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没有给杜瑞尔盖带来什么损失。当然，有的人家女人们为她们的丈夫而痛苦。有的女人耐不住寂寞，或者想找点花样出去和别的男人相好，怀着不同程度的负罪感和情欲，跟他们睡觉。有的女人听到丈夫被打死的消息之后，就像空蛋壳似地垮了下来。有的吃着她们自己种的土豆。要不是有这些东西和从长着角的老母牛身上挤出的奶水，她们准得挨饿。不过总的来说，杜瑞尔盖没受到什么破坏。因为这儿离前线太远。除此而外，在这些地区，支配人的是土地。草仍然生长着，在风的吹拂下弯着腰。热风仍然从西边吹来，冷风从南边吹来。潮湿的微风从东面、从海洋上懒洋洋地吹来。有时候，在暴风雨天气，海鸥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在黑乎乎的金合欢树上盘旋着，猛地俯冲下来，发出阴冷的、饥饿的叫声。

有一次，雷·帕克打死一只海鸥，赶快拣起来藏好，因为母亲看见会生气的。他把那只海鸥开膛剖肚，看过之后，埋进一条溪沟。他爱做些难忘的、有英雄气的事儿，但又想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力所能及的大事，这天下午他开枪打了海鸥。那以后好些日子，他手上有一股鸟的腥味儿，心里很有几分得意。

“爸爸回家以后，我能出去工作吗？”男孩问。

“我想可以吧，”母亲说。“你不能总这么晃来晃去。你想干啥活儿？”

“我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

他用他的刀子在空中乱砍着，因为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想干啥。他在牧场东游西逛，把自个儿的名字刻在绿色的树干上，在河边打水漂，把手伸进好像是深不可测的鸟窝里，偷那些宝石似的鸟蛋。

他并不怎么希罕这些。他希罕父亲要给他带回来的从德国兵尸体上弄来的纪念品。他想戴着钢盔，在暮色中冲锋，向陌生人进攻。

“雷，”母亲喊道，因为到她维护母亲权威的时候了。她站在那儿，在围裙上擦着双手。“你就不能别这么胡闹，做点有用的事儿，劈点木柴吗？”

他一声不吭，劈柴去了。

等他脸上毫无表情，给她抱来一捆木柴的时候，使她想起了丈夫。他的信她都用一截绳子捆着，塞在一个放茶叶的罐子后面。有时候，她竭力想在这样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想起丈夫，似乎这样就能使他站在眼前。但是事实上她无法做到这一点。除了她对他真实的、渗透了每一个细胞的爱，到这时他已经变得那样模糊。她最常记起来的，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抬起一条腿，从大车的一侧迈过去，爬进马车，背朝她坐在欧达乌德身旁。

“过来，”她说。男孩已经把木柴扔进炉子旁边那个盒子里。

“干啥？”他有点疑惑地问。

“亲亲我，”她笑着说，就好像那是一只红苹果。

“哦，为啥？”这矮胖的男孩嘀嘀咕咕地说。

他把自己凉凉的面颊从她脸上挪开，咬着嘴唇，看起来浑身燥热。

“这有什么好，”他说。

“是呀，”她说，“我想是没有多少好处。”

她开始整理她洗过的衣服，用水喷过之后，又一包一包地卷好。

她也到牧场去。那是在傍晚，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常有这样的情形，就在她要体味这种安宁的时候，一种突发的负罪感会使她从那安宁中惊醒，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新的不安，并且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离家在外的丈夫的崇敬。她最终获得了既有农场又有孩子的自我满足的安宁，他却不在身边了。但是在她那踩着青草穿行的焦躁不安的脚步声中，在草浪间滚动的充满忧虑的风声之中，在海鸥悲凉的叫声中，在寸步不让的黑色铁丝网上，他却总是存在的。她折磨折磨自己这也无可非议。尽管有时候，甚至这种折磨也是为了她自己的快乐。痛苦的岁月会带来一种痛苦的情欲。

大约中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常到路边去，站在初秋灼热但并非不堪忍受的阳光下面，等着瞧谁会从这儿走过。过来的人们就跟路旁站着的这个女人说说话，把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情形、他们的病痛、饲养的牲畜，甚至家里的丧事都告诉她。他们会把这个女人当作知心人，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就要求他们这样做。有时候，他们甚至把脑子里刚刚闪过的念头告诉她，告诉这个他们再也不会见到的女人，而这些念头大概对家里人也不会说起。女人想着人家告诉她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填充了她本来会是一片空白的心。她闯人那些陌生人的生活，犹如日后在花园里散步，掐掉花儿已经死去的花柱头。她闯入他们的生活，构成一种充溢着同情、甚至是情欲的关系。然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出其不意地使她承认这种关系。就这样，丈夫的远去逐渐变成一种隐隐的沉闷的不快，这种不快确实存在。但是有时候，她并不停下来想出个究竟。她周围的景物、阳光、斑斑驳驳的树皮，她与那些早已离去的、陌生人们的关系太生动了。实际上比那些陌生人本身或者周围的自然景物还要生动得多。

有一天，她站在路边，盼望着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看见什么人的面孔。她手搭凉棚，好让他们进入视线。这时，一个年轻士兵歪戴着帽子走了过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先是低着头。他是个厚脸皮，不过皮还没厚到太过分的地步，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于他还很生疏。他就这样走了过来，看见有人盯着他，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脸扭过去，朝对面的牧场张望着。他尽管浑身是劲，脸皮挺厚，在眼前的情况下看起来却像个姑娘。

正在凝望又似乎不是在凝望他的这个女人看出，他也许不屑于跟她谈话就会扬长而去。她满脸通红，由于内心的软弱差点儿哭出声来。因为她完全可能趴在篱笆上对他说；我在等你跟我说点儿什么，谈谈战争、死亡和爱情。

可是小伙子径自走了过去。他瞅着他那双红靴子。路上的尘土已经把靴子变白了。他的一双眼睛无视她的存在。后来，他突然朝她转过脸来，就好像只是这时才想起这样做。他歪戴着帽予，趾高气扬地转过头来，但并不看她，或者只是翻了翻他那好像是半透明的眼皮儿，稍微瞥了她一眼，说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条路上住着个叫霍诺的人？”

“霍诺？”她重复了一句，吓了一跳，就好像刚看见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现在她既然已经把他“尽收眼底”，便看见他把帽子上的皮带扣在下嘴唇上。

“啊，不知道，”她说，镇定了一下，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拢到左耳朵后面。“我没听说过有个叫霍诺的人。反正这条路上没有。不过这条路长着呢！你要去的那头，人们住得又很分散。”

“哦，”他说，“这事儿听起来可不怎么妙。”

他向她走过来，走到路边。她正站在她家的篱笆旁边。花园里长满参差不齐的荒草。地太硬太早，除了草什么也不长。

“他们是我妈的亲戚，”他一边扔着一枚硬币玩，一边说。“杰克有几亩地。他得了肺病。妈妈让我来这儿瞧瞧他们，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不大喜欢霍诺家。杰克总是坐在那儿吐痰。这种病人你瞧着都恶心。他们在厨房里面给他放了个铁桶，专门供他吐痰。人们说他一叶肺已经烂光了。他是个剪羊毛的，是从布巴拉过来的。”

“哦，”她说。

逢着这样的场合，从语言的角度看，她不是给予，而是一味地接纳。可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很喜欢她。他们信任这个沉静的女人那双眼睛，信任她那棕黄色的皮肤。因此，这位年轻士兵打算在她这种静默的“庇荫”之下诉说一番了。他自己明朗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可以暴露的东西。

“我几个星期前才从前方回来，”他说。“他们从我的腿上炸掉一块肉，那些该死的王八蛋！瞧，”他边说边卷起一条裤腿，“那是在迪克布什附近。医生给我植了一块皮。”

“一定很痛吧，”她说。她看那伤口的时候，既不觉得讨厌，也没有那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几乎像是察看一只罕见的昆虫被弄断或者被揪下来的腿。

然而，她并非真的冷淡，这一点当兵的心里也清楚。她的这种距离不过是他们站在大路旁边白草中共享的那场阳光与尘土交织而成的梦的一部分。

“腿痛了，痛是自然的，”年轻的士兵说。“要是他们允许，我还要回去，再跟那些婊子养的拼杀一番。或者等到下一场战争。我喜欢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他说。

“我的丈夫也在前方，”她用她那超然的，同时又是温暖的、犹豫不决的声音对他说。

“他在什么部队？”年轻人问。

她告诉了他部队的番号，这使她的谈话无形中增加了几分严肃和神秘的色彩。

“他也受过一次伤。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些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他把那些东西放在一个盘于里，给我们留着呢。他得了一枚勋章，”她说。

“哦，”当兵的自言自语地说，“勋章也有各式各样的呢！”

他对尚未遭到损害的自我，以及他那健壮的身体、结实的肌肉更感兴趣。

“各式各样呢，”他说。

“但是我敢肯定，他得的这枚是那种很不错的，”得了勋章的男人的妻子脸红脖子粗地说。

“事情有时候很滑稽，”士兵说，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倚靠在篱笆上。于是她无法避免地看见了他那绷紧了的脖子上的喉结。“我在那边差点儿跟一位姑娘订了婚。她是比利时人，长得还算不错。当然，他们长得跟我们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她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肉铺，卖些小玩意儿。明自吗？腊肠和各种熟肉。”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他身体的重量压弯了算笆。他靠在铁丝上，慢慢地晃荡着，倾吐心里的话。她一双眼睛直盯盯地望着他，等他说话。她望着他的太阳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岁大了。

“你没待下去跟那家内铺的姑娘订婚？”她问道。

“没有，”他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好像我也管不了啦，”他简单地说。

他不再晃荡了。霎时间，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同样的恐惧。现在那女人站在那儿，也面临着什么也管不了的可能。

“我还会再被派回去的，”士兵说，更像是自言自语。“住院的时候，我本来打算这么给她写，信纸都拿出来了，可又没写。现在就更不能写了，”他说。“我写不下去。”

女人搓着胳膊上的皮肤。

“我这儿有她一张照片，我给你瞧瞧，”他说，“这就是她。照得不太好。不过，当然，你还是看得出她的模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长得不大一样。你看得出来，她是个正经姑娘。”

女人现在站在一个很有景深的苍白的世界里，毫不留情地暴露在人生经验的光芒之下，打量着那位肉铺娇娘的面庞。那张脸充满了希望，满怀着对爱情的信心，渴望把爱可能拥有的任何深度都表露出来。那脸还没尝过拳头的滋味呢！

“她叫什么名宇？”艾米·帕克问。

“瓦旺妮，”士兵爽快地说。“别的我就没记住了。”

文米·帕克很镇静，尽管一看见被踩死的、或者肢体不全的鸟她就浑身发抖。她继续凝视士兵打满老茧的手指间捏着的那张棕黄色照片，凝视这个男人长满古铜色汗毛的粗壮的手腕。

“他们在那个铺子一边，”士兵说，“摆了两张大理石做的小桌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喝上一杯。我常去那儿。他们有各种酒，各种颜色的。还有那么多的幽默和笑话。她就站在那儿。小伙子们在桌子上胡写乱画，可她就像什么也没注意到似的。过一会儿，就走过来坐下。她常跟我一块儿坐，渐渐地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得说，这不完全是我的错。”

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不像他那张嘴那么坚决。艾米·帕克凝视着那位肉铺的娇娘，或者这男人的手腕，给不了他什么帮助。她自己正需要别人帮助。她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好像都在她眼前颤动。她那可怜的身体等待着给她以自信的抚摸。

“你这地方真好，”他边说边把照片装进口袋，把扣子扣好。因为眼前的事情总是更重要些。

“也没什么太好的，”她说，往大丽花的荫凉下退了退。“我们开垦了这块土地。我大半辈子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她看见这个并不惹人讨厌的年轻人一双清澈的、动物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企图看到她不愿意向他敞开的生活的内幕。

“说下去，”他说道，越发重重地倚在篱笆上面，望着她脸上那神秘的绿色的肉。那大朵大朵的沉甸甸的洋红色大雨花在她身边摇曳着，把她挤进它们那蒙蒙绿雾之中。

在那深沉的绿色所形成的可怕的窒息中，她喘不过气，只得走到阳光下，向大路张望着，嘴里念叨着她的孩子们。

“你还有孩子？”他翕动着双唇，沉思默想。

等树荫从她脸上挪开的时候，他才又意识到，她不过是大街上跟他擦肩而过的那种陌生人，或者是有轨电车上拿着包袱坐在他对面的同路人。这样的人，他连想都不愿意多想。他们的年龄好像差不多。

“我有两个孩子，”她轻声说，“他们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很顶用。”

她意识到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走了。当她系着浆洗得挺硬的围裙时，她是一副强者的样子；只是当她以一个陌生人解除一个陌生人更进一步倾吐衷肠的义务的那种超脱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眼睛里那种冷漠，看见了他那丰润的嘴唇上某种经常惹得她抱住狂吻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软弱了。

“我得走了，”士兵说。“去找我母亲的那些亲戚。”

“祝你走运，”她用清脆的声音说。不过，她显然不习惯使用这种辞令。

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间，屋里摆着丈夫那张对人家给他照相不无讥消的照片。他很不自然地对她笑着。她没脱那条浆硬了的围裙便在床上躺下。两条胳膊在钩针编织的被子上面来回蹭着，脖颈枕在枕头上，一种巨大的悲哀压迫着这间木屋。苍蝇在屋里营营嗡嗡，一只个头挺大的、灰颜色的绒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就像死了一样。直到她放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为那位肉铺的娇娘，为她的丈夫，还是为这个让人感到痛苦的下午。反正这一哭，她觉得松快多了。

孩子们回来之后，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坐起来，衣服弄得皱巴巴，说她头痛。他们信了她的话。她看见儿子的眼睛里并没有她曾经疑惑会有的那种冷漠。那简直是丈夫的一双眼睛。于是，一种新的柔情和希望又充溢了她的心。

斯坦·帕克终于按时回来了。因为邮件耽搁，家里人事先不知道。他背着背包和给男孩带回来的钢盔，沿着那条大路走回来。差不多在年轻士兵路过这里的那个时间——刚过晌午，进了家门，说：“啊，我回来了，艾米，终于回来了。”

因为没想到他会回来，妻子正干着一两样脱不开手、还挺重要的事情。她只是轻轻吻了他一下。这和她先前想象的、甚至“排演”过的情形可大不相同。而且还差不多立刻就告诉他，门上有个铰链松了，她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拧紧，弄得好不心烦。

“好吧，”他说。“我们瞧瞧。不过一会儿再说，现在有的是时间，干啥也可以。”

这天下午，看起来时间确实有的是。房门大敞着，金色的阳光像一块大地毯铺在地板上。蜜蜂从窗口飞进来，又从这所安谧恬静的房子另外一边飞出去。屋子里，男人和女人面对面坐着，相互凝视着。

他坐在那儿，喝她给他泡的茶，因为茶水挺烫，喝的时候弄出嘘嘘的声音。“你得把那儿的事情都告诉我，”她羞羞答答地说。

他的嘴朝下撇着，不想马上回答。“有机会再谈，”他说。

她也并不是非让他讲那些事情。

事实上，她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她只相信他们一起过的生活；只相信等她已经习惯了她的丈夫——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人之后，又要开始的生活。她又要细瞅他脸上新添的皱纹，还经常摸一摸，好使自己确信，他就是自己的男人。不过，这个时候，他的一双眼睛似乎把他们俩隔开了。

“我写的那些信，”他说，“都应该扔掉。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不写信又干什么呢？”

“那些信我保存着哪！”她边说边用指尖拉着桌布。“我喜欢它们。”

“保存旧信没有用处，”他说。“那是一种病态。总是读那些过去了的事情，忘记你已经又前进了。我母亲特别爱于这事儿。她有满满一抽屉旧信，纸的颜色都变了。”

由于向他的妻子——这位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的女人倾吐了一点点心中的隐秘，就好像在夜色中袒露了心怀，他现在觉得很不自在。由于他剖白了自己，便觉得她简直是个陌生人。她把一切隐秘都包了起来，独自坐在桌布旁边微笑。你没法说出她在想什么。她的头发颜色不那么深了，可她那张脸还在闪闪发光。那脸是漂亮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眼下他还很难说清楚。

他又搅了搅他的茶。一种满足开始从那红褐色的、圆圆的涡流扩散开来。她坐在他的对面，身上散发着一股烤饼的味道，让人觉得悠长而安谧。把她熟记心间的机会随时都存在。

“孩子们怎么样？”他问道，只是为了打破沉默。

“他们都挺好，”她说。“都长得又细又高。塞尔玛有时候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玩，那模样看起来可真的长大了。但她总是自怨自艾。她得了哮喘病。哦，我想总会好的。她迟早得离开这地方。还有雷。他俩都得走。雷已经是个壮小伙子。有时候挺暴躁。他有点儿坏脾气。雷这孩子，只要愿意，啥事儿都敢于。发起脾气，他甚至可以放火把房子烧了。他不喜欢受人指使，连碰都不让人碰一下。要是他愿意让我爱，我当然能爱他，斯坦。我能把他培养成个样子。可是他总觉得温顺使他难堪。”

这位父亲已经不再相信人为的干预能起什么作用。但他没有表露出这一点。相反，他带着一种预感，听妻子讲还没跟他见面的孩子们的情况。茶水烫了一下嘴。他望着对面的妻子，被她对孩子们的爱唤起一种激情。他意识到，由于她对他们的了解，她比自己更有力。他期望她能做点什么事情。她将沟通他和他们的感情。于是他觉得心情好了一点儿。

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还有那群列队而归的奶牛。男人和女人互相凝视着，少了几分紧张，多了几分感情。现在，既然已经打开心灵深处的秘密“橱柜”，把里面的东西都让人看了，他感到很高兴。女人抚摸丈夫那只这阵子她一直就想抚摸的手时，不再感到羞怯了。现在，她把那只手拿过来，放在掌心里看，用自己滚烫的手摩挲着，又用她那硬硬的手指紧握着，贴在胸口。于是，他们终于重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嘴巴和他们的灵魂都向对方张开，他们紧紧拥抱着，紧到不能再紧的地步。他们紧闭着眼睛承认，没有肉体上的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种全身心的结合。

这天晚上，在经历了最初的羞涩和生疏之后，他们都在灯光明亮的厨房里欢笑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和欢乐。笑声从这所房子飘逸而出，在那个月光和雕塑般的景物组成的世界里飘荡，这个世界由一轮巨大的月亮固定在这里的白马、枝叶浓密的树、贮水罐，以及看不见脑袋的鸟所组成。孩子们和父亲渐渐熟了起来。他们因为一些傻事大笑着。有时候也仅仅是为了欢乐的笑声而大笑。到这时，他们已经真的精疲力竭了。可是兴奋还支撑着他们不去睡觉。那个壮实的小男孩的脑袋几乎全部扣在德国兵的钢盔下面。他心里思忖着，还能不能再胡闹一会儿而不受母亲的指责。那个削瘦的小姑娘站在那儿，不时把两条碍事的辫子甩到身后，同时转动着一个赛璐璐臂环。这个臂环是她拿一枚狗头胸针和一个小姑娘换来的。

斯坦·帕克差点儿开口就问孩子们的岁数，后来意识到，他原本不应该忘记他们多大年纪。小姑娘有时候看起来很庄重，显得已经成熟了。

“塞尔大概没等我们明白过来就会交上男朋友了，”他说，像是自言自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母亲说。“他们连学还没上完呢！”

“我恨男孩子，”小姑娘扭着细脖子说。“我永远都不会结婚。”

“永远都不会，”男孩一板一眼地说。他两腿分开，坐在椅子上。这样便可以把脑袋放在椅背上休息，看起来还不太显眼。“我就不结婚。我想干点事情。我想去赛马，或者徒步横跨澳大利亚。你们知道吗？有的树根部有水。如果你知道哪些树有，就可以把树根拔起来，吸那里面的水。黑人就这么于。也许我还能当个探险家，或者拳击家。我可以用拳头去打。有个叫汤姆·库德林的男孩就让我揍了一顿。因为不给我那个玻璃球。他说过，要是我赢了，就给我。而我赢了。所以就把玻璃球夺了过来。是一个绿颜色的石头蛋子。”

“又说傻话了，”母亲说。“该上床睡觉了。”

“呵！为什么？”男孩一边嘟哝一边摩挲了几下伏在椅背上的睡意朦胧的脑袋。

“我说过为什么了。”

“男孩子都是些傻瓜蛋！”小姑娘说。

她站在一个墙角，一只胳膊肘放在背后，苍白的皮肤现出菜色。她形容憔悴，内心却可能刻薄狠毒。她喜欢秘密，也喜欢跟别的女孩儿说悄悄话。她甚至把这些悄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锁进一个装小玩意儿的匣子里，再把钥匙藏起来。她希望有架钢琴，好练习从女邮政局长那儿学来的曲子。可是家里没琴，她从邮政局带回来的那些重浊、刺耳的“主旋律”便只好留在脑子里萦回了。有时候，她会带着淡淡的、高傲而又有几分神秘的神色，对自己哼这些曲子。

“男孩子都是些糊涂虫，”她边说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好像非得在父亲面前再次挑明这个观点，好让它永远“有案可查”。

“瞧我踢你！”男孩怒目而视，加强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他们怎样才能很够？由于这一点还不明显，他们被仇恨所困惑，除开在无所谓或者睡觉的时候。

“行了，这事儿说够了吧，”父亲说。他非得做点什么了。他们是他的孩子，他怀着疑虑又一次这样告诉自己。“这是和平的一天，不是吗？”

他们满腹狐疑地望着他，望着这位是他们父亲的陌生人，做出一副孝顺的样子，不声不响地睡觉去了。事实上，夜的静谧已经开始潜人这所房子。那静溢愈来愈浓，比父亲的话更使他们困顿。男孩努起嘴朝母亲靠过去。她那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的吻，连自己都开始纳闷，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不知羞耻了。吻完妈妈，他就走出去，关好门。小姑娘向窗外眺望了一会儿，并没有注意夜色的美丽。因为她被自己的问题困扰着。她拿出爸爸带给她的一小瓶法国香水，闻了几次。只是这时，安温与美才充溢了她的心。当她修长的手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放在胸前祈祷时，她那像花一样的脸在镜子里面闪烁着光彩。她照别人教给她的办法祈祷着，把一切关系都归纳到爱的范畴。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她就上床睡觉，梦见自己在焦躁不安的音乐和睡乡的长廊漫步。

在杜瑞尔盖，战后的日子就这样缓慢而又令人激动地开始了。斯坦·帕克又开始忙自己的活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有的人觉得他回不回无所谓，有的人则已经忘记这人是谁了。有几个人头一回见他，很为他“侵人”他们新近得到的土地而气恼。但他对所有这些都置之不理。只是于自己的事儿。他有时候垂着脑袋，就好像和平的日子太沉重了。他当然已经变老、开始发福，成了个笨重的人，肌肉也很快就要变得疙疙瘩瘩。不过他还处于壮年时期，他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口袋饲料甩到肩上，让口袋蹭着灼热的脖颈上灰色的头发茬儿扛走。

他现在已经是个很成熟的人了，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巨大的柔情，一双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观察过蚂蚁的辛劳，鹰隼的翱翔，看见过母腹中骚动的牛犊，以及计算着钱财又想象着死亡的人们。他极其精确地观察这些事物的每一个细节，但又是从一个睡觉人的梦境观察的。他在那梦境中慢慢地蠕动，也许哪天就会望出去，看到生活的真谛。他就这样忙忙碌碌，四处走动着，眼前竟有点不知所措。清晨，露水打湿的裤脚裹着他的两条腿。雾霭笼罩着原野，比较高的草上结着的蜘蛛网就像牧场竖起来的靶子，把视线搞得模糊不清。这时，现实和前景，梦幻和客观事物，都溶化在同一个洪荒的世界。就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开始还显得有点儿粗糙。但是通红。然后冲破雾霭织成的网，把阳光尽情地泼洒在大地上，树木在耀眼的阳光下屹立着——让斯坦·帕克看起来完全信心十足，也还是困难的。在这和平、安宁的日子里，他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那些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或者被称之为永恒不变的事物。许多事情还需要得到证明。只有他才能去证明。

他回来不久，多尔·奎克莱依就来了。除了那些在她还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时就认识她的人，大伙儿现在都叫她奎克莱依小姐。她为了舒服，光着脚丫没有穿鞋。多尔没怎么变。她生来就是小孩儿长了一副老相。或者说，长大以后是大人长了一副小孩相。她的举止就像身上那件灰裙子一样朴实无华。那是一件挺括的长裙子，至于是什么质地、或者有什么装饰，谁也不曾注意。大家只知道，衣裙包裹着她，而且是一件还算体面的衣服。她也戴着一枚胸针，也许是珐琅的，那个小图案永远不会惹人细看。她把它别在长脖子下面。那黄中带红的皮肤已经显得甲状腺肥大了。不过即使这样，除了那些被她迷住的孩子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点，大家要看的只是多尔那张脸。

“我带来一些这个，”她说，抬起一只瘦长的、黄中带红的大手遮着太阳。

盒子里装着些黄颜色的、表面粗硬的糕点。

“换换口味，”她说，或许心里希望这样。

沙糖粒在多尔那些制作粗糙的糕点上闪闪烁烁。她用另外一只细长的手把糕点送过来。手上粘着的面粉已经干了。这只手少了一个手指，是让切草机切掉的。

“谢谢，多尔。做得挺好，”他边说边接过那盘让人尴尬的黄颜色的糕点。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站在阳光下面交接这盒糕点，并且互致问候的时候，都显得很不自在。她的一只手依然举在眼前，遮挡着阳光。她那慢吞吞、干巴巴的话语在时间的长河上掠过，仿佛把他带到乌龙雅的河岸旁边。年轻时许多平静的、不可思议的、相当完美的事件，又从他眼前闪过。这就是多尔·奎克莱依把糕点放到他手里的这个早晨。她带来了完美。

“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在这儿站着干嘛！你不进来坐坐？”

“不，”她说。“再没有什么要说的话了。”

她不像别人那样，问他受伤和得勋章的事儿。

“不，”她说，“鸡鸭正下蛋呢。我现在养火鸡呢，你知道吗？挺好的小火鸡。”

她微笑着；她有一双还分辨不出善恶的十分清澈的淡蓝色的眼睛。

“好，”她说，“我高兴你回来了，斯坦。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为此祈祷过。”

他纳闷他可能和这个女人共享的秘密会是什么呢？他们的灵魂和生命几乎溶合在一起。

但是糕点就堆在他的手里，堆在她把它们放进去的那个挺不结实的盒子里。因此，他又不自在起来。他谢过她为他做的祈祷，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时，艾米·帕克快快活活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这天早晨，她看起来特别漂亮。他本来应该夸夸她才对，可是眼下，他心里很乱，似乎有某种东西，他非得出来保护不可。

多尔·奎克莱依很快道别，回到她的弟弟、她的火鸡、她的鸡鸭那儿去了。

“这是什么？”艾米·帕克盯着糕点问道。

“她送来的，”他说，被迫展示这些奉献给他的糕点。

“哦，我可从来不吃多尔做的那种破石头似的糕点，”妻子说。“我敢打赌，那简直是一团发起来的细糠做的。”

她看见那糕点了，却没看见他受到的伤害。要是看见，她可能会高兴的。他像站在后门台阶上的一个小男孩，等待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艾米·帕克接过糕点——这当然是她份内的事——他听见她倒进一个铁盒里，倒得又快又重。

“可怜的多尔，”妻子说。“她是个好人。居然想起给你烤点心。她不敢对我说这事儿。我看她是爱上你了，斯坦，就像追求某个男人的那些老处女一样。”

他听见她搓着一双手，把沾在手上的粗沙糖弄掉。

斯坦·帕克还在想着多尔·奎克莱依。她那副平静的、纯洁无瑕的样子，并没有因为艰难的、充满泥泞的岁月的流逝而变化。这也许是因为愚昧无知的缘故。否则，上帝该怎样对这些老女人、尼姑以及白痴，说清楚自己创造他们的目的呢？有时候，斯坦·帕克在自己那四大惑不解的迷雾之中显得相当呆笨。可是他也有茅塞顿开的时候。譬如，多尔·奎克莱依瞥他一眼，他就会突然大彻大悟。然后，他就开始看自己那双正在做事的手，或者想起在那座破烂不堪的教堂见过的那张老太太的脸。要嘛就想起一株被摧毁的大树，又生出尖尖的新叶。

斯坦·帕克回来之后，阿姆斯特朗一家来过杜瑞尔盖一两次。他们显然心绪十分烦乱。他们坐着汽车来，高高在上，不和碰见的人们打招呼。倒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他们在哪儿都不愿意多待。自从小汤姆·阿姆斯特朗战死——他是个中尉，新闻电讯稿上曾经提到过，而且被授过勋。那时候，各地的报纸尽登这种事情——老头子中了一次风。因此，半个脸往下抽着，谁看了都会为老阿姆斯特朗感到难过。他坐在他那辆绿车里头，车身上盘着一条吓人的铜蛇。他戴一顶平顶帽子，穿着很高级的英格兰花呢外套，目不斜视地坐在那儿，望着前方。只是在妻子用胳膊肘轻轻碰他，叫他看还能认出来的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的时候，才抬起胳膊，在空中朝愿意接受他的问候的任何人轻轻地招招手。老阿姆斯特朗自己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他那只瘫了的手，手指的皮肤皱在一起，冷冰冰的。

不过，他的妻子还有点儿活气，宛若摇晃着的玉蜀黍。她的头发垂下来，就像玉蜀黍的须，和她那干巴巴但很得体的姿态相比，显得潮乎乎的，呆板而单调。她做出他早已熟知的微笑，也许想在石竹和葡萄树的环绕下谈论那种短暂的、让人高兴的小毛病或者小手术。

阿姆斯特朗一家到杜瑞尔盖的时候，总要开着车到格兰斯顿伯里看看。他们再也没能在那儿居住，因为那所房子压根儿就没能盖完。小汤姆的死讯传来，他们就把工人都撤走了。因此，楼梯至今还是露天的，灰泥在原先搅拌的地方凝固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没砌上去的砖在黑夜被人偷得精光。老阿姆斯特朗夫妇总去已经荒芜的花园里转一转。他们把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伪装起来。阿姆斯特朗太太还在寻找那场可怕的大火留下的痕迹。她站在从前是花坛．现在却长满蕨草和牛癣草的地方，怀着负疚从花丛中大把大把地采玫瑰。可是她不能摘得太多、太快，就好像她想摘，可那不是她家的花。这之后，阿姆斯特朗老夫妇俩就回到汽车里。因为在格兰斯顿伯里的山坡上，下午的风吹起来也挺厉害。他们坐下之后，裹着苏格兰方格呢的腿感到很不舒服。玫瑰花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枯萎了。有时候，她把它们扔到路边Z自己也不明白于嘛要摘这些耷拉着脑袋的玫瑰花。

有一次，俾坦·帕克去追那只个头挺大的马斯克维鸭，一直追到格兰斯顿伯里。那只鸭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剪掉它的翅膀，从围栏里飞走的。尽管他们经常说要剪。鸭子直奔格兰斯顿伯里，大摇大摆地跑着，藏进荒草之中，为了保护它幻想中的自由，任凭你千呼万唤，威吓“利诱”，就是不出来。斯坦·帕克一直追到山坡上，分开长得很高的野草寻找。草籽籁籁落下，暮色宛若细软的羽绒在空中飘浮。有棵白菜长得乱蓬蓬的，脚踩上去，升起一股难闻的臭气。那种爱尔兰苜蓿的茎秆抽出让人讨厌的枝条，一直攀援到先前是桅子树林的地方。那些桅子树现在还在，只是一副生病的样子，很难辨认出先前的模样。灰白的树叶和花苞纠缠在一起，腐烂成一团团纸张似的东西。斯坦·帕克弯腰从苜蓿中间拣起一捆旧信。这捆信早已发霉，也是苍白的颜色。这些信看起来是某个男人把他的钢笔蘸上墨水，写下了他想说的话。可是那刚劲的字迹已经褪色，不可辨认，先前的秘密就更秘密了。

斯坦·帕克多么希望能在这令人窒息的小树林里读一读这些潮乎乎的、发了霉的信，发现一些他不曾知道的事情。但是冥冥之中，那位不知名的写信人总让人心里生出负疚之感而双手发抖。要不是想起汤姆·阿姆斯特朗——不管这些信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斯坦·帕克会陷入内疚与对某种秘密的了解之中。他扔掉那捆信，走进那所盖了一半的房子。那房子谁也不曾想到要关门闻窗，因为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

愚蠢、荒唐充溢了这片与被烧掉的房子“孪生兄弟”似的废墟。有某位徒步旅行的人曾经在那间与挂壁毯的房子完全一样的屋子里露宿，在与先前一样的壁炉里生火，把他的粪便涂抹在空心的墙上。有人用显示了肉体急迫要求的词汇写下他的爱。斯坦·帕克走进那个多年前“烟火”齐放的夜晚——因为他后来意识到，那并非大火，那是大火之前施放的烟火——他的脚后跟碰了竖琴的那个房间。他在房间里面走动着，浮现在眼前的还是小汤姆·阿姆斯特朗那张很有理智的脸。汤姆·阿姆斯特朗穿着硬领衬衫，亮光薄呢外套，收抬得干净利索，充满了有钱人的自信。只有马德琳跪在地下，待在那座正燃烧的房子外面，或者他的脸最后被炸掉的时候，才不再是那样，

斯坦·帕克走过那所房子。事实上，这所房子已经不属于阿姆斯特朗家了。建造了一半的楼梯爬满了藤蔓，很难说清烟是从什么样的缝隙钻进来，蔓延开，又缠绕在一起。这男人爬上他能上去的最高处，站在那儿，踩着藤蔓，向远处眺望，想起了汤姆·阿姆斯特朗的未婚妻。人们一直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结婚了，还是仍在跳舞。马德琳消失了。如果没有楼梯口那一幕，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俾坦，帕克把头靠在尚未完成的砖墙上，相当清楚地想象着如果那天真有机会，他会怎样结束那场对妻子的不忠。现在，平静的黄昏不允许他生出负罪之感。辽阔的天空下面，夜色愈来愈浓。站在这座被遗弃、被亵读了的房子的房顶上，藤蔓宛若滑润的肌肤在他手里扭动着，散发出一股柔和的肉体的香味儿。遗憾的是他能想起来的太有限了。他尽管努力，却想不起她皮肤上面的毛孔，眼球上细微的血管，以及她紧贴他脖颈的呼吸。他头脑里贮藏的每一个不同的细节似乎都消失了。就像楼上这些房间和这幢楼房最有意义的那些部分。他曾经在这所房子里面迎着那场熊熊大人奔跑。他找到了她，头脑十分清醒。由于年轻、羞怯，未曾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

现在，这个中年男子站在这座丑陋的房子的顶部，扭弯了手中的藤蔓，脸上现出使人不快的皱纹，这是些几乎达到了很高境界的皱纹。不过，当然啦，没有人看得见，因为这儿完全是荒凉之所在。除了那只鸭子。它正在灌木丛中吃力地蹒跚着，露出一双黄黄的眼睛。哦，他揉搓着手里那根热烘烘的藤蔓，似乎这才意识到他是来这儿找那只鸭子的，而且很为有个理由而高兴。

他咒骂那只鸭子。“我一定要抓到这个杂种！”他说。

鸭子继续瞒珊着。男人跑下去，跑到房子后面。当他从往事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他那魁梧的身躯变得十分可笑。然后，他镇定下来，也喘过气来。他看见地上扔着一根风刮下来的长树枝，便拣起来，朝那只懊恼的、拚命挣扎的鸭子冲过去，用那根树枝前面的一个树权使劲儿按住鸭子，就好像要把它在泥土地里压碎压死，而不是生擒活捉。

“抓住这个杂种了！”他大声说。

鸭子呱呱地叫着，拍打着一双翅膀，扭动着挺壮的长脖子。它那副丑陋的、执拗的样子和那张扁嘴根部的突起变得让人可怜。可是眼下，这男人对它还是恨不够。

直到他猛然朝树枝那头扑过去，手没有松开，弯下腰从树杈下面抓住那只鸭子。鸭子呱呱地叫了几声，沉甸甸地倒提在他的手里。

男人转过身，开始向山下走去。谁也没看见这一幕。他踩着刚才留下的足迹，穿过倒伏了的野草走着。谁也不知道这个傍晚，他心中那种欲望的冲动。这种欲望已经冷却。现在是秋天了。

斯坦·帕克提着那只抓回来的鸭子向家里走去。他觉得一丝凉意开始钻进衣服下面汗津津的脊背，一个肩膀由于用劲过猛也怪不舒服。倘若把某件事情看作是有失检点，那么它的一点点好处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弥补的过失。因此，他又变得闷闷不乐。他怀着一种渴望，想起他的妻子，想起他们在那间小窝棚里刚住下时她烤得未透的面包。他爱她。他还想起多尔·奎克莱依，想起她那纯洁的禀性。这种禀性他已经意会，但尚不能言传。他拖着沉重的靴子，从酸模草和锦葵中间走过。那靴子因为潮湿，粘着泥土而愈嫌沉重。他总是习惯于把想起来的只言片语用祈祷词的形式堆砌到一起。这样一来，通常至少能够引导他朝安全的方向爬去。然而，在这个欲念已经冷却的黄昏，这样的机会却是减少了。

回家之后，他从妻子的针线盒里拿出一把剪刀，把那只鸭子一个翅膀上光滑但又粗糙的羽毛大剪一番。

“这下它就跑不了了，”她说，从那副眼镜上面平静地抬起头来——做细活儿时，她已经戴眼镜了。

他只是哼了一声，便走向蒙蒙夜色，把鸭子扔到围栏里面。

艾米·帕克很灵巧地继续织补袜子。这是在这个傍晚她加诸于自己头上的一种责任。她看见丈夫朝格兰斯顿伯里的方向走了，去抓那只鸭子。走之前，他特意告诉了她这件事，还望着她的一双眼睛。她想起自已那次去格兰斯顿伯里的差事。很早以前那个傍晚，也是为了鸭子。她心里纳闷，他会在那儿发现些什么。可是斯坦不同。他并没有变得疑虑重重，或者烦躁不安。他把篱笆绷紧，把木头刨平，在许多事情上给人们以决定性的意见。就这样，艾米·帕克把那块整齐干净、四四方方的补丁织到男人厚厚的袜子上。斯坦·帕克也一定能很快找到那只鸭子，那怕它钻进灌木丛里。这灌木丛她最近还去看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对那片人们大讲特讲的废墟的好奇心。她织补完把线剪断。她有自个儿一套巧妙、精确的方法。她织出来的活儿很耐磨。现在她已经是个稳健、和蔼的妇人了。人们都喜欢她，喜欢瞧她那叫人感到愉快的皮肤，喜欢在果酱不结冻或者母鸡技自痢时跟她讨主意。

后来，斯坦就回来了，正如她心里希望的那样：他很快就能回来。还剪掉了那只鸭子翅膀上的羽毛。

她总爱评头品足。并不是因为这种评论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结为夫妻，这些并无实际意义的话能把他们联结得更紧密，相互之间更加信任。这种老生常谈的丝线编织着、连接着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只是一种缝缝补补？

艾米·帕克剪断这天夜里她用来织补的最后一根毛线。在眼下这个场合，她并不想干多少事儿，也不想对任何事情深究。可是，如果她能放下那只袜子，提上一盏防风灯，走到漆黑的院子里，挑灯看丈夫那张脸的话，她倒真要细细地探究一番。她愿意消除疑虑，使自．己放下心来。

现在，情形不同了。斯坦·帕克在和平之后回到家里时，他们这样说。情形不同了。他们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的却是，还和以前一样。可惜，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个样儿。她不能常盯着他那张胆去捉摸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变化。她总是找借口盯着他看，叫他换一个垫圈，或者提一件重物。她甚至要找理由抚摸他。看看他的皮肤是不是太粗糙了，或者脸上是不是抹了脏东西。然后，她就笑一笑，表示道歉。有时候，他会皱皱眉头。但是在他们一起发生的那些必要的行为以及说的那些话所织成的网络之下，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思想深处的变化并不能提供什么线索。不管是因为他对她提防了，还是因为她已经落后了。

于是，这位妇人开始纳闷，是不是他们俩的生活对于他太舒服了，或者是不是他已经在心中熟记了她习惯于表达的所有那些思想和看法。当然，有些思想她也是隐藏着的。这是很自然的。有的想法她觉得只是一种不安，或者甚至只是一种恐惧。

“斯坦，”有一次她说，“哪天我们一定要带孩子们出去野餐或者玩点别的什么。”

“好吧，”他说，“只要你愿意。”

因为他是个脾气挺好的丈夫。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会使我们的生活有点儿变化。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是吗？我真想再去着看大海。”

“好吧，”他说。“什么时候你觉得想去，就去看看。”

他这种完全赞同的态度几乎使她大失所望。她在心里说，她宁愿把这桩事情想象成主意是他出的，这样，她想看大海的愿望仍然只是一种想法。站在松树中间，她被那仿佛是透明的、滚动着的林涛吓住了，几乎压扁了。那将是令人振奋的，她说，就好像这所有的巨流都是一块绿玻璃后面的奇观。

日复一日，时光就这样流逝了。她那个野餐的主意变成一个愚蠢的幻想，随后，又变成她生气的原因。生气自己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想法，或者实现任何别的计划。怒火就这样燃烧起来了。

战争结束不久，斯坦·帕克买回一辆汽车。他们觉得他们是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之后，才有了这样一辆车。斯坦怀着一种骄傲——如果不是怀着一种自在的话——学着开他那辆车。他过分死板地坐在车里，脖子和胳膊都很僵硬，就好像几个重要关节都用螺钉拧紧了。这是辆“福特”牌汽车，一个松松垮垮的玩意儿——不过装配得还好。这辆“福特”可是没有什么干不了的差事。帕克一家坐车出去的时候，艾米·帕克戴着帽子，显得比平常更拘谨。脸上还要搽一点粉，拿一只小提包，里面装着些润喉片和别的玩意儿。有些邻居站在门廊望着他们，朝他们微笑。有的人却生气地转过脸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可是帕克夫妇继续驱车疾驰。只有那条路使他们着迷。

有时候，斯坦钻进汽车，没等妻子问他上哪儿，便飞驰而去。他甚至能够感觉到，她从屋里跑出来，身上系着干净的围裙站在那儿，望着渐渐消失的汽车。但是他并不回头瞧一眼，招招手，或者大声解释一下。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他沿着沙土小道奔驰。在这种路上，车身简直要颠簸成碎片。沿着这种路行驶，除了这条路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简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人类非得把足迹留在这儿。这一带丛林太乏味，或者说太“纯正”了。人们很难想象出开发它会有什么好处，毁坏了前景又会如何。沙土地上，落着黑乎乎的树枝，灌木丛坚硬的、黑色的什叶相互争斗着。高一点的树，表皮像一片片白纸似地脱落。这儿也有许多蚁家；那覆盖在大地之上的、红颜色的圆丘好像完全陷入了沉思。

斯坦·帕克总是在这一带停下车，卷上一支烟。他喜欢在这儿呆着。他总是坐在车里，手搁在一动不动的方向盘上，直到那于缩了的皮肤在沙土地和灰色的树叶的光亮中解体。于是，他的身体不再为这寂静的奥妙而惊讶了。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寂静的一部分。如果他的妻子还继续在那儿站着——在他的想象之中——系着干净的围裙，站在那所房子旁边，脸上是一副焦急的、不同意的表情，那么眼下这情形对她可没有什么用。而对她的尖锐问题他既讲不出很有说服力的话，也做不出诚实的动作。

因此，他暂且忘记了她，知道他总会再回到她那儿去，去跟她分享他们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不可能不是这样。哪怕他的灵魂冒险冲出安全的界限，为了发现、怀疑、崇拜而不顾一切地盲目地探索。

他终于在那辆不大结实的汽车吱吱嘎嘎直响的车座上伸了个懒腰，直到他身上的骨头也格格作响。他渴望用某种合乎规范的、人所公认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渴望将他的知识付诸某种形态，或者用简洁的、明白易懂的话语向人们表达出他的单纯和朴实。当然，他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斯坦·帕克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种种表现，惹得有些人说战争中的经历把他变得古怪了。现在有些人开始躲避他了。他从来就不善辞令，只能就事论事发表一点意见。他的忠告一向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宁愿带着这些麻烦事儿到别处解决，也不愿意让他那双眼睛发现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任何毛病。斯坦·帕克古怪。

有一次，他把儿子叫上汽车，说他们要开车出去兜风。上哪儿？哦，只是到他已经迷恋上的那些地方。具体哪个地方，他自个儿也说不清楚。男孩自然觉得有几分窘，坐在那儿瞅着那只很准确的车速表，要嘛，闷闷不乐地望着车窗外面的道路。不管怎么说，他不愿意和父亲待在一起。

可是斯坦充满了希望。现在，他觉得必须和这个孩子谈谈。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传给他。他心里想：如果我们这样谈，会更容易些。看到那沙质的丛林地——那儿只有树、灌木丛，一堆堆仿佛是专心一意的蚁家，以及落在地上的黑乎乎的、伸向四面八方的树枝——他的信心越足了。

“这儿真是穷乡僻壤，”父亲说。“荒凉。可是我有点儿喜欢这地方。它能把你抓住。”

“我不明自我们来这儿干嘛，”男孩说，闷闷不乐地、十分反感地看着这片丛林地。

他尽管从来没见过城市，可他渴望城市生活。他的不快主要是他还没有见过城里人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

“我们来难道不于点什么吗？”男孩问。

“我只是想开着车出来兜兜，”父亲说，“聊一聊。”

他的心已经开始凉了。

“聊什么？”男孩问。他满腹狐疑，寻思父亲或许要给他解释性方面的事儿。

“没什么特殊的事儿，”父亲说。

他很高兴有这个方向盘把握方向，并且可以因此而使自己发挥一些作用。

“我们相互之间不大了解，是吗？雷。”

男孩很不高兴。男人也一样。

“我想，我们相互之间还算了解吧，”雷以攻为守。“再说，有什么可了解的呢？”

父亲没法儿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回来就没怎么见你，”他说。

“我能怎么样？”男孩抱怨道。“就让我一天到晚在家待着吗？”’

他现在确实不喜欢他的父亲了。他甚至不喜欢他身上那股气味，那是当兵的身上的味儿，是到了这个年纪更加沉稳了一些的男人那匀称的、可以依靠的身体散发的那股烟草和干活儿的味儿。父亲刚回来的时候，穿着领口敞开的粗卡其布紧身上衣，曾经一度使他兴奋。不过，是他带回来的那些野蛮的外国东西，那枚擦得锃亮的小手榴弹，以及他父亲说是从德国鬼子头上摘下来的那个阴沉沉的钢盔更让他兴奋。

但这是以前的事了。雷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手腕长得粗粗壮壮，钢盔让他弄得净是凹痕，手榴弹也丢了。事实上，他已经几乎忘了这几样可以避免平庸、苟安、善心的法宝，而他的父亲还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

在那株他们停下车的树下——那是一株多节的、很难弄的本地树，粗糙的树叶竖立着——男人和男孩为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而相互憎恨着。

父亲意识到他自己的失败，不无悲哀地说：“我想拍支烟。你要是愿意逛逛，就去吧。”

男孩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坐在父亲身边，而这当然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跳下车，砰地一声关上那扇小小的车门。

男人看见乱石中间有一只蜥蜴，他怀着绝望者的希望将注意力集中于这只小动物。似乎天赐良机他能够以奇迹般的纯明和智慧向他的儿子解释清楚这只粗糙的蜥蜴在他身上唤起的爱和惊奇。天还可以变得晴朗而明快，尽管眼下还是一片灰暗。

“看，雷，”男人边说边顺着自己的手指望过去。那根手指并没有因为这个大胆的做法而颤动。

“什么？”男孩说。“哦，不过是只破蜥蜴。这玩意儿有的是。”

他差点儿拣起一块石头瞄准了打过去，只是因为那玩意儿太小，不值一打才没有这么做。

“是的，”父亲说。“可我喜欢看。我喜欢观察这种东西。”

那只晰蝎躲在乱石中间闭上一双眼睛。男人现在确实孤单了。他开始卷烟，用干巴巴的舌头舔了一下那张薄薄的卷烟纸。这一带丛林大枯燥无味了，人们无法理解周围的种种标志。

男孩在灌木丛中神情冷漠地游逛着。对于他，青春好像也变成同样单调的丛林地一样。他总在丛林里游逛，乱劈乱砍，东擦擦西刮刮，找鸟儿或者别的什么往死里弄。他已经失去了童稚之美，还不具备青年人的英俊。他的皮肤粗糙，反应迟钝，充满了青春期的骚动不安。

啊，要是能逃走就好了，他在心里说。他把一株小树压弯，直到折断才罢休。可是出去干啥呢？他想，也许能当个警察。他想起年轻警察墨菲那两条令人赞叹的、充满男子气概的腿。人们说，他曾经在去乌龙雅的路上，向一个人开枪，并且打死了那人。那家伙是谋杀一个打兔子的人的凶手。年轻警察没有时间和男孩子们说话，因为他正忙着在警察分局写报告，一双蓝眼睛透露出举足轻重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

雷·帕克举起一根棍子瞄准。即使少几分正义，他也能像墨菲一样，把那个亡命徒干净利索地干掉。他的眼睛不是蓝色，而是深褐色。这双眼睛还不清楚该把目标定到哪里。也许还只是瞧着他自个儿的内心世界，看他自个儿各种姿势的图像：绑裹腿的、不绑裹腿的，或者一丝不挂的——那是一种笼罩着肉感的、既迷人又可怕的赤裸。他转过头向身后望去，看见那辆汽车的前部。他必须回到那辆汽车旁边，回到父亲那里。

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换了许多次排档，在车辙上很敏捷地闪过来闪过去，最后才回了家。回家之后，两个人都觉得很内疚。那是一种相同的，或者互不相关的负疚之感。母亲立刻就察觉到这一点。她怀着一种带苦味的快乐，偷偷地观察刚回来的父子俩，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她都绝不出来帮忙。因为这是孩子的父亲自找的。儿子的问题第一次不需要由她来解决了。因此，她带着几分嘲弄继续喝她那杯浓茶。她总是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去挤奶之前——喝这杯茶的。她站在窗户旁边，把茶托举得高高的。那杯仿佛陷入沉思的茶冒起的水汽，或者因为感觉到她所钟爱并且尊敬的丈夫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古怪的快乐，使得她的鼻孔在那张圆圆的、到这时几乎变粗糙了的脸上比平时好看了一点。

然后，她很快走到一边，咳嗽着，把茶杯和茶托放到桌上，等这两个男子汉走进来时，装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她倒也问了问他们开车出去玩得是否愉快。但是把话说得让人听起来完全是他们自个儿的事情。她对着镜子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戴上挤奶时总裁的那顶布丁似的毡帽。这顶帽子是怎么弄来的已经忘了，反正先前一定是为好看才买的。

然后，等妇人又漫不经心地收拾了一会儿，把铁桶和干净布片归拢起来，等男人们慢慢喝完茶，把厨房里的杯子弄得发出沉闷的叮咚声——他们才向牛栏走去。树木沐浴着秋天仿佛能弥合一切的金红色的阳光。那嫁戏着的光和风在宛若流水般的树叶上掀起层层涟漪。几年前，他们在院子旁边种的那株白杨树像流水发出欢快的哗啦声。于是男孩又从他的自身中“脱颖”而出，开始鬼头鬼脑地唱起歌来。嗓音沙哑，但确实在唱。他很快就在奶牛中间跑了起来，把它们分开，领进或者赶进各自的栅栏。他按住它们的头，用绳子绊住它们的腿，把尾巴盘在关节上。很快，奶牛心满意足地吃起草料。那神态感染了他。因为父亲已经在饲料槽里添了精细的草料，这些牲畜正把软软的鼻子伸进去，把鲜嫩的草料弄到一起，大口大口地嚼着，草料末从嘴角洒落下来。

“哎呀，爸爸，南希长得真棒！”雷说，出于本能的快乐使他停下话头。

斯坦·帕克走过来，两个人一起看这头茁壮成长的牛犊。

他们走到一起，然后又分开，沿着牛栏的铁丝走过去，坐下来，开始挤奶。有一口，父亲撞了一下男孩。他甩开两条年轻人瘦长而结实的胳膊，沉甸甸地提着两桶牛奶从他身边走过。斯坦·帕克连忙伸出手托住男孩的屁股，把他稳住。男孩笑了起来。他并不介意。这种情况之下，你该相信什么？斯坦·帕克被这天下午的事情搞得一肚子讥讽感，想不出个所以然。此外，现在正是挤牛奶的时候，洁白的乳汁在挤奶人熟练的手下缓缓升起。桶里的牛奶仿佛是一轮明月那么完美。也许，谁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都低下头，专心致志地挤着奶。

但是艾米·帕克会从对于牛奶的专注之中抬起头来。她是他们之中最有耐力的挤奶人。她可以一口气挤下去，既不闲聊，也不停下来舒展一下发痛的手。她坐在那儿，奶桶夹在两条壮实的腿中间，屁股坐在那截锯下来的木头上面。这截木头，她一直用来当挤奶的小凳。使她免于滑稽可笑的是她那相当壮实的身板与那头跟她待在一起的拘谨刻板的奶牛十分和谐。不过，尽管如此，看见这位农民的妻子，还会有许多人嘲笑一番。她穿着一双胶靴，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肿胀的手指头挤着牛奶。人家会笑她那两个小腿肚子，或者心里纳闷，因为她的目光总是扫过来扫过去。

现在，她抬起头。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之下，在幽暗的牛棚里，她的一双眼睛变得高深莫测。儿子出出进进，赶走一头已经挤完的奶牛，铲掉留下的粪迹，赶进那头挺瘦的、xx头长短不齐的小母牛——他们以后会把它卖掉的。这当儿，她真想用这男孩说点儿什么，让他因为她的智慧而尊重她，或者更进一步，因为发现他能分享母亲的这种智慧而尊重他自己。但是她对付不了眼下这种情况。他从她身边走过去。很难说清，他依然是个男孩儿，还是已经长成个陌生的男人。一缕光线从门口射进来，将他脸上的捉摸不定、喜怒无常一扫而光，在他的喉咙上面勾勒出一种力量——哪怕是暂时的。于是妇人只好在母牛身影的笼罩下，继续蜷缩在那个挤奶用的小木墩子上面。她是否能够博得儿子——从她身上掉下来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他在这个家的主导地位——的好感，已经成了一个疑问。

大约这个时候，帕克家雇了一个年轻的希腊人来帮工。很．难弄清楚，他怎么离开那些店铺，跑到这一带来找工作。因为这个叫柯的希腊人语言不通，没法表达思想。不过看得出，他在忍饥挨饿，急着找活儿干。他们没有多考虑就收留了他。艾米·帕克给他端来一大盘煮得太烂了的肉，大块大块的南瓜和好多土豆。他把嘴塞得满满的，闭也闭不上。当然，土豆也太烫了。吃过饭，她领他到老弗利兹住过的那个小棚屋。他愁眉苦脸走了进去，就像人们走进那种糟糕但又不得不进去的地方一样。不过他还是笑了笑，点了点头。他握着一双手站在那儿，暗红色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就这么待下来了。他们给他的工钱很少。

人们当然要笑了，因为帕克家又雇了个外国人。他们都还记得那个德国佬。而这个一言不发的希腊人更糟。他只会打手势，或者笑一笑，或者为了表示乐意，径直去做某事。雇主和雇工之间会不会有谁要从此受苦呢？人们想会的，尽管这苦怎么个受法，谁也说不准。可是等到帕克家看起来人人都相处很好的时候，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就不理睬这事了。

帕克一家一旦和这个希腊人混熟了，就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暗地里，他们甚至希望他能回答他们的各种疑问。可他还是个谜，或者只是一个微笑。他那双眼睛表面上看很坦率，但是”在那清澈与深邃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秘密。他那黄绿色的皮肤依旧惹人反感。然而，他终究还是依靠学来的那些短语，开始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开头很笨，如果不留意，就会把意思弄错。

他个头不大，肌肉发达，汗毛很重，总爱穿背心，为了活动方便，也因为他的皮肤看起来渴望得到阳光的照射。那皮肤之所以一开始呈绿色，或者黄色，是因为他精神紧张，或者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他们对他有点反感。现在，他们怀着某种兴趣和惊奇，注意到那皮肤开始变成金色。他劈木柴或者俯身在铁洗脸盆上洗脖子和肩膀头的时候，一种光彩闪闪烁烁，从这个金色的希腊人身上进射出来。他总是嘻嘻地笑，而且就这么笑着跟他们说话。他们瞧着他那张努力做出各种口型的嘴，希望它能讲给他们更多的事情。他们常常想到他。

“斯坦，你说这个年轻人真的快活吗？”艾米·帕克问。

“我想是的，为什么不呢？”她的丈夫说。“不一定非得听懂人家说话才觉得快活。不过，到时候他会学会的。那时候，如果他还不告诉你，你就可以问问他感觉如何了。”

“他快活不快活不关我的事，”她说。“我只是好奇罢了。”

对这个因语言不通而大受限制的希腊人的怜悯之情，在她心中愈来愈浓。她开始捉摸能对他帮点什么忙，也许可以帮他补补袜子。或者在下雨时让他在头上有个挡雨的东西。她对他像对儿子一样，因为他是个年轻人，尽管年龄也不算小了。

有一次，她给了他一个大红苹果，看着他咬下去。他的牙齿把苹果咬开，发出刺耳的、动物咬东西的声音，嘴唇粘着白色的果汁，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苹果，”她在安谧宁静的院子里，一边用一种十分平板的声音说，一边瞅着他。“苹果，”她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又有几分踌躇。

“平锅？”他问道，或者是在笑，嘴巴湿润润的。

他试着说这两个字，简直就像是把它们，或者是把已经咬碎的苹果再还给她。这件事情所表现出来的亲密让她羞红了脸。

“哦，”她大声笑着说，“到时候你就学会了。”

她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便转过脸去，嘴里流出口水，像是噙了苹果汁。

塞尔玛跑了过来。“柯！”她喊道，“我一直在找你。”她拉住他的手。

“是吗？”他笑着，被她满头发卷搞得很不自在。“啊。你找我。好的。”

“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她说，搓着他的手。

“好的。我在这儿，”他说。“现在我干活儿。”

“你干你的活儿，我陪着你，”她带着满足和决心说。

这个小姑娘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东西，并且已经有了秘密，在树洞里或石头下面藏东西。她望着这个年轻人在家禽棚里耙粪。他在那个肮脏的粪堆上屹立着。他又回到过去的生活。语言的障碍和他的无表情的脸将他们分开。他眼睛朝下瞅着，但并没有谦恭的样子，只是好像没有看见她。

啊，她爱这个希腊人，而且颇有点儿不顾一切的劲头。她站在那儿，转动着过生日时收到的那只手镯。这只手镯套在她瘦长的胳膊腕上，晃晃荡荡，干活很碍事。

“你结婚了吗，柯？”她问道，朝四周看了看，生怕有人过来听见。

可他还是傻呵呵地笑着，继续耙粪，因为他不知道她说的是啥。

“你有女朋友吗？”她问道，呼吸变得急促，胸口透不过气来。

“女朋友？”他说，脸上那种恬静的美消失了，肌肉、骨骼、尖尖的牙齿都在震颤。“是啊！啊，是！女朋友。”他继续笑着。

他们在家禽棚里站着。她不喜欢他那副样子。此外，焦急和鸭毛让她感到窒息。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在这黑乎乎的棚顶的压迫之下，羞愧之情涌上心头。直到她再走回到阳光下面，低头走开。

是音乐的柔情最能表达她对这个希腊人的感情。现在。她可以在女邮政局长的钢琴上，以突然爆发的激情和对钢琴踏板的猛踩，弹奏些复杂的曲子。触摸着金黄色的、微微翘起的琴键，她弹奏出许多爱的场面。

“塞尔玛，”女邮政局长——也是她的教练——坚持说“你现在弹得离谱了”。

就好像那调子先前一直符合乐谱似的。

有一次，在一个节日——是生日或者别的什么场合——家里人给他一瓶啤酒之后，她亲了他一下。可是这个插曲那样简短，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立刻就被别人更加闹哄哄的玩笑淹没了，甚至谁都不觉得滑稽可笑。他的皮肤稍稍有点滑腻，而且神秘。

后来，雷发现了她的日记，把她那赤裸裸的思想整页整页地披露出来。他边读边哈哈大笑，不加咀嚼就把那些话念了出来。

“‘我爱柯，’”他念道。“‘我情愿让他切开我的血管。’”

他笑得前俯后仰，而她的心在流血。

“这挺好，”他叹息道。

她把镜子朝他扔过去。等他们面对着镜子碎片——他们仇恨的残骸时，他说：“你知道，我可以把这些都拿给妈妈看。”

“还给我，我给你什么都行，”她说。

“我什么都不要。把这个给人看大概更叫人快活。”

“别胡说了，”她说。“我给你什么都行。”

然后，他把笔记本扔回到那面镜子躺着的地方，心想，既然她已经把灵魂暴露无遗，它大概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是某一天她从丹依尔先生那儿花六便士买的一个云纹边笔记本罢了。她在这个笔记本里随便记些什么东西，后来这些东西被人看见了。她捏着便宜的胶粘封面，拣起那个本子，不得不想想该藏到哪儿好。

塞尔玛傻乎乎的，因为她不可能不傻。可是雷是个男孩。他去那个希腊人那儿，钻进他住的那间小棚屋。因为他是他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很吃力地交谈：什么钉子、锯子、刀子的，如果不认真计算，他们的年纪似乎没有多大的差别。性别的局限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甚至可以什么也不说，就那么互相看着。或者连看也不用看，在一块儿待着就行。

“咱们瞧瞧那个盒子里的东西，”雷说。

那是希腊人柯行李里头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些不让别人看的、珍贵的、有趣的小玩意儿。也有些他已经忘了为啥要保存的东西，他生命的精华都装在这里。雷喜欢看那盘子里面的东西。他垂涎三尺，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得到。那枝枝叉叉的珊瑚、闪闪发光的圣像，他都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它们甚至有点让人瞧着害怕。他很看不起那些旧照片上的面孔。年老的女人和又黑又瘦的姑娘们从一片昏暗和指纹印子下面显现出来。他把这些照片扔回到一堆扣子和一根已经干枯了的迷迭香小枝上。

“这根破树枝是啥玩意儿？”他常问，并没有多大兴趣。

“好玩意儿，”希腊人说。“这叫屈兰屈罗利伐诺。闻闻看。”

“已经没什么味儿了，”男孩说。

希腊人懒得回答，心里明白，这话不确实。

然后，男孩拿起那把刀子。这是柯的盒子里最好的一样东西，有一股于净的、上了油的金属的味道。男孩把刀子拿在手里，怀着一种冷静的迷恋，想象着如果他攥住拳头，只攥紧一点儿，攥住了，会发生什么事儿。他的皮肤已经有点刺痛了。

“这把刀子太快了，”希腊人说。他把刀于拿过去，放进盒子里，又把盘于收起来。

他已经对这孩子厌烦了。

轻蔑和悲哀快要把男孩吞没了。希腊人这个盒子虽然是个不起眼的玩意儿，可是他得不到。他也不能拥有这个希腊人——他正坐在床边，吧哒着牙齿，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男孩被轻蔑和挫折燃起的怒火震撼了。他抓住希腊人的手腕子喊道：“不管怎么说，我敢打赌，我比你有劲儿！”

他握住希腊人的手，用尽平生力气把它压下去。希腊人也来劲儿了。一开始冷冷的，有点儿躲躲闪闪。他还没有决定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抓着这个拼命挣扎的细长的男孩，两个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他们在那张不宽的小床上搏斗着，是弄着玩，或者不是，从这位拉奥孔和男孩身上都看不出来。然后，希腊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震得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他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按住男孩，两个人扁平的、喘不过气的胸脯紧贴在一起。因此，这个时候很难将那两颗难解难分的心分开。男孩听着心搏动的声音、喘息的声音，因为不能战胜这个无法容忍的希腊人而愤怒地叫喊。他真想把他杀死，掐断那充血的脖子。但是他没有力气。过了一小会儿，就不再反抗了。他想从这种软弱的窘境中逃脱，从这种因为先前和这个希腊人亲近而愈感窘迫的境地逃脱。

“放开手，柯，”他哄骗着。“来呀。现在算暂停。”

但是希腊人拒绝了。于是，正在床上扭动着的男孩开始害怕比缺乏力气更大的弱点会被揭露出来。他们都气喘吁吁。希腊人笑着。

“我恨你！”感到十分憋闷的男孩叫喊着。“我恨该死的希腊人。”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她给希腊人补好的什么东西。她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儿子。

“雷，”她顺口说道，“你该出去干活了。我们得跟你父亲谈这件事，而且做出决定。”

男孩从床上爬起来，傻乎乎地穿过院子，母亲跟在后头。她呆呆地想，如果儿子不在那儿，她本来打算和希腊人说什么来着。但是心烦意乱，什么也没想起来。

与此同时，她把他们必须对儿子的未来做出决定的事儿也忘了。秋意正浓，她漫步着。一年的这个时候，风不刮了，小鸟懒洋洋地飞起来，又悠闲地落下来。树叶从树上掉下，过一阵子就腐烂了。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懒得把它们拣起来。所有形状的物体：树、篱笆，或者摇摇欲坠的棚犀轮廓都十分鲜明，最后镶嵌在一动不动的秋天的景色之中。只有人还可以突然变化为某种新的形态或者自行解体。她看见丈夫从收割完的土地上走了过来。他已经开始皱缩了，脖颈显得苍老。如果发现丈夫栽倒在草地上，脸上是她不曾知晓的表情，她该怎么办呢？当然，没有理由这样担心。他走路从来没有磕磕绊绊过。一双眼睛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她觉得身上一阵冷。她居然已经想到这种事儿。更糟糕的是，这种事儿能发生。

于是，为了暖和，她搓了搓旧羊毛衫里自己那两条壮实的胳膊。那个希腊人抱着玉米秆和干枯的、颤动着的玉米叶走动着。他正在他们那块土地上，一小堆一小堆地烧已经剥过玉米粒的、枯死了的玉米心子。灰色的烟的飘带袅袅升起，一股烧东西的味道飘荡着。她想着这个希腊人和她心里一直存在着的对他的关心。如何表示这种关心至今还没有个明确的方向。除了用笨拙的手势比比划划，替他补补衣服以外，她还设法向他表示心中的怜悯。倘是孩子，你可以把他们揽到怀里。但是对他可不行。只有一次，黑暗中，睡觉前，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她把他的脑袋抱在怀里，贴着她的胸口，期望体味到头发触在胸口上的那种粗糙的感觉。那是一种狗皮的粗糙。这正是那种感觉。她对狗很和善。它们走过来，懒洋洋的，很友好。但是并不是带着一种激情依恋于她。它们从来都没有变成她的。而这也就对了。她和这个年轻的希腊人的关系，就是狗与女主人的关系，和睦友好。她心里说，她很高兴他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她高兴，他在那一堆堆冒着青烟的玉米秆中间远远地走着。这样，他们用不着交流思想，也用不着笨嘴笨舌地找话说。

艾米·帕克在台阶上动了动。

“我们应该鼓励这个年轻人到周围多走走，”丈夫走过来时她说。“他总是个人嘛，”她说。

“我又没拦着他，”斯坦·帕克说。他懒得去想这个希腊人。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但并不是事事都听他的。“他可以在假日休息休息，可他不，我也不能硬逼他。”

她又一次为内心深处那种热忱而感到快活。她喜欢想这种热忱确确实实存在。

不过，有时候他还是出去走走。她望着他穿着那身绷得紧紧的、最好的衣服走上公路，坐上公共汽车。衣服和他的身体似乎永远不会协调一致。他简直就不该穿什么衣服。他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直到天已大亮，公鸡的啼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呆头呆脑的马活动着腿的时候，他才回来。她太累，早就睡了，听不见他回来的声音。

这希腊人柯到城里去，开始在那儿结识许多朋友。亲戚们也来了。还有从同一个岛上来的人们，以及亲戚们的朋友。他默默无语地干活，或者轻轻地哼着歌儿，但总在沉思默想。于是，艾米·帕克心里明白，他总归要走，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那一天迟早要来的，她心里说。她很高兴，自己缺乏勇气，或者没有力量安排这个年轻人的命运。现在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她的手中解脱了。在她的生活中，他将仍然是她从来没有与之讲过话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他从城里带回礼物，带回装在胶粘的小袋子里的亮闪闪的娃娃糖。两个孩子为这点糖争来抢去。等他攒够钱，就买了一个吉他。从那以后，每到傍晚，厨房里就飘荡起刺耳的音乐。她尽管直皱眉头，也无法将那声音排除。他给她讲他唱的那些歌儿，还讲他们那个岛。他说，那儿的男人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潜水采集海绵。回家以后就喝得酩酊大醉，打老婆，生下更多的孩子，然后又扬长而去。渐渐地，她似乎了解那个光秃秃的小岛了。那岛上的女人就像柯那个盒子里面放着的那些照片上的女人们那副模样：脸很瘦削、黑不溜秋。但是，想象之中，当她们从那些岛上的房屋向这儿眺望的时候，都是用她的声音说话。他那肌肉发达的手拧紧琴弦，再弹奏什么乐曲的时候，她心里奇怪地想，和这个希腊人不知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但是，她没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顺着这条思路想得太远。

“这些女人们过的日子可真不赖，”她客观地、不带感情地大声说。

“可不是嘛！”他说，嘴唇撅得像个喇叭。一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新鲜的歌儿就要脱口而出。“她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生活。这样就挺好。”

“谁都知道有更好的生活，”她说。

他不理解这一点，要嘛就是不想听。

“这是一首情歌，”他说。

“情歌！”她带着一丝嘲讽，对刚回来的丈夫轻声说。好像她非得惩罚什么人，或者惩罚她自己。

“啊，天呀！”她叹了口气，笑着叠起那块桌布。

希腊人唱完歌，笨手笨脚地摆出一副正式发表公告的架势，说道：帕克先生，我很快就得离开这儿了。我要和一个寡妇结婚了。她在邦代有家铺子。这是个好机会。对我很合适。”

“如果你愿意，柯，对我们也很合适。”斯坦·帕克说。

他感到一阵宽慰。有些东西，特别是斧头和钢锯，他简直不能容忍别人碰一下。

“一个寡妇，”艾米·帕克说。“啊，柯，这倒挺有意思。”

“她有五个孩子，”柯说。“多了点儿。但是人手多，对铺子有好处。”

“当然是啥都给你准备好了，”艾米·帕克说。

“是的。”

这桩事有什么可以让人心神不安的呢？这个年轻人——她给他补过一阵袜子——要离开他们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哪天，她或许应该告诉他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一些她不曾跟任何人讲过的事情。这些事，她或许会讲给他们在发洪水时拣到的那个孩子听。他犹如一张白纸，需要用这种爱的自由来填充。但是，还在她摸摸索索，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他就跑了。她认识到，这个坐在厨房里拨拉着吉他，对于眼前将要展开的生活前景沾沾自喜的年轻的希腊人，就是那个不理会他们，逃之夭夭的小男孩。有时候，年轻的希腊人肌肉硬梆梆的面颊会松弛下来，化入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比方说，唱一首歌之前，或者唱完之后，他在琴弦上弹拨着曲调的时候。她怀着一种柔情断定，就是那个孩子，至少非常可能是那个孩子。

“我希望你能幸福，柯，”她说。

她的丈夫正准备睡觉，烟叶呛得直咳嗽。他忍不住说，“这又不是送葬，艾米。”

“我会挺好的，”希腊人说。他的手指在琴身上滑动着，准备弹那首情歌的最后几段。

“她人不错吧，柯？”她问道。

“挺胖，”他说，抬起头。“饭烧得好。”

他爽朗地笑着，迸射着天真烂漫或者自鸣得意的光彩。究竟是哪一种就很难说清了。当他那颇为自得的皮肉被纯朴的欢乐所映照，这个希腊人脸上便现出一种表情，吸引人深入到他的灵魂。因此，艾米·帕克走了，说她很累。她咬着嘴唇。因为已经是上床睡觉的时间了，便解开发髻，让头发披散下来，梳了起来。这天晚上她不能梳得太久，她会把镜子里面长长的影子流掉。她的头发比以前短了，还没有变得灰白，但是已经到了看起来没有什么光泽的程度。现在，她的容貌似乎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在自己的心目中，她觉得不管长得什么样子，总还是清清楚楚的。她不漂亮，这是显而易见的。她把头发梳到脑后，松松散散地被下来。这个梳法显然是合乎规范的。

“你不上床睡觉，艾米？”丈夫问道。看起来是近于一种责任感，而不是因为感到她不在身边。

“就来，”她说，“我正梳头呢。”

但是她无法回避时光的流逝。现在她已经是个相当胖的女人了。她跨过玫瑰花图案的地毯上了床。黑暗中，极力去想她的孩子、丈夫，想一锅果酱、一块燕麦地。实际上，是想着她美满的生活。直到她从这生活中浮游过去。尽管那有力的一下一下的梳头动作和刷子的鬃毛不时提醒自己的存在，她还是进入了梦乡。

丈夫推了推她。她醒过来，说：“哦，我就像掉进水里，要被淹死一样。”

她躺在那儿，怀着一种难以驱除的恐惧，想着这桩事。

希腊人走的那天天气晴朗。早晨落了一层霜，把村野衬托得格外鲜明、醒目。晴朗与宁静之中，听得见院子那面的小棚屋里准备告别收拾行李的声音。然后，柯从小棚屋里钻了出来。他提着个新箱子，箱子上面拦腰捆着一根黄颜色的带子。还有些东西塞在一个装糖的袋子里头。他身上穿着那套紧身的衣服。

“再见了，柯，”帕克夫妇说。他们好奇地打量着他，就好像他跟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关系。

他们身上穿着便服。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愿望：要让自己感到比穿着节日礼服的柯、比这种明显地脱离开日常生活情况的任何人都高出一头。而雷，事实上已经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巴不得要伤害一下谁心里才舒服。

“这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艾米·帕克边说边递给希腊人一条她用蓝毛线织的围巾。围巾用一块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手纸包着，外面用电线缠着。

她把手放在儿子的肩膀上面。这个赠送礼物的场面，使她充满伤感，也充满安全感。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的母性之爱向她的儿子、也向这个年轻小伙子涌流而去。可是儿子不需要她的爱，小伙子也要离开他们这个家。这件意料之外的礼物使他惊讶得浑身发抖。

“啊，谢谢，谢谢，帕克太太，”他说道。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最后瞥了一眼他的美。在这阳光灿烂的亲切的气氛中，穿着缀了绒球的舒服的拖鞋，身边站着可以信赖的丈夫和性格鲁莽的儿子，生活的轨迹显而易见，任何背离这种轨迹的行为都是荒谬可笑的。

“我会带我的太太来，”希腊人说。

“好的，好的，”帕克太太说。

但是她并不指望他带她来，她也不想让她来。

“塞尔玛上哪儿去了？”希腊人问。

“星期六早上，她有音乐课，”母亲说。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弥补孩子们的疏漏，便又说道：“她让我代她向你道别。”

“真遗憾，”他说。

然后，因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希腊人便出发了。

他上路了。雷说他要跟他在这条路上逛一会儿。这天早晨，他显得很阴郁，腿也不利索。在这个男孩自己看来，在人生之路上，他将永远一事无成，只能是个瘦长的孩子。他恨这个男人——他的朋友。他的前途已经定型了。男人提着那口沉重的、普普通通的箱子和那个鼓鼓囊囊的小沙糖口袋，迈着有力的步子，不慌不忙地走着。他想说说话，便用僵硬的、刚学会的英语，结结巴巴地描绘他们经过的景物，直到男孩不能再忍受。

“我就到这儿了，”他说。他脚登一双橡皮底帆布鞋，在树丛边的土埂上掌握着身体的平衡。“我不想再走了。”

“为什么？”希腊人惊讶地问。“你不到公共汽车站了？”

“不了，”男孩轻蔑地说。“没有必要。”

“那我们只好告别了，”柯放下手里的东西说。

他走过来，因为提沉重的袋子，衣袖仍然是卷起的。显然，他想跟他也正二八经地告别一番。于是，男孩的勇气消失了。他没法朝朋友的脸上打去以阻止他举行这场正规的、让人痛苦的路旁话别。他的脸失去血色，直到像纸一样苍白。他说，“为什么人们不能俏悄地走掉呢？”

希腊人愣住了。他看起来粗壮而可笑。怀着一种被伤害了的纯朴，他开始纳闷做了什么对不住这孩子的事，想到自己一定拥有一种力量而自己却不知道，他感到害怕。但是这一点永远得不到解释。男孩的脸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静静的树枝上面悬挂着淡绿色的树叶，排除了一切加以解释的可能性。

“那么，好吧，”他说着转身走了。

雷·帕克钻进树林。林子里树木稀疏，灰蒙蒙的，可是有一种同憎。他用不着非得想那些事情。他自己也变得稀薄起来，就橡树叶或者树皮蒸发出来的气体一样与丛林合为一体。他那两只晃来晃去的手不再闲着没事儿了，不过他也没做什么。待在这灰蒙蒙的、参差不齐的树木中间，本身就足够了。于是，他从一块石头跳到另外一块石头，沿着边儿走。他弯下腰，察看那些拖着什么东西的蚂蚁，或者他仅仅是做着察看的动作，因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又想起那个已经走了的男人。他几乎颤抖着承认，自己希望他能留下，尽管，留下来干什么他说不清楚。因为，如果他不受这个希腊人——很明显，他不能爱他——就只能是恨。也许把他拴在一条铁链子上面，像一条狗，偷偷地踢打。太阳已经高挂在头顶。那是一轮平淡无奇、不动感情的秋天的太阳。他穿过树林，剥着树皮，寻找什么答案，体味着这种肆虐所造成的膨胀了的痛苦，而且不得不继续寻觅他对那人的记忆。似乎这样就能变得更有力。尽管他确实怀疑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他仍然被那个金色的希腊人两条胳膊紧紧地搂着。

过了一会儿，他停下脚步。是在一株树下。那是一株高大、古老、四季长青的树。树上挂满已经枯死的花。树干和树枝扭曲成让人讨厌的形状，满眼灰尘和丑陋，所有的美和善都从这地方被驱除掉了。天空也被暂时淹没了。男孩拿出那把刀子，浑身哆嗦。这正是希腊人盒子里面的那把刀子。他想起他吃力地给他讲这把刀子，讲他那个盒子里别的那些漂亮、有趣的小玩意儿，讲他的家庭、他的母亲——一位戴着某种帽子的老太太——那时候他那张热切的脸。男孩握着那把刀。他拿出那个黑不溜秋的扁脸老太太的照片，为自己预想之中的行为激动得发抖。当他站在那儿，试图把她那让人不感兴趣的面貌留在记忆之中的时候，他那双拿着那位希腊人的东西的手——那些东西他因为喜欢就拿了过来——变得着了魔似地想干点儿什么。那手似乎已经不是他的了。那手握着那把刀子。然后刺穿那张已经发黄的照片，划成“之”字形，来回锯、砍。做完这一切之后，已经再没有办法把刀子更深地刺进他朋友的心里了。于是，男孩扔了刀子和碎纸片。至于扔到哪儿，他连看也没看。

他已经从树林里面钻出来，登上一块块石头。这种石头在这贫瘠的山坡上到处都有。他把面颊贴在尖尖的沙子上面，为他自己亲手扼杀而失去的那种单纯绝望地干号。哭喊声扭曲了他男孩子的躯体。他身上着了魔的那股劲好像永远不会衰竭，但有时还是会的。这就是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他甚至睡了一会儿，再醒来的时候，又变得生气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