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在卡尔斯

台幕拉上以后，“铁腕”和他的同伴立刻就把卡迪菲抓了起来。“为了她的人身安全”，他们是从剧院朝向小卡泽姆贝依大街的后门把她带走的。他们把她塞上一辆军车，带到了中央司令部的旧掩体里，“神蓝”活着的最后一天就是在这里“做客”的。几个小时以后到卡尔斯的路全面通畅了，为了镇压城里这场小小的“军事政变”，军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没有碰到任何抵抗便进了城。被牵涉其中的副市长、师长和其他的一些头头们马上就被停了职，和政变分子合作的一部分军人和国家情报局的官员也被抓了起来，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三天后才见到了卡迪菲。卡迪菲被带走以后，图尔古特先生才明白演出的时候苏纳伊真的死了，他很难过，但他还是抱着“不会有事”的想法四处活动，希望当晚能把卡迪菲带回家，不过却没能如愿。都到了后半夜，他才在大女儿的搀扶下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他不禁哭了起来，而伊珂则打开行李箱把东西都放回了柜子里。

大部分的卡尔斯人都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了《边境城市报》之后才知道苏纳伊真的死了。台幕拉上之后，剧院里的观众们带着满心的疑虑，悄无声息地四散而去，而电视里也没再提起最近这三天里发生的一切。对于政府或是特别行动队在紧急状态时期在大街上追捕“恐怖分子”、发动突袭然后发布通告，卡尔斯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再觉得那三天是什么特殊时期了。事实上，从第二天早上起，总参谋部开始了调查，总理调查团开始了行动，所有的卡尔斯人也开始讨论起这“剧院枪击案”来了，不过他们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艺术和表演的角度来讨论的。众目睽睽之下苏纳伊·扎伊姆明明往枪上装了一个空弹夹，而卡迪菲用同一把枪又是怎么杀死他的呢？

一切恢复正常以后，安卡拉派了一名少校来卡尔斯调查了这起“剧院政变案”。这名少校特派员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正如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这份报告对我了解这起看起来就像是魔术表演般的枪击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打那晚以后，对于来探视自己的父亲和姐姐、检察官，甚至就连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律师，卡迪菲都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为了找出真相，就和四年后我所做的一样，这位少校特派员和很多人谈过这件事（更准确地说是听听他们的看法）。就这样，他把所有的可能性和说法都给研究了一遍。

为了推翻“卡迪菲故意杀死苏纳伊”这一观点，少校特派员首先指出，“卡迪菲快速从兜里掏出另一把枪，或是往枪上装了一个满的弹夹”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尽管被枪击的时候，苏纳伊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可事后警察的调查、从卡迪菲身上搜出的东西和当晚的录像都证明了事发时只有一把枪和一个弹夹。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苏纳伊·扎伊姆是被另一个人从另一个角度开枪打死的，可是从安卡拉送来的弹道报告却称验尸结果表明苏纳伊身上的子弹就是从卡迪菲手中的克勒克卡莱枪里射出来的，所以这个观点也被推翻了。至于卡迪菲在演出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杀了他！），也给卡迪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大多数卡尔斯人认为她既是个英雄又是个牺牲品，而少校特派员却认为这句话恰恰证明了卡迪菲不是蓄意谋杀，他详细地分析了蓄意谋杀和恶念这样两个法律和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他指出演出时卡迪菲所讲的台词实际上都是被要求背诵或是在排练的过程中被强迫说的，所以这些话实际上不是卡迪菲而是整件事的策划者、已故的演员苏纳伊·扎伊姆说的。说了两次“弹夹是空的”之后，苏纳伊装上了弹夹，不仅卡迪菲被他骗了，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他骗了。三年后，这名少校提前退休了，当我在他安卡拉的家中见到他的时候，我指了指他书架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集，他对我说他尤其喜欢这些书的名字。按照他的说法，“当时那个弹夹是满的！”而且大家认为这个弹夹是空的，也并不是因为苏纳伊变了什么魔术：三天以来，苏纳伊和他的同伙们以西方主义和阿塔图尔克主义为借口，制造了残忍的暴力事件（包括苏纳伊本人在内，总共死了二十九人），卡尔斯人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所以这时就算给他们一个空杯子，他们也会认为是满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不仅是卡迪菲，所有的卡尔斯人都被苏纳伊算计了。尽管苏纳伊事前就宣布了自己的死讯，可大家还是以为在演戏，还是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在台上借卡迪菲之手杀死了自己。至于说卡迪菲是为了替“神蓝”报仇才杀死苏纳伊的说法，少校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卡迪菲也不知道枪里有子弹，加以了否定。而对于那些指责卡迪菲的世俗主义分子和赞扬她的伊斯兰分子（他们认为卡迪菲表现得很机智，杀了苏纳伊而自己却没有自杀）的观点，少校则指出不应该把现实和艺术混为一谈。至于卡迪菲以自杀为诱饵蒙骗了苏纳伊，把他杀了以后自己又放弃了自杀的观点，因为苏纳伊和卡迪菲都被证实事前知道舞台上的绞刑架是用纸板做的，所以这一观点也被推翻了。

卡尔斯的军事法官们对总参谋部派来的这位勤奋的少校特派员的报告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终，卡迪菲不是因政治谋杀，而是因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零一个月的监禁，到出狱为止她一共坐了二十个月的牢。而奥斯曼·努里·乔拉克上校则根据土耳其刑法第313条和第463条所规定的无法认定主犯的团伙杀人罪被处以重刑，不过六个月后被赦免。尽管有人警告过他，让他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可后来当他在军人之家和旧日的军中好友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他隐晦地批评自己的朋友胆小、愚蠢、害怕宗教分子，说自己至少敢把支持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军人们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其他有关的军官、士兵和一些政府职员，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服从命令，是爱国的，可在军事法庭上，他们还是被认定为团伙杀人、非法使用国家财物等罪名。不过服刑没多久，他们也同样被赦免。这些人当中有一名少尉，非常年轻和理智，后来他也成了一名伊斯兰分子。出狱以后，他在伊斯兰教的《誓言报》上连载了自己的回忆录（《我也曾是一名雅各宾派》），不过因为涉嫌侮辱军队，这本回忆录后来被禁止出版。守门员乌拉尔已经被证实在政变后不久就开始为国家情报局工作，至于其他的演员，法庭认定他们只是普通的演艺人员。冯妲·艾塞尔在丈夫被杀的当晚便精神病发，她总是愤怒地攻击别人，抱怨别人，所以被带到了位于安卡拉的部队医院，在精神病科接受了四个月的治疗。在她病愈出院好多年之后，她在一部热播的儿童连续剧里给一个巫婆配音，凭借这一角色她很快便在全国走红。她告诉我说，她那意外死在舞台上的丈夫因为别人的嫉妒和诬陷没能演成阿塔图尔克这个角色，至今她还耿耿于怀，现在惟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近些年很多阿塔图尔克的雕像都是以她丈夫的一些造型为基础制作的。因为少校特派员在报告里提到了卡，所以军事检察官——很正常地——传唤卡出庭作证。而头两次庭审卡都没有出席，为了得到他的口供，法庭作出了逮捕他的决定。

图尔古特先生和伊珂每周六都会去探视在卡尔斯服刑的卡迪菲。天气不错的时候，在征得好心的监狱长的同意之后，他们会在监狱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下铺上白色的单子，一起品尝扎黑黛做的橄榄油柿椒卷，把肉米丸子送给其他囚犯们品尝，他们还会打开图尔古特先生让人修理好的“飞利浦”录音机，边剥鸡蛋边欣赏着肖邦的协奏曲。为了不让女儿入狱的事情给自己蒙羞，图尔古特先生把监狱看成了每个值得尊敬的公民都必须上的寄宿学校，偶尔还会叫上记者塞尔达尔先生这样的熟人。有一次，法泽尔也跟着他们一起去探视了卡迪菲，卡迪菲希望他能常去。后来，在出狱两个月以后，卡迪菲便和比自己小四岁的法泽尔结了婚。

婚后头六个月，法泽尔在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前台工作，他们夫妻俩也住在旅馆里。当我到卡尔斯的时候，他们已经带着孩子搬去其他地方了。卡迪菲每天早上都会带着仅六个月大的孩子厄梅尔江去卡尔帕拉斯旅馆，伊珂和扎黑黛则帮她照看孩子。图尔古特先生除了要带孙子，还得亲自处理一些旅馆的事务，而法泽尔为了能早日摆脱对岳父的依赖，在阿伊登照相馆打了一份工，又在卡尔斯边境电视台做助理策划。他后来笑着告诉我，他虽然名为助理策划，可实际上就是干些跑腿的事情。

到达卡尔斯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法泽尔位于胡卢西·阿伊泰金大街上的新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法泽尔好心地问我为什么要到卡尔斯来，当时我正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缓缓地落在卡尔斯河上。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还以为他要提起在昨天的晚宴上让我头晕目眩的伊珂呢，于是我稍作夸张，告诉他卡在卡尔斯写了一些诗，而我正打算写一本有关这些诗的书。

“要是找不到这些诗的话，你怎么写这本书呢？”他友好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说，“在电视台的档案室里应该能找到一首吧。”

“我们晚上找找看，不过一个早上你都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来转悠去，也许你是想写本关于我们的小说吧。”

“我去的都是卡在诗里提到的地方。”我说。

“可从你的脸上我可以看得出，你想表达的是我们有多么贫穷，我们和你的读者有多么不同。我不希望你把我写进这样的小说里。”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了解我！就算你能把我写得很真实，你的那些西方读者也会因为同情我的贫穷，而忽视了我的生活。比如说，我正在写一部伊斯兰科幻小说，可他们只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可笑。我不想成为他们鄙视、耻笑和怜悯的对象。”

“那好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法泽尔说，“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你是个好人，你的朋友也是个好人，可能他也想爱我们，可他后来做的事情太恶劣了。”

因为“神蓝”被杀法泽尔才能够和卡迪菲结婚，可他现在提起卡出卖“神蓝”的时候就好像卡出卖的是他自己一样。我没有吭声，尽管我觉得他这样说有点不太仗义。

“你怎么能证明是卡出卖了‘神蓝’呢？”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问他。

“整个卡尔斯都知道这件事。”法泽尔既没有指责卡，也没有怪罪我，他的声音很温柔，几乎都有点怜悯的味道了。

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奈吉甫。我告诉他，我随时准备拜读他的科幻小说，因为他曾问过我能不能看看他写的东西，但他又表示不能把他写的东西给我，他希望我和他一起看。后来的几个晚上，我们坐在他和卡迪菲平时吃饭看电视的桌子旁边，一起静静地欣赏这部四年前由奈吉甫构思、现在由他执笔的科幻小说的头五十页。

“怎么样，写得还行吗？”法泽尔像是道歉似的只问了一次，“要是你看不下去的话，咱们就别看了。”

“不，挺好的。”我一边兴致盎然地看着，一边说道。

后来当我们一起走在白雪皑皑的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时候，我再次诚恳地告诉他，小说写得不错。

“也许你是为了逗我开心才这样说的，”法泽尔幸福地说道，“不过，你已经帮了我的忙了。我也想帮你一个忙。要是你想写小说的话，你可以把我也写进去，但是我有个条件，我要直接对你的读者说句话。”

“说什么？”

“现在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到的时候，要是你还在卡尔斯的话，我就告诉你。”

我们约好傍晚时分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见面，然后便分手了。当法泽尔往“阿伊登照相馆”跑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他有几分像奈吉甫？就像他对卡所说的那样，他还能在他的体内感觉到奈吉甫的存在吗？他还能听到奈吉甫的多少声音？

早上当我在卡尔斯的大街上转悠的时候，当我坐在相同的茶馆里找曾经和卡聊过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自己当成卡。我早早地就坐在了“幸运兄弟”茶馆里，卡曾在这里写下了《全人类和星辰》一诗，和他一样我也想像着自己在宇宙里处于什么位置。在卡尔帕拉斯旅馆前台工作的贾维特说我拿钥匙的时候“完全和卡先生一样”，总是急匆匆的。当我转悠到一条小巷子里的时候，一个杂货店老板把我叫进去，问我“您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作家吗”，他说四年前报纸上有关他女儿苔丝丽梅自杀的新闻不属实，希望我能帮助澄清一下。他对我和对卡一样，也请我喝了瓶可乐。这些有几分是巧合，又有几分是我设计的呢？当我发现自己正走在巴伊塔尔哈奈大街上的时候，我看了看萨德亭教长修道院的窗户，为了体会一下卡走进修道院时的感受，我还专门爬上了穆赫塔尔在诗中提到的那段很陡的楼梯。

我在法兰克福的那堆纸里翻出了穆赫塔尔交给卡的诗，可见卡并没有把这些诗寄给法希尔。但是，我和穆赫塔尔认识还不到五分钟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卡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还告诉我说，在卡尔斯的时候卡非常喜欢他的诗，还把它们寄给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鼻子出版商。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下届选举中被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它的前身“繁荣党”被取缔了）推选为市长。因为穆赫塔尔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再加上他那好说话的性格，我们才得以进了警察局（不过他们不允许我们去最底层）和社保医院，卡最后见到奈吉甫就是在这里。当穆赫塔尔把民族剧院剩下的房间（这里已经被他变成了电器仓库）指给我看的时候，他坦言自己对这栋百年建筑的倒塌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安慰我说：“这其实不是土耳其建筑，而是亚美尼亚建筑。”他把卡提及的那些地方（卡还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卡尔斯，能再次见到伊珂）、大雪里的蔬菜市场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上的五金店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又介绍反对党人士、律师穆扎菲尔先生给我认识。这位前任市长在哈利特帕夏写字楼里办公，他给我介绍了一下卡尔斯的历史（他以前给卡也介绍过）。听完他那充满共和主义色彩的讲解后，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当我走在昏暗、压抑的走廊里时，站在“动物保护者协会”门口的一个富有的养殖场场主冲我喊了声“奥尔罕先生”，把我叫了进去。这家伙的记性真是太好了，好得都有点让人吃惊，他告诉我，四年前教育局长被打死的时候卡是怎样进到这儿，又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怎样陷入沉思的。

在见到伊珂之前要听她和卡之间的一些恋爱细节，我感觉不是很好。在去“新人生糕饼店”赴约之前，为了打消心中的紧张，去除心中的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坠入情网），我先去了“绿色家园啤酒屋”，喝了杯拉克酒。这一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让我变得更加无助，当伊珂走进蛋糕店坐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空腹喝下的拉克酒并没有让我觉得放松，而是让我晕头转向。她的眼睛很大，脸型正是我所喜欢的瓜子脸，她比昨天以来我印象中的还要美。我一边欣赏着她的美丽，一边强迫自己相信，让自己魂不守舍的就是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那段爱情。不过，这也让我痛苦地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软肋，卡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是个真正的诗人，而我这个小说家却是头脑简单，像个文书一样，每天定点上下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绘声绘色地描写卡在法兰克福极为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起床，然后穿过同一条街来到同一家图书馆，坐到同一张桌子旁工作。

“其实，当时我都已经决定了要和他一起去法兰克福，”伊珂说。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向我提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她连行李箱都准备好了。“可现在要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对我来说有点难，”她说，“但是，我很敬佩你们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想给你写书提供一些帮助。”

“卡在卡尔斯写了本很棒的诗集，”我说，“他仔细地回忆了那三天的生活，把它写到了本子上，现在还少了离开卡尔斯之前的最后一段。”

她毫无保留地把卡离开卡尔斯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有些是她的亲身经历，有些则是她的猜想。因为要说出自己的隐私，她略显窘迫，不过她的真诚还是让我非常地钦佩。

“您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法兰克福。”我尽量不去指责她。

“有些事情，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会明白的。”

“是您先提到心的，”我告诉她卡在信里（卡没有把这些信寄给她，我是为了写书才看这些信的）说，因为想她，他经常连觉都睡不着，回到德国的第一年他每晚都得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想她，他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走上五六分钟，他就会把远处的某个女人看成是她；每晚他都会回忆和她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哪怕只能忘记她五分钟，他也会觉得非常幸福；直到死，他都没再找其他的女人；失去她以后，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个活人了，而像个幽灵”。突然间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仿佛在说“够了，别再说了”，她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伊珂接受卡，而是为了让她能接受我。

“也许您的朋友太爱我了，”她说，“不过这份爱还不足以让他回卡尔斯。”

“因为法院下令要逮捕他。”

“那不重要，就算他上法庭，作了证，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您不要误解，他不回来也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拿‘神蓝’来说，尽管有‘杀死他’的命令，但他为了看我，曾偷偷地来过卡尔斯好多次。”

一提到“神蓝”，她那淡褐色的大眼睛闪过一丝亮光，脸上显现出了痛苦的表情。见她这样，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不过您的朋友害怕的不是法庭，”她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说道，“我之所以没去车站，是因为我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一点他很清楚。”

“您根本就没能证明是他干的。”我说。

“我很清楚，他让您也有了一种负罪感。”她说完便把烟和打火机收到包里，表明这次见面到此就结束了。她很聪明，听到她的这番话我便明白，她已经知道了我真正妒忌的是“神蓝”，而不是卡。不过后来我又觉得伊珂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想只不过是因为心虚罢了。她站起身来，穿上了外套。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比例也正好。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今晚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我着急地问道。这句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问。

“当然了，我父亲会等你的。”说完，她便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也很可爱。

我对自己说，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卡是“有罪的”，对此我很难过。但我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我希望的是她温柔地把卡称为“死去的好朋友”，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弱点、他的想法和他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助于她的神圣的回忆，和她一起乘坐同一艘轮船走上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来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还曾经想过要把伊珂带到伊斯坦布尔去。不过现在，这样的幻想已经离得很远了。我的心里有一种冲动，我要证明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其实我妒忌的不是卡，而是“神蓝”呢？

天色渐渐变黑了，这个时候走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让我倍感难过。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刚刚搬到了黑山大街加油站对面的那栋新楼里。这是栋三层的混凝土建筑，卡尔斯人一直将它视为发展的标志。可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的走廊便和城里的空气一样变得脏不兮兮、黑不溜秋的了。

法泽尔在二楼的工作间里高兴地接待了我。他把在电视台工作的八个人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对我说“大家希望能简单地采访一下你，好上晚间新闻”。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在卡尔斯办起事情来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只录了五分钟的节目。采访我的时候，青年节目主持人哈坎·厄兹盖突然说道“听说您正在以卡尔斯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可能是法泽尔告诉他的吧，我非常惊讶，东拉西扯地把这个问题给搪塞了过去。采访过程中，我们压根儿就没提到卡。

我们去了台长办公室，按照录像带上的日期（这些录像带按照规定都放到了墙上的书架上），找出了民族剧院直播的头两盘带子。接着法泽尔给我找了个小房间，房间通风不是很好，不过里面有台旧电视。我坐到电视机跟前，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着卡迪菲主演的《卡尔斯的悲剧》。我很欣赏苏纳伊·扎伊姆和冯妲·艾塞尔说的那些“批判性的台词”，他们还对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广告片段进行了讽刺。至于卡迪菲摘掉头巾以及后来开枪击中苏纳伊的镜头，我专门倒回去看了几遍。苏纳伊的死看上去的确像是剧情的一部分。除了剧场里前几排的观众，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弹夹究竟是空的还是满的。

看到另外一盘带子时，我才明白，原来《祖国或头巾》这部戏里很多的镜头，包括守门员乌拉尔的奇遇和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是他们在每部戏里都会重复的包袱。带子有点旧了，当时剧场里满是喊叫声、口号声和嘈杂声，演员的对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还是反复地倒带，反复地听，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卡朗诵的那首《没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来。法泽尔问我，卡在朗诵诗的时候奈吉甫为什么会站起来说些什么，于是我让他看了看我抄下来的诗。

军人开枪扫射观众的镜头，我们看了两遍。

“你在卡尔斯已经逛了不少的地方了，”法泽尔说，“现在我想带你去个地方。”他略显腼腆，又有点神秘。他说我也许会把奈吉甫也写进小说，所以他想带我去看看宗教学校的宿舍，奈吉甫最后几年就是住在那儿的，不过现在已经被关闭了。

当我们冒雪走在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黑色的狗。这条狗的额头上有一块圆形的白斑，我明白这正是卡在诗里写的那条狗。于是我赶紧去旁边的小店买了点面包和鸡蛋，剥开壳喂给这头正在幸福地摇着尾巴的畜生。

见狗一直跟着我们，法泽尔说：“这是车站的狗。刚才我怕你不愿意来，所以我没告诉你。以前的宿舍现在是空的，政变过后，那儿便被称为恐怖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老窝，被关闭了。从那时起，里面就没人住了，所以我从电视台拿了这把手电。”他打开手电，照了照身后的狗，狗像是回应似的立刻摇了摇尾巴。宿舍的院门上了锁，这房子以前是亚美尼亚人的，后来俄罗斯领事和他的狗也曾在里面住过。法泽尔拉着我的手，带我翻过一处矮墙。“过去晚上我们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说着他便熟练地从一扇玻璃已被打烂了的窗户钻了进去。然后他用手电照亮了四周，把我也拽了进去。“别怕，里面只有一些鸟。”他说。这栋楼的窗户玻璃上满是灰和冰，都已经不透光了，有些地方还用板子给钉上了。里面一片漆黑，不过法泽尔上楼却十分熟练，很显然他以前来过这儿。他就像电影院里的领座员一样，将手电拿在身后，给我照着路。四周到处都是一股尘土味。我们穿过四年前留下的那些破门，仔细地看着周围。墙上满是弹痕，顶层阁楼的角落和烟道已经被鸽子做了窝，见有人闯入，它们紧张地扑棱着翅膀。宿舍里还留有很多锈迹斑斑的铁床。“这张是我的，那张是奈吉甫的，”法泽尔指着并排的两个上铺说，“为了不吵醒别人，有时晚上我们会躺在一张床上，望着窗外的星空聊天。”

透过一扇破窗，可以看到鹅毛大雪在路灯的映照下缓缓地往下落着。我认真地欣赏着这片景色，心中充满了敬意。

过了很长时间，法泽尔指着下面说：“从奈吉甫的床上还可以看到那儿。”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条通道。通道夹在院门外不远处农业银行大楼的侧墙和另一栋楼的后墙之间，仅有两米宽，连巷子都称不上。泥泞的地面上映照着银行紫色的荧光灯。路中间还摆了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提醒路人不要把这当成一条街巷。受奈吉甫的启发，法泽尔把这条通道称为“世界终点”，在它的一端有一棵黑色的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正当我们看着这棵树的时候，它突然像是点着了一样变得通红。“七年了，阿伊登照相馆的红色灯牌一直都是坏的，”法泽尔嘟囔道，“红色的灯光时亮时灭，每次从奈吉甫的床上看那棵野橄榄树都像是着火了一样。有时，奈吉甫会在幻觉中一直看到天亮。他把他看到的这些称为‘这个世界’，有时天亮了以后他会对我说‘整晚我都在欣赏着这个世界！’。这些他可能也告诉过你的朋友诗人卡，所以他才会把这些写到了诗里。我是刚才看带子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来。你的朋友把那首诗叫做‘没有真主的地方’，那是对奈吉甫的不尊重。”

“奈吉甫在告诉卡他所看到的景色时说的就是‘没有真主的地方’，”我说，“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不相信奈吉甫死的时候是个无神论者，”法泽尔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只不过是有些这样的疑惑。”

“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奈吉甫在你的体内了吗？”我问道，“这难道不会让你害怕，你不怕自己慢慢也会变成无神论者吗？”

四年前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卡，可现在连我都知道了他的这个秘密，这让法泽尔很不高兴。“我已经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他说，“我现在不像过去，对这些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觉得我就像个西方人一样，试图要把他变成无神论者。不过很快他就为自己的态度感到了后悔。“我们以后再聊，”他说，“我岳父还在等我们吃晚饭，我们可别迟到了。”

下楼前，他把一个房间角落里的桌子，碎酒瓶子和椅子指给我看了看，这里曾经是俄罗斯领事的书房。“路通了之后，‘铁腕’和特别行动队在这儿又待了几天，他们又杀了一些库尔德民族分子和伊斯兰分子。”

本来我都已经忘却了，可此刻这个细节又让我胆战心惊起来。我根本就不愿意去想卡在卡尔斯的最后时刻都干了些什么。

那条黑狗还在院门口等着我们，就连我们回旅馆的时候它还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

“你不高兴了，”法泽尔问道，“为什么？”

“晚饭前到我的房间来一趟，好吗？我有东西要给你。”

在贾维特那儿取钥匙的时候，透过图尔古特先生房间敞开的大门，我看到了里面闪烁的灯光和摆好的餐桌。我还听到了客人们的说话声，也感觉到伊珂肯定也在里面。我的箱子里有奈吉甫四年前写给卡迪菲的情书，这是卡在卡尔斯复印的那份。在房间里，我把这些情书交给了法泽尔。过了很久我才想，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他和我一样也为死去的兄弟而感到不安吧。

法泽尔坐在我的床棱上看着信，这时我从箱子里取出了卡的一本笔记本，又看了看上面的那片雪花。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看了看。卡把《没有真主的地方》这首诗放到了“记忆”轴上。这表明他去过“铁腕”呆过的空宿舍，而且在他离开卡尔斯之前，他还透过窗户亲眼看到了奈吉甫向他描述的景色。卡放在“记忆”轴附近的诗都是他对童年或是卡尔斯的回忆。这样一来，我终于相信了，我的朋友在“民族剧院”没能说服卡迪菲，之后他便去了宿舍（“铁腕”正在这儿等着他），把“神蓝”的藏身之处告诉了“铁腕”。其实所有的卡尔斯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此刻我脸上的表情肯定不比法泽尔的好看。楼下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客人们的聊天声，街上也还能听到忧郁的卡尔斯人在叹气。我和法泽尔都沉浸在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看着窗外的雪，告诉法泽尔该去吃饭了。他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惊惶失措地先走了。而我则躺到床上痛苦地想像着。从民族剧院的大门往宿舍走的时候，卡在想些什么呢？和“铁腕”说话的时候，他是怎样避开他的眼神的呢？他是怎样和那帮家伙上了同一辆车，又是怎样远远地指着“神蓝”和韩黛藏身的那栋楼，告诉他们“就是那儿”的呢？我痛苦吗？我很自责，觉得自己这个“秘书般的作家”不该对诗人朋友的堕落感到幸灾乐祸。我尽量让自己不再想这些。

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的邀请和伊珂的美让我觉得更加难受。电话局的局长莱加伊先生（爱看书和回忆录的一个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和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他们对我都非常客气。我喝多了，醉得一塌糊涂，现在我只想尽快度过这漫漫长夜。伊珂就坐在我的对面，每看她一眼，我便更添一分醉意。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采访我的片断，我看着自己激昂的手势，很难为情。在卡尔斯的时候，我的身上一直揣着小录音机。我就像个昏昏欲睡的记者一样，用这个录音机把我们聊的卡尔斯历史、卡尔斯的媒体、四年前的政变之夜都给录了下来。我喝着扎黑黛做的扁豆汤，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40年代外市小说里的人物。我告诉他们监狱生活让卡迪菲更加成熟，更加平静了。没有人提起卡，连他的死都没人提及，这让我更加难过。众人聊天的时候，卡迪菲和伊珂曾到里间去看熟睡的厄梅尔江，我本想跟着她们进去，可我喝了很多酒（艺术家们总是喝很多酒的），醉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那天夜里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告诉伊珂说我想看看卡曾经住过的203号房间。一听这话，大家都静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好的，”伊珂说，“请。”

她从前台取了钥匙。我跟在她的身后上了楼。房间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窗帘、窗户和窗外的雪。房里很冷，弥漫着一股睡觉的气息，还有些肥皂和灰尘的味道。我坐到了床边，伊珂狐疑地看着我。就是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和她做爱，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在这儿死呢，还是向伊珂表白我的爱情，还是向窗外望望？大家，是的，都还在桌边等着我们俩。我说了几句搞笑的话成功地把伊珂给逗乐了。她冲我甜甜地笑了笑，说我早有预谋。然后我便对她说了些难以启齿的话，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要是我告诉您我很孤独，我想待在这座城市里，待在您的身边，和您一起生活到老的话，您觉得怎样？”

“奥尔罕先生，”伊珂说，“我非常想去爱穆赫塔尔，却没有做到；我很爱‘神蓝’，他死了；我觉得自己会爱上卡，可他也死了。我很想生个孩子，却一直没能如愿。我觉得今后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看我的外甥厄梅尔江。非常感谢您，不过您也不是认真的。”

这是她第一次说“卡”，而不是说“您的朋友”，为此我专门向她表示了感谢。明天中午，我们还能在“新人生糕饼店”见上一面，专门谈谈卡的事情吗？

很可惜，她很忙。但她许诺，为了不让我伤心，作为一个好房东，明天晚上她会和大家一起到车站送我。

我再次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已经没有力气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躺到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躲过众人的视线，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尔，而后是和塞尔达尔先生、法泽尔一起在街上转了一整天。因为上过晚间新闻，卡尔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轻而易举便搜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细节来作为小说的结尾。穆赫塔尔介绍我认识了卡尔斯首份伊斯兰政治报纸《矛》（每期的销售量为七十五份）的老板，以及报纸的主编（一名退休的药剂师，开会的时候他迟到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对民主的措施，卡尔斯的伊斯兰运动出现了一些倒退，宗教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听完他们的介绍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这名上了年纪的药剂师曾经用非常怪异的方式亲了奈吉甫两次，为此奈吉甫和法泽尔还计划过要干掉他呢！“快乐的卡尔斯”旅馆的老板现在也在为这家报纸写文章（他曾经向苏纳伊·扎伊姆出卖了自己的客人）。当他提到过去的事情时，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我差点就把它给忘了：四年前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家伙，谢天谢地，并不是卡尔斯人。除了现场的录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枪做的案，并且枪的主人也已经被抓住，根据在安卡拉做的弹道分析，确定了凶手便是来自托卡特地区的一个茶馆老板。他承认是“神蓝”请他去卡尔斯的。庭审期间，这个家伙得到了一份证明他精神失常的报告，之后便在巴科尔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从医院出来以后他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开了一家名为“快乐的托卡特”的咖啡馆，与此同时，他还成了《誓言报》的一名专栏作家，专门写文章维护戴头巾女孩的权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头巾，戴头巾女孩的抵抗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虽然现在抵抗运动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可是由于支持者不是被学校开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所以卡尔斯的抵抗运动已经远不如伊斯坦布尔那样激烈了。韩黛的家人拒绝见我。消防员的民歌在政变之后很受大家的欢迎，他也因此成了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边境民歌”栏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尔斯医院的看门人，既是个音乐爱好者，也是萨德亭教长那儿的常客）每周二晚上都会去电视台录节目，在周五晚上播放的节目中用塔尔琴给他伴奏。政变当晚有个小孩也参与了演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把他也介绍给了我。政变过后，小孩的父亲连学校组织的演出也不让他参加了，如今这个“小眼镜”已经长大成人，不过还在替人送报纸。通过他，我才知道卡尔斯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习惯看伊斯坦布尔的报纸）都在干些什么。他们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和政府抗争到底的伊斯兰分子和库尔德民族分子，除了发表一份根本就没人看的声明，吹嘘一下他们过去大无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没作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来。和我聊天的这些人，他们都希望能有个大无畏的英雄，让他们摆脱失业、贫穷、腐败和谋杀的困扰。而我多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他们都用这种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我。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出他们不太喜欢我在伊斯坦布尔养成的爱走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说、急性子之类的毛病。在卡尔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团结茶馆”听裁缝玛鲁夫讲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必须要上他家认识他那几个外甥，和他们喝上两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们要召开研讨会，所以我必须再待上两天；我还必须要把敬给我的烟抽完，把奉给我的茶喝完（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

法泽尔的父亲在瓦尔托鲁当兵时的战友告诉我，这四年里还是有很多的库尔德民族分子被杀，或是被抓进了监狱。现在已经没人加入游击队了，几年前在亚细亚旅馆参加会议的那些库尔德青年也都已经不在卡尔斯了。周末傍晚斗鸡的时候，扎黑黛那可爱却很好赌的外甥把我也带进了人群中，人们用茶杯给我敬酒，我高兴地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夜幕已经降临。为了不让大家见到，离火车开车时间还很早的时候，我便冒着雪，像个孤独不幸的行人一样慢慢走回旅馆，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碰到了密探萨菲特，直到现在扎黑黛每晚还给他汤喝。他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上了昨晚的电视，所以他认出了我。他想告诉我些什么，于是我们去了团结咖啡馆。他告诉我尽管退休了，可他还在给政府干活。在卡尔斯，密探什么时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诚实，他微笑着告诉我，城里的情报人员很想知道我来这儿到底想调查些什么（是古老的“亚美尼亚”问题，还是库尔德人叛乱问题？是宗教团体问题，还是政党问题？），他说要是我告诉他的话，他还能挣上点钱。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并且向他问起了有关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说，四年前他曾经跟踪过我的朋友。

“他是个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欢狗。”他说，“不过，他的心思在德国，他很内向。今天这儿没人喜欢他。”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便很小心地问起了“神蓝”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就像我来这儿是为了打听卡的事情一样，一年前也有一拨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打听“神蓝”的事情！萨菲特告诉我说，这帮年轻的伊斯兰分子敌视政府，他们为了找寻“神蓝”的墓地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因为“神蓝”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去扫墓），他们只得无功而返。这时法泽尔也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他说他从宗教学校的老朋友那儿也听说过这回事，这帮伊斯兰青年想起“神蓝”曾到德国“朝圣”，所以他们也逃到了德国。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断地壮大起来。他们还在德国创办了一份名为《朝圣》的杂志，在创刊号里他们声称要报复那些对“神蓝”的死负责的人。我们都猜想可能是这帮家伙杀了卡。那一刻我凝望着窗外的飞雪，想像着卡的诗集《雪》惟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蓝”的某个追随者的手中。

这时，又一个警察坐到了我们桌上，他告诉我所有的传闻都不属实。他说“我可不是矿物眼！”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矿物眼”是什么意思。他非常爱苔丝丽梅，要是她没自杀的话，他肯定是要和她结婚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萨菲特曾经在图书馆查过法泽尔的学生证。卡还把这件事写到了笔记本上，不过他们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泽尔走到了街上，两个警察习惯性地跟在我们身边，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还是因为职业习惯。他们一边走一边抱怨着生活，抱怨着生活的空虚，抱怨着爱情之痛和无法抗拒的衰老。他们俩都没有戴帽子，雪花在他们花白稀疏的头发上积了起来。“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听我这么一问，法泽尔便回答说，这几年大家看电视看得是越来越多了，那些无业游民也不去茶馆了，而是待在家里通过卫星天线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费电影。大家都攒了些钱，在自家窗户跟前装上了锅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线，这便是卡尔斯四年里惟一的变化了。

我们在新人生糕饼店一人买了一块核桃仁的酥饼（这酥饼让教育学院院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作晚饭吃了起来。见我们要去车站，这两个警察便离开了我们。现在只剩下我和法泽尔两人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经关门，茶馆里空无一人，亚美尼亚人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明亮的橱窗上也已结上了冰，栗子树和杨树上满是积雪，一盏盏的霓虹灯把街上映照得更显凄凉，除了我们的脚步声，万籁俱寂。警察已经走了，于是我们拐进了巷子里。雪刚才还像是要停的样子，可现在又大了起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就要离开卡尔斯，一种痛苦的感觉便噬咬着我的心，我觉得很内疚，仿佛自己就要离去却把法泽尔一个人扔在这空荡荡的城里一般。远处，有两棵野橄榄树离得很近，干枯的树枝和树上的冰溜子交错在一起，突然从中间飞出一只麻雀，从我们头顶掠过。地面上又积了一层软软的雪，街上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因为走累了，所以呼吸越来越急促），让人觉得如同在梦里一般。

走到路中央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盯着空中的一片雪花，一直看着它落到地上。这时，法泽尔指了指贴在“努若尔”茶馆门口的海报。由于贴的比较高，所以四年了这张海报一直还留在那儿，只不过有点褪色罢了。海报上写道：

人是真主的杰作

自杀是对主的亵渎

“警察经常来这家茶馆，所以没人敢碰这张海报！”法泽尔说。

“你觉得自己是杰作吗？”我问道。

“不，只有奈吉甫才是真主的杰作。他死了以后，我既不是那么害怕无神论，也不再那么热爱真主了。主啊，请你宽恕我。”

我们没再说话，顶着大雪一路走到了车站。以前的车站大楼是我在《黑书》里提到的那种共和国早期的石头建筑，很优美，可现在已经被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取代了。我们到的时候发现穆赫塔尔和那条黑狗已经在等我们了。离火车开车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记者塞尔达尔先生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旧的《边境城市报》，上面登有卡的新闻。他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能在书里不带任何贬低色彩地提及卡尔斯，提及它的困境。见他拿出了礼物，穆赫塔尔像是做贼似的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里面装了一瓶香水、一小块卡尔斯本地产的奶酪和他自己掏钱在埃尔祖鲁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书上还有他的签名）。我给自己买了张车票，给卡在诗里提到的黑狗买了块三明治。我正在喂它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们刚刚才从扎黑黛那儿得知我已经要走了。我们简单地聊了聊车票、路和雪。图尔古特先生有点难为情似的递给我一本新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是他坐牢时从法语翻译过来的。我摸了摸卡迪菲怀里的厄梅尔江。尽管孩子的母亲用一条时髦的伊斯坦布尔围巾包住了头发，不过雪花还是落到了她的发梢上。我不敢盯着她的一双秀目看太久，于是我转过身问法泽尔，如果我写一部有关卡尔斯的小说的话，他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没什么想说的。”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见我的表情有些悲伤，他的态度犹豫了起来，“我倒是有话想说，不过怕你会不高兴……”他说，“要是你把我写进小说的话，我想告诉读者，让他们不要相信书中的我们。没亲眼见到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我们的。”

“其实没人会相信这么一部小说的。”

“不，有人会信的，”他激动地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就是这么滑稽、这么可笑。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聪明、优越和仁慈，他们还会同情我们、怜爱我们。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这句话写进小说的话，他们看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疑惑。”

我答应他把这句话写进我的小说。

见我在向车站的入口处张望，卡迪菲走到我的身边。“听说您有个女儿，叫如梦，”她说，“我姐姐不能来了，不过她让我代她向您的女儿问好。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戏剧舞台，这是我戏剧生涯的留念，我把它送给你。”她递给我一张小照片，是一张她和苏纳伊·扎伊姆在民族剧院舞台上的合影。

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除了我以外，好像也没别的乘客了。我和他们一一拥抱，告别。我正要上车的时候，法泽尔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袋子里面装着拷贝的录像带和奈吉甫的一支圆珠笔。

我手里满是礼物袋，好不容易才进了车厢。大家都站在站台上，朝我挥着手，我也将身子探出窗外，向他们挥手致意。到最后我才发现那条黑狗伸出粉红色的长舌头，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着。雪越下越大，慢慢地，他们都消失在了雪中。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看电视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我看着这些，开始哭了起来。

1999.4—2001.12