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时，我也到了开窍的时候。对于以前完全没兴趣的钱，我突然觉得很有吸引力了。

学校到家里的路上，有一家杂货店，圆圆的玻璃罐子装着蛋糕、鹌鹑蛋、糖球等，整齐陈列着。我记得鸡蛋糕一个一元，鹌鹑蛋两个一元。

放学途中能到那家小商店买东西的，只有家境宽裕的小孩。

“我要去看一下。”

“Bye-Bye！”

目送挥着手走进杂货店的同学，心里非常羡慕。

树上的果子虽然也好吃，但我偶尔也想吃吃糖球、冰激凌或凉粉什么的。没有零花钱的我问买了零食的小孩：

“味道怎么样？”

“……”

因为味道无法说，因此大多数小孩都会让我尝一下。可是没多久，对方就不耐烦地催促一直舔着糖球不放的我。

“还我！”

我无奈地还他，没隔多久又问：

“是什么味道？”

“刚才不是给你尝过了吗？”

“我忘了。”

“舔十秒就要还我啊！”

其实味道是不可能忘掉的，但他只是个单纯的乡下孩子，根本没想到这么多。他勉为其难地又让我舔糖球。

“一、二、三、四……十。”

十秒到了，我爽快地还他，但隔不多久，我又问：“是什么味道？”他又让我舔。

就这样，最后说好各舔十秒就换人舔，顺了我的心愿。

“一、二、三、四……十。”

他数到十后，我把糖球吐出来，交给他后开始读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糖球又回到我嘴里。

“一、二、三、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都正常地慢慢数，我则是尽可能数快一点。后来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公平而抗议。

“你数得太快了！”

“哪有？我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果然快了点。”

“你神经过敏啦！”

我就专门做这种事。

有一次，我灵光乍现，想到用自己的钱去买零食的法子。

“喂，我们也去杂货店吧！”

我招呼几个同学。

“是想去啊！可是没钱。”

“看我的！”

“怎么做？”

“去捡。”

“又没有人掉钱。”

“不是捡钱，是去捡可以换钱的东西。”

我充满自信地说，吩咐大家下个星期天到神社内集合。

到了星期天，五六个朋友聚集在神社内，都是从家里要不到零花钱的小孩。

“绑着这个东西走路吧！”

“这是什么？”

我把磁铁和绳子交给满脸狐疑的他们。

没错，我借用了外婆的智慧。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大家立刻绑上磁铁四处晃荡。

走了一阵子我们惊讶地发现，磁铁上已经粘有不少掉落的钉子。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我们发出奇怪的声音走了一会儿，忽然头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东西来。抬头一看，有人在电线杆上干活呢。掉下来的是铜线。我们冲电线杆顶端喊着：

“叔叔，这个可以捡走吗？”

叔叔们很干脆地说：

“嗯，可以啊。”

傍晚，我们把那天的收获拿到收废铁的那里，每个人赚到十元。我们拿着钱冲往目的地——当然是那家杂货店。

在一份凉粉五块钱的时代，即使只能买十块钱的零食，我们还是乐不可支。最重要的是，劳动后大家一起吃的凉粉，真的美味极了。

不用说，那之后有一段时间，穷孩子之间都流行腰上绑着绳子拖着磁铁到处走了。

其实那时候，我还有比零食更想买的东西——蜡笔。

当时我们班上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有十二色的蜡笔，我因为没有，常常要跟人家借蜡笔画画。

“田中君，白的借我。”涂了一下，又说：“山崎君，红的。”再仔细地涂。

因为是物资匮乏的时代，大家都很珍惜蜡笔，虽然会借我，还是会一再叮咛：“不能用太多哦！”“只能用一点点！”

我很客气地这边借借、那边借借，因此画的人常常是右边眉毛是红的，左边却是黑的。即使在画母亲的脸时，也画得像毕加索的抽象画，实在没勇气寄回广岛去。

有一天，我和喜佐子姨妈的儿子、大我四岁的表哥到护城河上玩竹筏。竹筏不知被什么东西钩住了，我和表哥跳下水去推竹筏。

“哎哟！”

那时脚下忽然一硌，我踩到一个东西。

“我踩到什么了！”

我告诉表哥，随手捞起踩到的东西。

“这是什么？好奇怪的乌龟！”

我才说完，表哥就惊呼：

“是鳖！”

“鳖？”

“昭广，这个拿到鱼铺去卖，值好多钱呢！”

我们相视而笑，赶紧抱着鳖回去，装进水桶提到鱼铺去卖。

被我踩到算它倒霉。

天啊！鱼铺大叔竟然用八百四十元买下那只鳖，我和表哥各赚了四百二十元巨款。我立刻拿着钱跑到文具店。

“阿姨，有四百二十元的蜡笔吗？”

“有三百八十元、二十四色的。”

“我要那个。”

回到家里，我轻轻打开二十四色装的蜡笔盒，里面排满了我过去没看过的各种颜色的蜡笔。

我感到非常幸运，笑得一脸灿烂。

第二天虽然没有画图课，我还是把长长的蜡笔盒带到学校。我不顾第一节课是国语，依然把蜡笔盒放在桌上。

“德永君，那是什么？”

老师问我时，我不说是蜡笔，而是打开盖子说：

“是二十四色的。”

连老师也说：“真不错呢。”

同学中都没人有二十四色的蜡笔，也都好奇地看着我的蜡笔盒赞叹。

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带着长长的蜡笔盒去学校，不管是算术课还是社会课，都放在桌上。

到了画画的时间，旁边的同学跟我借金色或银色的蜡笔时，我也说：“只能用一点点啊。”

虽然我很高兴，但是我的母亲画像还是像笨拙的毕加索抽象画——画图的技巧或许跟用什么蜡笔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