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之间最具敌意的一个时刻，他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目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这就是我从与乔尔上校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人的尖尖手指甲、淡紫色手绢和穿在软鞋里的纤长的脚，使我一直想像着他在首都时的情景，他一准是那样，在剧场的幕间休息时，总是站在过道上对着同伴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干吗非得要离他远远的？我和他一起吃、一起喝，我带他看风景，在他每一次写工作报告时给他当助手，我干的还不止这些。帝国并不要求效力于它的成员须互敬互爱，它只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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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份给我的报告，以我一个地方治安官的眼光来看实在过于简短。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把这事情结束掉，根据法律条款，我唤来卫兵，要他作一个陈述。他叙述了一遍，我记下了他的话：“囚犯一下子失控了，攻击来作调查的长官。我被叫进去帮忙制住他。我进去时，厮打已经结束。那个囚犯失去了知觉，鼻孔里在流血。”我在他的证词上指了一下须签署自己名字的地方。他恭敬地朝我这里接过了钢笔。

“是那个长官要你这样跟我说的吧？”我柔声问他。

“是的，长官。”

“那个囚犯的手是被绑着的吗？”

“是的，长官，我是说，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他，填写丧葬许可证。

然而，在上床睡觉前，我提着一盏灯，穿过广场，绕过后面的街道走到谷仓那里。那小屋门口是一个新的卫兵，也是个农家子弟，裹着毯子正在睡觉。我走近时，蟋蟀停止了歌唱。可是拉开门闩的声音却没有把卫兵惊醒。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有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

那个男孩睡在角落里一张铺着麦秸的床上，还活着。看上去是在睡觉，但从那紧张的身姿看来他并没睡着。他的两手被绑在胸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长条白布裹着的东西。

我唤醒卫兵：“谁让你把尸体放在那儿的？谁把它缝上的？”

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愤怒。“是和另一个大人一起来的那个人，长官。我在值班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告诉那男孩说，‘和你爷爷睡在一起，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他还假装要把那个男孩也缝进裹尸布里，用和他爷爷一样的裹尸布，但他后来没这样做。”

那男孩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眼睛紧紧地闭住。我们把尸体抬了出去。在院子里，就着卫兵举着的灯光，我找到裹尸布缝口的针脚，拿刀尖挑了开来，把那层布从老人头部那儿卷了下来。

他的灰色胡须上粘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拉上吧。”我吩咐说。卫兵把打开的袋子扎了起来。但又散开了。“他们说他是头撞到墙上了，你怎么看？”他谨慎地看着我。“去拿些细绳来扎上。”

我把灯举到男孩头上照着他。他没有动，但是当我弯腰用手触摸他的脸颊时，他退缩了，开始发抖，整个身子哆嗦得上下起伏。“听我说，孩子，”我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蜷缩起身子用捆着的手挡着自己的脸。两只手满是瘀肿和紫瘢。我摸到了他的骨头。凡我接触到这孩子身上的地方都极其可怕。“听着：你必须对那长官说实话。他就是要听你说真话——说实情。一旦他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就不会再伤着你了。但你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痛得不行，也别太丧气。”我找到捆扎的绳结把绳子解了开来。“两只手互相搓搓，让血流动起来。”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摩擦着。他疼痛地蜷拢手指。我的行为很像是一个母亲在安慰被父亲暴怒地扁过一顿的孩子。因为有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审讯戴着两副面具，有两个声音，一个严厉，一个诱导。

“他今晚吃过什么吗？”我问卫兵。

“我不知道。”

“你吃什么没有？”我问那男孩。他摇摇头。我感到自己的心十分沉重。我从未想到要卷入到这种事情里去。我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转向卫兵。“我现在要离开了。有三件事要你去做。第一，等这孩子的手好些了你得再把他捆起来，但别捆得太紧让手肿胀起来；第二，我要你把院子里那具尸体留在那儿，别再搬进来，明天一早我会派一班殡葬人员来收尸，你就交给他们好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是我的命令；第三，你现在把这小屋锁上跟我来。我要你到厨房里给这男孩拿点吃的东西来，来吧。”

我并不想对这件事作些添油加醋的描述，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服务的负责任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我负责征收什一税和其他税款，掌管公共领地，照管着边防要塞不至于缺少供给，监督我们这里惟一的一个下级官员，顺带也管一下贸易，一周主持两次法庭的开庭审理。有空时，我就看看日出日落，很满足地吃吃睡睡。等到我去世时，我希望在帝国的公报上能登上三行小小的公告，提一下我的功过就行了。在平静日子里过平静生活，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高的要求。

但去年关于不安分的野蛮人的传闻从首都传到了我们这里。生意人的行商路线遭到攻击和掠夺。库房物品偷窃事件大幅上升，而且越来越猖狂大胆。一队人口普查人员失踪了，后来被发现埋在一个浅浅的坟坑里。州长在调查出行时都发生了枪击事件，边界巡逻队也卷入了冲突。野蛮人部落都有了武器，流言到处乱飞。帝国必须采取预警措施，以防发生战事。

在这些动乱中我自己却什么也没见着。私下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朝代必然要发生一次的事儿，必定是这样的，这是关于野蛮人歇斯底里的说法的一个片断罢了。边境地区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梦到有双黢黑的野蛮人的手从床下伸出来握住她的脚踝；也没有一个男人不被想像中这样的景象吓住：野蛮人跑到他家来闹宴，打碎盘子，放火烧帘子，强奸他的女儿。可我觉得这都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像出来的，你让我看到一支野蛮人军队，我才会相信。

在首都人们关注着北部和西部的野蛮人可能已经联合起来了。司令部的官员们被派到边境地区来；堡垒要塞加强了警戒。商人们要求派遣武装人员给他们保驾。国防部第三局的人在第一时间被派到边境来，还有国家指导人员、侦察隐蔽的煽动行为的专家、想弄清真相的热心人、审讯专家等都纷纷拥了过来。看这样子我的安逸日子要结束了，尽管那时我还能怀揣一颗平安的心睡觉，很清楚尽管这儿那儿都有些磕磕碰碰的事儿，这世界还是按着自己的方式在平稳运转。如果我只是把这两个所谓的囚犯交给乔尔上校就好了，我会这么说：“瞧，上校，您是行家，该怎么处置他们您瞧着办吧！”——如果我那时正好外出打了几天猎——我本该如此的，也许去上游转悠几天，回来后压根儿没工夫看他的报告，或是在他的报告上不经意地瞄上一眼，就把我的封印盖到他的报告上去了，对他那个“调查”也不作任何质询，就当是压在石头底下的“报丧女妖”①——如果我聪明点的话就该这么做，然后，我现在可能已经又在那儿猎兔猎狐了，心安理得地调情去了，就等着这桩调查案结束、所有边境地区的动荡平息下来。但是，老天，我没能置身事外：那一刻，我把自己的耳朵锁定在谷仓小屋那儿传来的叫喊声里，因为那儿正在使着某种招儿，然后，当天夜里，我提上灯，为自己良心的缘故向那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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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的这边到那边全都铺上一层白雪。这是从天上无处不在的光源里散落下来的，好像太阳化作了薄雾笼罩了人间。在梦中我经过兵营大门，经过光秃秃的旗杆。广场在我面前伸展开去，伸到尽头时融入闪闪发光的天空。城墙、树木、房屋逐渐消褪下去，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形状，消失在世界的边缘。

当我悄悄地走过广场时，几个黑色身影从白色背景中跳了出来，孩子们在玩用雪搭建城堡的游戏，在城堡顶上他们插上了一杆红旗。他们戴着连指手套、穿着靴子，身上裹得暖暖的足够抵御寒气。他们一把一把地捧来白雪为自己的城堡筑着城墙，完善着城堡的建设。他们口鼻中喷着白呼呼的雾气。环绕着城堡的堞墙已经筑起一半了。我费劲地想要听清楚他们那飘忽不定的含糊的叫喊声，却什么也听不出来。

我明白自己如同阴影似的庞大体形有多么难看，所以，当我走近时，他们朝一个方向一哄而散没让我感到惊讶。只有一个，比别的孩子年龄都要大些，甚至都不能说是孩子了，她坐在雪地里，衣服后面披着风帽，背朝着我，正在做城堡的门，她的两条腿分开着，忙着挖洞、拍打着雪块、做着模型。我想像着她那被尖形帽的花瓣围绕着的脸，却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