答提问的阶段，有人问我在为写书做调研时是否找到过任何与海克特失踪有关的消息。没有，我说，很遗憾，没有。我找了好几个月，但没有发现一点新的线索。

1998年3月我过了五十一岁生日。六个月后，秋天降临的第一天，就在我刚参加完华盛顿美国电影学会举行的关于无声电影的小组讨论之后的一个星期，我经历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第二次是在11月26日，在巴尔的摩我妹妹家的感恩节晚餐的半中央。第一次发作还算温柔，一种所谓的轻度心肌梗塞，相当于一次没有乐队的简短独奏。而第二次则像一部有两百名歌手和整套铜管管弦乐队的合唱交响曲，把我全身都撕裂开来，我差一点就送了命。在那之前，我从来不觉得五十一岁算老。也许不能说特别年轻，但也没到要准备后事，要同这个世界言归于好的年纪。他们让我住了好几个星期的医院，从医生那儿传来的消息十分不利，我不得不纠正我的观点。用一句我很喜欢的话说，我发觉自己现在活一天就是赚一天。

我并不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密有什么错，我也不觉得如今我把它们讲出来有什么不对。情况变了，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在11月中旬把我从医院送回了家，一月初我写下了这本书的头几页。现在是10月底，就在我快要完成这一写作计划的时候，怀着某种残忍的快意，我发觉我们也正在向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周逼近——这个海克特的世纪，这个在他出生前十八天开始的世纪，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为看到它结束而难受。仿效夏多布里昂的做法，我不打算让我写的东西现在就出版。我已经给我的律师留了一封指示信，他会知道在我死后应该到哪儿去找我的手稿以及如何处理它。我的目标是活到一百岁，但万一我活不了那么久的话，所有必要的安排我都已经做好了。如果这本书出版了，亲爱的读者，那么你便可以认定，写它的那个人已经早就死了。

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头痛的想法。那些想法是如此强烈而丑陋，只要你一开始去想它们，它们就会腐蚀掉你。那些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害怕会陷入到那些恐怖的想法中去，因此我始终没有将其形成文字，直到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文字已经不能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了。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事实，没有可以在法庭上呈现的具体证据，但在过去的十一年里，经过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回味，我几乎可以确定：海克特的死并非自然死亡。我见到他时他很虚弱，没错，是很虚弱，而且毫无疑问已经活不了几天了，但他的思路还很清晰，在我们对话的结尾，当他抓住我手臂的时候，他的手指按进了我的皮肤。一个人有那样的握力，意味着那个人会活下去。他想让自己活下去，直到我们做完我们要做的事情为止。在芙芮达叫我离开房间之后，在我下楼时，我满心期待着第二天早上能再见到他。想想时机上的选择——想想那之后灾难堆积的速度有多么快。阿尔玛和我上了床，我们一睡着，芙芮达就偷偷摸摸地穿过走廊，走进海克特的房间，用一只枕头闷死了他。我确信她那样做是出于爱。她的心里没有愤怒，没有背叛或仇恨的感觉——仅仅是一个狂热的信徒为了一个公正而神圣的理由而做出的献身。海克特不可能进行太多的抵抗。她比他要强壮，只要把他的生命缩短几天，她就可以把她从邀请我来农场的愚蠢行为中拯救出来。在经过多年毫不动摇的坚守之后，海克特让步了，他变得疑虑重重，优柔寡断，并最终对他在新墨西哥所做的一切产生了怀疑，一旦等我到了苏埃诺，他和芙芮达共同创造的美好事物就会荡然无存。直到我踏上农场，这出疯狂的悲剧才真正开始。我是我在那儿时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催化剂，我是引发毁灭性爆炸的决定因素。芙芮达必须除掉我，而那样做的唯一途径就是先除掉海克特。

我经常会想起接下来那天发生的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小小的停顿和沉默，那些阿尔玛在危急关头隐约表露出的古怪的被动。那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她正坐在我的床边，用手抚摸着我的脸。那时已经十点钟——早就过了我们应该在放映室里观看海克特电影的时间——而她却还是没有催我。我喝了她放在床头柜上的咖啡，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们双臂环绕着接了吻。再后来，当她在那些电影被毁之后回到小屋的时候，她似乎并没有对她刚才目睹的那一幕感到有多伤心。我没忘记她痛哭了，但她的反应比我以为的要平静得多。她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发脾气，没有咒骂芙芮达在海克特遗嘱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就点了火。我们在过去的两天里已经聊过很多，我知道阿尔玛反对烧掉那些电影。我觉得，海克特对自我的放弃如此绝对，这让她感到敬畏，但她也相信那是错的，她告诉我这些年她曾就这件事跟他争论过很多次。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什么当那些电影终于被毁掉的时候她没有变得更难受呢？她的母亲在那些电影里，她的父亲亲手拍了那些电影，而她在火灭之后却几乎对它们只字未提。对于她的沉默，我想了很多年，我觉得唯一讲得通的解释，唯一能真正说明她那晚为什么表现冷漠的，就是她知道那些电影并没有被毁掉。阿尔玛是个十分聪明和机敏的人。她先前已经将海克特的早期电影做了拷贝，并把它们寄到了位于世界各地的六家档案馆。她为什么不能把他的后期电影也做一份拷贝呢？她在写那本书时出去旅行过不少次。有什么能阻止她每次离开农场时偷偷带上几盘底片，拿到哪里的洗印间洗一份新的拷贝呢？储藏室无人看管，她有所有门的钥匙，她可以毫不费劲地把那些东西拿进拿出而又不被人察觉。如果她真是那样干的，那么她就会把拷贝藏在某处，等到芙芮达死了再把它们公之于世。那也许要等上很多年，但阿尔玛很有耐心，她又哪里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和芙芮达在同一天结束？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她不可能不让我知道那个秘密，她不可能把这样一件事藏在心里不说，但有可能她是打算等她来了佛蒙特再告诉我。她在她那封杂乱无章的自杀长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些电影，但那天晚上阿尔玛正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她瑟瑟发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精神错乱，她自己对自己进行了末日审判。我觉得，当她坐下来给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她其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她忘了告诉我。她想告诉我，但后来她忘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海克特的电影便没有丢失。它们只是不见了，迟早有一天，会出现一个人，他偶然打开了阿尔玛藏放它们的房间，于是所有故事又将重新开始。

抱着那样的希望，我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