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象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1889—1899）。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流行分析研究。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光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忏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定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象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托尔斯泰把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定为全书的枢纽，着力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使她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大放异彩。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个平民女性，是俄罗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她身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朴素、纯洁和善良，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她的肆意蹂躏和残酷迫害。

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鞭笞。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象水晶一般纯洁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滚，最后滚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审判台。

尽管历尽了苦难，饱尝了辛酸，卡秋莎·玛丝洛娃并没有丧失可贵的人性。她始终是那样善良，那样厚道。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也不能坦然进餐。聂赫留朵夫残酷地毁了她的一生，她恨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卡秋莎·玛丝洛娃又确实是个复杂的很有个性的人物。除了善良之外，她又有极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使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的蹂躏，从而产生反抗和报复的念头。但她的处境是无可奈何的，她的反抗和报复行为也是幼稚可笑的。她作践自己，当上妓女，以为这样就是对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一度爱过她的聂赫留朵夫的报复，殊不知那些男人根本没有什么廉耻心，她这种可怜的行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丝毫内疚，而她自己却只能不断地堕落下去。

她最初在探监人员中认出聂赫留朵夫时，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习惯成自然地露出媚笑，盘算着怎样从他身上捞几个钱。她趁典狱长不注意，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十卢布钞票藏起来。这种行动似乎表现出她不知羞耻，其实她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堕落。我们看到，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去。这个羞涩的表情象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她的灵魂，豁露出她纯洁的天性。同时这也是一处伏笔，预示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将“复活”。

卡秋莎灵魂的觉醒，正好是在她堕落到谷底的时候，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当时在她的心目中，做妓女还是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所以不愿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建议，改变这样的生活。她讨好聂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帮助她早日脱离监狱，回到妓院，同时从这位阔老爷身上多弄几个钱。可是聂赫留朵夫却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要赎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结婚。卡秋莎绝对不相信他的这番表白，对他非常反感，以致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骂道：“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卡秋莎·玛丝洛娃恢复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她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让血泪交流的往事象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冲击她那颗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尔斯泰塑造卡秋莎·玛丝洛娃确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她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联系起来，有的用语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动，有的用意念。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浓郁地透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气氛。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无穷苦难，一方面是灵魂糜烂的荒淫与无耻！

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但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这种创作特色在《复活》中可说达到了高峰。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邂逅，他心情紧张，唯恐被对方认出，当众出丑，可是玛丝洛娃却偏偏盯住他的脸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实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又如，在定案时，除了那个愚蠢而恶毒的副检察官外，无论法官或陪审人员都想对玛丝洛娃从轻发落。可是，由于腐朽的官场作风，办案轻率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官僚根本无视别人的苦难，糊里糊涂地加重了玛丝洛娃的刑期。玛丝洛娃的苦难不断加深，她性格的复杂特征也愈益豁露出来。她处身于社会最下层，却又自认为高出于其他苦难人之上。她天资聪颖，阅历丰富，能看清许多严酷的社会现象，识透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但有时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结果受骗上当。她在苦难的深渊中感到绝望，以致自暴自弃，但这样也只是为了要麻痹自己，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情况也说明天性纯洁的卡秋莎并没有完全灭亡，一旦时机成熟，她在精神上就会“复活”。托尔斯泰塑造这一迷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他对下层人民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因此能那么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对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发出“我控诉！”的呐喊。

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在地位上仅次于卡秋莎·玛丝洛娃，但从揭示小说主题来看，他是全书的关键人物。《复活》不是一部单纯描写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而是一部再现一九○五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很大，托尔斯泰只是借助这个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比卡秋莎·玛丝洛娃更复杂。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凭着他高超的艺术手法，浑然天成地将前后判若二人的聂赫留朵夫统一起来。掌握这一点，是理解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关键。要不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直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揭发者和抗议者，都将不可思议。

聂赫留朵夫出场时同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一样，精神上也处于昏睡状态。他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还潜藏着一颗追求正义的种子。他年轻时抱着“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不仅写过这一类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上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如今，他继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弃产业，又不能否定年轻时的理想，他为此感到苦恼。聂赫留朵夫一上场便遇到这样的苦恼，显然也是作者的一处伏笔，暗示聂赫留朵夫同一般贵族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线光明，日后在精神上还有觉醒的可能。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心灵上的健康因素还不止这些。他在玩弄和抛弃了卡秋莎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内疚。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它，努力把它忘记。表面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得知怀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妈从家里赶出来，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姑妈说卡秋莎生性放荡，自甘堕落，但他还是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还不同于那些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寻欢作乐的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席上认出卡秋莎之后如坐针毡，内心展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斗争。

聂赫留朵夫的转变过程，怎样做到顺理成章，没有斧凿痕迹，这在艺术上是一大难题。聂赫留朵夫精神上尽管还留有健康的因素，“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常在他内心发生冲突，他还几次进行“灵魂的净化”。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上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这些行动还不是他精神上真正的觉醒和复活。我们看到，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心惊肉跳，并非因为谴责自己的可耻行为，而是担忧自己名誉扫地，“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不过，聂赫留朵夫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个台阶！就在他见到多年未见的卡秋莎时，他还没有在内心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被他蹂躏过的不幸女人。但通过重逢后的谈话、他所看到的玛丝洛娃的行为，他逐步看到被他坑害的女人精神上堕落之深，她不仅不以当妓女为耻，“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而在玛丝洛娃的精神完全觉醒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真正的触动。“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聂赫留朵夫的精神觉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父母，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他痛感，“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四出奔波，目睹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感触很深。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他愤怒抗议沙皇专制制度，揭发上层官僚的血腥罪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大下层人民的情绪，也散发出革命风暴渐渐临近的气息。

卡秋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为什么卡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甚至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这些问题在《复活》问世时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一直众说纷纭。这种“探讨不尽”的情况既反映作者的构思不落俗套，也显示出真正艺术品的强大魅力。

男女主人公的这一结局，上面已经说过，托尔斯泰是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创作信条是：“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一句话，在艺术里不能撒谎。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聂赫留朵夫不仅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此外，聂赫留朵夫精神觉醒后，背叛了上流社会，靠拢了下层人民。卡秋莎作为下层人民的一员，看到了这一点，她感到欣慰。而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向认为聂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见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他残酷地伤害过她。她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窝螟虫封起来”。事实上，象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之后，要玛丝洛娃再象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说有了升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份，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严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他们不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玛丝洛娃也不愿这样做。

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有个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们“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卡秋莎·玛丝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她知道他们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屈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惨遭遇，托尔斯泰着墨的也绝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是以玛丝洛娃的悲剧为中心，气势磅礴地描写人民的苦难，因此《复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受难图。在监狱里，特别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明肖夫又被诬告为纵火犯。律师一眼看出，火是酒店老板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一笔保险费。明肖夫母子没有任何罪证，仍被关进牢里。“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又如，一百三十名泥瓦匠外出谋生，仅仅因为身份证过期而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就连典狱长也知道他们确实没有罪，不过出于“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的残酷想法，还是把他们囚禁起来，用树条抽打他们。此外，还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迫害的教徒。总之，监狱里关满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的犯人。

在监狱外面，下层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惨。聂赫留朵夫在农村看到的贫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栗。“老百姓纷纷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有个农民因为偷砍了地主的两棵小树，被官府抓去坐牢，家里老婆只得靠讨饭来养活三个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处境尤其悲惨。“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样专横狠毒，对农民动不动罚款，动不动强迫他们做工抵偿，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城市里，下层人民同样受尽折磨。洗衣妇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脸色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乞丐“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们站在街角要饭……”

《复活》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托尔斯泰探索卡秋莎·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不幸的根源，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锐利的笔锋进行无情的揭发。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讽刺剧。庭长急于同情妇幽会，心不在焉，只想赶在六点钟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胁不给他饭吃，开庭后他始终为此事忧心忡忡。而那个一心跟玛丝洛娃作对的副检察官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又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陪审员们（包括当时的聂赫留朵夫在内）也是一伙没有头脑、没有责任心的老爷。就是这样一批混蛋造成了玛丝洛娃的冤案，也使许多无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聂赫留朵夫为解救玛丝洛娃不得不奔走于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运的大官之间，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没有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十分正派，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其实他一贯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他残酷迫害几百名无辜的波兰百姓，让他们破产、流放和坐牢，不觉得罪过，反引以为荣。他对家里人的钱财都要侵占，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老将军，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枪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高加索少数民族居民。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关起来，关得他们“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他还时时告诫自己，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退休大臣察尔斯基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每年要挥霍几万卢布公款，谁也不敢停止给他付钱。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受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托尔斯泰的批判矛头也没放过沙皇的官方教会。法庭审判固然是一出滑稽戏，而犯人们进监狱教堂做礼拜更是一出入木三分的讽刺剧。官方不惜花费重金重建监狱教堂，使它“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司祭把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血肉。然后他率先吃“上帝的身体和血”，“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可是，在唱诗班唱完“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时，“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托尔斯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还有那个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罗夫，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骗，但他仍起劲地维护着宗教。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鸡，宗教就象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托尔斯泰愤怒地斥责他们：“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总之，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人，折磨人，审判人，惩办人，杀害人。无辜的人民遭殃，他们无动于衷，一心要清除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不但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无辜的人。事实上，他们宁可惩罚千百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统治术！

《复活》不愧是一部史诗，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里还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之处。这些革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意党人。应该说，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例如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认为革命成功后人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玛尔凯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革命领导人诺伏德伏罗夫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虚荣的人。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心里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以免妨碍他的自我表现，而西蒙松则是一个反对杀生的素食主义者。

但是，这些革命家毕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专制的战士，托尔斯泰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谢基尼娜十九岁就离开富裕的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她被判刑是因为主动承担向搜查房间的警察开枪的责任，其实枪是别人开的。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托尔斯泰对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深表同情。卡秋莎·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不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帮助，而是由于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响和教育。这一点充分说明，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贵族叛逆者聂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们也更值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信赖和敬爱。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映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使有这样的结尾，也无损于《复活》这部艺术杰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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