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蓝” 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声明

马车的橡胶车轮在雪地上愉快地摇晃着。躺在车上，卡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一首新诗的开头。突然间震了一下，车子上了人行道，没走多远便停了下来。静了许久，就在这段沉静里卡想到了一些新的诗句。之后，车夫揭开了上面的帆布，展现在卡面前的是一个白雪皑皑的空院子，院子周围有几个汽车修理场、一些焊工和一辆报废的拖拉机。角落里拴着一条黑狗，一见有人从帆布下走出来，它便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他们穿过一扇桃木门，穿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卡发现“神蓝”正站在窗户边，朝院子里看着。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神蓝”脸上的雀斑、深蓝色的眼睛和他那微微发红的浅棕色头发还是让卡吃了一惊。房间里的简单陈设和一些物品（一样的梳子，一样半开着的手提包，一样的塑料烟缸，烟缸上面印着奥斯曼人的画像和“埃尔辛电力”的字样），几乎让卡觉得“神蓝”晚上都没有换过住所。在“神蓝”冷峻的脸上卡看到了一丝微笑，这丝微笑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昨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卡也立刻明白了，这也是“神蓝”在祝贺自己逃过了一劫。

“你不会再写那些自杀的女孩了。”“神蓝”说道。

“为什么？”

“军方也不希望再有人提起她们了。”

“但我并不是军方的发言人。”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知道。”

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气氛有点紧张。

“昨天你告诉我说，你能在西方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杀女孩的文章。”“神蓝”说道。

卡为自己撒的这个小谎感到了一点愧疚。

“哪一家报纸？”“神蓝”问道，“德国哪家报纸有你的熟人？”

“《法兰克福评论报》。”卡说道。

“谁？”

“一个德国记者，民主人士。”

“叫什么？”

“汉斯·汉森。”卡裹紧大衣说道。

“我有一个反对军事政变的声明要给他。”“神蓝”说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要你马上就写。”

卡在诗本的背面作起记录来。“神蓝”说，剧院政变以来，至少有八十人被打死（真实人数为十七人，包括在剧场被打死的在内）。他还提到了针对住所和学校的搜捕行动、被坦克推倒的九间棚屋（实际上是四间）、被折磨致死的学生和在街头爆发的冲突。他没有过多谈及库尔德人的苦难，却夸大了伊斯兰教徒的遭遇。他说政府为了给这次政变找个借口，故意杀了市长和教育学院院长。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阻碍伊斯兰教人士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为了证明这一点，“神蓝”还详细介绍了一些政党和组织被禁止活动的情况。他讲这些的时候，卡迪菲认真地听着。卡望着她的眼睛，在纸上画了起来（反正待会儿他也要把这几页纸给撕下来）：画上有一个女人的脖子和头发，后面是一个小房子，小房子的烟囱正往外冒着烟。从这幅画可以看出，当时他正在想着伊珂。很久以前卡就对我说过，一个好的诗人，要懂得在他的诗中如何逃避现实，因为这种强有力的现实会破坏诗歌，因此只能徘徊在现实的周围，而这种徘徊中所隐含的音律就是他的艺术。

“神蓝”说的有些话，卡还是十分欣赏的。他把它们逐词逐词地记到了本上：

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真主，并不是像西方人想像的那样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事感到很好奇。

作为结束语，“神蓝”并没有说这种好奇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展开来讲我们为什么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是以一种夸张的姿态，向西方人问道：

与真主相比，西方人看来更加相信他们发明的民主，那么，他们会反对发生在卡尔斯的这起反民主的军事政变吗？或者，重要的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都要像猴子一样模仿他们？只要他们的敌人没有模仿他们却依然获得了一种民主，西方社会能够容忍吗？另外，我还要告诉其他地区的人们：兄弟们，你们并不孤独……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问道：“你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朋友能把这些都给登出来吗？”

“西方，西方。好像西方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观点一样，这么说不太讨人喜欢。”卡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神蓝”说道，“只有一个西方，只有一种西方的观点。我们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

“西方人不是这样的，”卡说道，“和这儿的人相反，他们不以和大家的想法一样为荣。就连最普通的一个杂货店老板也为有自己的观点而骄傲。因此，如果我们不说西方，而是说西方民主人士的话，他们会更容易接受。”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

“有结尾的这段话，这就更像一份声明了。”卡说道，“他们会署上您的名字……可能还会介绍您几句……”

“我已经想好了，”神蓝说道，“就让他们写我是土耳其和中东地区的一名伊斯兰领袖。”

“这样的话，汉斯·汉森是不会发表这份声明的。”

“怎么？”

“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教徒的声明就是在支持他。”卡说。

“也就是说，只要不合汉斯·汉森先生的意，他就有各种理由可以不登这篇声明了。”“神蓝”说，“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说服他呢？”

“就算德国的民主人士反对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不是戏剧形式的政变，而是事实上的军事政变——可到头来他们却发现原来自己支持的是伊斯兰教徒，这会让他们不安的。”

“的确，他们都害怕我们。”“神蓝”说。

“神蓝”这样说是出于骄傲呢，还是在抱怨对自己的误解呢，卡也闹不清楚。“所以，如果一个前共产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能署名的话，这份声明就能很容易地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发表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卡尔斯找几个人共同起草一份声明。”卡说。

“我不会为了讨好西方人而去喝葡萄酒的，”“神蓝”说，“我也不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恐惧或是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而去模仿他们。我更不会为了博得那些无神论者的同情而去求这位西方人士汉斯·汉森先生。这个汉斯·汉森先生是谁？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条件？他是犹太人吗？”

大家都沉默了。“神蓝”觉察到卡认为自己说错了话，便反感地看了看卡，说：“犹太人是本世纪受压迫最深的。在修改声明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个汉斯·汉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一次，一个土耳其朋友告诉我说，《法兰克福评论报》要发表一篇和土耳其有关的新闻评论文章，作者想和了解这方面的人聊一聊。”

“汉斯·汉森为什么问你，而不去问你的那位土耳其朋友？”

“虽然我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兴趣，而我的那位土耳其朋友比我还要更甚……”

“他想知道些什么？”“神蓝”说，“肯定是酷刑、暴政、监狱条件之类贬低我们的东西。”

“可能是吧，当时好像是因为马拉特亚宗教学校的学生杀了一个无神论者。”卡说。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神蓝”仔细地想了想说，“那些所谓的伊斯兰教徒太卑鄙了，为了出名而去杀害无辜的无神论者，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不过那些诬蔑伊斯兰运动，夸大其词，明明死了一个人却说死了十五六个的东方学家们也一样的无耻。如果汉斯·汉森先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就别再提他了。”

“汉斯·汉森问了我一些关于土耳其和欧盟的事情，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一周后，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无缘无故吗？”

“是的。”

“很可疑，在他家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把他的妻子介绍给你认识了吗？”

卡注意到卡迪菲现在坐在关得严严的窗帘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们家很漂亮，一家人的生活也很幸福，”卡说道，“一天傍晚，从报社下班后汉森先生开车去火车站接了我。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他家，他家很漂亮，光线也很好，还带花园。他们对我很友好。我们吃了烤鸡和烤土豆，土豆是他妻子先煮熟，再放到烤箱里烤的。”

“他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回想了一下在卡夫霍夫商场当售货员的汉斯·汉森。“汉斯·汉森一头金发，身材很魁梧，长得也很帅，英格博格和孩子们也都是那么一头金发，也都很漂亮。”

“他们家的墙上有十字架吗？”

“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

“肯定有，只不过你没注意罢了，”“神蓝”说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十分崇拜欧洲，他们以为欧洲人都是无神论者。可恰恰相反，欧洲的知识分子都非常信奉基督教，信奉他们的十字架。然而我们的那些人回到土耳其以后，对此却闭口不谈，因为他们想用西方先进的科技来证明无神论是正确的……你都看到了什么，你们都聊了些什么，说来听听。”

“汉森先生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国际新闻部工作，但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们谈到了诗，聊起了诗人、国家和小说。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

“他们同情你吗？你是一个可怜的土耳其人，一个孤独、贫穷的政治流亡者，那些醉醺醺的德国青年还经常会欺负像你这样无依无靠的土耳其人，他们对你怜悯吗？”

“我不知道，没有人谈到我。”

“就算他们没有说起，没有表现出对你的同情，但人都希望被别人同情。在德国，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库尔德知识分子，他们就是靠别人的同情来养家糊口的。”

“汉斯·汉森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好人。他们很随和，心也很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细腻，才没让我感觉出他们的同情吧。我很喜欢他们。就算他们同情我，我也不会在意。”

“难道这样不会伤害你的自尊吗？”

“也许会伤害。但那晚和他们在一起，我很愉快。他们家的台灯发出橙色的光，很温馨……他们用的刀叉，都是我没见过的，但我却并不感到陌生……电视一直开着，偶尔他们也会看看电视，这也让我觉得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有时他们见我德语不够好，就会说英语。吃完饭以后，孩子们向他们的父亲问功课，睡觉前父母也亲吻了他们的孩子。我感觉非常好，晚餐的最后，我又伸手拿了第二块蛋糕，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我想了很久，就算当时他们看到了，他们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蛋糕？”卡迪菲问道。

“维也纳风味的蛋糕，上面还有无花果和巧克力。”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窗帘是什么颜色的，”卡迪菲问道，“上面有什么图案？”

“乳白色的，”卡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说道，“上面有小鱼、小花、小熊，还有各种颜色的水果。”

“就像是那种给孩子们做衣服用的布吗？”

“不是的，因为它还给人一种很庄重的感觉。这么说吧：他们很幸福，但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笑，他们很认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很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种责任，不像我们，生活只是盲目的忙碌，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他们的这种认真非常有生气，是积极的。他们的幸福就像窗帘上的熊和鱼，多姿多彩，却很有分寸。”

“桌布呢，什么颜色的？”卡迪菲问道。

“我忘了，”卡回答道。他陷入了沉思，就像是尽力在想一样。

“神蓝”有点生气了，问道：“你去了几次？”

“那晚在他们家我觉得很愉快。我非常希望他们再次邀请我，可惜没有。”

拴在院子里的那条狗狂叫不止。卡在卡迪菲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难过，而在“神蓝”的脸上看到的则是气愤和鄙视。

“好几次我都想去找他们，”卡固执地说道，“我有时会想，汉斯·汉森可能邀请过我去吃晚饭，不过没找到我。我常常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从图书馆往家跑。带架子的漂亮镜子，沙发（颜色我已经忘了，好像是柠檬黄的），在餐桌上切面包时他们问我‘面包还行吗？’（你们知道的，欧洲人吃面包比我们要少的多），墙上那幅美丽的阿尔卑斯风景画，这些我很想再重温一次。”

卡发觉“神蓝”此刻正在看着自己，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三个月后，一个朋友从国内带来了一些新闻，”卡说道，“我打电话给汉斯·汉森，告诉他这些有关酷刑、压迫和暴政的新闻。他认真地听着我说，还是那么客气，那么有风度。后来报纸登出了一条很短的新闻。我不在乎那条新闻，我只是希望他找我。可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有时我都想给汉斯·汉森写封信，问他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再来找我。”

卡自我解嘲似的笑了笑，可这并没让“神蓝”释怀。

“现在你又有一个新的借口去找他了。”他嘲讽道。

“可为了能上报纸，我们必须要按照德国人的要求，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卡说道。

“可联合声明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共产主义者找谁呢？”

“如果您担心会有警察介入的话，那就您来推荐吧。”卡说道。

“对于宗教学校学生们的遭遇，很多库尔德青年都感到义愤填膺。毫无疑问，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当中的无神论者比伊斯兰分子更容易被西方记者接受。库尔德人，找个青年学生来代表就可以了。”

“好吧，那就由您来安排那个青年学生吧，”卡说，“我敢说《法兰克福评论报》一定会同意的。”

“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当中你就是西方的代表嘛。”“神蓝”嘲讽道。

卡并没有理会他。“至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民主人士，图尔古特先生最合适了。”

“我父亲吗？”卡迪菲不安地问道。

得到卡的确认后，卡迪菲说她父亲肯定不会出门的。于是他们开始争论起来。“神蓝”说和过去那些共产主义者一样，图尔古特先生根本就不是民主人士。他肯定是支持军事政变的，因为这样可以打压伊斯兰教徒，他只不过是为了不给自己左翼的身份抹黑才故意装出一副反对的样子。

“又不是只有我父亲在装。”卡迪菲说。

从她颤抖的声音和“神蓝”愤怒的眼神中，卡立刻感觉到两人之间重复过多次的争吵又要开始了。他明白，和那些争吵得筋疲力尽的夫妻一样，他们已经顾不上在他的面前伪装了。卡迪菲一脸的坚毅，如同挨过揍的、恋爱中的女人一般，不论什么代价都要予以还击；而“神蓝”则是一脸的自负和同情。不过这一切在顷刻间全都变了，“神蓝”的眼中也露出了坚定的目光。

“和那些装腔作势的无神论者、崇拜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你爸爸其实也是个伪君子，他打心眼里讨厌人民群众。”“神蓝”说道。

卡迪菲一把抓起印有“埃尔辛电力”字样的塑料烟灰缸朝“神蓝”扔了过去。不过她可能是故意扔歪的，烟灰缸砸中了挂历上的威尼斯风光，静静地掉到了地上。

“此外，明明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一个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秘密情妇，可你爸爸还装作不知道。”“神蓝”说。

卡迪菲照着“神蓝”的肩膀轻轻地捶了几下，然后便哭了起来。“神蓝”把她摁坐在椅子上，两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做作，卡几乎就要认为这一切都是为自己而演的戏了。

“收回你刚才说的话！”卡迪菲说。

“我现在就收回。”“神蓝”像是在安慰一个哭鼻子的孩子似的说道，“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同意和你父亲在同一份声明上署名，尽管他整天都说一些和无神论有关的笑话。但是我不能去你们的旅馆，因为这可能是汉斯·汉森先生的代理人，”他朝卡笑了笑，“给我们设下的圈套。亲爱的，你明白吗？”

“我父亲也不能离开旅馆，”卡迪菲像个被惯坏了的女孩似的说，这让卡大吃一惊，“卡尔斯的贫穷已经使他情绪沮丧了。”

“说服你父亲，让他出来，卡迪菲，”卡从来没有这样正儿八经地和她说过话。他和卡迪菲对视了一眼，说道，“雪把一切都盖住了。”

这回卡迪菲明白了。“好的，”她说，“但在我父亲出旅馆之前，还得找一个伊斯兰宗教分子和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必须要说服他们在联合声明上署名。这件事由谁来负责呢？”

“我来负责，”卡说道，“但是你们也要帮我。”

“在哪儿碰面，”卡迪菲问道，“我可怜的父亲可别因为这种荒唐的事情被捕，他都这把年纪了，可不能再进监狱啊！”

“这不是荒唐的事情。”“神蓝”说道，“要是欧洲的报纸能登出一两条新闻的话，安卡拉会揪这些人的耳朵的，他们也会稍微收敛一些。”

“更重要的是你的名字也能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吧。”卡迪菲说。

“神蓝”微微一笑，他的大度让卡十分敬佩。卡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法兰克福评论报》登出“神蓝”的讲话，那么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兰小报肯定会大张旗鼓地翻译过来，这也就意味着“神蓝”将会扬名整个土耳其。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卡迪菲取出手帕，擦掉了眼泪。卡有一种感觉，自己从这儿离开以后，这对恋人先会发生争执，而后他们就会做爱。他们是不是希望自己尽快离开呢？这时，高空中飞过一架飞机，大家都抬头望着窗户上沿可以看到的天空，仔细地听着。

“这儿从没来过飞机。”卡迪菲说。

“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神蓝”说，接着又像是对自己的多疑自嘲似的笑了笑。当他发现卡也在笑的时候，他像是挑战似的看着　卡，发脾气道：“人们都在说，气温远低于零下二十度，而政府却说是零下二十度。”

“我一直希望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卡迪菲说。

“你放弃了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神蓝”说道，“把你变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就是这……”

“我不想与众不同，我想和大家一样，要是没有这次政变的话，我可能已经和其他人一样解开头巾了。”

“这儿的人都包着头巾。”“神蓝”说。

“不对，我周围大多数的女性和我一样，都受过教育，都不戴头巾。可问题在于，要是和大家一样戴着头巾的话，我就会和身边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疏远的。那就显得我傲慢了，我不喜欢这样。”

“那你明天就取下头巾，”“神蓝”说，“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政变的胜利果实。”

“谁都知道我和你不一样，我从来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卡迪菲说道。她的脸由于兴奋变得通红。

“神蓝”对此仍旧只是甜甜地笑了笑。不过从他的脸上卡看得出来，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神蓝”也明白，自己的窘状逃不过卡的眼睛。现在这两个男人不得不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神蓝”和卡迪菲之间的关系十分暧昧。卡迪菲顶撞“神蓝”，实际上就已经把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给抖了出来，而自己却目睹了这一幕，这让卡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责任似的。现在他又怎么突然想起了奈吉甫写给卡迪菲的情书了呢？从昨晚起这些情书他就一直揣在兜里。

“那些因为头巾而挨揍的女学生，被学校开除的女学生，她们的名字永远也不会上报纸，”卡迪菲完全以一种已经气得发晕的语气说，“很多妇女为头巾失去了生命，而出现在报上的却是打着她们的旗号出来讲话的那些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妇女，只有当她的丈夫是市长之类的政府官员，她才有机会上报纸，而且还是因为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席了节日庆典。因此，让我伤心的不是不上那些报纸，相反的，上那些报纸才会令我感到伤心。我们这些人为了保护女人的神秘感正在忍受着痛苦，而那些可怜的男人们却在为了能露个脸而拼命，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觉得有必要写写那些自杀的女孩，此外，我觉得自己也有权利给汉斯·汉森一份声明。”

“那就更好了，”卡想都没想便说，“你可以作为穆斯林妇女的代表署名。”

“我不想代表任何人，”卡迪菲说，“我希望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犯下的过错与罪孽。有时人们希望把自己的经历，把所有的一切告诉一个相信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陌生人……过去看欧洲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小说里的主人公就像是这样在给作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我希望欧洲能有几个人看到我的故事。”

这时，从附近传来了爆炸声，整座房子都为之一震，玻璃也被震得直颤。一两秒钟后，卡和“神蓝”都吓得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卡迪菲说。他们当中看起来最镇定的就是她了。

卡轻轻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说：“车夫不在，可能已经走了。”

“他呆在这儿就太危险了，”“神蓝”说，“你走的时候就从院子侧门出去。”

卡知道“神蓝”这是在下逐客令，但他站在那儿没有动，像是在等什么。他们俩互相厌恶地对视着。卡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当他在乌漆抹黑、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碰到那些手拿武器、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学生时，他也感到过恐惧，不过那时没有同性间的排斥心理。

“我可能多虑了，”“神蓝”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西方的间谍。就算你不知道自己是间谍或者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当间谍，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我们当中只有你是外人，不知不觉你就让信念坚定的卡迪菲产生了疑惑，人也变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用西方人傲慢的眼光看待我们，也许打心眼里在嘲笑我们……我不在乎，卡迪菲本来也不会在乎。但你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单纯，同时也让我们觉得欧洲人很正直，生活很幸福，你把我们给弄糊涂了。我不怪你，因为和所有的好人一样，你是无心的。但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告诉你了，以后你要是还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算是无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